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可诉性以及模式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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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

中国经济法在经历了20多年的快速发展走向成熟之际，仍有些尖锐的问题困扰着经济法学界乃至实务界：经济法既然是一个独立的部门法，其部门法特征是如何明显地、完整地体现出来的?在我国刑法有相应的刑事诉讼法作为程序性法律保障，民法有民事诉讼法，行政法也有行政诉讼法，而经济法昵?人们在构建我国市场经济体制下的经济法体系时忽然感到问题来了：经济法要不要建立自己的一套诉讼机制，也就是说，是否要像传统的三大诉讼法那样也出台一步经济诉讼法?

(一)经济法的可诉性功能

法的可诉性是法的基本属性之一，是指”法所必备的为了判断社会纠纷的是非而使纠纷主体可诉求于法律公设的判断主体的属性”。所谓的经济法的可诉性是指经济法所具备经济法主体可将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发生的纠纷按照一定程序诉求于一定的审判组织的属性。李昌庚教授在《经济法责任及其诉讼程序的反思与拷问》中详细论述了经济法的可诉性问题，他认为经济法具有可诉性应不成问题，比如消费者起诉经营者，纳税人起诉征税机关等，但是众说周知经济法的可诉性不强，不可诉现象大量存在，例如对于政府宏观调控行为的起诉存在制度性障碍，大量可起诉的案件由于制度安排的不合理使得经济法的可诉性实现存有障碍等。

有的学者将其原因归之于缺乏独立的诉讼程序，好像一个部门法唯有独立的法律责任及其独立的诉讼程序才能显示该部门法的独立性并解决部门法的可诉性问题。我认为这种说法欠妥。诚然，法贵在实施，否则便是一纸空文，没有相应的诉讼法程序，经济法就得不到有效的实施。那么有无必要建立独立的经济法诉讼程序呢?从现实看来，现在除了三大诉讼法外，其他许多部门法都没有自己独立的诉讼程序，这并没有影响他们的可诉性，更为重要的是法律的可诉性问题与是否构建独立的诉讼程序并没有必然的联系，只要有可以使用的诉讼程序即可。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的并非以独立诉讼程序的建构来弥补经济法的可诉性，而是希望通过分析各种制度模型试图建立一种更为理性和有效的制度。

(二)我国经济法可诉性欠缺的原因分析

中国经济法远未解决经济法纠纷接近司法的问题即经济法的町诉性缺陷问题。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样的，主要可概括为：

1、经济法实体规范存在缺陷。我国已经制定了大量的经济法法律、法规，如《反垄断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中国人民银行法》等。就已有的法律、法规而言，其法条规范存在诸多不足，这是造成经济法缺乏可诉性的重要原因。

2．诉讼保障机制的不确定与缺位。法的可诉性的实现必须以一定的诉讼程序规范和相应的审判组织的存在为前提，经济法也不例外。而我国法律在这方面的规定相当含糊甚至没有规定，从而造成实务中的无所适从。

3．我国司法现状的制约。在我国，由于各种因素的制约，作为司法机关的法院还不具有足够的权威，司法权受制于行政权的现象还比较严重。从法律规定看，司法机关独立于行政机关，但由于并没有相应的制度保障，司法受到行政干扰在中国是司理见惯的事。这妨碍了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

4．经济法可诉性理论研究的缺乏。中国2O年来的经济法学研究尽管红红火火、硕果累累，但毋庸讳言的是，我们忽视了经济法实施机制的研究，尤其是经济法诉讼问题的研究。此外，经济法在调整方法上的特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法的可诉性。

二、关于经济法可诉性实现模式的思考

根据上述分析，笔者认为目前关于经济法可诉性的实现模式是一种既现实可行又能适应经济法特性的经济法可诉性实现模式。笔者认为应当以既有的诉讼制度尤其是行政诉讼制度为基础，同时建立若干适应经济法特性的特别诉讼制度来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这一模式可以简称为特别程序型。

