经济法学的研究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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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中问题与主义的相关争议

在中国，学者们对于经济法学的肇端尚有不同的认识，但经济法学界大体倾向于以1978年为学科发展的起点，并在每个十年前后，推出一些回顾性、反思性的研究成果。对于经济法学这个新兴的学科，各类理论观点纷出，不同声音混响。而在其研究方法上，学者主要侧重于经济法问题与主义的争论上，即经济法学的理论研究与制度构建的分析。

一些学者把经济法基础理论研究比做“鸡肋”，认为其食之无味。他们认为中国经济法学在其发展过程中遭遇了方法论上的“意识形态”化、“概念法学”化和“半殖民地”化的巨大冲击，树立经济法学以问题为导向的研究方法，增强其自足性和开放性，成为经济法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所在。同时，他们也指出其无意否定那些研究主义的学者所进行的研究价值，只是认为这样的研究偏离了法学本来的研究目的。法律就其作用而言是一种游戏规则，是为了处理人类社会的各种纠纷，法学的任务就是发现以及创新更好的游戏和裁判规则，研究的根本目的是为了更好的解决纠纷。因此，法学研究不只是书斋中的学问，不是为了研究而研究，而是要解决现实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目前进行的经济法研究与中国活生生的经济现实、经济改革与立法司法实践不联系，只是热衷于构建抽象的理论框架，将经济法理论变成了高深莫侧的玄学，其研究结果是不仅不能为现实问题的解决提供参考和指导，而且会偏离法学研究的初衷和实质。

但对于那些有“爪牙之利、筋骨之强”的人来说，“鸡肋”同样可以咀嚼、消化和吸收，同样可以“食之有味”。他们认为经济法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坚实的理论基础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人们的聪明才智，去探求、发现、形成一套科学的经济法范畴体系，这套范畴具有确切的内涵，准确地概括了事物的本质，并成为逻辑思维的基本要素，从而构建一套科学的经济法基本理论原理，只有具备丰厚的理论基础，才能进行有关制度建设的研究。严重冷落法解释学等传统的研究方法，会直接导致经济法理论解释力的削弱和经济法研究法学特质的减损，而未来经济法研究方法必定是多元的，研究手段必然是综合的，研究体系也一定是动态的、开放的，但其核心却应该是恒定的，即传统法学的基本研究方法不应被动摇、更不应该被抛弃。

二、关于经济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共识

从第十五、十六届全国经济法理论研讨会来看，目前学者普遍达成了关于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之争的共识。这也验证了“合久必分，分久必合”这句古话。现在学界的主流观点是，既要研究“问题”，也要研究“主义”，同时更要注重两者的并重研究。张守文教授用“顶天立地”四个字，对这种研究方法进行了高度的概括。“顶天”指在研究经济法理论的基础上，更注重理论研究水平的提高，强调研究必须能够真正的拔高，要真正体现出一种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提炼和萃取。因为理论的高度不够，就很难有较为广泛的指导意义，就极易被等同于一般。但是，我们所强调的研究并非只是“形而上”，只是“空对空”或者“空中接力”，而恰恰要强调一定要“立地”即要立足于现实，脚踏实地，而不能使其成为海市蜃楼。“立地”强调经济法理论的研究要同经济法的实践相结合，形成具体的制度，以回应和解决法制建设中存在的大量现实问题。因为对于现实问题的关注和解决是经济法理论研究极其重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经济法研究能否纵深发展的基础。

三、经济法问题与主义之争的未来发展趋势

在我看来，经济法学是一门新兴的学科，正处于库恩所说的科学发展的四个阶段中的“前科学阶段”，突出问题是没有统一的概念体系，缺乏共同的理论假设与方法论原则，理论尚未成熟，只有理论与实践统一，经济法学才能进入成熟的“常规科学阶段”。所以，目前经济法学界所追求的经济法的“问题”与“主义”并重研究，是经济法发展一个必经的阶段。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该相对比较注重有关“问题”的研究，即关于经济法制度建设的研究。因为从中国经济法的发展态势来看，在过去的三十多年中，还是比较倾向经济法理论的研究，需要适度的制度建设来“中和”这种非正常的现象。而在经济法的制度建设上，我们可以借鉴经济学中关于“新制度经济学”的相关研究。由科斯提出的“新制度经济学”是近几十年来兴起的西方现代经济学的重要分支之一，它运用企业组织理论、产权制度理论、制度变迁理论等全新的思路和方法，分析和重新解释许多新古典经济学所无法解决的问题。我们可以借鉴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成功之处，结合经济法本身的实际，来为经济法学的研究注入新鲜的血液，达到创新的目的。

但同时，我们也必须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要过分注重问题的相关研究，要做到经济法所追求的“适度”。我们可以在着重研究具体的、有代表性的经济法文本所构建的制度、规则和经济执法的过程中，从中抽象出经济法的范畴原理、语言符号和思维方式，进而达到经济法理论与制度的互动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