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人的概念分析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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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本文通过对法人制度产生原因的考察、对法人概念的比较研究，对我国现行立法中强调法人独立责任的法人概念提出质疑，并就法人概念的界定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关键词：法人、独立责任、民事主体

近年来，民法典的制定已被立法机关提上日程。针对我国《民法通则》中民事主体类型的规定[1]，不少学者提出质疑，认为我国实践中已经出现了自然人、法人之外的所谓“第三主体”，[2]认为在确定民法的调整范围及民事主体的类型时应当予以考虑。立法机关显然接受了这一看法，1991年通过的《民事诉讼法》中将其他组织和法人、自然人相提并论。[3]《合同法》中也把合同称为“平等主体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之间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4]司法机关则明确了“其他组织”的概念和外延。[5]根据这一解释，其他组织与法人之区分在于是否具备法人资格，易言之，也就是是否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可见，之所以要出现其他组织的概念，原因在于对法人概念的确定。应当看到，在各国立法中“其他组织”为法律所承认并赋予民事主体资格及民事权利能力和行为能力，是比较普遍的，而且具有完全符合人格理论。[6]但是，承认其民事主体资格是否就必须单独创设一类民事主体？原有的法人的概念是否应当合理，是否应当因应时代的变化作出新的界定呢？

一、法人概念的立法例

法人制度源于罗马法，因其在社会生活中不可替代的作用而为当代各国法律所广泛继受。在大陆法系中，民事主体分为自然人和法人两大类，但是，对法人的概念，各国法典一般不作界定。在英美法系国家虽然采纳了法人制度，但是因为没有成文的法典，从而没有一个统一的法律上的法人概念。[7]但私有制各国学说中则一般认为法人是自然人以外之得为权利义务主体之组织。[8]或认之为团体人格，即有独立民事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

公有制国家一般在法律中明文规定法人的概念。对于我国来说，长期以来，由数千年的人治传统及对社会主义制度的误读所决定，我国一直把法律作为执政党政策的工具。法律没有自己独特的价值、追求、目的和品格，权高于法，党的政策是法律的灵魂。由是，我国法律，无论是立法、判例还是学说，都带有浓厚的法律实用主义色彩：立法、判例是政策的具体化，学说则是立法与判例的注释。法人制度即为这方面的一大典型：[9]尽管法人一词于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民法通则》颁布前就已出现在一些法规和文件中，但当时改革尚处于起步阶段，企业改革尤其是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实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两权分离的企业改革目标尚未为决策层所接受，因此，法人制度及其所蕴涵的企业所有者、经营者和劳动者之间合理的利益结构和相应的权利、义务、责任制衡机制并未为立法者所发现和认同，自然也不是建立法人制度的目的之所在。建立法人制度最主要的动机是以一种合乎法理的作法使国家摆脱在经济活动尤其是对外贸易中对国有企业的无限责任。所以，法人的独立责任是我国建立法人制度最基本的动因[10]，也被认为是法人制度的最重要的特征。

《民法通则》的颁布使我国在法律上第一次建立起了法人制度。该法沿袭社会主义法系之传统，明确规定了法人的概念与设立条件。其第36条规定，“法人是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组织”，第37条规定，“法人应当具备下列条件：（一）依法成立；（二）有必要的财产或者经费；（三）有自己的名称、组织机构和场所；（四）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可见，我国法律中，十分强调法人的独立责任：既是法人的设立要件，又是法人的重要特征。与我国相类似，德国、瑞士等国的立法亦把独立责任作为法人的重要特征，否认无限公司的法人地位。而法国、日本及我国台湾的立法则视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的无限公司、两合公司为法人[11].法人必须以有限责任[12]为其设立的必要条件或最基本的特征吗？为解答这一问题，我们先对法人的本质作一探讨。

二、法人本质的几种解释

作为社会组织，法人何以与自然人一样都具有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成为独立的民事主体？对此问题的解释也即对法人本质问题的探讨。

关于法人的本质，学界有三种解说：拟制说、否认说和实在说。

拟制说认为民事主体以自然人为限，法人之为民事主体纯出于法律之拟制。此说强调了法人成为民事主体的立法技术性，但未能揭示作出此拟制的原因。而且该说将意思能力作为权利能力的基础，难以说明无意思能力之婴儿与精神病人亦为权利主体的客观事实。

