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产权保护立法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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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知识产权保护的国内立法由于地域性限制和立法的差异，形成了对国际投资，尤其是高新技术国际投资活动的障碍。而以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管辖下的多边条约为代表的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缺乏有效消除各国国内立法差异的规则和提高全球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办法，缺少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没有及时反映新型高新技术知识产权的保护需求。WTO框架下的TRIPs协议，同时在全球大多数国家推行着知识产权保护的最低标准。而且在诸多方面较现存多边知识产权公约保护范围更广、保护水平更高，并且具备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作为执行保障，因而是一个重要的知识产权保护公约。由于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密切关联，TRIPs协议对未来国际投资及国际投资法的发展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关键词]知识产权，TRIPs协议，国际投资，WTO

一、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

我国著名国际经济法学者余劲松教授在论及国际投资和知识产权保护的关系时曾指出，国际投资与知识产权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作为一种财产权是可以用于投资的，若未作为投资，则可通过技术转让的方式获得。无论海外投资企业是通过何种方式获得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的保护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也可被看作是一种贸易壁垒和投资壁垒。有些公司投入了大量资金开发新技术和新产品，若对知识产权缺乏有力的保护，其技术就有被竞争者自由和无偿取得的风险，它们当然也就不愿意前往投资了。对于外国投资者，特别是高新技术生产者来说，加强对知识产权的国际保护，无疑有助于其进入他国市场并防止他国低成本地复制出口。所以，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助于保护国际投资，促进国际投资的发展[1]（P.329－330）.

从跨国公司角度来看，一个跨国公司越是有能力开发新技术，就越是有能力向海外开发新市场和占领新市场，越是有能力通过含有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投资海外，就越是有能力取得国际垄断地位，这是一个良性循环的投资-竞争-投资模式。可以说，由技术引致的对外投资产业选择，主要是高新技术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的投资，知识产权投资在未来国际投资竞争中将稳固地占据主导地位。

另一方面，值得注意的是，知识产权侵权往往会使投资者通过直接投资形成的避免关税障碍、降低生产成本、直接占领海外市场的优势在瞬息间荡然无存对于高新技术投资，情况尤为严重，因为这些产品的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可以被轻易地仿制和假冒。举例而言，集成电路布图设计是一种被掩膜的三维立体集成电路原件布局图，其设计极其复杂，投资巨大，但这种布图设计却可以轻易地通过拍照等手段复制。由于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费用高昂，在产品成本中所占比例越来越高，使跨国投资者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高的国家投资面临巨大风险。因为，这些投资在东道国形成成品进入东道国当地市场时，虽然没有关税阻挠，有东道国各种税收优惠和政策扶持，从而使产品在东道国的生产成本低于在母国的生产成本。但作为高新技术产品，产品的研制开发费用不会降低多少，而且还面临着培训当地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的负担、适应当地消费者需求等许多新的困难。因此，实现高新技术投资的高利润并非易事。但是，一旦产品被低成本仿造而又不能依靠强有力的当地知识产权立法加以制止和制裁，投资者的产品不但难以进入东道国以外的海外市场，就是东道国当地市场也难以保住，投资不仅不能得到预期利润，还会血本无归。

我们认为，高水平的知识产权保护，不仅对于推动高新技术投资在全球的顺利流动具有重要意义，也是一国投资环境好坏的一个重要象征。令人忧虑的是，乌拉圭回合前的知识产权立法，无论是从国内法还是从国际法角度看，都存在着种种缺陷，不能适应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投资自由化的需求。

二、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内立法差异对国际投资的影响

从国内立法角度来看，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各国国内知识产权保护规则的差异和保护水平的参差不齐是知识产权投资、知识产权产品和服务难以在全球范围内获得全面保护和同等待遇的重大障碍。有学者甚至认为，侵权产品泛滥很大程度上是由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差异造成的[2]（P.714）.笔者认为，地域性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差异也是跨国投资者投资信心不足的重要原因。

