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法研究模式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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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经济法和经济法学已经走了整整三十年的道路。三十年来，经济法学研究白手起家、开拓创新，打拼出一片广阔的天地。虽然经济法学研究的分歧与争议还依然存在，但共识越来越多。我国经济法研究已脱离稚气正逐步走向完善。我们在欣喜之余也需意识到经济法研究还不成熟，还存在一些问题需要进一步探索。在这些问题中，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亟待解决的是经济法研究范式偏离我国现实的问题。基于此，陈云良教授提出了“转轨经济法”的理论。该理论的提出和研究的深化有利于矫正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长期潜在的问题。然而，李昌庚先生在《转轨经济法学：一个容易误读的概念》（载《求索》2007年第6期。以下简称李文）中提出了质疑，对转轨经济法理论提出了批评。我认为李文忽视了我国经济法发展的特有规律，严重误读了陈云良教授的转轨经济法理论。为了形成正确的研究基础，树立正确的研究目标，有必要对陈云良教授的转轨经济法理论进行进一步探讨，以促进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的发展。

一、我国当前经济法研究的反思

肇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改革开放，对我国经济法的成长了决定性作用。经济法研究紧随经济改革的步伐，其轨迹可以分为两个历史阶段。第一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到1992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确立前。随着对国外法学的介绍以及经济立法、经济司法的开展，经济法研究如星星之火燃烧起来，提出了许多学术观点，为其进一步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阶段，以1992年党的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为契机，经济法学界对旧经济法诸论进行反思和扬弃，把经济法研究的目标瞄准了市场与国家（政府）之间的关系，形成了新经济法理论。代表性的经济法学说主要有经济协调关系说、需要干预关系说、经济管理与市场运行关系说、国家调节关系说、新经济行政关系说、限定的纵横经济法说等。三十年来，经济法研究的共识越来越多，但仍然存在较多乱相。许多经济法学者不无忧虑指出了经济法研究所存在的问题。李昌麒教授认为：现有经济法理论存在三个脱节：（1）经济法理论研究与实践脱节；（2）经济法总论与分论的脱节；（3）外国与中国脱节。吴越教授认为：在经济法学表面繁荣的背后，却是面临巨大困境的现实，经济法学偏重形而上而忽视形而下的现象具体表征在于，经济法关注自身理论的建构而忽视这种理论对经济法现实的及时回应。许明月教授认为：经济法学逐渐脱离了法学研究的本来轨迹，其结果是，不仅经济法的一些基本理论问题没有澄清，在外界看来，对经济法的认识更是一团雾水。经济法学逐渐成了人们无法捉摸，更无法把握的“玄学”。秦国荣教授认为：经济法学界在其基本理论研究问题上存在着思想混乱、观念落后、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等现象，这使得经济法学界面对丰富生动的社会经济变革始终难有作为。综合上述经济法学者的论述，我们不难发现，经济法学研究存在一些根本性的问题，主要表现在：

（1）经济法研究忽视中西方经济法产生与发展存在的差异，把成熟市场经济为基础西方经济法当作普遍规律，导致理论研究严重脱离实际。中国与西方经济法在产生的经济基础、内在原因与直接动因、法制大环境、文化底蕴等方面存在根本性的差异，这些差异的存在，使中西方经济法有着不同的产生发展道路和规律。忽视两者的差异，把西方经济法的规律当成“普世”真理，这样必然导致我国经济法研究脱离中国实践的需要。

（2）经济法研究无法回应和解决中国实践中需要其解决的问题，中看不中用。经法济研究偏重形而上的理论思辨而忽视形而下的现实问题，研究的往往不是转轨时期的“真问题”，导致理论与实践不相吻合。经济法研究对法制建设的贡献很少，其成果在经济法学界之外影响有限。

（3）经济研究无法与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保持适当的距离，受政治、经济政策影响大，缺乏应具有的独立品格。经济法多数学术观点尾随国家政治、经济的改革而改变，缺乏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经济法研究成为经济体制改革的“跟屁虫”，无法为改革提供指导作用。

（4）经济法研究无法形成有机的理论

体系和公认的基本范畴。经济理论与制度研究“井水不犯河水”，相互分离，无法使理论与制度形成统一和完整的体系。经历了三十年的风风雨雨，有过无数的纷争与论战，但是，我国经济法的一些基本问题上还没有达成共识，特别没有形成大家公认的标志经济法特性的基本范畴。

