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票据立法完善探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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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软件产业日益成为信息社会的支柱产业之一，构成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在其自身发展壮大的过程中，人们对如何保护软件不受侵犯，探讨并尝试过不同的模式。版权模式是一种主流的保护方法，但随着软件产业链的延展扩充和其对社会生活影响的加剧以及相关利益的壮大，加之人们对软件功能性的性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采用专利法来保护软件更加受到软件产业大国的青睐。而且，随着市场经济的实践，针对软件的专利标准也发生了变化。

一、关于软件

（一）软件行业的发展

计算机产业的发展起步于20世纪50年代，是整个信息产业中发展最为迅捷和最具有直接影响力的部门之一。它是伴随着电子技术的发展而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电子技术最直接的应用和最集中的代表。

在其发展的初期，因为技术的局限和功能的单一，它只能在科技领域内应用，而在生产领域和管理领域的应用非常有限，这时的计算机产业还没有完全形成，尚未从其他产业中独立出来。随着集成电路等核心技术产业的发展，功能愈发强大而完善的计算机相继面世，其性能越来越先进，使用也越来越方便，形成了独立的产业链条。不仅如此，通过网络化的应用，计算机成为各种行业的基础设备，应用于不同行业的各种系统，并在20世纪90年代以后逐步进入网络时代，构成互联网经济的基础与核心。

而在这庞大的计算机产业中，计算机软件又占据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成为整个计算机行业的“领舞者”。如果说离开计算机产业的信息社会和资讯经济只是徒具空壳的话，那么，离开软件的计算机产业更是毫无用武之地。只要我们稍微关注一下计算机在社会生活各个方面的实际应用，就不难发现，软件业才是今天资讯产业乃至整个信息社会的灵魂中枢。有人形象地比喻说：对电子信息产业这个巨人来说，集成电路是他的心脏，新型元器件是他的五脏六腑，通信、计算机是他的手、足，而软件则是脑和灵魂。作为电子信息产业核心和关键的软件产业，是关系到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性产业。

据统计，1996年全球信息产业的销售额就已达到1万亿美元，超过了汽车和钢铁工业，成为全球最大的产业部门；而软件业作为全球信息产业中成长最快、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已经成为各个国家和地区发展经济的重点。目前计算机产业价格体系中硬、软件的比例已从50年代的8:2和70年代的5:5变为90年代的2:8，到2002年这一比例已经达到0.5:9.5。

可以说，软件产业已成为知识经济时代具有重要意义的战略性产业，它正在发展成为国家经济的新的增长点，在新世纪，谁拥有强大的软件产业，谁就占领了世界经济发展的制高点。从1990年以来，美国的软件业以每年12.5%的速度增长，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软件生产国和出口国，1999年软件产业（广义）总收入达到2284.7亿美元。而同期，美国也一直是全球高新技术发展的领头羊和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

进入21世纪，信息产业经济的发展愈加蓬勃而兴盛，计算机技术的触角已经深入社会的每一个角落，计算机软件的应用日益普遍。与此同时，有关计算机软件的法律问题，也愈发与人们的生活相联系，与软件相关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逐渐成为知识产权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

（二）对软件概念的理解

《不列颠百科全书》对计算机程序（computerprogram）的定义是：为用计算机求解问题的详细的计划或步骤，是求解这种问题必须的一种清晰的、有次序的计算机指令。对软件（software）的定义是：告诉计算机做什么事的指令集合。并指出：软件是由与计算机系统的运行相联系的整套程序、过程和例行程序组成的。

《中国大百科全书》则规定：计算机软件（computersoftware）是计算机系统中的程序和有关文件。软件是用户与硬件之间的接口界面。。使用计算机就必须针对待解决的问题拟定算法，用计算机能识别的语言对有关的数据和算法进行描述，即必须编程序和有软件。用户主要是通过软件与计算机进行交往。软件是计算机系统中的指挥者，它规定计算机系统的工作，包括各项计算机内部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流程，以及各项任务之间的调度和协调。

《欧共体计算机程序保护指令》第1条第1款规定，计算机程序是《伯尔尼公约》中所指的文学作品。计算机程序除了包括程序本身以外，还包括开发程序过程中的设计资料。欧洲专利局把计算机程序定义为：算法、流程或一系列可记录在磁带、磁盘或其他可读机器记录介质上的编码指令，而且可以是数据信息。

我国2001年12月20日公布的《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第2条指出，计算机软件是指计算机程序及其有关文档。第3条指出，计算机程序，是指为了得到某种结果而可以由计算机等具有信息处理能力的装置执行的代码化指令序列，或者可以被自动转换程代码化指令序列的符号指令序列或者符号化语句序列。同一计算机程序的源程序和目标程序为同一作品。文档，是指用来描述程序的内容、组成、设计、功能规格、开发情况、测试结果及使用方法的文字资料和图表等，入程序设计说明书、流程图、用户手册等。

而总结研究知识产权的学者对软件的理解，大致可以概括其定义如下：计算机软件是将借据问题的方法抽象出问题求解的数学模型或者逻辑模型，再把这些模型转化为求解模型，然后再根据求解模型编制程序，并经过多次的调试程序和通过运行去执行特定的操作和数据处理，最后得到求解的结果。

从技术角度来看，程序和软件是有差别的。但是在终端用户而言，这种差别并不明显，或者说对其并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所以，在下述行文中，除了介绍概念的时候，笔者并没有严格区分程序与软件的不同。归纳起来，或许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待计算机软件：

