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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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府承担责任的前提

现今，责任政府已经成为我国政治体制改革的基本趋向。政府承担责任有以下前提。首先，社会契约。社会契约的意思是政府及其政府行为存在于社会公众的期望中，它就必须遵守一定的权利和义务，这些权利和义务是政府与社会之间契约的结果[1]也就是国家与政府的一切权力来自公民与公民间的契约，或者是公民与政府间的委托。社会契约意味着政府在承诺维护公共利益的基础上拥有了管理社会、服务社会的权力。其次，人民主权。我国宪法规定，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作为社会整体利益在政治地位上的代表，享有“主权”。政府向人民负责，也就是向社会整体利益负责。第三，道德施动。道德施动是政府及其行政人员在实现自身价值的同时，有义务引导社会道德向健康方向发展，做社会道德的引导者。一旦政府及其行政人员的行为违背社会契约，损害社会公益，造成社会诚信道义水准的下降，满足上述前提，就必然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二、经济法责任之特性

根据传统的责任理论，法律责任的形态基本以行政责任、民事责任、刑事责任的“三大责任”或是加以违宪责任的“四大责任”为主。经济法责任的独立性，是学界一直在探索的问题，它是指经济法责任作为经济法有机构成，在内涵、功能、目的和价值方面符合经济法独立体系的要求，并因之与传统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相区别、相并列[2]。经济法是随着生产力发展，为解决市场经济诸类现代问题应允而生的部门法。现代多元化社会，早已打破了泾渭分明的公、私法二元机构，而出现了公权干预私权的复杂的法律现象。作为一种现代法，它从传统部门法中汲取发展的力量，它的责任形式，不是公私法上责任的简单相加，也非单纯几种责任的竞合，而应该是一种对民、行、刑三种责任综合化提升后，具有自身特点的独立责任。

另外，民法、行政法等部门法的立足点在于个人本位和国家本位，而经济法立足于社会本位。经济法责任的社会性在于它的设置、体系构建以及制度创设方面等是基于社会公共性考虑，以维护社会整体利益为宗旨，兼容多种原则、方式、制度而体现的一种全局性而非局部性、公众性而非私人性、公平性而非独享性、多元性而非单一性的整合特征[3]。经济违法行为侵犯的不仅仅是相关个体受害人的利益，更多的是对社会共同经济利益的损害，所以经济法责任的承担对象不仅仅是个人或者国家，而应是全社会。因此我们可以说，经济法责任具有了独立性和社会性的特点。

三、政府在市场经济领域中的角色

国家是经济法的一个主体。经济法的本质和属性问题就是国家运用法律手段对国民经济进行宏观调控和市场规制来发展经济，稳定市场[4]。在经济法所调整的经济关系里，政府时常代表着国家，并且大部分的经济调节职能是由政府的行政机关来行使。此时行政机关的身份已不单纯是行政法的主体，而具有了经济管理职能，自然地成了经济法的一个重要主体。政府作为经济行政主体，本身具有多重的角色，既是规制主体，又可能是立法主体、执法主体等等[5]。政府行政规制机构是整个规制过程的起点和源头。

同时，规制机构自身又处于利益冲突的巨大旋涡里，规制过程涉及各个利益集团的冲突。行政机构必须中立、不偏不倚地对待任何一个市场主体。但每个利益集团均渴望自身利益最大化，在竞争力相当的情况下，它们很可能希望这位中立者的天平向对其有利的一方倾斜。就此，一些侥幸者利用某些利益手段，加重中立者对其的砝码。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规制机构内部一些成员，将自身利益放之社会利益之上，与某些市场主体形成一个小型利益圈，以手中职权推动这个利益圈扩大，不断挤占社会整体利益的位置。就其他市场主体而言，他们所处的市场环境已非完整的诚信经济环境，尤其在某些权力寻租事件东窗事发之后，人们对于整个市场秩序的信赖程度，对政府公信力的信赖程度将大大减退，随之而来的很可能是更多、程度更恶劣的权力腐败行为。这样，行政审批部门等规制机构，它们从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者变成了侵害者，身份的改变，义务的违反，必然导致责任的承担。

四、政府经济法责任承担的必要性

（一）行政责任救济之不足行政责任的功能在于：规范政府行为；维护具体行政相对人的合法利益；实现公权与私权的合理构架，使得社会能够良性发展。但从维护社会整体利益来说，行政责任是不够的。原因是，首先，行政责任能够规范政府的行为并不意味着能保护社会整体利益[6]。政府作为国家行政权的行使者，贯彻和执行统治阶级的意志。而社会整体利益是超越阶级局限的，反映的是整个社会得以维系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平衡与和谐发展[7]。行政责任规范了行政机关的行为，保证了国家利益的更好实现，保证了统治阶级意志的更好贯彻，是对统治阶级单方设定利益的维护，而非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其次，行政责任保护的利益范围是有限的。一般情况下，行政责任追究时保护的是行政相对人受损害的利益，违法具体行政行为的对象是单个人，而非不特定的整体。因此，这种利益的范围是比较小，比较有限的，不能够扩大到社会整体利益。

（二）政府在诚信经济中的独特作用经济学家赫希认为，信任是很多经济交易所必须的公共物品[8]。它有效，却不易买到，具有经济学家所谓的外部事物的性质。某个国家地区社会信用的好坏，是对这个地区整体信用状况的评价，而非对某个具体的消费者或者经营者。反过来说，某个地区经济信用状况的好坏，也不是个别商家或者消费者所能决定的。因此，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社会信用好，对它所有的经营者、消费者都有利，反之则都受损害。由于社会信用具有公共物品的性质，需要政府来提供，政府要运用建立规则、市场规制等手段来建立起社会信用结构，发展诚信经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