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制造伪劣产品的法律责任研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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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成泛滥之势。国家虽采取多种手段加以遏制，但收效不容乐观。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已严重的影响了人民群众消费的安全感以及信心，也影响了我国产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形象以及竞争力。本文从我国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打击的发展过程来分析该行为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并提出应注意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解决对策。

关键词：伪劣产品；消费安全；法律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迅猛，商品流通也空前繁荣。但少数唯利是图的从业者为追逐一己之私利，而置国家、社会和他人的利益于不顾，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其行为不仅侵害了消费者的合法权利，也侵害了国家对产品质量的管理制度。近几年来，频见于媒体报道的假奶粉、工业酒精兑水的假酒等事件已经严重的影响了人民群众消费的安全感以及信心，也影响了我国产品在国际经济交往中的竞争力。对此，我国法律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根据其涉及的销售金额，危害后果等不同情况，明确了生产、销售者所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及刑事责任。

一、我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应承担的法律责任及发展过程

1．我国从建国后至改革开放前长期实行权力高度集中的行政经济体制，限制商品的生产和交换，社会生活中长期存在的矛盾是消费品短缺，消费者的保护也得不到重视。在计划经济的模式下，生产者、销售者均按计划组织生产、销售，其经济利益并不与生产、销售额直接联系，对为了取得最大经济利益为目的而故意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积极性并不高。在这一段时期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一直是被以投机倒把罪追究刑事责任的。早在建国之初的1950年，中央贸易部就了《关于取缔投机商业的几项指示》，指示中明确规定：“使用假冒、伪造、使潮、掺杂或违反商品规格及使用其他一切欺骗行为，以谋取非法利润者，得视之扰乱市场的投机商业”。此后，1957年10月3日国务院又批转了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关于当前城市市场管理工作若干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将“粗制滥造、故意降低产品质量”和“出售商品时掺杂使假、短秤少尺、以次充好、以伪充真或者出售变质食品的影响人民健康”的行为，确定为应严肃处理的“市场上的投机违法行为”。1963年3月23日，国务院又作出《关于打击投机倒把和取缔私商长途贩运的几个政策界限的暂行规定》，又将“在商业行为上弄虚作假、欺骗群众”的行为规定为“必须禁止”的行为。我国1979年刑法第117条中虽然没有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犯罪行为明文规定在投机倒把罪的罪状中，但无论在刑法学界还是司法实践中，都仍然是把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作为投机倒把罪的一种表现形式的。

2．民事责任。从1979年开始实行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日益增多，已经严重危害了消费者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在此背景下，为了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参考美国严格产品责任法和欧共体产品责任指令，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则》第122条，对产品制造者和销售者规定了严格责任，其规定“因产品质量不合格造成他人财产、人身损害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应当依法承担民事责任。运输者、仓储者对此负有责任的，产品制造者、销售者有权要求赔偿损失。”《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以下简称产品质量法）第四章属于私法，其第41条至46条关于严格产品责任的规定，属于关于产品责任方面的特别法。按照特别法优先适用的原则，人民法院裁判产品责任案件均适用《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由《民法通则》、《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所组成的民事责任体系通过确保产品质量以保障消费者人身安全，救济因产品缺陷导致人身安全遭受损害的消费者，从民事责任方面制裁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人。

3．行政责任。改革开放初期的中国，就已经开始重视产品质量问题。1980年3月10月，国家经济委员会公布《工业企业全面质量管理暂行办法》。规定“对产品质量低劣的企业，采取限期改正、停产整顿，减发企业领导干部工资、停发职工奖金。对重大质量事故要追究领导责任，对直接责任者给予批评和处分。”1980年4月5日国务院了《工业产品质量责任条例》，其规定的行政责任是对企业限期整顿，责令停产、转产，吊销生产许可证、吊销营业执照、扣发企业负责人和职工工资、奖金等行政处分。由于行政法规在法律体系中位阶较低，强制力不够，不能有效遏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1993年2月22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产品质量法》。至2000年7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关于修改产品质量法的规定》，强化了产品质量的行政管理和行政责任。其中，涉及产品质量行政管理的19条，涉及行政制裁的18条，进一步明确、细化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行政责任。