从形式上理解计算机软件，它应当是为了得到运算结果而由计算机运行的一系列语句、指令的有序集合。这决定了计算机软件的作品性。

就本质而言，计算机软件是为了实现或解决某一特定问题的一系列创造性思维的过程，是智力抽象后的工具。这决定了计算机软件的功能性。

二、保护模式与历史渊源

（一）软件保护的不同模式

计算机软件作为一种智力产品，需要知识产权法律的保护，而保护模式的选定，与多种因素密切相关，如保护客体性质的界定、利益平衡、不同模式的利弊与实用性。

1、商业秘密模式。商业秘密作为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其在制度上的特征与软件所具有的特性在某种程度上有不谋而合之处。从软件的保密要求出发，商业秘密保护模式比版权模式和专利模式更有其独到有利的地方，其保护期限不受限制，保护范围宽泛，既保护软件的表现形式，也保护软件的思想内容。同时它的保护条件宽于获得专利权的条件，但严于获得著作权保护的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适宜保护计算机软件的要求。

但另一方面，这种模式也有很大的缺陷，原因在于，这种保护形式不够严密，具有很大的“脆弱性”，一旦相关技术信息被公开披露或泄露，该保护客体也就失去了受保护的条件。这一根本性的缺憾使得少有国家采取商业秘密的模式来保护计算机软件。

2、合同模式。合同是不同主体之间确定双方权利义务的契约，能够有效约束当事人的行为，因而也可以有效地针对计算机软件确认当事人的权利义务，以保护权利人的利益。但由于合同的相对性，这种约束力仅限于当事人之间，不能排除第三人对程序的侵害，因此，也难以作为软件保护的有效模式。而且，合同签订的流程，相对于软件保护的需求，也显得过于繁琐和不便。

3、专利模式。在软件行业兴起的初期，专利法的保护模式曾经进入人们的视野。其考虑因素包括：专利保护发明的创造性思维，而程序最有价值的正是开发者的思想构思；专利的排他性强，只要一项专利成立，则其他人即使独立研制相同的发明创造也构成侵权；专利保护期较短（通常为15－20年），与程序的经济寿命比较接近。

但软件专利保护模式的障碍也很明显，最主要的反对理由就是：各国的专利制度都规定不得为“抽象思维”、“自然法则”等申请专利，科学发现、智力活动的规则和方法、自然规律、数学算法都不属于专利法所称的发明创造。而软件与计算方法密切关联，所以不能授予专利。此外，专利法对发明的一些要求也使软件专利保护模式遭遇阻力，例如

（1）按照新颖性条件，软件必须是首先开发的，具有首创特征，而大多数“兼容性软件”就会排除在授权范围之外；按照创造性要求，软件必须有突出的实质性特点和进步，在现实存在的工匠式软件开发情况下，很多软件是难以达到这一要求的。

（2）发明专利获取批准需要经过严格的审查，其耗时至少在一年以上。而程序的经济寿命往往只有一两年或两三年，如果严格按照专利审查的步骤走完申请的流程，等到申请的专利获得批准时，程序的寿命也已几乎到期。而且，进行专利审查所需要的检索工作量也是非常巨大的。

（3）专利法要求专利申请人必须将发明内容充分地公开。这是权利要求人所难以接受的，因为，他人只要了解到程序的思想、架构，就不难开发出具有相同功能的新程序来。换言之，这里的公开，反而使保护失去了意义。

（二）版权保护的模式

1、在综合比较多种保护模式的优缺点后，版权法模式逐渐成为主流的选择。一般来说，赞成利用版权法保护计算机程序者的理由包括：

（1）版权法可给予软件较为宽泛的保护范围。由于版权法对其保护对象的要求标准不高，只要有形式上的独创性即可。因此，几乎所有的软件，都能纳入版权的保护领域。

（2）版权法只保护作品的表达形式，而不延及作品的创作构思。这从另一方面来说，可以有效避免“知识垄断”，反而可以鼓励其他开发者利用已有的创作思想去创作新的软件，从而有利于软件的创新和优化。

（3）基于版权的“自动取得”的原则，软件创作完成以后，无须申请、审批等手续，就可以获得版权保护，方便快捷，及时有效。

（4）比较容易取得国际保护。版权制度是知识产权领域中最为通行的保护制度，世界上大多数建立版权保护制度的国家都是《伯尔尼公约》和《世界版权公约》的成员国，如果这些国家都利用版权法保护计算机软件，则很容易达到软件的国际性保护的目标，而无需再耗费时间、精力去订立新的专门的软件保护多边条约。

2、从美国这一软件大国初期的路径选择上可以清楚地看出上述因素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美国国内开始讨论究竟给计算机软件以什么法律保护的问题，由科学家、学者、计算机产业界代表以及专利商标局局长组成的专家特别委员会提出一份报告——《计算机程序的专利性质》，报告指出：计算机软件不应得到专利保护，理由是计算机程序包含有数学算法，而算法近似于自然法则，因而软件不属于美国专利法规定的法定客体，从而将其纳入版权法的保护范围。

此后，在美国的干预下，加上事实存在的各种原因包括版权模式与专利模式的各自利弊，自20世纪70年代起，在软件业的起步阶段，各国基本都没有采用专利模式来对软件进行保护，而是选择了更简便易行的版权保护模式。诸如法，德，日等发达国家以及后来的中国、巴西等发展中国家均采用了版权模式来保护计算机软件。

采用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软件的模式，在WTO《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中得到了明确的肯定。TRIPS协定第10条规定：计算机程序无论是源代码或目标代码，应根据《伯尔尼公约》（1971年）作为文学作品予以保护。这也在世界范围内比较统一地确定了以版权形式来保护计算机软件。

三、各国的变化和发展

（一）美国

1、反对的声音

美国1980年修订的版权法第101条对计算机程序定义为：是直接或间接用于计算机，使之产生某种结果的一组语句或指令。在软件行业发展初期，美国反对利用专利法来保护计算机软件，最著名的例子即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1972年对计算机软件可专利性做出的第一个判例——Gottschaltv.Benson案，在此案件中，联邦最高法院推翻了美国关税与专利上诉法院（CCPA）的决定，作出判决：该申请的权利要求不限于任何特定工艺和技术，或者任何特定装置或机器，或者任何特定目的的利用，其权利要求实际上是算法，而算法与数学公司等同，所以计算机软件不能授予专利。

