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刑事侦查构建的漏洞及优化

导语：中国刑事侦查构建的漏洞及优化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摘要：侦查构造是指侦查程序中各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国家在不同诉讼目的的指导下采取了不同的侦查构造形式。由于我国目前的侦查制度存在诸多问题，而我国的法律文化又和大陆法系的法律文化较为接近，所以我们应以大陆法系的职权主义侦查模式为基础对我国的侦查程序进行改革。

关键词：侦查构造；侦查目的；法律文化

一、侦查构造的含义及基本类型

在我国，对于刑事诉讼构造的内涵已基本达成共识，即“由一定的诉讼目的所决定的，并由主要诉讼程序的一系列诉讼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1〕由于刑事诉讼构造既“可以包含具体诉讼阶段中的控、辩、裁三方法律关系，又可以包含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各方之间的法律关系”，〔2〕而侦查程序就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阶段，因此，我们可以将侦查构造的含义界定为由一定侦查目的所决定的，并由侦查程序诉讼方式所体现的控诉、辩护、裁判三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关系。

由于侦查目的受制于诉讼目的，在不同诉讼目的的指引下，大陆法系国家和英美法系国家的侦查构造各具特点。

大陆法系国家设立的是职权主义的侦查构造，也称审问式、单轨制侦查模式。大陆法系国家将发现案件真相作为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为实现这一目标，侦查被认为是庭审的决定性因素，审判活动能否顺畅进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侦查活动的效果。因此，侦查程序主要是侦查机关为调查案件事实而设置的，其重心在于确保侦查人员及时查清案件真相，抓获犯罪嫌疑人。侦查机关单方面依职权对犯罪事实进行调查，拥有多种侦查手段；而犯罪嫌疑人不能进行调查取证活动，只能听从侦查机关的安排，防御权受到严格限制。

英美法系国家设立的是当事人主义的侦查构造，也称对抗式、双轨制侦查模式。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的主要目标是通过公平的途径解决控辩双方的争端，为达成这一目标，控辩双方在诉讼中要进行平等理性的对抗。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侦查机关和犯罪嫌疑人都是平等的当事人，具有对等的侦查权，各自都能为准备法庭审判而独立收集证据，侦查机关不能将被告人作为讯问的对象，被告人享有充分的防御权。

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的侦查构造都是人类文化积淀的产物，很难简单评说谁是谁非。大陆法系侧重于社会安全，其侦查构造在发现案件真相、追究犯罪人刑事责任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但这一模式暗含着对被告人合法权利进行侵害的危险。而英美法系的侦查构造虽然对保护人权具有积极作用，但在查明案件真相，惩罚犯罪方面明显不足。因此，理想的侦查构造是让两者互相吸收和借鉴，以求在保障人权和控制犯罪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二、对我国刑事侦查构造的解读

我国1996年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对庭审程序进行了当事人主义化的改革，但是侦查程序的框架还基本是职权主义的纠问式。为了达到“不枉不纵”的诉讼结果，侦查机关可以动用一切司法资源进行调查，并对犯罪嫌疑人的基本权利进行限制和剥夺。这种偏重打击犯罪，而人权保障功能较弱的超职权主义的侦查制度，其缺陷是十分明显的：

首先，中立的裁判者缺失。按照“公检法三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原则，法院作为审判机关，是不能享有侦查权的，也不能参与侦查活动，法官对侦查活动的程序性裁判完全不存在。而检察机关虽然是我国的法律监督机关，对于侦查活动可以进行制约，但由于公安机关和检察院都行使控诉职能，共同承担着追诉犯罪的任务，彼此之间有内在的不可分割的联系，这就使得检察官很难摆脱追诉犯罪的心理负担，从而对公安机关的制约流于形式。而对于由检察机关自己进行侦查的案件，由于侦查人员和监督人员都是检察院内部的工作人员，更难以对侦查工作进行裁断，所以，侦查机关缺乏有效的制约和裁断。

其次，犯罪嫌疑人主体地位虚化。我国法律赋予了犯罪嫌疑人一系列诉讼权利，从理论上讲，犯罪嫌疑人在侦查程序中处于当事人的地位。但是侦查机关独享强大的侦查权力，侦查活动秘密封闭，不受其他中立机构的控制。而犯罪嫌疑人无权采取任何调查活动，只能被动地服从和配合侦查机关的调查，辩护权利受到极大的限制。

再次，律师的辩护受到严格限制。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的规定，律师可以介入侦查阶段提供法律帮助，但是此时的律师在法律上不具有辩护人的地位，相应的也就不享有辩护人的诉讼权利，除了能与在押的犯罪嫌疑人会见和进行申诉、控告、申请取保候审等活动以外，不能进行实质性的调查取证等辩护活动。而在这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有时还要忍受侦查人员的恶意阻挠和刁难，使得辩护工作很难开展下去。

三、我国刑事侦查构造的模式选择

目前国内学者中提出的侦查程序改造方案，基本上都主张建立一种混合式的侦查模式，并且多数学者都主张“以对抗式为主、审问式为辅”。但笔者认为，就我国目前的情况来看，我们应该选择以大陆法系的侦查构造为主，英美法系的侦查构造为辅的改革方案。其理由，从法文化的民族性和共同性的角度进行阐述。