4．刑事责任。对于严重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已危害到我国经济与社会正常发展，全国人大常委会八届二次会议于1993年7月2日通过了《关于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的决定》（以下简称为《决定》），自1993年9月1日起施行的这一《决定》，将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从原刑法第117条规定的投机倒把犯罪中剥离了出来，并首次成为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一小类罪。《决定》中规定了九种具体罪，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决定》中明确了这九种具体罪的罪状、法定刑、处罚原则及单位犯罪的刑事责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成为我国刑法中的一个独立犯罪。在1997年3月14日由全国人大八届五次会议修订的刑法典中，原《决定》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的犯罪”，成了分则第三章第一节“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原《决定》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经修改后成了第140条规定的犯罪。1997年刑法对《决定》中规定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作了以下修改：（1）将《决定》中的“违法所得数额”修改为“销售金额”，以利于司法实践中的具体操作；（2）将《决定》中规定的定罪或量刑数额标准均作了提高，以适应打击这一犯罪的实际需要；（3）将《决定》第12条中对这一小类犯罪共同规定的“罚金数额为违法所得的一倍以上五倍以下”，调整为处“销售金额百分之五十以上二倍以下罚金”；（4）将《决定》中所作的“情节较轻的，可以给予行政处罚”的规定删除，使法条完全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并避免刑事处罚与行政处罚的权限不清。《刑法》第140条及相关条文的规定，完成了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法典化的进程。

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犯罪成立条件以及与民事责任、行政责任之关系

1．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的犯罪对象是“伪劣产品”。因此，行为人生产、销售的物品是否属于伪劣商品，是何种伪劣产品，直接决定行为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构成何种犯罪。《刑法》中的伪劣商品必须是用于交换目的，并且进入流通领域的产品。《产品质量法》第2条、第73条规定，“本法所称产品是指经加工、制造，用于销售的产品，但不包括建设工程和军工产品”。因此，作为犯罪对象的商品，是指可以流通的工业、农业、日常生活等动产，以及可流通的高科技产品，而不包括房屋、桥梁、地下矿藏、野生动植物和国防军工产品。

伪劣商品存在广义、狭义两种涵义。狭义的伪劣产品是指作为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犯罪对象的伪劣商品，即指生产、销售的商品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质量低劣不合格或者失去了使用价值。根据《产品质量法》第49、50、52条的规定，狭义的伪劣商品主要包括：（1）不符合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全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产品；（2）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的产品；（3）不合格的产品；（4）失效、变质的产品。而《民法》中伪劣产品应当是指广义的伪劣产品，是指生产、销售的产品以及服务产品，违反国家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消费者购买的通常目的之要求，其质量、性能达不到强制性标准的要求，或者冒用、伪造厂名、厂址、质量认证标志或失去了使用价值的物品。从上可见，《民法》中的伪劣产品之范围要远远大于《刑法》中的伪劣产品，这主要是因为《刑法》是最严厉的制裁，应当有选择的重点打击严重危害公共安全、经济秩序、社会管理秩序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而对一般危害行为则应当以民事法律来调整。

2．伪劣产品生产、销售金额的确定以及应承担何种责任之关系。《刑法》第一百四十条规定，“生产者、销售者在产品中掺杂、掺假、以假充真、以次充好或者以不合格产品冒充合格产品，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不满二十万元的……，”第一百四十九条规定，“生产、销售本节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所列产品，不构成各该条规定的犯罪，但是销售金额在五万元以上的，依照本节第一百四十条的规定定罪处罚。”根据上述规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销售金额必须达到一定数额才构成犯罪，也即达到犯罪的起刑点。销售金额的大小不仅是犯罪量刑轻重的依据，也是界定罪与非罪的一个重要标准。销售金额反映了行为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规模，决定着行为人通过生产、销售伪劣产品所能得到的实际利益的大小，也反映了行为人的行为社会危害性的程度。因此，我国法律将销售金额大小作为划分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罪与非罪的量化标准之一是科学的。对于达到五万元销售金额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应承担刑事责任，而未达到五万元销售金额的行为则根据其具体情况而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行政责任。