此后，在1976年的Dannv.Johnston,425U.S.219(1976)一案和1978年的Parkerv.Flook一案中，联邦最高法院又两次否决了CCPA的决定，拒绝对涉及软件的申请授予专利权。值得注意的是，联邦最高法院特别指出，这些判决并不意味着他们否认利用专利法来保护计算机程序的可能性。

2、转变

与许多国家专利法从反面指出不受保护对象的做法不同，美国专利法是从正面划定哪些对象可以受到保护，其第101条则规定：一切方法发明、机器发明、产品发明、产品发明或物质合成发明，都可以获得专利。这就为美国采用专利法来保护计算机程序留出了可能性。进入20世纪80年代，美国法院对计算机软件保护的立场有了很大转变，开始对计算机软件有条件地给予专利保护。在Diamondv.Diehr案中，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第一次判定计算机软件方法发明为美国《专利法》第101条所规定的可取得专利权的主题，应当授予专利权。这一判决在美国司法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成为美国适用专利法保护软件的转折点。

法院认为：（1）一项科学真理或其数学表达不是可获得专利权的发明，但是一项借助科学真理的知识创造的新颖的和有用的结构可能是可获得专利权的发明。虽然被上诉人的权利要求中包含了一个著名的数学公式，但是被上诉人并未寻求对于这个方程式的使用先占，而是对透过使用该方程式并加上其权利要求中各项步骤的物理和化学程序予以独占，因此这项程序并不因为在其中使用了计算机来协助操作便丧失其构成专利保护的要件；（2）计算机软件本身如同数学公式，不属于可以获得专利的主题，如果计算机程序一旦与某种工序（industrialprocess）或结构的其他部分融为一体，那么作为整体的工序并不因此成了不可以授予专利权的主题；（3）可专利性，新颖性和非显而易见性是构成专利保护的三个截然不同的要求；（4）审查一项权利要求需要从该要求的整体（asawhole）来察看，而不可任意肢解。

不过，此案的判决并不代表美国司法部门完全认同或许可了计算机软件的专利保护模式，因为在此后的类似案件里，有的软件的专利保护得到了法院的认可，有的软件的专利保护却被法院（甚至是同一法院）所否决。归纳起来说，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司法部门对采取专利模式来保护软件已经有所松动，只是还处于摇摆不定的时期。

3、专利模式的成熟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美国开始比较明确地对软件给予专利保护。在InreAlappat,一案中，联邦巡回法院的法官宽容地认同了软件的专利保护模式，以5票赞成、2票反对、4票弃权的结果判定权利要求人的发明构成机器，应当授予专利。在此判决中，联邦法院的法官同时确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原则：

（1）放弃使用“二步测试法”的判断标准，适用“阳光之下任何人类发明”均可为可专

利之主题的原则；

（2）在进行分析一项发明是否符合专利的法定要件时，应当从权利要求的整体来审视，

而无须计较一项权利要求中的某个部分是否载有不符合专利保护要件的数学逻辑或演绎；

（3）一台通用的计算机如果时按照特定软件的指令，执行特定的功能，那么他将被视为一个具有特殊用途的机器。

90年代中期，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接连判决了数件关于计算机软件专利的案子，均沿袭了Diehr案的传统，进一步推动了美国计算机软件可专利性的发展。这一阶段美国软件相关专利的授权数量一直稳步上升。到了1995年，软件专利申请量达到了9000件，是1980年的近9倍。当年软件专利占专利授权总量的百分比也接近于9％，较之70年代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而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美国对计算机软件专利保护的大门几乎完全敞开。特别是美国1996年3月《与计算机相关的发明的审查指南》（ExaminationGuidelinesforComputer-RelatedInventions）的颁布，标志其对计算机软件的可专利性给予了正面的肯定。按其规定，与计算机程序相关的发明专利同其他的发明一样，属于可专利法定主题（subjectmatter）的，可以是产品（机械或制成品），也可以是方法（过程）发明专利。而且，美国专利局不再单纯强调软件在工序和应用上的可专利性，而基本上以“实用性”（practicalutility）取代“技术性”（usefularts）作为一项软件发明是否具有专利性的判断依据。

与此同时，随着互联网经济和电子商务的发展，美国专利商标局（USPTO）又将知识产权保护的范围拓展到了互联网领域，将专利保护延伸到商业方法软件。1998年，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StateStreetBank&TrustCo.v.SignatureFinancialGroupInc.案，以及1999年的AT&TCrop.V.ExcelCommunicationInc.;Amazonv.Barnes&Noble案的判决，均确认了对商业方法软件予以专利保护，对USPTO的审查指南给予了进一步的司法肯定。CAFC的政策进一步确定了：任何计算机软件只要具有实用功能（practicalutilityisessential），即能够产生具体、实用及有形的结果（concrete,usefulandtangibleresult），且满足新颖性和非显而易见性的标准，就得以“机器”、“结构”或“制造”取得专利。

由于USPTO对计算机软件相关专利的审查尺度的放宽，软件相关专利的申请日益增多，加上网络即电子商务有关的商业方法专利的加入，USPTO收到了大量的软件专利申请。2003年的统计数据表明，美国软件专利授权量接近于30，000件，软件专利占专利授权总量的百分比也接近于15%，是1976年的13.6倍。

