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同解除制度法律问题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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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对合同解除概念分析

合同解除的概念，各法系学者之间有争议，其焦点在于合同解除是否包括协议解除。大陆法系学说一般认为合同解除是单方行使解除权的单方行为，合同的协议解除被排除在外，原因是协议解除合同是当事人经过协商后达成的一致意见，是一种新的合意，充分体现合同自由原则，由合同意思自治加以规定足以而不需另设专门条款加以规定。英美法系的合同解除则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上相当于大陆法系的合同解除。从广义上看，与合同消灭或终止同意，其解除原因包括以下五种：①因履行而解除；②因当事人的协议而解除；③因当事人一方面通知对方而解除；④因债权人认为对方违约而解除；⑤因意外事件不能履行而解除。

我国《合同法》中有关合同解除的含义与两大法系观点不同，是广义上的合同解除，把协议解除、约定解除纳入合同解除的概念。合同解除作为合同法中的一项独立的制度与合同其他制度，如合同无效、合同变更、合同担保等制度互相配合，共同构成我国合同法的完整体系。

我国《合同法》中的合同解除，是指合同有效成立以后，当具备合同解除条件时，因当事人一方或双方的意思表示而使合同关系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的一种行为。其中值得注意的是：①合同解除的前提是有效成立的合同不包括可撤销或效力待定的合同。②合同解除所满足的条件包括法定的条件和约定的条件。③必须有解除行为，或基于一方或基于双方的意思表示。④解除的效力是自始消灭或向将来消灭，也就是是否有溯及力的问题。

二、合同解除制度比较研究

两大法系中关于合同解除制度的构造各异，其争议的焦点主要集中在两点上：第一，合同解除是否包括协议解除；第二，合同解除是否有溯及力。大陆法系国家合同的解除制度将协议解除排除在外，仅有依解除权而解除合同，以法国和德国最有特点。

总的来看，英美法中合同解除的含义不具有统一性，合同解除包括作为违约的救济方式而存在的法定解除，也包括协议解除、单方解除。因违约而解除合同的，其条件适用根本违约的规则。协议解除实际上适用的是合同订立的规则，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的精神。合同解除效力视具体情况而定，对于合同解除是否具有溯及力问题，英国法和美国法则采取了不同做法。

两大法系合同解除制度比较：第一，协议解除是合同自由原则的体现，体现当事人意思自治原则，适用合同订立的规则，合同解除的效果由当事人自由商定。所不同的是大陆法系一般认为协议解除属于合同解除的范畴，而英美法系则认为应纳入合同解除制度的范畴。第二，虽然大陆法系以违约行为的性质和特点为标准，英美法系(如英国法的中间条款)以违约后果为标准，导致两大法系对法定解除权发生原因的具体规定并不一致(大陆法系以履行不能、迟延履行等为法定解除权的发生原因，英美法系以根本违约为法定解除权的发生原因)，但两大法系对法定解除权发生原因的规定从本质上讲是一致的。对于法定解除的效力，德国、美国及我国台湾地区原则上承认其具有溯及力，以恢复原状作为救济方式，英国法认为合同解除的后果原则上不包括恢复原状，没有溯及力。

三、中国现行合同解除制度的改进及完善

(一)中国现行合同解除制度的两点思考

1．通知解除合同的程序，即单方行使解除权解除合同的程序《合同法》第九十六条规定，单方解除合同，应当通知对方。通知只需要到达对方，并不需要对方的答复，更不需要对方的同意，合同解除即发生效力，即“合同自通知到达对方时解除”。如果对方当事人不同意解除合同即对解除合同存在异议的，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确认合同解除的效力。此时，如果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认定合同解除的条件成就，那么合同解除的效力就从解除权人把解除合同的通知送达给对方时生效；如果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做出了相反的确认即确认合同解除条件不成就，不应当解除合同，而此前解除权人已经通知对方当事人合同解除，合同解除已经生效，也就是说法院或仲裁机构的确认推翻了前者解除权人解除合同的效力，那么从合同解除生效至法院或仲裁机构推翻这段期间合同解除的效力如何认定呢?笔者认为法院或仲裁机构推翻了解除权人在先的合同解除，合同解除的效力应视为自始无效，因此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通知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