以专利制度为例，各国立法不一，迫使投资者在作出投资决策之前，不得不劳心劳力地详细分析研究各拟投资的市场所在国的专利制度，仔细考察如下问题：（1）该国是采取审查主义还是采取非审查主义，审查的范围如何；（2）该国是采取先申请原则还是采取先发明原则；（3）新颖性的要件如何规定（如是采取相对的新颖性还是采取绝对的新颖性）；（4）何种发明可以获得专利；（5）专利权的有效期限为多少年；（6）是否采取以登记为实施权利的基础的制度；（7）实用新型制度是否在专利制度之外作为另制承认等等。

再以商标制度为例，由于各国均采用属地主义（限于按国别申请，才在该国有效）原则，各国具体立法不一，跨国投资者在投资之前，也不得不详细分析下述问题：（1）商标是因向专利机关申请注册后才享有权利（登记主义），还是以在申请商标注册前已经使用该商标为要件（使用主义）；（2）具备同样要件的商标注册申请时，如有复数申请者，是否先申请者才能取得权利（先申请主义）；（3）是否具备商标注册的要件，须经专利机关审查为原则（审查主义）；（4）商标注册申请时，是否不仅须经专利机关审查，还须通过公告作为一般社会审查的对象；（5）对于同一的或类似的商品是否不承认使用同一或类似商标（即一商标一注册主义）；（6）专利机关对不服拒绝审查处分或对已注册商标已经提出异议的争议是否可自行审判；（7）是否承认作为服务业标志的服务标章制度等等。上述问题的研究考察，往往对投资者的投资决策有重大影响，而各国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不同和保护水平的不一，不仅增加了跨国投资的成本和投资风险，也使知识产权投资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的国家产生不同的经济后果，人为地扭曲了跨国投资的正常流向和流量。而这种扭曲对于发展中国家尤为不利，因为发展中国家知识产权国内立法水平不高，保护水平低下，使得急需技术密集性投资的发展中国家难以吸收到高新技术投资，这些投资往往倾向于流向发达国家。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由于知识产权保护的地域性，各国往往依据本国情况自立知识产权保护水准和保护范围。经济落后的国家难以自觉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也难以对一些新出现的知识产权类型提供及时和有效的法律保护。例如，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至今尚未建立计算机软件的立法，许多发展中国家甚至没有版权立法，这种局面显然不利于对全球经济发展起着越来越重要作用的新型知识产权的推广和应用，极大地阻碍了这些知识产权产品、投资和服务在发展中国家的传播。

三、知识产权保护方面国际立法的不足之处

从国际立法的层面来看，知识产权保护乏力早已引起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国家的关注。从全球性立法的角度来看，虽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在保护知识产权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其固有的缺点或弱点也是非常明显的[3]（P.283－284）.

首先，尽管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所管辖的多边国际知识产权公约十分庞大，但其中许多条约的缔约国甚少，约束力有限，尤其是那些保护水平较高的国际公约，往往因为参加国太少而失去应有的作用。

其次，巴黎公约和伯尔尼公约的主要内容是界定权利，缺乏保证权利实施的国内措施，难以保证公约作为国际法对国内立法应有的约束力和影响力。

再次，现存有关知识产权的国际公约大多都没有制定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规则和程序，更没有统一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从而使这些公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

又次，由于现存公约在国际协调方面仅提出国民待遇，因而往往难以建立普遍的适应技术发展需要的合理保护水平。同时，现存公约对于高新技术之类的知识产权往往缺乏规定，难以适应国际经济发展和高新技术突飞猛进形势的需要。例如，在著名的伯尔尼公约中，就没有关于计算机程序是否作为文学作品加以保护的规定。

最后，对于差异颇大的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和政策，现有公约体系缺乏有效的机制加以协调和监督，难以保证各国现存立法差异的逐渐缩小，更难以确保未来各国知识产权立法朝更高水平的方向趋同。