总结起来，这似乎是一条奇怪的路径：当世界各国基于各种各样的考量（包括迫于美国的政治、经济、外交攻势），纷纷修改或制定版权法来保护计算机软件，并形成比较统一的局面时，甚至于在Trips协议已经明确规定之后，美国的司法却在不断的修订国内的立法意图，经过类似于否定之否定的判断，又使美国的软件保护走向了另一条专利模式的道路。票据无因性原则，作为现代票据法的基础原则，早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然而遗憾的是该原则至今仍未在我国的法律理论和票据业务实践中形成共识。中国人民银行依然在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坚持真实的交易背景进行严格监管，不断对违规者进行处罚，并由此引发争议甚至状告中国人民银行总行的行政诉讼；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的立场也是摇摆不定，甚至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影响了我国票据的流通，阻碍了我国票据功能的发挥，因此完善我国票据立法、确立无因性原则已是当务之急。

一、无因性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

（一）票据无因性的表现

票据的无因性是指票据行为不因票据的基础关系无效或有瑕疵而受影响。出票人签发票据，只要形式上符合票据法规定的要件，即为有效出票行为，出票行为成立后不受基础关系的影响。

票据的无因性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1、在票据行为成立或票据权利发生上的适用。票据行为是以发生票据上权利、义务为目的的意思表示。它只要符合一定构成要件，即实体方面的票据能力和意思表示及形式方面的票面记载与交付，便能发生票据法上的效力。

票据意思表示行为，既适用民法上意思表示的有关规定，又有所不同，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更多地采取表示主义。票据行为的意思表示与原因关系的意思表示既有区分，又有联系。即原因关系中意思表示的瑕疵在一定条件下将会影响到票据行为上，构成票据行为动机或目的上的瑕疵。如违反法律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支付购买款项而发生票据行为，便能使票据行为目的具有不法性。但是，票据行为是抽象的法律行为，法律对其不作实质上的要求，仅有形式上的规范，因此票据行为便不可能出现违反法律(形式上违反票据法例外)或社会公共利益的问题，这有助于对流通中善意受让票据者的保护。

2、在票据权利取得上的适用。持票人除采取票据法所明确规定的不法行为或基于恶意、重大过失而取得票据不能享有票据权利者外，一般而言，可以依其他任何行为取得票据权利。即持票人无论是通过交易行为还是非交易行为，无论支付对价或不以相当对价取得票据，均合法地享有票据权利。只不过所取得的票据权利因法律的规定不同而质量有所不同。如各国一般规定无对价或不以相当对价取得票据者不得享有优于其前手的票据权利。这是因为，对价关系从本质上而言，构成原因关系的一部分，不能对票据行为效力发生影响，只能因其不对等性而影响票据权利的质量。日内瓦《统一汇票本票法》第16条第2款规定：“不论汇票以何种方式脱离原持有人的占有，持票人只要能依前款的方法(指按背书连续证明其权利——引者注)主张其权利，就合法占有汇票，但持票人恶意取得票据或在取得票据时有重大过失的除外。”这便是对票据权利取得上无因性适用的最明确的表述。

据此，持票人不受原因关系无效或被撤销而合法地享有票据权利，便使持票人享有本不该享有的利益。对于这一问题，法国学者解释为票据债务人得提出不当得利的抗辩，即票据债务人虽履行票据债务，仍可以不当得利请求返还。因为当事人的票据债权是由票据成立的原因关系所产生。

3、在票据权利行使与票据债务履行上的适用。依票据的提示证券性，持票人行使票据权利应提示票据(票据丧失经法院判决的除外)，同时也可以凭背书连续证明其权利主体资格，无须再就原因关系及其内容提供证明。票据债务人履行义务时，也无权要求持票人提供该证明，亦不能以其与持票人前手和出票人之间的抗辩事由(可能基于原因关系或实质关系而生)对抗持票人(也称对人抗辩切断)。付款义务人在付款时仅负对持票人形式主体资格的审查义务，只要对形式上符合要求的持票人进行支付，即使出票人对该持票人有抗辩权，善意支付人仍免除付款义务。

4、票据权利的无因性还表现在，票据权利的转让与一般民事权利的转让不同，票据权利转让时，不必通知债务人即可生效，而民事权利转让时，债权人必须将转让的事实通知债务人，才对债务人生效。

无庸置疑，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的本质特征。但是，“票据的无因性从来都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其相对的程度取决于一时、一地、一国的实际情况，取决于经济发展的阶段，取决于银行的信誉状况和其他票据当事人的信用程度。不从实际出发，盲目追求票据的绝对无因性，必然事与愿违⑴”。一般情况下，根据公认的票据法理论，只有在票据未背书转让给任何第三人之前，票据法上的债权债务关系与票据原因关系完全一致、主体相互重叠的情况下，票据的债务人才可以原因关系对与自己有直接的债权债务关系的持票人行使抗辩权。

（二）票据无因性的重要意义

1、票据的无因性促进了票据的流通。

票据是商品交换的产物。一般认为，票据的早期发展包括三个时期：兑换商票据时期，市场票据时期和流通证券时期。⑵最早的现代意义上票据产生于12世纪的意大利，当时，欧洲各国贸易发达，但是由于各国票制不统一，因而不利于交易。于是，产生了最初的本票，其具体做法为货币兑换商在某地收受商人现金，然后给相对方一个目的地付款凭证，商人以此凭证向兑换商在目的地的分店和店支取现金，从而便利了交易。因为这一时期的票据主要用作货币的代替品，其职能仅限于兑换，故此时期称为兑换商时期。在交易过程中，兑换商因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于是增加了付款委托证书的业务，即委托其他兑换商代为付款，于是，汇票亦产生了。到15世纪，票据开始具有流通职能，彼时，商人往往以支付票据代替现金。一系列相应的制度也开始建立起来，如承兑、保证等。此时为市场票据时期。至16世纪，背书制度产生，票据的流通性大大加强，此时，进入流通证券时期。在票据的长期发展过程中，随着客观经济需要的变化，票据的功能逐步增加，从单一的结算工具功能向支付、信用、结算、融资等多功能演变，不过尽管票据具有众多的功能，但是，流通功能一直是其最基本的功能，而且随着实践的发展和时间的推移，票据的流通性也不断加强。

