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破产法下企业之间非法关联交易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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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涉及破产企业的非法关联交易问题在破产司法实践中的案例日益增多，而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标准对这种非法关联交易予以认定和处理，存在着法律规定的模糊与矛盾，以及理论界与实务界的认识冲突等一系列困难和障碍。本文首先提出问题，通过案例分析的方式指出了破产企业非法关联交易的隐蔽性和危害性，随后对我国当前法律法规关于关联企业和关联交易的认定标准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分析了我国破产法视野下的破产撤销权制度和破产无效制度在处理涉及破产企业关联交易行为时的缺陷和不足，最后对于如何通过破产法的制度完善来加强对于非法关联交易的认定和处理提出了相关见解。

关键词:关联交易;破产撤销权;法律制度

一、问题的提出

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破产是一种正常的淘汰机制，也是促进资源优化配置，调整社会产业结构的一条合理途径，然则，破产制度的存在也可能会被某些企业所利用，成为其“假破产、真逃债”的工具。在一些破产案件中，债务人会精心策划，利用各种关联交易的手段来实施各种欺诈逃债行为,最终严重侵害了债权人和破产企业的合法利益。下面这个案例既是这种做法的一个代表。

A公司由于在经营过程中出现了经营事故，处于企业债务危机之中，于是其在停止生产经营之后，遣散了所有员工，这时，身为股东之一B公司也转让了其持有的股权，表明与A公司之间不再有关联关系。而事实上，A公司与B公司仍是同属于某一大的集团公司下面的两个子公司。在停止生产经营之后，A公司实际上已处于无人员，无生产的状态，而这时A公司与B公司之间签订了借聘协议，A公司聘请了B公司的相关人员担任A公司的高管和经理，同时A与B每年均签订设备租赁合同，由B公司以较低的租金来承租A公司的设备供其使用，以此来象征性的维持A公司的经营存续，在时机成熟后，A公司即宣布破产，此时A公司的自身资产已经不当减少，该企业破产债权人的利益遭到了暗中的侵害。

本案是关联企业通过掠夺性租赁这种隐蔽和长期的关联交易方式来规避破产债务的一种表现。而实践中，关联交易的出现给传统破产法制度上的破产撤销权的规定带来了挑战，这是因为，关联交易双方往往具有天然的经济联系和信息交流渠道，使关联企业破产中更容易从事虚假破产和破产欺诈,其违法行为具有隐蔽性和长期性,而不易被发现。关联交易双方背后的控制企业可以通过人为地促成一个或多个成员企业破产来逃避债务,或者在破产程序开始前利用关联企业之间的利益通道,优先行使权利,转移财产,侵害债权人的利益。而且关联企业之间利益输送的方式并非表现为赤裸裸的财产转移,而可能是通过独立企业之间的市场交易行为来进行,从而披上了合法的外衣,使得追究破产欺诈行为的法律责任比较艰难。这种关联交易往往采取了契约形式，貌似合法有效，但实际上由于交易双方之间具有特殊的关联关系，它们之间实质上是通过这种不公平的交易程序或内容，暗中进行利益输送或资产转移，使得破产企业在破产前已被暗中基本掏空，从而达到其利用破产逃避债务的目的，并实质上损害了破产企业及其债权人的利益，这个问题如何解决值得我们去思索和研究。

二、关联企业与关联交易的认定

要对关联企业的破产行为进行法律规制，就首先要了解在我国何为关联交易行为。

我们先对我国法律法规对于关联交易的认定进行一下梳理：我国《公司法》第217条第4款规定：关联关系，是指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与其直接或者间接控制的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可能导致公司利益转移的其他关系。但是，国家控股的企业之间不仅仅因为同受国家控股而具有关联关系。该条第3款又规定：实际控制人，是指虽不是公司的股东，但通过投资关系、协议或者其他安排，能够实际支配公司行为的人。

公司法在国家法律的层面对关联交易做出了规范，而我国关于关联交易认定的具体的规章制度则主要见诸于财会和税收方面的部门规章，如《企业会计准则第36号—关联方披露》第3条规定,关联企业是与单一企业相对立的概念,是指与其他企业之间存在控制关系或者重大影响关系,并且根据这种关系可能从其经营活动中获取利益的企业。该准则对关联企业的认定原则为：在企业财务和经营决策中,一方有能力控制、共同控制另一方或对另一方施加重大影响,或者两方或两方以上同受一方控制。而该准则第8条对关联方的交易类型也做了列举式的规定，内容包括：购买或销售商品和商品以外的其他资产、提供或接受劳务、担保、提供资金（贷款或股权投资）、租赁、以及研究与开发项目的转移与关键管理人员的薪酬等共十一项。另一方面，国家税务总局在其修订后的《关联企业间业务往来税务管理规程》的第4条中对于关联企业的认定则更为详细：一是相互间直接或间接持有其中一方的股份总和达到25%或以上的；二是直接或间接同为第三者所拥有或控制股份达到25%或以上的；三是企业与另一企业之间借贷资金占企业自有资金50%或以上，或企业借贷资金总额的10%或以上是由另一企业担保的；四是企业的董事或经理等高级管理人员一半以上或有一名以上（含一名）常务董事是由另一企业所委派的；五是企业的生产经营活动必须由另一企业提供的特许权利（包括工业产权、专业技术等）才能正常进行的；六是企业生产经营购进的原材料、零部件等（包括价格及交易条件等）是由另一企业所供应并控制的；七是企业生产的产品或商品的销售（包括价格及交易条件等）是由另一企业所控制的；八是对企业生产经营、交易具有实际控制、或在利益上具有相关联的其它关系，包括家族、亲属关系等。