法人否认说则无视法人制度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巨大作用及法人在现代各国法律制度中客观存在的事实，以学理上的解释取代客观实在，为学界所不取。

法人实在说则认为法人为社会之客观实在。其中，法人有机体说认为法人与自然人一样都是社会中客观存在的有机体，也有自己的团体意思，故法律赋予其独立人格。但此说也以意思能力作为权利能力之前提，而且“所谓实在意思，必有其能为意思原因之物质，团体意思云云，不过个人意思之集合，尚难谓其独立实在者乎？”[13]法人组织体说认为法人之本质不在其为社会有机体，而在于其为适合为民事主体之组织，认为法人有独立的意思、独立的财产，自然应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从而将法人的独立意思、独立财产与独立责任有机联系起来，成为当今之大陆法学界通说。

但是，承认法人组织体说，则势必要以法人的独立责任作为法人的最基本特征，从而遇到下列问题：

首先，在当今世界，不承担独立责任而又具备独立民事主体资格的社会组织（如无限公司、两合公司及我国的合伙企业等）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广泛存在并发挥着巨大作用，各国立法（如法国、日本及我国大陆和台湾）中对其独立民事主体资格也予以了充分肯定[14].仅从逻辑的完备性出发而无视这一社会现实是说不通的。

为解决这一问题，我国一些学者提出把“其它组织”尤其是合伙企业作为法人与自然人之外的“第三主体”。但是，传统民法把民事主体分为自然人和法人，区分标准只有一个，即该民事主体是否是社会组织；而如今还要把作为民事主体的社会组织依据是否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区分为法人和其他组织。三类并列的民事主体却要依据两类两层标准才能划分清楚。所以，这一提法在逻辑上存在矛盾。而且，所谓的“其他组织”与“法人”在进行民事活动、参加民事诉讼等方面并无实质差别，只是在其成员对其债务的责任上有不同，以此将之区分为两类主体，也未尽妥当。尤其考虑到一旦立法承认两合公司这种既有部分成员承担有限责任，又有部分成员承担无限责任的组织，按照三类主体划分的逻辑，难道还要再划出“第四主体”不成？其次，所谓的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既以其全部财产承担全部民事责任，也就意味着一旦法人无力清偿到期债务，就应当进行破产清算以便偿还债务。但即使是对我国现行法律所承认的几类法人而言，也有不少做不到这一点：

对于机关法人来说，其性质和职责决定了其不得破产，对其债务只能由其上级政府或部门承担连带责任。但机关法人即公法人乃法人制度之肇始，其存在为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立法所公认。故机关法人乃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法人之典型；

而我国的医院、学校等事业单位法人因其社会公益性，也不能破产，也即不能独立承担民事责任；

对于那些控制国民经济命脉及电力、自来水、煤气等公用事业的国有企业法人而言，也承担了不同于一般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无论亏损得多么厉害，为社会公共利益考虑也不可以破产，而应由国家出资补贴。

因此，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实际上并非我国法人的共同特征。

《民法通则》把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规定为法人的成立条件，但这种规定是否妥当？能够独立承担民事责任是否应当是法人的成立要件呢？

鉴于该条已规定了法人要有必要的财产和经费，故其所指的决非法人应有偿债能力，其含义应解释为法人在设立时即应当而且只能独立承担责任。但我们知道，法人的独立责任是以法人的独立意思和独立财产为前提的，[15]也即法人的成员或出资者于法人设立时及时履行出资义务以及法人的经营过程中，法人成员不以自己的意思代替法人的意思、法人财产不与其他民事主体财产相混同为前提的。因此，为保护债权人的利益，现代民法普遍规定了“揭开公司的面纱”制度或直索责任，在公司财产、人格与其成员或其他公司财产、人格混同等情况下，允许债权人直接追究法人成员的责任。[16]所以，法人是否独立承担责任或股东是否承担有限责任，只能在法人解散时方可确定。因而，法人独立责任决非在法人设立之前即可确定的，决不应是法人的设立条件。鉴于组织体说的上述缺陷，我认为以之解释法人的本质并不妥当。