由于票据功能的增加，形成了票据的诸多独特的性质，同时由于票据在市场经济社会中的重要作用，产生了近代票据法律制度，并演变成现代票据法律制度。现代票据法律制度是建立在票据流通的基础之上的。票据的流通在法律上就是票据权利的转让。从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没有票据的流通，就不会产生现代票据法律制度。而票据流通是建立在票据的无因性基础之上的。无因性使得票据在流通中不受票据基础关系的影响而独立发挥其作用，使票据作为一种流通工具需要具有了一定的公示性，从而保护了第三人的合理的信赖利益，促使票据流通能为人们所接受。此外，票据关系脱离票据基础关系而独立存在，能够在票据的转让中保证了票据权利的确实与安全，限制票据债务人的抗辩，进而大大减少合法持票人的风险，减轻合法持票人的审查责任，保障合法持票人的权利，使得人们愿意接受票据。相反，如果将票据基础关系与票据关系联系在一起，即票据基础关系的存在和有效，决定票据行为或票据关系的效力，则必然大大增加票据转让的难度，实质上就是限制票据的流通，票据法律制度也就失去了存在的必要。

2、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并与其他票据理论一起共同构筑了完善的票据理论体系。

一般说来，票据的基本特性除无因性外，尚包括独立性、文义性、要式性。这几项特性和无因性都是有着内在的联系的。

票据无因性与公认的票据行为独立性理论是相辅相成的。根据票据行为独立性理论和现代各国票据法的规定，票据行为有出票、背书、承兑、保证和保付等种。这些行为一经发生，各行为之间就相互独立，并且一行为的效力对他行为不发生影响，与票据的原因关系没有联系。原因关系属于民法上的法律关系（非票据关系），这种关系在票据授受之前就存在了，而票据关系则只能发生在票据授受之后；因此，票据关系与原因关系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应由不同的法律进行调整。一般而言，票据为不要因而要式的有价证券，如果其格式齐备，内容记载完整，符合法律定式就是合法有效的。当事人即可依票据文义行使权利、履行义务。票据关系一旦与原因关系分离，债务人就不得以原因关系对抗持票人。这样才有利于票据流通，实现票据职能，保护持票人，特别是善意持票人的合法权益。票据行为的独立性这一特性主要在于加强票据的流通性，和无因性不同，但两者共同促进票据的流通，保护人们对票据的合理信赖。如果否定了票据的无因性，票据行为独立性理论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基础，票据的流通也便成为了空谈。

票据无因性与票据的文义性联系密切。文义性是各国票据法公认的票据的一个重要法律特征。所谓票据的文义性是指票据上的权利义务必须按照票据上所记载的内容来确定，票据上记载的内容由其文义为依据，文义以外的任何理由、事项均不得作为根据，在票据上签章的人，要根据票据上记载的文义来承担责任，而基础关系不可能成为记载事项，因而票据的有效性与其无关。票据的文义性使票面记载具有一定的公示性，当事人对此文义的合理信赖均受到法律保护，促进了票据当事人权利义务的准确确定，避免了纠纷，有效地维护了票据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票据的无因性与票据的文义性一脉相承，二者缺一不可。

要式性，指票据的制作必须符合票据法的要求，这样，通过对必要记载事项的规定，使得人们可以根据法律的规定来判断票据的有效与否，而无须去追查其前手与他人之间的交易关系。

从社会意义而言，票据行为的无因性、独立性、文义性、要式性，从不同角度反映了票据行为的实质，对于发挥票据的功能，促进交易，加速物资有序流动，以达到通过市场对社会资源优化配置的目的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它们保障了票据流通的安全性，反映了在安全性保障下票据流通的迅速与快捷，而这正是现代市场经济所要求的。

3、票据无因性是票据法中的一项经过国际票据实践检验的高度技术性规则。

从世界票据法系的形成和演进来看，存在英美法系的票据法和日内瓦统一法系的票据法的分野⑶。但无论是日内瓦统一票据法，还是英美票据法，在贯彻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方面都是一致的。同时票据无因性作为一项高度技术性规则，经各国票据法实践证明它很好地适应了现代各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

19世纪以前，法国工业革命尚未充分进行，因而大规模的商品生产和交换很少出现，这种时候，票据关系之有因并不至于影响过大，制定于1807年的法国商法典（法国票据法以《法国商法典》第一编第8章的内容为代表）的特点之一便是不承认票据关系的无因性。在其商法典中，曾将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混在一起，汇票和本票主要作为汇兑工具来输送现金，其流通和信用功能尚未充分显示。而德国票据法于1871年公布实施，当时，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业革命已经基本完成，商品生产和交换大规模的进行对人们而言已经习以为常，这时一桩交易往往涉及众多的参与者，因而有必要将票据关系和基础关系相分离，从而维护票据功能的实现。

随着时代的发展、商业的发达，法国票据法的这一原则已不能适应近代经济发展的要求，妨碍了票据的流通及信用，无法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需要。一些原来仿效法国票据法的国家，如意大利、西班牙、比利时，以及拉丁美洲各国都纷纷弃之而采纳票据无因性的德国法。就连法国自身后来也于1935年转采日内瓦统一票据法的规定，以适应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并使之符合国际立法通例。

综上所述，强调在票据关系中坚持无因性，坚持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相分离，不仅是中外票据法理论共守之原则，也是现代各国票据法所采纳的准则，这一原则是被经济活动实践所检验，证明是行之有效的。因此可以说，票据行为的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是票据法的生命力的源泉。

