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索我国反倾销立法健全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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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入世以来，我国不断加强反倾销方面的立法以更好地保护国内产业和维护国家对外贸易健康发展。本文通过新、日反倾销条例的比较对之进行分析，并指出了我国反倾销立法仍需完善和改进之处。

关键词：反倾销；反倾销立法；反倾销条例；WTO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中国的媒体上，“反倾销”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在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符合WTO规则的反倾销措施将成为维护公平竞争、合法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一个重要手段。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我们对国际反倾销游戏规则十分陌生，而国内反倾销立法又不完善，因此外国反倾销的达摩克利斯剑频频高悬在我国企业头上，给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因此，在中国成为WTO一员之后，要想在纷繁复杂、处处陷阱的世界大市场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实现加入WTO的初衷，就必须深人研究WTO反倾销规则，熟悉和掌握这一游戏规则，在借鉴和吸收国外反倾销制度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我国反倾销立法。

一、从新旧反倾销条例之比较

看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加强我国199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第30条为我国最早的反倾销法律条款。1997年3月25日，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97条例)，从而在我国真正建立起反倾销法律制度。2001年底，为了适应加人WTO的新形势，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出台，2002年11月又颁布了《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等，这无不表明我国在加入WTO后对反倾销立法正在一步步加强和完善。

与97条例相比，新条例具有明显的完善性。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一)新条例对倾销的认定更为具体和完备(1)新条例对倾销概念重新下了定义：“倾销，是指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进口产品以低于其正常价值的出口价格进人中华人民共和国市场。”在对正常价值的确定方法的规定中也强调了“在正常贸易过程中”，这样就避免了97条例因缺乏此规定而使得在反倾销调查过程中对诸如“正常贸易情况”的运用时于法无据的窘境。

(2)97条例中规定了确定正常价值的三种方法，即出口国市场上的可比价格；无前述可比价格的，则按第三国可比价格；相关产品的结构价格。其中对第三种方法没有说明应按哪国的生产成本来计算，从而使确定正常价格难以进行；新条例则明确了“以该同类产品在原产国(地区)的生产成本加合理费用、利润”计算正常价值，因而具有可操作性。

(3)新条例中增加了出口价格与正常价值的比较及其比较原则。97条例中只是含糊地提到“按照公平合理的方式进行比较”，这样就在赋予反倾销机构自由裁量权的同时亦潜藏着随意性及暗箱操作的嫌疑和可能性。而新条例则将其具体化，规定“应当将加权平均正常价值与全部可比出易的加权平均价格进行比较，或者将正常价值与出口价格在逐笔交易的基础上进行比较”等，这样既增强了条例在倾销认定方面的可操作性，又使条例更符合WTO反倾销协议的精神。

(二)新条例对反倾销各个程序和阶段的主管部门的规定更明确、精简

按照97条例，在我国反倾销程序中，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贸委决定立案与否；外经贸部会同海关总署对倾销进行调查；经贸委会同国务院有关部门对损害进行调查，并分别作出初裁；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根据外经贸部建议作出征收临时或固定反倾销税的决定，并由海关执行。处理一个反倾销案件有这么多的部门不同程度地参与，而且一个程序至少有两个部门共同完成，难免会造成人员浪费，工作效率低下及拖延时间等问题，实在有悖于反倾销立法初衷。另外，关于国务院有关部门的规定，这里的“有关部门”指向不清。新条例在这个问题上做了一定改进。比如，新条例明确了由外经贸部负责对倾销的调查和确定；对损害的调查和确定则由国家经贸委负责，其中涉及农产品的反倾销国内产业损害调查由经贸委会同农业部进行；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根据调查结果，分别就倾销、损害作出初裁或终裁决定，由外经贸部予以公告。这样就使两机构能各司其职。提高办案的公正性和工作效率，增强透明度，因而更符合WTO规则。

(三)新条例进一步明确和规范了反倾销案件在处理过程中的时间和期限

(1)新条例明确规定了反倾销案件立案时间，即反倾销主管部门“自收到申请人提交的申请书及有关证据之日起60天内，对申请是否由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提出、申请书内容及所附具的证据等进行审查，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决定立案调查或者不立案调查”。对这项内容，WTO反倾销协议未作规定，但各国的反倾销法都规定了各自的立案时间。如欧共体现行反倾销规则中规定，“经商议后，如果明显地有充分证据证明应当开始调查程序，委员会应在提交申诉的45天内进行调查”；《美国商务部反倾销条例》规定提交起诉书后20天内，部长裁决起诉理由充分，就应当发动一项调查…。立案时间的确立不仅防止了反倾销机构对案件的任意拖沓，更重要的是有利于及时有效地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2)新条例还明确了临时反倾销措施的期限为4个月，最多不超过9个月；临时措施应从开始调查之日起60天采取等。