由上可见，事实上我国对于关联企业与关联交易的界定，都是从控制关系和重大影响的角度出发的，并通过原则规定和列举式的方法大致列出了关联交易主体与表现形式的类型和特征，就其内容而言还是比较全面的。以此为据，回到我们前面的那个案例，我们可以清晰的看到，由于A公司与B公司同属于某一集团公司，前者在停止生产经营后其管理人员全部从后者处聘任，而且它们之间又通过设备租赁的形式互相之间进行长期的业务往来，因此，两者之间已经完全符合了关联企业与关联交易的认定标准。但在实践认定中，我们又必须看到，由于公司法原则性规定比较模糊，而具体的实务操作性的规定又只限于部门规章的范畴，其法律效力有限，因此在司法实践中对于关联交易的具体认定还缺乏明确统一的司法审查标准，这不得不说是一大缺憾。

关联交易可以分为多种类型，按照交易类型可以分为业务往来型和资产重组型，按照真实性可以分为真实的关联交易和虚假的关联交易，按照对目标公司的资产处置方法还可以分为利益输入型和利益抽取型两种。需要指出的是，关联交易属于中性经济范畴,正当的关联交易并不违法，只有非正当的关联交易才要受到法律的规制。判断一笔关联交易是否合法,关键在于交易的形式、内容和目的是否合法公允,是否对有关方面特别是债权方的合法权益产生不利影响。无论采取什么形式,关联企业都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经营格局,常常会在经营管理中互相影响。由于信息披露制度的缺失，关联企业之间的交易很容易对债权人的利益构成了潜在的威胁,一旦监控不力,经营失控,关联企业就可能通过不当的改变资产、负债、损益等形式,采取丢卒保帅的形式,形成对企业有利,却不利于债权方的资产、负债、损益结构。往往使债权方在监控和行使债权时出现困难,甚至造成债权悬空的结局。而前述案例中，两关联企业正是利用租赁交易的表面公平形式，掩盖了其不当改变企业资产与负债的实质，并以图通过破产的形式，来最终达到逃避债务的目的，理应属于非法的关联交易，那么，如何运用破产法律规范对这种行为予以规制呢？

三、非法关联交易的破产撤销权制度和破产无效制度的分析

关联企业的出现,无疑对现行法律体系形成巨大的冲击，而企业破产前的非法关联交易则对破产法所确立的利益平衡法律机制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如何规范不合法、不公平的关联交易,并运用破产法上的撤销权制度降低甚至化解关联交易可能引发的潜在破产风险,是一个有相当难度而又需研究解决的问题。

基于规制破产程序开始前的有害行为的目的，各国破产法设置了破产撤销权制度，破产撤销权制度是民法上债权人撤销权制度在破产程序中的延伸应用。破产撤销权,日本破产法上亦称否认权,是指将宜告之前行使的、有损于破产债权者的行为,在与破产财团的关系中,视为失效,从而重新收回一时流失的财团的财产的权利。破产撤销权的一般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债务人实施了有损债权人利益的行为；二是该行为发生在破产程序开始前的法定期间内；三是债务人实施该行为时已陷于支付能力不足的状态。我国新《破产法》第31条、32和33条规定了破产撤销权制度，其中第31条的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一年内．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一)无偿转让财产的；(二)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的；(三)对没有财产担保的债务提供财产担保的；（四）对未到期的债务提前清偿的；（五）放弃债权的。而第32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破产申请前六个月内，债务人有破产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仍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的，管理人有权请求人民法院予以撤销。但是，个别清偿使债务人财产受益的除外。第33条又规定了破产无效制度，即涉及债务人财产的下列行为无效：一是为逃避债务而隐匿、转移财产的；二是虚构债务或者承认不真实的债务的。