从区域性国际立法角度来看，虽然区域经济一体化在战后发展迅速，有些区域性经济条约已经开始重视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推动区域内自由贸易和自由投资的重要手段，在少数区域经济条约中甚至订立了高于现存所有知识产权全球性公约所确立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的条款。但是，包含知识产权保护内容的区域性经济条约毕竟只在区域范围内协调少数成员方国内立法，适用范围有限，不能同时促成多数国家国内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普遍提高，也难以形成大多数国家一致承认的知识产权保护标准。

可以说，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及其所管辖的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公约有着明显的不足和区域性立法的局限性，是促成主要知识产权大国转向在多边贸易体制内解决知识产权保护及遏制盗版侵权问题的重要原因。围绕着扩大知识产权保护基本原则的普遍实用性、确立知识产权保护的更高标准、规定知识产权保护的有效国内执行措施、建立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争端解决机制等核心问题而进行知识产权国际保护公约体系改革，已经成为国际社会必须尽力和尽快完成的重大历史使命。这种改革，也是对国际投资自由化趋势的一种积极回应，是全球范围内改善国际投资环境的重要举措。

乌拉圭回合达成的TRIPs协议，正是国际社会谋求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国际多边立法的一次重要努力和成功尝试。虽然TRIPs协议并不直接规定外资待遇，也没有条款与国际投资问题直接挂钩，但由于知识产权常常成为出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实则是加强了对包含知识产权的外国投资的保护。考虑到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不同是进行技术密集性的外国投资的最大障碍，TRIPs协议的意义就显得更为突出[4]（P.712）.

四、TRIPs协议对国际投资法的影响

（一）协议促成知识产权实体法上保护水平的普遍提高

综观TRIPs协议的实体法条款，可以看出，协议是迄今为止最为完善的知识产权保护公约，处处体现着人类追求知识产权更高保护标准的精神。TRIPs协议无论是在保护范围还是在保护标准方面都比以往知识产权公约有了很大的突破。

TRIPs协议的保护范围十分广泛，几乎涉及到所有形式的知识产权。同时，协议将GATT中的国民待遇原则和最惠国待遇原则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将有助于成员方之间在知识产权保护的权利和义务的平衡。在现行的知识产权公约中，一般并无最惠国待遇的规定，只是规定提供有条件的双边待遇。因此，TRIPs协议将最惠国待遇作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基本原则规定下来，是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一项重大新发展。

在专利权保护方面，由于各国在专利保护上的分歧较多，世界知识产权组织主持的修改巴黎公约的工作一直没有取得大的进展。TRIPs协议引入了当今发达国家专利保护的一般原则（而引入巴黎公约的条款并不多），协议完善了国际专利保护制度，统一了专利保护的最低标准。协议不要求成员方采取强制许可制度，而且依据协议的规定，如果采取强制许可，应服从严格的限制条件，这些条件多达12项，从而进一步保护了专利所有人的利益。协议将可申请专利的标的扩及农用化学品、药品及其生产程序。保护期限自申请之日起算，不得少于20年，这无疑也是一大进步。

虽然工业品外观设计是巴黎公约的保护对象之一，但巴黎公约并没有任何实体性的规定。而TRIPs协议对工业品外观设计的规定为实体性规定，因而，在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多边保护方面，TRIPs协议较巴黎公约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在商标和地理标识保护方面，TRIPs协议的一个重要进步是将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延伸到服务领域，要求成员方将巴黎公约第6条第2款规定的原则扩大适用到服务商标。巴黎公约第6条只是对驰名商标保护作了原则规定，TRIPs协议则从两个方面发展了上述原则性规定：一是将驰名商标保护扩大到了服务领域；二是扩大到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只要这些商品或服务上的商标与驰名商标产生某种联系，损害驰名商标所有人的利益，也应禁止注册和使用。协议规定的对驰名商标的特殊保护，实质上是扩大了驰名商标的保护范围，它不仅保护驰名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更把与驰名商标所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不相类似的商品或服务也纳入其保护之列，因而具有防御商标的作用[3]（P.295）.TRIPs协议在保护地理标识方面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不仅对地理标识进行了详细的定义，而且规定了地理标识假冒方面的规则和纪律。