(四)新条例着重在反倾销程序的规定上进一步明确和细化．使调童程序更具透明度。增强了可操作性

(1)在申请人资格的问题上，97条例只是规定相同或相似产品生产者或者有关组织，可以提出反倾销调查申请。显然，这一条款将其他的生产者或有关组织以及自然人排除在外，而且还会引起一定的不利后果：由于缺乏究竟应有多大比例支持提起调查，才具有该行业、该产品的代表性的规定，因而可能会导致反倾销调查发起的随意性；另外，如果在条例中规定的申请人不愿意申请或者被人收买利用而放弃申请的情况下，就只能任倾销行为对我国经济产生严重影响后再采取补救措施，而不能事先将其扼杀于萌芽状态，以至于得不偿失。新条例则充分考虑到了这一点，既将申请人资格的范围扩大为“国内产业或者代表国内产业的自然人、法人或者有关组织”，又明确了代表国内产业申请人资格代表性的比例，指出表示支持申请的生产者产量只有达到总量的25％，才能发起反倾销调查。这样规定，也是与WTO反倾销协议保持一致的。

(2)97条例规定，在“倾销幅度或倾销产品的进口量可以忽略不计”的情况下，应当终止反倾销调查。但何为“忽略不计”，则未作规定，在实际操作中极不好把握。若对其严格要求，则有滥用反倾销之嫌；若对其宽松规定，则不利于保护国内产业。新条例将其具体量化，规定进口倾销幅度和进口数量可忽略不计的比率分别为2％和3％。

(3)97条例对调查过程中的基本程序规定含糊、不完全，新条例中则列举了问卷、抽样、听证会、现场核查及必要时赴有关国家(地区)进行调查等方式。

(4)被认为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最大缺陷——缺乏司法审查制度在新条例中得到了确认，这是应该特别指出的。我们说，反倾销机构对进口产品发起发倾销调查并作出裁决，实质上是一种行政程序活动，有关利害人如对行政机构在反倾销过程中作出的裁定不服，就应当允许向有关司法机关起诉，司法机关对案件进行审查并作出独立的判决。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反倾销法均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而且这也是WTO反倾销协议所要求的。尽管新条例没有作出详细的规定，但至少已经迈出了建设性的一步，履行了我国加入WTO对外的承诺

二、中国反倾销立法任重而道远

对于中国来说，在短短不到10年的时间里，在反倾销领域内从零开始到基本建立起一套较完整的反倾销法律制度，不能不说是一个令人瞩目的成就。然而，面对加入WTO后一浪高过一浪的国际反倾销形势，我们必须冷静地看到，摆在中国面前的反倾销道路将会更加漫长和艰难，我国的反倾销立法还有不少尚待完善和改进的地方。

(一)立法体系上的完善

就目前来说，以《对外贸易法》为基础，以新条例为核心，加上国务院、有关部委和有关省市颁行的行政法规与规章，以及其他与反倾销有关的规范性文件，包括国家经贸委、外经贸部等为实施反倾销措施而制定的各项规则，共同形成了我国反倾销法的渊源，构成了我国反倾销法的体系。从以上立法情况来看，我国明显缺少反倾销的基本法，因此应由全国人大制定这一“母法”。可以采取两种形式：一是就反倾销问题单独立法，二是在《对外贸易法》中增加反倾销的基本内容，至少应体现“母法”提纲挈领的作用。另外，对反倾销条例和实施细则还需进一步加以完善。上述三个层次的反倾销立法若能逐一实现，我国将无论在理论还是在实际操作中均能构成比较完善的立法体系。

(二)对由港、澳、台三地进口的外国产品倾销的规定的完善

由于台湾尚未回归，香港和澳门作为我国的特别行政区及单独关税区而存在，我国的反倾销条例不适用于上述三地。笔者认为，除了台湾的问题不好解决外，对香港和澳门的问题应当在我国新的反倾销法中作出原则上的规定。目前香港、澳门均未建立起自己的反倾销法，而外国产品通过香港、澳门间接倾销到中国内地的情况是存在的。尤其是香港作为世界贸易中心之一，外国跨国公司通过其驻港分公司把自己的商品倾销香港，同时又通过转口贸易转销到内地。对于这种情况，中国该如何应对?不难想象，如果我们不对这一问题进行及时控制的话，这个“臭氧层空洞”将会越来越大，外国倾销者会把香港作为向中国大陆肆意倾销的捷径。尽管在香港和澳门问题上具有某种政治敏感性，但是这是关系到民族利益、国家利益的现实问题，我们不能回避。对于这个问题，可以采用国际社会普遍认同的反间接倾销的制度。这一制度符合公平原则，也为WTO反倾销协议所确认和推崇。但是，反间接倾销制度在国际上属于“代表第三国的反倾销行动”，其适用要求香港、澳门本身具有反倾销立法2J。鉴于此，一方面香港、澳门应从维护国家利益和大局出发，同时也是出于其自身的繁荣稳定，尽快制定自己的反倾销制度；另一方面，在香港、澳门建立起反倾销法之前，可在我国反倾销法中作出相应规定。