我国经济法研究之所以存在上述根本性的问题，主要原因在于研究范式存在根本性的缺陷。当前，主流经济法学无不从市场失灵基本假设出发，推演出政府对市场的调节、协调、干预或管理。众所周知，市场失灵源于西方经济学理论，是因市场所固有的缺陷而引发市场在配置资源时所出现的低效率甚至负效率状态。在西方，其大规模凸现并引起国家的干预出现在市场充分发育之后。而我国当前还处于市场经济的构建阶段，大量的资源配置领域处于没有市场和市场化程度不高的状况。目前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市场不完善问题，而不是市场失灵问题。因此，市场失灵假设不符合我国国情。以市场失灵作为经济法基本假设的研究必然把西方成熟市场的问题当成我国当前经济法需要解决的“真问题”。以解决成熟市场经济问题为目的研究范式———“市场经济法”范式不切合我国实际。“市场经济法”研究范式无视我国正处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现实，遮掩和混淆了我国经济法所要面对的“真问题”，造成经济法研究出现方向性失误，导致我国经济法研究偏离现实而引发正当性危机。可见，重新回到中国转轨现实，转换经济法研究范式，是走出经济研究困境性的理性选择。

二、转轨经济法范式：我国经济法研究范式的转换

经济法理论研究必须针对中国现实，针对转轨改革中的“真问题”，提出解决方案，才能摆脱目前的边缘化尴尬状态，赢得其应有的学术地位。陈云良教授系统地提出了转轨经济法理论，详细论证了转轨经济法的特征、任务、价值取向、存在的正当性等问题，再次引发了对经济法研究的反思。笔者认为，转轨经济法论立足于我国现实，提出所要解决的“中国问题”，实现了经济法研究的范式的转换。当然，该理论在一些具体问题上，还需要进一步的探索。

（1）转轨经济法范式把我国经济法发展根基准确定位于转轨时期，克服了“市场经济法”范式脱离国情的缺陷。陈云良教授指出：西方的经济法理论不适应中国的国情，我们对中国的转型现实缺乏切实的关怀和准确的“号脉”，经济法学必须深入地回到“中国”，回到中国的转型道路上来。经济转型不仅需要建立一系列的内在和外在的制度，不仅需要政治、经济水平、文化等多种因素和条件的配套，而且还需要政府、企业转变自己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模式，这决不是短期内能够完成的。我国距离成熟的市场经济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还需要花很长的时间来实现转型。法律的超前性法律不仅要规范现实的社会关系，而且要对将来可能出现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以引导社会关系向预定的目标发展。诚然，经济法研究的确应具有超前性，但反思现在以“市场失灵”为基础的理论超前，却有两个特点：一是以未来时间点的超前，这种超前以想象的已成熟的市场为基础；二是跨越性，这种理论自觉或不自觉忽视了市场经济转轨时期，从而跨越了一个历史阶段。经济法的超前，应该是以现实为基础的超前，是具有连续性的超前。

（2）转轨经济范式准确地确立了我国经济法的根本任务，克服了市场经济法范式不切实际的定位，抓住了经济法发展的方向性问题。陈云良教授认为：1978年以来的我国经济法都是在着力培育市场，奠定市场调节的主体地位，中国的现实情况决定转轨经济法的基本任务不是弥补市场缺陷，而是培育市场、发展市场。李文则认为市场经济的培育和发展，如果从法律功能的角度来看，则应当由民商法担当其重任，而不是经济法的任务，不能因迁就国情而否定或变异经济法价值理念，更不能以所谓的转轨经济法学或类似观点来取代民商法的价值和功能。从李文的观点来看，首先，他承认我国正处于市场不充分，不完善的时期，这正是我国经济法当前所处的国情，而他曾指责转轨经济法论过分迁就中国现实国情、误导经济法的历史使命的主张不攻自破。其次，李文认为培育市场应当由民商法来担当重任，经济法作用不明显的观点也是有失偏颇的。在培育市场中，民商法通过保护市场主体的财产权和保障主体的意思自治，促进市场交易机制的发展；而经济法则通过政府构建市场体系、维护公平竞争，保护消费者权益、构建宏观经济环境等为市场的发展提供良好的大环境。没有经济法的作用，民商法培育市场的作用也会衰竭。改革开放早期，中国是一个高度集权的国家，根本没有私法的发展空间。改革的过程就是先通过经济法等公法减少和控制过去过多过大的权力，挤出民法的发展空间。没有宪法、经济法的主动控权、让权，哪有私权的生长空间。