TRIPs协议是第一个明确要求成员方保护未泄露的信息的国际协议，它充实了巴黎公约关于反不公平竞争的一般规则，反映出商业秘密已成为专利、商标和版权之外第四知识产权的重要地位。TRIPs协议对版权保护的客体范围拓展到伯尔尼公约没有涉及的计算机程序，要求成员方必须将计算机程序，不论是原始代码还是目标代码都作为伯尔尼公约中所指的文学作品加以保护。协议还对数据编排和其他资料汇编也加以保护，只要其内容选择或安排，构成知识产权所要求的具有创造性。在版权保护方面，协议还首次引入了“版权的租让权”的概念，这也是一个重要进步。

（二）知识产权执法程序加强是知识产权多边立法在现有知识产权公约基础上的重大进步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知识产权国际保护中的一个严重缺陷就是，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各项公约的法律框架内都缺乏有效的执法机制。发达国家寻求在GATT框架内解决知识产权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在于借助GATT的广泛影响，解决知识产权执法机制长期欠缺的问题。只要我们简单地回顾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中的主张和要求，就不难看出，加强知识产权的执法体制和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标准及建立统一的争端解决机制并列为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中追求的目标[5]（P.391-397）.换言之，发达国家在TRIPs协议谈判过程中，不仅知识产权保护的实体法标准能够得到普遍提高，而且希望扭转因为知识产权执法措施的不力局面，减少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以及投资领域中的扭曲和损害[6]（P.1371）.就美国的情况而言，其确立的谈判目标更为明确：GATT成员方必须承认和履行知识产权保护义务和遵守知识产权保护标准[7]（P.1371），包括对既已确立的权利的有效执行，执行措施不仅包括边境措施，还应包括可以利用的民事、刑事等措施和手段，包括有效的争端解决手段。

与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不同的是，TRIPs协议的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不仅规定应保护的权利，而且要求成员方采取各种可能采取的措施来实施协议，阻止知识产权侵权。协议提出了严格的法律实施规则，要求成员方采取民事、行政、刑事法律手段以及临时措施和边境措施打击知识产权侵权，堵截冒牌货和盗版侵权货物。这将改善一些国家的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促进全球在制止冒牌货和侵权方面的协调行动，减少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扭曲和不正当竞争。

（三）透明度原则的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意义重大

法律法规透明度对知识产权保护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这一点经常容易为人们所忽视。TRIPs协议将GATT中的透明度原则引入知识产权保护领域，是一个重大进步。依据协议第63条的规定，涉及该协定的问题，无论是关于知识产权的效力、范围问题，还是知识产权的取得、实施或保护问题。由任何一成员方通过的法律、规章、司法裁判和行政决定，都应以该成员方的官方语言及时颁布，应以各成员方政府和权利人可得知的方式公开。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性机构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间生效的、涉及知识产权保护的协定也应予以公布。

考虑到各国在知识产权立法方面的差异和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在协调各国立法差异方面的软弱无能，鉴于各国在知识产权国内立法标准的统一要远比贸易立法的协调统一艰难，我们认为，知识产权立法的透明度意义十分重大。这不仅有利于各跨国投资者充分及时地了解各国知识产权立法的现状和未来立法趋势，为投资决策提供科学的依据，也有利于各国知识产权立法在随时处于国际社会的监督的压力下，更快地走向协调和趋同。而且，各国相互间缔结知识产权保护条约的过程和内容也可为国际社会知悉。我们认为，在透明度原则要求下产生的国内知识产权立法和国际知识产权立法，将进一步打破知识产权保护的狭隘地域性和各自为政的状况，有利于为含有知识产权内容的国际投资创造一个更为宽松、有序和安全的国际投资环境。