2．合同解除的时间要素。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规定：可以由当事人约定行使期限，也可以由法律规定，期限届满，该权利消灭。在没有前述规定的情况下，经对方催告后在合理期限内不行使的该权利消灭。据此规定，行使解除权的期限是模糊的，缺乏实际的可操作性，需要法官根据实际情况进行自由裁量。但是，无论是法定期限还是约定期限，在性质上都是属于除斥期间，即法律预定的关于解除权于存续期间届满时当然消灭的时间，除斥期间的计算以该权利的取得为起算点。这里就有两个问题值得思考：其一，催告后“合理期限”的确定。如何确定合理期限在实践中是不容易判断的，要根据合同的具体情况由当事人自己去判断，这就增加了法律的不稳定因素，由此常引起纠纷，破坏法律的稳定性。其二，法律规定或当事人约定的行使期限这个除斥期间与“合理期限”有可能出现冲突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就会导致在合同解除制度上出现两个不同的除斥期间，其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为了解决上述两个问题，我认为《合同法》应该规定一个确定的、统一的除斥期间，从而使司法实践中遇到此问题时有明确的法律依据。

合同解除权的时间要素在一定意义上是对合同解除权人的一种督促，它要求当事人应当在法律规定或约定的时间内及时地行使，如果期限届至而不行使，则合同解除权只能归于消灭，也是我国《合同法》第九十五条需要完善的一个地方。

(二)中国现行合同解除制度的改进及完善

1．将协议解除从合同解除制度分离，由合同订立制度加以规制

协议解除合同主要是由当事人通过自由协商而达成意思表示的一致，使已经生效的合同消灭。其作用机理与订立合同相同，但方向相反：一个使合同走向消灭，一个使合同成立。而约定解除则是当满足了某种特定的条件时法律赋予某一方当事人以自己的意思使合同归于消灭的权利。其作用机理与法定解除相同，只是赖以解除合同的条件不同：一个是约定的条件，一个是法律直接规定的条件。从各国立法来看，大陆法系德国、法国将协议解除排除在合同解除制度之外，这是值得借鉴的。在立法完善时应该予以拆分，将协议解除与单方行使解除权(即约定解除和法定解除)相分离，而通过合同订立的规则对协议解除加以规制。

2．与合同解除并存的损害赔偿是对无过失方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

我国法律一直承认合同解除与损害赔偿可以并存。合同解除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对无过失方信赖利益损失的赔偿。我认为，此种立法例成功地将体系化的法律规则与鲜活生动的生活现实之间结合，同时满足了冲突双方的基本诉求，值得赞同。发端于英美法的信赖利益赔偿旨在无侵权行为或债务不履行之事实场合，对当事人一方提供救济，赋予善意无过失之信赖人向相对人请求赔偿其因法律行为无效而生之消极的合同利益的权利。近代，在大陆法系该制度已发展成与侵权损害赔偿、违约损害赔偿并列的法律救济方式，于合同不成立、合同无效、合同被撤销等场合均有适用，适用于合同解除场合亦为妥当。信赖利益赔偿请求权，在发生基础上，实质基础为民法的诚信原则，形式基础为法律的直接特别规定，不以合同的有效成立为前提。因此，在逻辑上可与合同解除的溯及力和谐共存，事实上信赖利益赔偿之所以产生就是为了在维持法律体系化的前提之下，消除债法的体系化诉求与社会目的的冲突。在赔偿范围上，固然信赖利益，即消极利益或消极的契约利益赔偿之结果，即如同契约未曾发生。信赖利益，与债权人就契约履行时可获得之履行利益(chebenefitofperformance)或积极利益显然有别。履行利益赔偿的结果，契约即如同被履行，但信赖利益赔偿涵盖财产损害和非财产损害，财产损害又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因此，信赖利益的赔偿甚至可能超过履行利益。二者在范围上互有短长，难分优劣，只有着眼的角度不同而已。采信赖利益赔偿说既与债法的体系相符合，又能救济善意无过失相信合同有效之当事人，是值得采用的。

合同解除制度，不仅是一项重要的法律补救措施，且事关合同经济纽带作用的发挥以及人们对合同的信赖程度。研究合同解除制度，旨在通过完善立法，预防债务人的投机行为，维护债权人的正当利益，确保交易安全与稳定。通过研究分析中外有关合同解除制度的规定，找出我国《合同法》关于合同解除制度的不足，为完善我国合同解除制度提供借鉴，以期达到实践中解除合同有理有据，并且避免制度的重复规定。

摘要：合同解除制度中存在着若干法律问题，在通知解除合同的程序里，合同解除的效力应视为自始无效，因此给对方当事人造成的损失，通知方应当承担相应的责任；合同解除的时间要素上，《合同法》应该规定一个确定的、统一的除斥期间。应该将协议解除排除在合同解除制度之外，采用合同订立的制度对其加以规定；合同解除可以与损害赔偿并存，并且其赔偿范围是对无过失方信赖利益的赔偿。

关键词：合同解除；协议解除；信赖利益；损害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