三、法人本质之我见

民法是商品经济规则的直接翻译。法人制度不应也不能脱离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随意构建。对于法人的本质，我认为，法人独立人格的出现是社会发展尤其是商品（市场）经济发展和立法技术进步的结果：

法人一词虽在1896年制定的《德国民法典》中才出现，但法人制度却源于罗马法。在古罗马，法律上的人格与自然人并不等同，自然人只有兼具市民权、自由权、家长权者才有法律上的独立人格可言。具备独立人格者可因法定的人格减等制度失去其独立人格，不具备独立人格者也可因法定事由的出现获得独立人格，这就体现出了鲜明的法技术色彩。

由于在简单商品经济条件下，国家、地方自治政府、寺院等团体以平等身份参加社会经济生活，团体的权利义务与团体成员的权利义务是分开的，团体的人格与其成员（尤其是其法定代表人）之人格的区分十分明显[17]，并为学界所认可（时为共和国末期，即公元前后。）及立法所确认，此即所谓公法人。对于营利法人而言，随着古罗马简单商品经济的发展，单个的自然人因个体经济力量薄弱，无法实现规模效益，这就产生了资本联合与劳动联合的必要性。一些人联合起来构成社会组织（最初是合伙），共同进行经济交往。但是，这些组织的成员一般在两个以上，若仅以其成员之人格出现，势必导致法律关系纷繁芜杂，不利于交易。从而产生了把社会经济组织拟制为法律主体的必要。参照公法人的立法例，各种私法人陆续产生。法人具有独立的人格，其财产与其成员的财产相互独立，凡是以法人名义所为之法律行为，由少数代表负责为之，而与法人的各成员的权利义务不相混淆。[18]转在早期的法人制度中，因商品经济之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资本积累尚未完成，法人成员的出资相对较少，法人的财产也较少，仅凭法人财产所产生之信用无以取信于债权人。故法人之信用主要依赖于其成员个人的信用，在法人财产无法清偿全部债务时，由其成员承担无限连带责任，法人有明显的人合性。法人的形态以合伙的形式出现。但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各类新兴事业层出不穷，资本的所有者与资本的经营者之分离已成为大势所趋。但在法人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的情况下，再予资本的所有者以无限责任有悖公平原则且会打击其出资的积极性。而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个人经济力量进一步强大，仅凭法人成员之出资（也即法人的财产）已足以满足债权人对法人信用的要求，只以法人的财产即可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在这种情况下，有限责任也就应运而生了。先是以康曼达为代表的有限合伙出现，这类合伙中部分合伙人不参与经营合伙事务，仅以其出资为限对合伙债务承担有限责任，另一部分合伙人则参与经营并对合伙债务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而后又出现了股份有限公司，其具有明显的资合性，公司拥有大量财产，以其全部财产对外承担全部责任，而其全部股东仅以其出资为限承担有限责任。在合伙与股份有限公司基础上，兼收二者人合与资合之优点，长于思辩的德国法学家又精心设计了有限责任公司，并为各国立法与实践所广泛采用。而有限责任的发展又因其不利于债权人的保护，又出现了“揭开公司的面纱”、直索责任等限制有限责任的制度。同时，合伙等原有的社会组织依然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因此，法人只是一种实现经济目标的合法工具[19].法人制度的出现从根本上讲是法律对于社会生活尤其是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积极回应，是为保护个人经济自由而创设的法律制度。其目的无非是使人更方便地参与经济活动，追求和实现自我价值。与其说是法学家创造了法人制度，法人是法律拟制的产物，不如说法学家只是从社会生活中发现了法人制度。

社会组织之所以被赋予民事主体资格，其原因在于：

1、为社会经济生活中人力、资本等资源的合理配置提供了条件，使得“人尽其能，物尽其用”：有钱而不愿经营者可以成为有限责任股东；无钱而有能力且愿为他人“打工”者不妨为有限公司的经理；暂时无钱而又信誉卓著者则可与一、二至交开办合伙企业或担任有限合伙的无限合伙人，以个人信用之长弥补资金不足之短……