（四）WTO争端解决机制的作用

已如前述，现存知识产权国际公约大多未能制定行之有效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更没有统一的争端解决规则和机制，从而使这些公约的执行效果大打折扣。这种国际立法模式显然成为知识产权保护的严重障碍，造成了如下恶果：（1）不利于知识产权公约的贯彻落实和知识产权保护普遍标准的建立；（2）因知识产权争端解决不力，使公约参加国对公约本身的效力产生不信任；（3）刺激某些强国寻求公约框架外的单边报复和制裁，不仅造成了强权政治的流行，也减损了知识产权多边法律体系的效力；（4）单边措施往往引起国家间经济和政治关系的紧张，形成知识产权争议这种商业性争议的政治化，反而不利于争端的解决。

将WTO争端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条约法领域，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举措。WTO争端解决机制对未来全球知识产权保护的积极影响，可以简单归纳如下：

首先，将一个完整、统一而有效的争端解决机制引入知识产权国际公约，本身就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上的一种创新，它结束了长期以来许多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缺乏争端解决机制规则和机制的历史，是知识产权国际立法的一个重要进步。

其次，WTO争端解决机制是一个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独立的专家小组或上诉机构的审案、严格的时间限制和程序规则、强有力的交叉报复补救制度，将有力地保障TRIPs协议的贯彻实施，充分保障协议的有效性和严肃性，这种效果是现有知识产权国际公约难以获得的。

再次，TRIPs协议是迄今为止保护水平最高的全球性多边知识产权条约，也是所保护的知识产权范围最为广泛的国际条约。它所确立的统一的知识产权保护最低标准和国内执行规则，只有在一个强有力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保障下，才会发挥较任何现有公约更大的作用，否则，一切高水平的实体规则和程序规则都只会形同虚设。

最后，WTO的争端解决机制有力地排除了知识产权保护方面的单边行动，减少了知识产权争议政治化的危险，保障了无论大国还是小国，无论是强国还是弱国，都只服从同一国际规则，并只能借助该规则解决分歧和矛盾。

五、协议的不足和两类国家利益协调的困难

应当注意的是，TRIPs协议也不是完美无缺的一个国际条约，甚至在与现存知识产权国际公约相比时，TRIPs协议在某些方面也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举例而言，在版权保护方面，尽管TRIPs协议在总体上为版权保护作了较全面的规定，但对于电影和录音制品保护却缺乏规定。协议在这些领域不但没有要求实行国民待遇，反而实行互惠，这意味着GATT的成员方必须就共同一致的权利单独地与这类作品的所属国家进行协商。再如，协议对邻接权的保护进行了限制，任何成员方均可在罗马条约许可的范围内对协议14条第1-3款提供的权利规定条件、限制、例外和保留。而且，某些成员方可依据14条第3款规定不授予广播组织者以邻接权，因此，协议对邻接权的保护在某种程度上甚至低于罗马条约。另一方面，协议在不少地方的规定是比较模糊的，缺乏应有的预见性和指导性，难免为协议的准确实施增添困难。例如，对于什么是数据编排和资料汇编的创造性，协议并没有能够确定明确具体的标准，人们只能从版权法的原理出发推定创造性是否存在。又如，协议规定注册商标权利人的权利行使不得损害他人的在先权，但由于各国对在先权范围的界定差异较大，协议在此问题上明显采取了回避的态度-不作具体规范而交由各成员方自行制定。因此，什么是国际公认的在先权范围，人们仍然不能从协议中直接找到答案。

从两类国家利益协调的角度来看，虽然协议考虑到了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情况，在一些条款中作出了对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进行适当照顾的规定，但这些条款并没有多少具体解决发展中国家严重经济困难的方案。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这些条款无疑是过于抽象和难以具体落实的。同时，应当指出的是，协议对发展中国家所作的优惠安排仍然是极其有限的。主要体现在实施协议的过渡期安排上有限的优惠待遇，协议对如何促进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技术和提供技术援助只字未提。从总体情况看，协议更多重视反映发达国家的愿望和要求，因而协议本质上是更有利于发达国家利益的。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协议将使发展中国家为履行义务付出沉重的代价。发达国家是主要的知识产权所有者，发展中国家则拥有较少可保护的知识产权。在经济水平差距悬殊的情况下，要求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承担同样的保护义务，无疑大大增加了发展中国家在国际竞争中的压力。考虑到发展中国家本来就在技术产品、服务和投资中处于严重的劣势，我们认为，协议在某种程度上是欠公平的。也不利于弥合两类国家经济差距逐渐缩小的国际经济新秩序的要求。