（3）转轨经济法范式准确地界定了我国经济法的核心和基本功能，克服了市场经济法范式对经济法性质的误读，确立了研究的基本内容。陈云良教授认为：要培育市场，实现市场的自我调节，就要从制度上、观念上根本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转轨时期的转轨经济法的核心就是致力减少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力，让企业享有充分的自由；在转型时期，中国经济法的基本功能是控权法而不是授权法。长期以来，我国经济法研究从市场失灵的基本假设出发，认为经济法是典型的授权法。该观点不但不能推动我国经济法制建设，而且会产生阻碍作用。我国经济法的根本任务在于培育市场，而市场的培育与完善必须与政府职能的转化联系起来。我国市场不发达在很大程度上由于政府干预和管制市场过多、替代市场过多造成的。事实上，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就是逐步减少和约束政府管制和干预的历史。2009年两会推行“大部制”改革，就是要转变政府职能。“大部制”改革实际上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和约束。其次，把经济法的定位核心定位于控权法完全符合我国市场经济发展的历史和现实情况。在传统中国，政府权力无处不在，无所不能，政府的行动无需要通过专门的立法授权，政府调节市场的权力，在我们的政府官员看来，是政府与生俱来。自古以来，干预、管制市场被当作是政府的天然职能。如果不通过法律特别是经济法实现对政府干预、管制的权力进行界定、控制，市场无法生长，私权无法发展。

三、实现我国经济法研究范式转换的基本路径

转轨经济法范式确立了经济法研究范式转换的根本方向，是克服我国经济法研究困境道路选择。实现市场经济法范式向转轨经济法范式转换是我国当前经济法研究的首要任务。要实现经济法研究范式转换，必须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1）经济法研究基本假设应从市场失灵向市场不完善假设转换。提出和确立假设，作为科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已经被科学史上许多成功范例所证实。假设虽然是一种推测和预设，但必须建立在一定的事实和理论基础之上，这样，以此为前提的研究成果才会有说服力和现实解释力。市场失灵是我国经济法理论研究所公认的基本假设，市场失灵假设是研究经济法产生、调整对象、体系等问题的一个重要前提。而我国正处于转轨时期，经济法所面对的现实不是市场失灵、而是市场的不完善、不发达。可见，市场失灵假设不符合我国的现实。实现经济法研究基本假设的转换，是实现范式转换的第一步。

（2）经济法研究视角应从以西方经济法为标本向注重中国经济法个性研究转换。当前的经济法研究，基本上都是自觉或不自觉以西方经济法作为研究的基本材料，把成熟市场经济的问题当作中国的“真问题”，忽视对中国经济法的特殊性和个性问题展开研究。长此以往，经济法脱离中国实际的问题只会越来越突出。经济法学者应认真研究我国经济法产生和发展的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因素、把握我国国情，研究我国经济法的独特发展规律，揭示经济法在我国出现的必然性，提出并力求解决我国转轨时期所面临的经济与社会问题。

（3）经济法研究核心应从授权法模式向控权法模式转换。当前，我国经济法主流理论无不从市场失灵前提出发，推导出经济法为克服市场失灵而应该授权政府干预市场，经济法为授权法。其实，我国当前经济发展中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政府权力不规范行使造成的。市场化改革还不到位，不是市场失灵，而是权力介入市场，权力与资本结合的结果。从阜阳毒奶粉的“大头娃娃”到今日三鹿奶粉事件的“结石娃娃”和山西省襄汾尾矿库溃坝事故，一桩桩无不是因为政府权力滥用、权力不作为和官商勾结等原因造成。经济法研究摈弃过去那种狭隘部门法划分理论，寻约束政府经济权力的合作互动机制，围绕规范、约束政府经济行为来重构我国经济法理论体系。

（4）经济法研究方法应从形而上理论研究向形而下实证研究转换。多年来，经济法学界喜欢宏大叙事式的理论思辨和“问题主义”之争而不喜微观的制度研究和案例分析。形而上的研究是必要的，但为了克服经济法偏离实践的问题，我国经济法研究更应该强调形而下的实证研究。为增强经济法的适应性，必须转变以前的研究方法。经济法研究应当从我国经济法律规范、经济法适用中的问题和案例出发，少些“主义”与“问题”分开研究，实现基础理论与具体制度和案例结合研究。“转轨经济法论”给我国提供了很好的开端和研究思路。当前，我国经济法应立足我国正处于转型时期的国情，认真研究权力参与经济、“三农”发展、城乡统筹、社会分配失衡、食品安全等问题，为这些问题的化解提供可行的解决法治思路和制度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