新破产法关于破产撤销权和破产无效制度的规定对比旧破产法而言，有所进步，不但将可撤销行为与绝对无效行为予以了明确区分，而且将欺诈性转让行为的追索期限由6个月修改为1年。但仍存在着一些问题，尤其是缺乏针对破产企业非法关联交易行为行使撤销权问题的特别规定。比如说在破产撤销权和破产无效制度的责任主体方面，我国破产法规定的是主要是债务人及其直接责任人员，但现实中关联交易的问题十分复杂。首先，在关联企业破产中，违法行为的主体呈现多元化的特征，某些针对债务人财产的违法行为可能并非由债务人做出，而是由控制企业做出。比如，在两个子公司相互持股的情况下，每个子公司所持有另一子公司的股权都是公司财产权利的一部分。假设一个子公司面临破产，母公司通过关联交易转移另一个子公司的财产，也可间接地使该子公司的股权价值降低，从而使可供债权人分配的财产减少。特别是破产子公司的主要财产表现为对另一子公司的股权时，这种现象尤为突出。母公司只要掏空其所持股的另一子公司的财产，即可达到转移利益、规避债务的目的。在上述行为中，债务人本身没有从事任何不当行为，所有不当关联交易均发生在破产债务人之外的另一子公司和母公司之间，但是债权人的利益同样受到了损害。其次，对于何为“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转让”并没有规定一般性的标准，实践中缺乏认定依据，比如说对于前述的掠夺性租赁的案例中，支付低于一般性市场标准的设备租金是否算“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转让”并没有明确统一的的认识；再次，追索期限的时间对于关联交易来讲仍显过短，关联交易与其他欺诈讨债行为相比一般较为隐蔽，持续时间较长，而我国破产法不加区分将其统一规定为1年，这对于关联交易而言还是不够的，国外对于破产撤销权的追索期限的规定一般都较长，德国破产法对于故意损害行为的撤销，甚至规定了最长10年的追索期限；公务员之家

四、破产企业非法关联交易予以法律规制的意见和建议

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看到，要对非法关联交易予以更好的防范和控制，就要对破产撤销制度和破产无效制度进行进一步的分解、细化和完善，并对非法关联交易做出特别规定，在这里，笔者提出以下几点意见和建议：

首先，在非法关联交易的破产撤销权行使期间方面，应作出特别的规定。由于关联交易本身具有非公开性和隐蔽性的特点，可能因关联双方的恶意串通而体现为形式上的合法性及非关联性，外部债权人或破产管理人难以查明事实真相，故关于关联交易的破产撤销权行使期间期间必须与非关联交易性质的规定有所区别，应当规定比1年更长的追索期限，以衡平关联企业与外部债权人的利益冲突。

其次，关于低价转让的认定方面，新破产法规定必须达到“明显不合理的价格”标准，才可予以撤销。所谓以明显不合理的价格进行交易，是指债务人以明显低于市场同类价格的条件，或者明显高于市场同类价格的条件，与他人进行交（下转第115页）（上接第107页）易。但对于关联交易而言，何为“明显不合理的价格”则需要进一步明确，而且关联交易由于自身的隐蔽性和形式上的合法性，其交易价格很难达到与正常交易价格区别“明显”的程度，交易主体之间由于错综复杂的背后关系，自身的信息和成本优势，往往还会用表面上与正常交易价值相差不大的交易价格进行资产转移交易来达到欺瞒债权人的目的。因此，在破产法中，应该对涉及破产企业的关联交易做出更严格的要求，只要其非正常压价出售财产，债权人就可以要求交易双方必须对此交易做出合理解释，否则应承担被认定为欺诈性转让行为的风险。

再次，破产法中应明确规定破产债权人在破产管理人怠于行使破产撤销权时，债权人会议可以在穷尽救济方法之后，直接向人民法院申请司法救济。在破产程序中，债务人所实施的可撤销的转让或转移财产的行为直接影响的是债权人债权的实现。也就是说，债务人的不法行为所带来的损害结果将由债权人来承担。然而，在现行的制度之下，受害人无法直接对施害人提起权利请求，这显然不符合基本的法律逻辑。实践中，若破产管理人怠于行使破产管理职权时，债权人会议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撤换破产管理人的申请，这也体现了破产程序的特殊性所在。但撤换后的破产管理人也可能会出现上述问题，此时若债权人会议再向人民法院提出撤换申请，在破产成本和时间上都将耗费巨大，因此，在这里笔者建议，不妨适当的考虑将民法上的撤销权制度适当的引进到破产法之中，可规定当撤换后的破产管理人仍不未尽责时，可以赋予债权人会议这个代表债权人整体利益的机构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破产撤销的请求，使其在无法通过破产管理人对非法关联交易予以阻止之时，能够通过有一条及时实现自我救济的法律途径。

最后，应在破产法上明确破产撤销权行使后的法律后果。即关联交易的受让方理应承担严格的返还责任，无论被转让财产是否灭失或被再转让，受让人均不限于财产的现存价值进行原物返还，而应当无条件地返还该财产的等额替代价值以及转让后的增值部分。同时，法律还应详尽规定关联交易双方以及其背后的控制方还应当承担对于债权人实施欺诈逃债行为的侵权责任。破产法律责任中还可以考虑增加控制企业及其管理人员这一类主体,使法院在特定条件下能够突破企业形式的束缚,而将责任加之于违法行为的背后操控者和指使者，即控制企业及其管理层，从而在根本上对非法关联交易予以有效地防范和规制。

注释：

破产法实际上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来实现管理人不作为的时候，债权人的救济，就是在债权人会议上，债权人会审查管理人的工作，如果债权人有充足证据表明管理人未尽责，那么可以提请法院来进行处罚，并由管理人承担赔偿责任，详见《破产法》130条。所以我感觉将管理人特有的权利同时赋予债权人的说法是否不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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