二、我国票据法渊源与票据无因性

根据法学基本理论，我国的法律渊源就是法律的表现形式。不同的法律渊源，其效力亦有所不同，但一般而言，高位阶的法律的效力高于低位阶的法律。根据制定机关的不同，我国的法律渊源分为法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法规（国务院）、地方性法法规（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行政规章（国务院各部委）、司法解释（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等。具体就我国票据法而言，法律渊源主要有法律、行政规章、司法解释等。为维护法治的统一，不同的法律渊源理应协调一致。然而十分遗憾的是我国票据法的上述三种主要渊源对票据的无因性的规定上并不相同。

（一）票据法律

票据法渊源中，属于法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以下简称《票据法》）。在对待无因性这一问题上，《票据法（草案）》与《票据法》有重大不同。

从立法资料看，原中国人民银行周正庆副行长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票据法(草案)》的说明时指出：“票据属于无因证券。……因此，签发票据是否有商品交易或者交易是否合法，不属于票据法规定的内容，应由其它有关的法律加以规范⑷。”

而全国人大法工委的审议报告却指出：“许多部门、地方和金融机构指出，票据当事人在签发票据或取得票据时，应当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或债权债务关系，取得票据的人应给付相对应的代价”，目的是防止“有些当事人签发票据没有真实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利用票据进行欺骗活动⑸。”结果便有了现行《票据法》第10、11条的规定。

我国《票据法》是否确立了票据的无因性，人们主要有三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绝对否定论。该意见认为，《票据法》第10、11条的规定是关于票据关系中应遵循的基本原则的规定。“票据是债权债务的凭证……而不是一种虚构的经济往来工具，也不是不存在的债权债务关系的凭证，因此，在票据活动中必须具有起初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将其作为基本原则，也是基本的条件”，“……要承担票据责任也应当得到……代价”。“凭证”二字否定了现代票据的设权和流通证券性，而基本原则的强行性也表明此说赞成票据有因性而否定无因性⑹。对票据无因性的否定遭到了许多学者的批评和反对⑺。

第二种观点，绝对肯定论。该意见认为，我国现行《票据法》，肯定了票据无因性，《票据法》第10、11条的规定属于“宣示性”规定，并不否定票据无因性。宣示性规定仅具有引导功能，违反它并不直接发生票据法上的不利后果，故该条规定与票据无因性并不矛盾⑻。

第三种观点，有条件肯定论。该意见认为，《票据法》既未采纳绝对的票据无因主义，也未对其给予全盘否定，而只是要求没有交易关系不能有合法的票据关系，但有了交易关系，其是否合法有效，并不导致票据行为效力受影响，可见是有条件地承认了票据无因性原理⑼。

关于《票据法》是否确立了票据的无因性，人们意见至今仍不统一，仍然存在争论和分歧。不过，争论和分歧本身即表明《票据法》对票据的无因性规定的模糊不清。

（二）票据行政规章

笔者认为，与《票据法》不同，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有关票据的行政规章一直旗帜鲜明地否定票据的无因性，坚持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联系在一起。

中国人民银行1988年12月19日印发的《银行结算办法》（现已废止）第14条第3款规定：“签发商业汇票必须以合法的商品交易为基础，禁止签发无商品交易的汇票”。上述规定典型地体现了票据有因性的立法思想。上述法条在多年内，曾经给我国的票据使用造成了许多混乱。

中国人民银行1997年12月1日颁布实行的《支付结算办法》的相关规定有所不同。该办法第83条规定：“银行承兑汇票的出票人或持票人向银行提示承兑时，银行的信贷部门负责按照有关规定和审批程序，对出票人的资格、资信、购销合同和汇票记载的内容进行认真审查”。第92条规定：“商业汇票的持票人向银行办理贴现必须具备下列条件：（1）在银行开立存款帐户的企业法人以及其他组织；（2）与出票人或者直接前手之间具有真实的商品交易关系；（3）提供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第93条规定：“贴现、转贴现、再贴现时，应作为成转让背书，并提供贴现申请人与其直接前手之间的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复印件。”上述规定明确规定商业银行在承兑、贴现、转贴现、再贴现时要审查交易背景，同时也明确了银行审查的具体内容包括了对购销合同、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的审查。

1999年3月4日中国人民银行颁布实施的《关于加强支付管理，保障银行和客户资金安全的通知》，再次强调商业银行应加强对支付资金的合法性和真实性的审查监督，通知再次要求商业银行在办理商业汇票承兑时要认真审查票据签发人与收款人是否签有经济合同，办理贴现时要认真审查贴现申请人与汇票签发人或其前手之间是否签有经济合同和有无交易的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并将增值税发票和发运单据复印留存⑽。

与中国人民银行的上述规定相对应，中国人民银行的各地分支行在对商业银行进行金融监管，一直重视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坚持贸易的真实背景的监管，并对“违规”商业银行进行行政处罚。

（三）票据司法解释

鉴于《票据法》对票据无因性的规定模糊不清，存在争论和分歧，长期以来，实践中在发生纠纷时，受现实利益的驱动，一方当事人往往主张票据具有无因性，另一方当事人则常常主张票据的有因性，司法机关在此问题上的立场摇摆不定，经常作出相互矛盾的判决，不断出现基于原因关系否定票据有效性的裁决。

2000年1月24日最高人民法院通过了《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该司法解释第14条规定：“票据债务人以票据法第10条，第21条的规定为由，对业已背书转让的持票人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在票据的无因性问地问题上取得了一定的进步，但仍未明确确立票据的无因性原则．

然而遗憾的是，上述司法解释生效后，法院在上述司法解释的适用上依然比较混乱，少数法院尤其是基层法院仍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混为一谈，置有关规定于不顾违法基于原因关系冻结票据款项，甚至做出以原因关系否定票据关系的裁决，严重影响了票据的流通，阻碍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