从协议的立法导向来看，TRIPs协议明显倾向于更多保护权利所有人的利益。有学者尖锐地指出，从TRIPs协议具体条文来看，协议序言所规定的目标并没有得到完全公平的体现，协议过分偏重对知识产权的保护而对知识产权拥有者应尽的社会责任没有能够很好地考虑，对发达国家在国际技术贸易中滥用其技术垄断地位和知识产权，几乎没有作出有效约束，实际上是不利于知识产权的传播和全球社会整体发展的。协议对权利所有人明显的倾向性保护，在TRIPs协议确立的规则中表现得非常明显。举例而言，为维护公共利益和防止权利滥用而允许未经专利所有人授权而对专利的内容进行强制使用的制度，是许多发展中国家推动专利技术尽快推广应用的一项重要制度。TRIPs协议虽然承认强制许可制度的合法性，但却设置了强制许可的众多条件，而且这些条件十分苛刻。虽然协议第31条冠之以“未经权利持有人许可的其他使用”，但综观该条的具体内容，不难发现，与其说是规定了对专利权的限制，不如说是规定了对权利限制的限制，因为整条内容都是关于要求成员方在实施强制许可时应当符合一定的条件。再如，在国际技术贸易和知识产权投资中，发达国家的跨国公司往往利用其自身强大的经济力量和谈判实力以及关键技术独占的特殊地位，滥用知识产权权利，从事种种限制性商业行为，从而限制竞争和谋求不正当暴利，严重损害了技术接受方和东道国当地投资者的利益。协议虽然规定各成员方有权在其国内法中具体规定协议许可的权利滥用的构成条件以及防止或控制权利滥用的行为，但这种抽象的立法方法无疑不利于在全球范围内有效打击权利所有人的反竞争行为，发展中国家希望协议能够同时成为国际技术转让领域的反不正当竞争法典的良好愿望最终落空。换言之，协议没有确立有效控制知识产权权利滥用的国际法规则，也没有有效地维持发展中国家利益和技术受方利益与跨国公司之间利益的平衡。

上述倾向于保护权利所有人利益的立法方法，无疑创造了更有利于发达国家知识产权所有人的国际投资环境，但对于主要是作为知识产权投资输入方的发展中国家却相当不利甚至有失公平。过分注重保护权利所有人利益和片面有利于发达国家的立法，无疑会引发发展中国家的对抗情绪，难怪至今仍有发展中国家认为GATT是“有钱人的条约”（过去也有人认为GATT无非是富人的俱乐部），并抱怨发达国家的代表强迫欠发达国家接受TRIPs协议。有观察家甚至注意到：“美国已好像分割和操纵了TRIPs协议，它接受发展中国家说服他们为外国直接投资和外国所拥有的知识产权提供更大的保护。”[8]（P.162）上述立法的偏袒引起的对抗情绪可能会妨碍TRIPs协议的进程和效力。

参考文献：

[1]余劲松主编。国际投资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7。

[2]王传丽主编。国际贸易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8。

[3]、贺小勇。世界贸易组织[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

[4]曾华群主编。国际投资法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5]MarkL·Damschrodel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andtheGATT：UnitedStatesGoalsintheUruguayRound[J].VanderbiltJournalofTransnationalLaw，Vol.21.，1998.No2.

[6]ECandJapanPresentIntellectualpropertyProposalsforUruguayRoundNegotiations，4Int‘1TradeRep.（BNA）（Dec.2，1987）。

[7]U.S.FrameworkProposaltoGATTConcerningIntellectualPropertyRights，4Int‘1TradeRep.（BNA）（Nov.4，1987）。

[8][美]威廉·盖里·沃斯1国际贸易与投资-后冷战时代国际商务活动的法律环境[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