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可诉性立法缺陷及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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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关于经济法诉讼的相关理论分析

（一）经济法可诉性的概念

一般情况下，经济法的可诉性主要包括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狭义的经济法的可诉性指的是在经济法中为了能够更好地判断经济法纠纷的是非而使得经济法纠纷主体可诉于法律设计的判断主体的基本属性；广义层面上的经济法的可诉性指的是经济法主体行为的不满能否向发行机构进行相应的申诉或者仲裁，从而能够使经济法行为主体的权益获得保护的基本属性。广义层面上提到的法定机构并不单单限定于法院，同时还包括政府相关职能部门和仲裁委等法定机构。

（二）经济法可诉性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分析

首先，可诉性是经济法不可缺少的基本属性。众所周知，法具有可诉性，可诉性是法律的本质属性之一。经济法作为法律的一个基本分支，所以同样也应该具有可诉性。法的基本属性是可诉的，应该摒弃至上而下的单项法律运行模式，实行法律准则的双向运行，而经济法是法律的一个重要分支，是一个独立存在的部门法，它同样也应该摒弃单项运行模式，实行法的双向运行，法的可诉性这种本质属性就为经济法的可诉性提供了重要前提。其次，经济法的应然属性是可诉性。法律权利指的是受到法律保护的基本利益，正是由于稀缺性和有用性，一般利益才上升为法律利益，这样往往会造成非利益主体的不满，就会为利益侵害打下基础。有了侵害的可能性，那就必须想法设法进行利益救济途径，诉讼也便产生出来。所以说，如果没有诉讼，该利益上升为法律利益就没有任何的作用和意义。经济法范围内有着广泛的社会公共利益，因为诉讼必不可少。经济法可诉性的权利救济和利益调整，在应然的情况下决定了经济法的可诉性特征。再次，经济冲突的严重形势造成了经济法可诉性的产生。随着当前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经济冲突的程度和种类越来越多，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了巨大的阻碍作用。一般情况下，经济冲突的危害性极大，往往会对经济发展造成致命的影响，经济冲突不能够得到自行和解，只有通过诉讼才能解决。所以说，经济冲突的严重性要求经济法可诉性的产生和发展，从这个层面上来看，经济法的可诉性是经济冲突严重的必然产物。最后，国外经济法可诉性的成功经验。国外经济法诉讼的形式主要有两种：一种是英美法系模式，另一种是大陆法系模式。从西方国家来看，由于启蒙运动的影响，权利观念一直深入人心，法治传统源远流长，对权利的救济措施也极为广泛。在经济法领域，两大法系都明确规定了对权利的司法救济。其中关于经济法可诉性的规定主要表现为经济公益诉讼。国外经济法可诉性的成功经验，为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的产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二、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对经济诉权没有做出详细规定

传统的诉权规定不能够适应当前公益诉讼的基本要求，随着二战之后人权观念的不断提高，西方发达国家对诉权的保护逐渐呈现出国际化、宪法化的趋势。在我国经济法的发展过程中，并没有对经济诉讼作出详细的规定和阐释。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一些法院就会以某种纠纷不属于法院管辖的范围或者是由于法律中没有明确规定而不予受理，或者是驳回起诉。当前我国经济法中没有对经济诉权作出明确规定，这就造成了司法实践的混乱。所以说，随着我国司法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们应该建立完善的经济诉权，完善经济法内在的理论体系，从而保证司法实践的稳定运行。

（二）经济法权利的司法体系不健全

经济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有着重要的作用。自经济法颁布以来，有大量的经济法律法规颁布实施，这些法律法规虽然详细指明了当事人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却很少涉及到权利的保障和纠纷的处理问题。许多相应的经济法律法规包含相当复杂的经济义务和职权，但是对诉讼权的分析却很少，更没有其他的救济条款。与此同时，我国司法机关在刑事司法权的时候往往会受受到政府行政能力的干预，司法审查体系不健全。在经济运行的过程中，政府的许多经济调控行为超出了司法监控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

（三）经济司法的权威不高

在我国的司法实践过程中，法院的权威还不够大，司法权利受到行政权利干预的情况还时有发生，缺乏司法审查制度的建立。政府的有些经济行为总是偏离司法的归到，妨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对于任何一部法律而言，都具有判断性，而在经济法领域，查处经济违法行为是更多的表现为行政执法机关的职权范围。所以说，对违法行为的法律判断在很大程度上侧重于行政方面，法律判断偏离了司法的归到，不利于经济司法权威性的提高。