三、我国现行票据立法（尤其使票据行政规章）存在的问题

孤立地根据《票据法》条文判断我国是否确立无因性原则难免有失片面。综合考虑我国票据立法（含法律、行政规章、司法解释等，下同），笔者认为，我国票据立法并未明确确立无因性原则，尤其是中国人民银行的票据行政规章更是与票据无因性的精神背道而驰。我国票据业务实践中更是严格坚持票据的有因性。在无因性问题上，我国票据立法在理论上是欠科学的，在实践中是有害的。

1、影响了票据的流通。根据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原则，通常情况下，票据原因关系与票据关系是分离的，票据债务人不得以没有原因关系或原因关系无效为理由对抗善意持票人。但我国票据立法把票据原因关系扩大到整个票据行为领域中，其结果是各票据行为原因关系“捆绑”起来，失去了其独立性。当事人在签发、转让票据时就必须考虑其前手之间的基础关系，后手必须要求其前手对这些关系负举证责任，否则便不敢接受这种票据的。而在数个票据背书中，这种关系就显得尤为复杂，付款人所负注意义务更大，这样票据的流通功能就大大减弱，从根本上违反了票据立法的目的。

2、与各国公认的票据法理相背道而驰。各国公认的票据法理论认为，票据权利的产生、取得和转让而形成的票据债权与票据债务关系，必须与票据基础关系互相独立，形成两类不同的、互相分离的法律关系，它们应分别由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形成，即作为票据基础关系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由票据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来规范和调整；而形成票据权利和转让票据权利等等票据行为由独立的票据法来规范和调整。作为基础关系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不应影响独立存在的票据关系的效力(直接当事人除外)。民法上的债权债务以基础关系的存在为前提，而票据法上则强调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分离，不受基础关系制约。我国票据行政规章的规定是与上述各国公认的票据法理相背道而驰的。

3、影响了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如上所述，票据的无因性，是票据理论的基础，并与其他票据理论一起共同构筑了完善的票据理论体系。而无因性的缺失无疑使我国整个票据法体系的科学性大打折扣。

4、赋予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对交易的真实背景实质审查义务更是荒谬。

《票据法》并没有明确规定对承兑人在商业汇票承兑过程是否需要对交易关系、交易背景进行审查。虽然《支付结算办法》是中国人民银行制定的，仅仅是行政规章，其法律效力层次低于作为法律的《票据法》，但其却明确规定了商业银行在承兑时要审查交易背景的法定义务，所以商业银行在承兑时实际负担了审查其真实交易背景的义务。同时鉴于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坚持交易真实背景的严格监管和严厉处罚，商业银行在开展票据业务时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更是丝毫不敢有所懈怠，甚至连增殖税发票的日期都要审查、辨别。

笔者认为，赋予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对交易的真实背景实质审查义务是荒谬的：

（1）加大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成本，也影响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效率。为防范风险，商业银行在办理票据业务时不得不对票据的交易背景进行严格审查，进而避免办理没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票据业务。为此商业银行在办理业务不得不通过审查商品购销合同、劳务合同、增值税发票和商品发运单据等证据来认定票据是否具有真实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大大加大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成本，也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办理票据业务的效率。

（2）要求商业银行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进行实质审查在技术上是不可能的。商业银行对贸易真实性的判断依据是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由于虚构贸易背景、虚签合同以及虚假增值税发票现象大量存在，商业银行又缺乏辨别其真伪的手段，银行在确认购销合同的真实性上存在技术上的审查困难（如对方当事人的公章是否真实，对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人的签名是否属实、双方的合同是否会得到履行等银行难以辨别和确认）。尤其是关联企业之间基于隐蔽、复杂、甚至虚假的关联交易向银行申请开票据时，贸易背景是否真实银行更是难以审查。此外，银行在审查了合同和增殖税发票的基础上开出票据后，合同是否履行、是全部履行还是部分履行，银行无法知悉，更谈不上确保企业严格按照合同全面履行。因此商业银行对真实贸易背景和真实商品交易难以确认。而在上述情况下，商业银行不得不承担双重风险：人民银行监管时的行政处罚风险和诉讼时被法院判决承担民事责任、遭受损失的风险。

（3）交易和结算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使商业银行在很多情况下无法审查合同和增值税发票的复印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为追求交易的效率与安全，交易和结算方式日趋多样化、复杂化，许多交易无须签定书面合同，仅凭传真、电传、电话甚至口头意见一致就进行交易。不少交易是先付款后交货，需要先申请开出票据，然后才能取得增殖税发票；许多交易是分期付款，需多次申请开具票据，但增殖税发票却仅有一张，在此情况下，增殖税发票很难与合同、票据金额、日期完全一致。因此，在目前商业银行在票据业务中常常面临没有合同或增殖税发票可供审查的交易。

（4）审查交易的真实背景与商业银行的职能不相关。要求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时严格审查票据的真实贸易背景，实质上是要求商业银行承担了防范票据诈骗、维护票据市场秩序的社会职能并负担为履行此职能而付出的成本，而商业银行作为金融企业，其宗旨应是利润最大化，要求商业银行过多地承担与自身经营无关、理应由有关国家机关（如公安机关等）承担的社会职能是不恰当的，为履行上述职能而付出的成本得不到任何回报更是有失公允。

（5）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监管及处罚与其监管职能不相适应。中国人民银行作为中央银行，承担着金融监管职能。但其监管职能的目的在于维护金融体系的安全与稳定，促进金融业开展公平竞争，保护投资者和存款人的利益。从国际情况来看，主要监管内容有金融机构的审批、流动性（清偿能力）监管、资本充足性监管、银行准备金监管、内部控制监管等。而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有真实交易背景的监管及处罚显然与其监管职能不相适应，也与国际金融监管惯例不相吻合。