(三)司法审查制度的完善

建立我国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是我国必须履行的国际义务，也是我国反倾销法与国际接轨的重大举措。WTO(反倾销协议》第13条明确规定：“各成员国，其国内立法包括有关反倾销措施规定的各成员，应维持司法、仲裁或行政机构或程序，以便特别是对有关第ll条意义内的最终裁决和审查决定所采取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审查。此类机构或程序应完全独立于负责作出该裁决或审查决定的当局”。．此外，绝大多数国家的反倾销法均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97条例出台后，由于缺乏对司法审查制度的规定，曾遭到社会各界尤其是业内学者的批评。新条例则在第53条中增加了有关规定：对复审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当然，这只是一条原则性的规定，还需作进一步的解释和细化。值得一提的是，在我国加人WTO一年后，最高人民法院公布了《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这一司法解释对司法审查的范围、诉讼参加人、管辖、司法审查的标准、举证责任、判决方式等作出了规定，第一次明确了我国人民法院承担对国务院主管部门反倾销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重要职责。

这一司法解释填补了我国反倾销立法司法审查方面的空白，但它毕竟只是一个初步、较抽象的规定，在一些地方尚需进一步细化和斟酌。该司法解释规定，第一审反倾销行政案件由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或被告所在地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对二审上诉，则未做明确规定，只是在第ll条中规定，“人民法院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可以参照有关涉外民事诉讼程序的规定”。按此规定，受理反倾销案件的法院应当是被告所在地——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和国务院关税税则委员会等机构所在地的高级人民法院或其指定的中级人民法院。目前，外经贸部等大部分中央国家机关都在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管辖区内，即这些行政诉讼案件都应当由这两个法院受理。但从现状看，这两级法院都没有相应的人力、物力和专业水平。纵观各国反倾销诉讼模式，对反倾销案件的管辖主要有两种做法：一是普通法院管辖，如欧盟、加拿大等分别由欧洲法院、联邦法院管辖；一是专门法院管辖，如美国的国际贸易法院、墨西哥的税收法院。笔者认为，依我国的情况，可以借鉴美国的做法，即在最高人民法院下设专门法院——国际贸易法院，由其初审，由最高人民法院复审。

(四)反规避条款的完善

所谓反倾销中的反规避措施，是指为了防止被实施反倾销的产品出口商利用海关税则的规定将其产品分解或改头换面或采取其他措施继续向进口国出口，而将正在生效阶段的反倾销救济措施扩大适用于倾销产品的零部件或经改装后的产品的措施。目的是制止逃避反倾销制裁的行为。

规避行为带来的危害是显而易见的。在反倾销领域，我国刚刚立案裁判了几起案件，却马上遭至被反倾销裁定的国家通过规避行为继续冲击国内产业，好不容易取得的成果随之化为泡影，付出的努力都成了无用功。虽然乌拉圭回合谈判最后没有通过反规避条款，但从国际发展趋势看，反规避措施成为场WTO成员方的共同游戏规则是必然的，因此我国在这方面不能无动于衷，不能任其成为别人打击自己的“软肋”，而应尽快制定出既符合WTO基本原则又切合中国国情的反规避条款。笔者认为，我国的反规避条款应在坚持国家利益至上和有中国特色的原则指导下，有选择地借鉴美国、欧盟的反规避立法经验，特别是美国的。尽管欧美反倾销立法中的一些条款遭到众多非议，但无论从美国和欧盟运用反规避措施的历史和积极程度，还是他们的经济实力来看，其反规避措施在实体和程序上都相当完备，在未来的谈判中WTO不可能不考虑到二者现有的立法规定和主张。其次，在制定时应参照作为乌拉圭回合反倾销协议最后文本的邓克尔草案，特别要注重研究美国和邓克尔草案的分歧，要对几个主要的分歧条款进行深人分析，在立法做到上合理取舍。

以上是笔者认为需完善之处。另外，我国应尽快制定反倾销条例的实施细则，对反倾销条例中规定得不够具体的地方加以解释和扩充，并且结合条例在具体实践中适用的情况不断加以修正和改进。比如对听证程序新条例没有作出进一步说明，笔者认为应参照《行政处罚法》第42条规定的听证程序来进行，外经贸部应就这一问题制定实施办法，以增强其操作性。

三、结语

在中国加人WTO后，在我们越来越多地与外国政府及企业打交道的过程中，反倾销将会是我们在强大的外国对手面前保护自己的运用得最广泛的手段之一。我们必须明白，反倾销法律作为涉外法律，要想获得国际认同，对外国倾销者产生约束力，首先我们自己要作出表率。因此，对于中国，一个更加艰巨的任务是要树立起一种法律文化和法律理念。在这样一种法律文化和理念下，政府能够切实地保证法律得到贯彻和实施，管理者和被管理者都能自觉地遵守法律，使自己的行为与法律的精神保持一致。只有这样，中国的反倾销法律才是开放的，令人信服的，更具参与性的，才会在国际上树立起自己的权威性。然而，“这样一种法律文化的创造远没有仿效别国的反倾销规则和实践那样简单”，再完善的反倾销法也不是包治百病的万能药，一个好的法律必须有适合的土壤才能成其为好的法律，建立健康良好的法律文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中国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