需要说明的是，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是选择性罪名，生产伪劣产品可以独立定罪。对于生产者，生产的伪劣产品尚未销售的，只要有证据证明其行为是为了销售获利，对其尚未销售的产品应当比照已经销售出去的伪劣产品的价格，或者被假冒同类产品的一般市场价格来确定其销售金额，对此条文中的“销售金额”应当作广义解释，以利于打击生产伪劣产品犯罪行为。

3．伪劣产品之危害结果与承担责任之关系。《刑法》第一百四十一条至第一百四十八条对特殊的伪劣产品确定单独的罪名及刑罚。其中，生产、销售假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食品罪，生产、销售不符合标准的医用器材罪，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是属于危险犯，只要实施了上述生产、销售行为，无论是否造成危害结果，均已构成犯罪。这是因为实际损害已经造成时再进行处罚已不利于遏制该种犯罪，必须在危险状态刚形成阶段，就利用刑事武器进行打击。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生产、销售劣药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准的产品罪，生产、销售伪劣农药、兽药、化肥、种子罪，生产、销售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罪，属于结果犯，必须有损害结果发生，且达到法定的犯罪情节才构成犯罪。其危害结果的轻重，成为区分罪与非罪的界限。具体如下：（1）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后果，是指伪劣产品对使用的人体健康造成危害，多人病情恶化，身体致伤致残。（2）造成严重后果，是指伪劣产品的使用，致多人致伤致残，或造成事故，致公私财产直接损失达五万元以上。（3）生产造成较大的损失，是指伪劣产品的使用致使牲畜、家禽伤残死亡，庄稼减产、绝收，造成直接损失达二万元以上。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达到法定的犯罪情节的，不仅要承担民事责任，还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而未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能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4．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心理态度与其承担的责任之关系。《刑法》中有关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名的生产、销售者在主观形态上均是故意犯罪，对犯罪对象性质的认识必须是“明知”。行为人是否认识到其所生产、销售的是伪劣产品，关系到行为人是否对危害结果有所预见，从而决定行为人主观上是否有罪过，是否应当承担刑事责任，是区分罪与非罪的重要条件。生产、销售者的“明知”既包括行为人自认的明知，也包括行为人虽未承认，但综合当时的主客观条件，推定出行为人应当知道的事实上的明知。在司法实践中，判断行为人是否明知，一般要综合考虑生产、销售者的主体资格，产品的生产方式，外观质量，产品的价格、一般人认知能力下的判断，并结合生产、销售者的个人素质、业务知识和经验，进行判断，对主观上不具有犯罪故意的生产、销售者，即使造成危害结果，亦不能承担刑事责任，而只能要求其承担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

三、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在刑事实践中应注意的问题

（一）准确认定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与非罪的界限

首先要做好产品质量鉴定工作，认定是否伪劣产品是罪与非罪的最基本条件。而认定是否是伪劣产品是一个复杂的技术性问题，必须委托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进行鉴定，接受委托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必须具备相应的检测条件和能力。我国目前省、市、县均有法定的产品质量检验机构，根据其技术条件和检测能力的高低分别对不同的产品，产品的不同性能进行测试、鉴定。目前，在鉴定活动中，由于技术规范制定的缺陷以及滞后性，各检验机构对传统产品的鉴定较完善，对新产品，高科技产品鉴定的科学性、权威性不够，在司法实践中应当高度重视该问题。其次，在司法实践中要准确认定生产、销售者主观上故意的心态，即行为人明知是伪劣产品而生产、销售；还要正确计算出生产、销售者的销售金额；把握伪劣产品的危险性以及危害结果的大小，符合法定犯罪情节，构成犯罪的，依法定罪量刑，不构成犯罪的，区别不同情况给予吊销营业执照，责令停止生产，没收违法所得或者罚款等行政处罚。