四、确立票据无因性立法的迫切性

票据无因性作为现代票据法的基础原则，早已为国际社会所普遍承认。然而遗憾的是，票据无因性原则，尚未在我国的法律理论和票据业务实践中形成共识。我国是否应确立票据的无因性原则，人们意见依然不一。至今仍有部分同志认为，“在我国目前假冒伪劣产品屡见不鲜，商业欺诈、金融欺诈时有发生的社会背景下，强调票据无因性有害无利”，“票据属无因性证券的理论，虽曾在立法草案中出现，但已被立法机关否定，且与生效法律规定相悖，既不应再作不适当宣传，更不能在司法实践中应用⑾”。笔者认为，统一思想认识，尽早在票据立法明确确立票据无因性已是当务之急。

首先，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与各国经济联系的日益密切客观上要求中国票据立法与国际接轨。从世界范围看，票据法在商事法中的国际性表现得最为突出。票据法中大多数规定属于技术性规范，其目的在于保障票据的流通，其中的一些规范已为各国立法共同采用。而这些共同性的东西正是国际经济活动与发展所遵守的共同准则，而国际经济发展的日益一体化迫切要求有共同的法律准则进行调整。而票据行为无因性正是一项经过各国票据法实践长时间检验的高度技术性规则，为各国普遍遵守，对国际间票据结算与支付产生着积极的作用。我国正在实行改革开放，与各国经济联系日益密切与广泛，尤其是随着中国加入WTO，这种联系会不断加强，因此理顺票据关系与基础关系的关系，确立票据行为的无因性，实现与国际票据立法的接轨，对于促进我国与他国的经济与贸易交往无疑具有深远的的意义。

其次，我国票据市场的迅猛发展和票据应用范围的日益广泛呼唤确立无因性原则。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近年来我国经济的高速稳定持续增长，我国票据市场得到了迅猛发展，票据应用范围也日益广泛，贸易结算票据化趋势日益加强，票据功能也由单一的结算工具向支付、信用、结算、融资等多功能演变。而票据的无因性是现代票据法的灵魂，是现代票据法的基本立法原则。将票据关系和原因关系不加区分的立法模式已严重阻碍了票据市场的发展，与国内经济形势不相适应。在此背景下，确立票据的无因性，加快票据流通，提高资金流转速度，促进经济发展日益迫切。

再次，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实践迫切呼唤我国票据法中确立无因性原则。票据业务对于商业银行而言，有利于改善银行资产结构、增加资产收益，增加银行资产的安全性、流动性和效益性。票据业务已成为商业银行新的利润增长点。国内不少商业银行都开始重视票据业务发展，工商银行、光大银行、深圳发展银行、华夏银行、中信实业银行等银行加强了对票据业务的组织管理，纷纷成立专门的票据业务部或票据中心。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均是建立在票据的流通性基础之上的。而票据的流通与票据的无因性密切相关。而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立法（尤其是票据行政规章）中没有确立票据无因性，加上中国人民银行对商业银行开展票据业务是否坚持贸易真实背景能够的严格监管和对违轨者的严厉处罚，票据的流通性受到严重阻碍，严重影响了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发展。因此，商业银行票据业务的实践迫切呼唤我国票据法中确立无因性原则。

最后，防范商业欺诈、金融欺诈不是否认票据无因性的充分理由。如上所述，票据关系必须与票据基础关系互相独立，形成两类不同的、互相分离的法律关系，它们分别由不同的法律部门调整形成，即作为票据基础关系的交易关系和债权债务关系，由票据法以外的其他法律来规范和调整；而票据关系由独立的票据法来规范和调整。如果票据当事人在票据活动中违反了民事法律、行政法律或刑事法律，违法当事人应根据相应的法律承担这些责任，但是违法票据当事人承担这些责任并不排斥当事人按票据法的规定承担票据责任，因为票据关系与票据基础关系是分离的。此外，相对于绝大多数正常票据业务量而言，存在商业欺诈、金融欺诈背景的票据毕竟是少数，是个别现象，因少数、个别非正常票据业务而否认票据的无因性，加大绝大多数正常票据业务的成本，影响绝大多数正常票据的流通，无异于因噎废食，得不偿失，也无异于倒脏水时将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更何况这少数、个别非正常票据业务可以通过司法机关加大打击力度而逐步得到有效遏制。

【注释】

⑴曹守晔、王小能、汪治平：《统一办案标准、维护金融安全》，《人民法院报》，2001年02月28日。

⑵王小能：《票据法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3—14页。

⑶日内瓦统一法系的形成归缘于统一大陆法系的努力，即在当时国际联盟的主持下先后于l930年和1931年在日内瓦通过了四项关于统一票据法的日内瓦公约(《1930年统一汇票本票法公约》、《1930关于解决汇票、本票、若干法律冲突的公约》、《1930年统一支票法公约》、《1931年关于解决支票若干法律冲突的公约》)。上述公约已被大陆法系中的法国法系和德国法系的国家吸收和采用，使两者间的分歧渐趋消失。但英美等国认为，日内瓦公约是按照大陆法的传统而定的，与英美法的传统与实践存在矛盾，因此拒绝参加日内瓦公约。基于此，形成日内瓦统一法系与英美法系并存的局面。

⑷参见周正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草案)〉的说明》。

⑸参见《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审议结果的报告》。

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经济法室编著：《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适用问答》，中国商业出版社。1995年6月第1版，第9页。

⑺参见谢怀轼《评新公布的我国票据法》，载《法学研究》1995年第6期；又见林毅《对票据法第10条的一点意见》，载《中国法学》1996年第3期。

⑻王家福：《规范票据行为》，《人民日报》，1995年11月27日；又见张旭娟《也谈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票据法〉第10条的一点意见》，载《中国法学》，1997年第3期。

⑼张家勇：《试论票据无因性》，载《天府新论》1996年3期。

⑽参见该文件第4点。

⑾张耀辉：《票据的无因性与诚实信用原则》，《法制日报》，2000年6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