（四）检察机关在经济法诉讼中的缺位

宪法明确规定：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是检察院，检察院通过行使检察权对公民、国家机关进行有效的监督。诉权作为法律监督的核心权力，对权利的行使有着重要的作用，诉权能够使法律监督权欲达到的目的最终付诸司法程序。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诉讼机制中起诉权一般情况下只是存在于人民检察院对触犯刑法的行为的诉讼，而不包括代表公众对违反经济法的规定损害经济法所确立的社会公共利益的行为提起诉讼。从上述的问题来看，检察机关在经济诉讼中出现了缺位，一方面不能够更好地维护经济主体的权利，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经济法的可诉性。

三、我国经济法可诉性立法的实现途径

（一）从实体法律制度入手，加强经济法可塑性立法

首先，明确经济主体范围。在经济法司法实践的过程中，首要的就是要明确经济主体，详细规定经济主体的行为能力和权利能力。在经济法中，主体的确定是非常重要的，经济法主体在享受权利的同时，也应该承担着相应的义务，经济诉讼体系的构建是需要经济主体为依托的；其次，在经济法体系构建的过程中要突破法律关系的模式。通常情况下，经济诉讼的范围一般受到经济法的约束，要建立明确的主体——权利义务——责任模式的构建体系，这样就能够更好地明确规定经济主体应该承担的经济责任，并进行相应的责任追究；再次，进一步明确经济诉讼的相应权限。在经济法司法实践中，作为一种法律责任，立法应该明确各种责任，否则法律就成为一纸空文，不利于法制权威的实现。所以说，在经济法的实施过程中，一定要对责任的适用进行明确的规定，赋予主体充分的经济诉讼权利；最后，从法律责任认定的角度来看,依法综合确定当事人的经济责任、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以有效制裁经济违法行为、解决经济冲突,节省诉讼资源,体现经济诉讼的诉讼经济。

（二）不断扩大经济法诉讼原告的范围

扩大原告范围是当前法律运行过程中的一种基本趋势，指的是不单单是具有直接利害关系的群体有权进行起诉，没有直接利益关系的个人或者组织也有权进行起诉。在经济法的运行过程中，由于经济诉讼更多的体现为公益诉讼，在经济诉讼中，也许没有侵犯到单个人的利益，但是已经危害到了公众利益。从上述理论可以得到，我们应该积极突破传统诉讼理论，摒弃以往传统的诉讼方法，排除直接利害关系人的束缚，将享有经济诉权的主体扩至无直接利害关系的社会公众，包括社会公众、消费者团体、行业协会、现实的潜在竞争者以及负有相关职责的机关。详细来看，经济诉讼主体主要包括：法人、非法人组织、公民、社会团体、国家机关等。

（三）详细界定经济法诉讼的适案范围

当无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为了能够保障为保障社会公共利益而起诉时，或者虽然是有利害关系的当事人但是涉及社会公共经济权益起诉的时候才可以定义为经济诉讼的适案范围。一般情况下，经济诉讼的适用范围一般包括以下几个方面：首先，产品质量案件和消费侵权案件。在经济生活中，产品质量案件一般会涉及到多个主体，会关系到企业和民众的根本利益，在很大程度上属于公共利益的维护范围；在消费侵权案件中，如果缺少经济法诉讼，弱势群体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单纯依靠民事诉讼来保护还远远不够；其次，环境危害案件。环境作为人们生活中的必备条件，它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正式由于环境的公益性特点，才使得环境危害案件被纳入到经济法诉讼的范围之内；再次，侵犯国有资产的案件。在我国的经济发展过程中，对于不执行国家投资管理体制的行为应该纳入到经济公益诉讼的范围之内，人们有权利用司法手段对案件进行干预，保证国有资产的安全性；第四，宏观调控行为案件。宏观调控行为作为一种对市场干预的经济行为，其影响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每一个宏观调控行为都可能使不确定的企业的权益受到挑战，在民主社会里，每一项侵害行为都应当受到追诉，宏观调控行为也不例外。

总而言之，经济法的可诉性是经济法的基本属性，它作为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重要法律部门，是保障行为人各种经济权力的法律。在具体法律实践中，经济法实现对经济法权力的有效救济，保障经济法的各种权利，主要是看如何实现经济法可诉性问题。经济法作为我国法律的重要核心环节，关系到社会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同时也关系我国经济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因此，我国应该突破以往传统诉讼观念的束缚，摒弃传统诉讼观念，积极借鉴借鉴先进的公益诉讼理论，在诉讼程序上真正体现以公众利益为本的理念和原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