（二）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与假冒注册商标犯罪交叉竞合的定性

如果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同时又是伪劣商品，则存在假冒注册商标罪与生产、销售伪劣商品罪交叉竞合的情况。在处理时由于两罪存在着交叉竞合的情况，导致在对其追究刑事责任时，需要区分不同情况进行认定和处理。（1）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同时又是伪劣商品，但该商品与被其假冒的注册商标所代表的商品不属同一种商品。单独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罪追究刑事责任。（2）假冒他人注册商标的商品同时又是伪劣商品，且该商品与被其假冒的注册商标所代表的商品属于同一种商品。即行为人在自己生产、销售的伪劣商品上，使用他人同种类商品的注册商标。符合牵连犯的构成特征，应当从一重罪处断。公务员之家

四、现阶段治理生产、销售假冒伪劣产品现象的对策

（一）加强道德、伦理宣传，使从业者处理好经济利益与社会公德之关系

在计划经济时代，经济活动与从业者个人或小团体的直接关联性并不密切。而进入市场经济时代，生产、销售者往往面临着“德”与“利”的困难抉择，当出现经济利益诱惑，而且遵守道德规范未必有直接的利益回报，而不遵守道德规范未必被发现时，从业者往往容易作出错误的选择。对此政府应当加强对社会从业者的道德伦理教育，不回避经济利益与道德规范的关系，教育从业者将个人利益与公众利益、经济利益与社会效益有机结合起来，形成个人与社会之间的良好平衡关系。在道德、伦理宣传中，要避免简单化、形式化的宣传，要避免注重表面行为而忽略了内在良知的宣传教育，要结合中国传统文化中价值观、财富观进行长期的宣传教育，使正确的道德观念渗透到一代代从业者的情感世界中，并内化到其行为规范中。

（二）充分运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的制裁手段，加大从业者违法成本，抑制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之动机

为了遏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泛滥的现象，必须充分利用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刑事责任制裁违法者。要做到：（1）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加大查处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力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产品质量监督部门发挥其积极、主动的作用，主动在市场上行使管理职能，在发现伪劣产品后积极行使行政制裁手段予以处罚。还要充分调动社会各方面的积极性，对主动举报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人员予以一定的奖励。（2）通过媒体宣传，提高消费者识别伪劣产品的能力。同时，还要降低消费者购买伪劣产品后的维权成本。从目前来看，消费者无论是与经营者协商、有关机构进行调解或向法院起诉，其花费的经济成本、时间成本均过高，容易使消费者放弃维权。建议职能部门对消费者投诉进行“一站式”接待处理，同时将对产品负责质量鉴定的社会机构改为公益性质的政府部门，消费者要求质量鉴定时不应收取费用。对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者不仅要向消费者承担高额的民事赔偿责任，还要课以严厉的行政责任，使得生产、销售伪劣产品风险成本增加，使其无利可图，抑制其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之动机。（3）对实施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犯罪的个人或单位犯罪中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适用自由刑，同时必须并处罚金，在实践中还必须注意罚金的到位率。在追究生产、销售者刑事责任的同时，不能重刑轻民，如果造成被害人经济损失的，还应当根据情况判处承担赔偿经济损失的民事责任。

（三）切断地方政府与生产、销售伪劣产品之行为的利益链条

政府是市场经济的重要参与者，其承担着维护市场公平，惩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重要职责。但对于各级地方政府，本地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的存在有可能给本地区带来增加地方税收，增加就业，增加财政收入等利益。当一个地方政府区域内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可以提高经济指标增长时，该政府官员的“政绩”也得以提高，该地方政府也就丧失了打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积极性。个人认为，首先要改革政府官员考核、选拔体制，不能仅仅以“政绩”考核、选拔官员。要对地方政府打击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实施考核，对默认、放纵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政不作为行为予以严厉惩处。其次，严厉处理公务人员涉及生产、销售伪劣，对直接或间接从事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公务人员，坚决予以处理，对因受贿后成为生产、销售伪劣产品行为保护伞的公务人员依法予以刑事处罚。

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的行为泛滥是市场经济发展的一种不良现象，对其进行治理，必须依靠政府和社会各方面的积极努力，采取多种措施，进行长期的综合治理。

注释：

周道鸾，张军主编．刑法罪名精释（第三版）．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140，144．

高铭暄，马克昌主编．刑法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38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