法文化是具有定势化的有关法和法律生活的群体性认识、心理状态、价值观念和行为模式。法文化在具体的民族中产生和发展，离开具体的民族环境或条件，法文化便不能存在。因此，从这一点来讲，法文化是民族的，必须和一个国家的基本状况相吻合。但是法文化在具有民族性、历史性的同时，并不排斥人类文化的共同性和现代性，它会随着社会发展而更新，扬弃僵化与腐朽的成分。特别是当代社会日益频繁的交流，文明之间的冲撞与相互影响，更使法文化内容显得丰富多彩，所以法文化一方面由于民族与民族、国家与国家、法系与法系之间的历史变迁，地理环境以及传统习惯等因素影响的缘故，形成了差异性，但是另一方面由于人类认识的共性，一个国家可能实行法律改革或者法律移植，使得国家或者法系之间某些法律制度具有相同性。〔3〕

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受到儒家思想的熏陶，人治主义传统在历史上世代相传，从未中断。封建社会制度所要求的集权和对国家事务的有效管理，突出了权力的功能，禁锢了个人的作用，形成了深入人心的权力崇拜和权力本位，也培养了民众和平等意识、民主意识、权利意识截然不同的顺从的性格。民众确信只有让国家的治理者尤其是最高统治者握有不受或不完全受法律限制的权力，才能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秩序。所以中国的民众不会凡事都要争个是非曲直，诉之于法律，而是习惯于个人权利服从于公共利益。为实现公共利益，任何个人牺牲都是应该的，也是必须的，那些为个人得失斤斤计较的人，是为传统美德所鄙视的。

这种“温、顺、恭、俭、让”的民族性格特征深深根植在我国民众的骨髓里，并且直到现在仍然支配着绝大多数民众的思想。虽然在20世纪80年代后，我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物质的变化。人们意识形态的变化以及对传统文化改造的速度，远远不及经济发展的速度。建立现代法治社会所需要的一系列价值观念在民众的意识中还没有真正形成，民众尚未做好接受现代法治理念和法治社会运行状态的心理准备。

大陆法系国家的民众注重社会安全的传统源远流长，而安全的社会秩序是需要国家强有力的保护的。因此，民众相信国家有权力发挥积极而良好的作用，为了获得最大程度的安全，国民愿意牺牲自己的自由，〔4〕由国家来保护社会的安全。在多数国民的意识中，牺牲个人的一部分自由、权利，来换取一个安全、平稳的生存空间，是最佳的选择。这种法律传统实质上就是将个人利益让位于国家利益。

和大陆法系不同，英美法系国家推崇个人自由，社会更为关注的是公民的个人权利，为了防止国家权力对公民的利益造成侵害，政府的行为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这种推崇个人权利的传统是将国家的利益向个人利益让步。

综上，我们可以看出我国传统的法律文化和大陆法系的法律文化极为相似，虽然两者的历史背景不同，但具有共同的价值追求，从本质上说都是为了维护社会的安全和秩序而抑制个体的利益和欲望，以牺牲个人的自由来换取政府的有力保障。而这种民众对秩序、安全有所倾斜的法文化和英美法系秉承的法律传统正好相反。因此，我国的法律文化和大陆法系具有较强的亲和力，移植大陆法系的法律制度正好符合我国现有的社会基础。但是我们也不是说完全照搬大陆法系的体制，英美法系的制度也有其合理因素，所以我们需要在借鉴大陆法系制度的基础上吸收英美法系的合理内核，从而建立起具有中国特色的侦查模式。

四、我国刑事侦查构造的完善措施

我国的侦查构造需要在惩罚犯罪和保护人权之间寻找一种平衡。从我国目前的社会基础来看，重点应是在惩罚犯罪的基础上，兼顾人权的保护。而为达到这一目标，我们必须对现有的侦查构造予以改革，从而建立一种完善的制度体系。

1．设立中立的司法裁判机构，对刑事侦查活动进行司法审查。由于我国侦查阶段缺乏中立的司法裁判者，从而导致侦查机关权力过大，因此，我们可以对现行的刑事司法体制进行调整，确立法院的中心地位和中立形象，由法官作为中立的第三方介入侦查程序，对侦查机关的活动进行司法审查。所有涉及公民权利的强制侦查行为，由法官批准实施，而在紧急情况下，侦查机关可先行采取有关强制措施，但在采取强制措施后，应当立即向法官报告，法官在听取侦查人员和犯罪嫌疑人及其辩护人的意见后，做出相关的书面裁定。

2．赋予律师更多的诉讼权利。首先，律师是作为诉讼参与人的身份参加到刑事诉讼中来，并代表当事人利益行使辩护职能。与其他的诉讼阶段一样，侦查程序中的律师应当享有其作为辩护人所应当享有的一切权利。所以我们应该赋予律师在侦查阶段的辩护人身份。其次，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应该在“看得见，听不见的”方式下进行，而且其会见犯罪嫌疑人的次数和时间也不应受到限制。

3．对犯罪嫌疑人给予更多的权利保护。首先，废除犯罪嫌疑人如实供述的义务，赋予其沉默权，使其诉讼主体的地位能够得以维护。其次，侦查人员在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可以要求律师在场，并且要求律师在讯问笔录上签名。再次，对讯问犯罪嫌疑人的过程进行全程录音或录像。在侦查人员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实行两台设备同声全程录音，录音结束后，由在场人签字封存。一套由警察部门存档，一套移交法院备查。

参考文献：

［1］李心鉴．刑事诉讼构造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1－2．

［2］刘梅香．刑事侦查程序理论与改革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6．16．

［3］汪海燕．刑事诉讼模式的演进．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4．479－485．

［4］谢佑平主编．刑事诉讼国际准则研究．法律出版社，2002．5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