(一)关于特别程序型模式的初步构想

特别程序型模式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以既有的诉讼制度为基础构建与经济法相适应的诉讼制度。由于国家调节社会经济过程中所产生的大多数纠纷可以通过既有的诉讼制度尤其是行政诉讼制度或通过既有制度的革新得以解决，因此，经济法可以利用既有的诉讼制度资源。第二，创建若干特别诉讼制度。由于经济法以及国家经济调节过程中产生的纠纷的特殊性，少数纠纷尚无法利用既有的诉讼制度解决，因此，应当创建若干特别诉讼制度予以解决。特别诉讼制度可以在诉讼当事人范围、若干诉讼程序、审判组织等方面作出不同于既有诉讼制度的规定。因此，特别诉讼制度主要是补充性、变通性的，并不构成与传统三大诉讼并列的第四大诉讼。第三，通过不同方式明确规定相关的诉讼程序。

与经济法有关的诉讼程序规范可以通过以下三种方式于以明确：其一，在有关经济法规范中，明确规定援用有关诉讼法的规定；其二，在有关经济法规中明确规定有关诉讼程序，从而确立特别的诉讼程序或者对既有的诉讼法锁定进行补充或变通；其三，在必要时可以制定一些单行的经济诉讼程序法。第四，关于审判组织的确定。根据我国司法制度的特点和其他国家的经验，经济诉讼案件宜交由普通法院审理。考虑到经济诉讼案件在内容上和某些诉讼程程序上的的特殊性，人民法院内部可根据实际需要成立若干专门法庭如反垄断法庭等审理相关的经济诉讼案件。

(二)采行特别程序型模式的主要理由

笔者认为，以特别程序型模式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具有合理性和现实可行性。采行特别程序型模式主要有下列几个理由：

1．特别程序型模式并不影响经济法的独立部门法地位。实体法与程序法关系之密切已为学界所公认但在我国，由于”重实体、轻程序”的思想一直存在，以至于程序法(这里主要指诉讼法)往往被认为是附从于实体法的，这样，也就很容易认为每一独立的实体法均应有自己的、有别于他法的程序法。现代诉讼法理论研究和实践表明，诉讼法除了要实现实体法的价值外，另有其自身的价值追求如程序公正、程序效益等。因此，只要它们可以适应其他法律部门的要求，它们理应可以为其他的法律部门提供诉讼保障。作为新兴部门法的经济法不会因采用既有的诉讼制度实现其可诉性而丧失独立部门法的地位。

2．既有的诉讼制度经过改革可以基本满足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要求。我国已经建立了民事诉讼、行政诉讼和刑事诉讼等三大诉讼制度，其中以行政诉讼制度与经济法的关系最为密切。因此，可以说，国家经济调节活动中产生的大部分纠纷可以援用行政诉讼法规定的程序加以解决。当然，我国的行政诉讼制度还不完善，因此，需要对行政诉讼制度的有关内容加以革新，才能适应实现经济法可诉性的需要。

3．创建若干特别诉讼制度可以适应经济法特性，有利于充分发挥经济法的功能。经济法毕竟是一门独立的部门法，其对相应的诉讼制度也有一些特别的要求，既有的诉讼制度可能无法完全满足其要求，特别是在既有的诉讼制度存在较大缺陷时，这种现象会更为明显，因此，需要创建一些特别诉讼制度来适应其特殊要求。

4．充分利用既有的诉讼制度资源，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与独立诉讼型模式相比，特别程序型模式尽可能多地利用了既有的诉讼程序规范，无须花费过多时间去制定一整套新的诉讼程序规则，节约了立法成本，有利于尽快实现经济法的可诉性。此外，特别程序型模式还避免了因引入独立的经济诉讼程序而带来的纠纷类型识别、诉讼程序选择等方面的困难和由此所可能引起的实践中的混乱，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