2、使得交易主体具有稳定性，利于保护交易安全：所谓吾人生也有涯，生老病死难以预期，一旦大限突至，则原有的交易关系终止，相对人亦遭受莫名的风险，丧失了其预期的利益。而法人的成立、解散以登记为要件，便于公示，且一经成立非依法定事由经法定程序不得解散。而其成员的人格与法人的人格相分离，其死亡不会引起法人人格的消亡。这就有力地保护了交易安全。[20]

3、简化法律关系、节省交易成本的需要；法人制度是一种法的技术手段，其目的一方面是为了将团体中多个主体财产的法律关系单纯化。如果只承认自然人具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那么，取得权利、承担义务就势将归属于构成团体的全部成员，取得的财产由全体成员共有，负担的债务成为全体成员的共同债务，从而使得团体的法律关系非常复杂，而若将团体本身赋予自然人相同的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则处理团体产生的法律关系就极为方便。[21]设若一法人有二成员，若不承认法人人格，则二法人间存在二个法律关系；若各有三个成员，则二法人间存在六个法律关系……依次类推下去，则法律关系势必纷繁芜杂，不利于交易安全，枉费交易成本。

4、根据科斯的观点，对于企业和公司来说，其存在的经济上的基础在于通过其企业内部的进行资源配置较之于通过市场（合同关系）来完成，具有更高的经济效率。

四、结论

所以，法人制度存在的根本原因并非法人这一组织独立财产与独立意思的存在，而是因应社会生活的需要，保障个人经济自由而作出的法律拟制。自然，与独立财产、独立意思相联系的独立责任并不是法人的设立条件与基本特征。而法人也应被定义为：自然人以外得为民事权利义务关系主体的社会组织。它依法设立并进行登记，有自己的名称与财产，能以自己的名义独立享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参加民事诉讼。这样，这一概念及其理论基础就基本上解决了我国现行立法中各类有民事主体资格的组织与法定概念的冲突，避免了法人组织体说的一些内在矛盾。

在承认这一概念的前提下，我们就有可能参照外国立法，建立起适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需要、逻辑上严密的法人制度体系，尤其在营利法人制度上，按照其成员对法人民事责任承担程度及成员相互间人身信赖关系的不同相应建立股份有限公司、有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无限公司（即我国现行立法中的合伙企业）、股份合作公司等制度并赋予其独立的民事主体资格。

考虑到我国尚处于建立市场经济初期，企业间信用还未建立起来，一律采无限责任则出资人风险太大，全采有限责任债权人利益无法得到充分保护，因此，基于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我们也不妨创设一些新的法人形式（例如，在现有有限责任公司基础上，创设相对有限责任公司，要求法人的成员以其出资的五倍范围为限承担民事责任。），从而更好地为我国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服务。

同时，基于法人制度存在之首要目的在于维护个人经济自由，在法人制度中的一些具体内容上应当毅然摒弃过去束缚我们的一些传统观念，例如对法人最低注册资本作的过高限制[22]以及僵硬的法定资本制等。现在我国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远高于其他国家，[23]过高的门槛使相对收入不高者很难采取有限责任限制自己的风险以便进入市场，在一定程度上限制而非保障了经济自由，使人们倍感创业唯艰。在当前我国大批城市工人下岗，农村剩余劳动力大举进城的局面下，降低门槛、鼓励人民自由创业无疑是一条切实可行的对策。近年来，北京等地相继对高学历人才创业规定了较低的最低注册资本限额等优惠政策，但这种放宽决不应只是少数人的特权，鼓励创业的对象更应当是全体人民尤其是学历较低难以求职者。

注释：

[1]该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调整平等主体的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公民和法人之间的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

[2]参见贾桂茹等《市场交易的第三主体》，贵州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3]该法第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公民之间、法人之间、其他组织之间以及他们相互之间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事诉讼，适用本法的规定。”

[4]见该法第二条。

[5]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40条。

[6]参见孔祥俊著《民商法新问题与判解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55-56页。

[7]参见佟柔主编《中国民法学·民法总则》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45页。

[8]史尚宽《民法总论》，正大印书馆1970年版，第120页。

[9]姚辉先生对此有精辟的论述，见姚辉著《民法的精神》，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70页。

[10]参见《法人制度论》，江平主编，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271页。

[11]杨建华著《商事法要论》，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26页。

[12]所谓法人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事实上也就是法人的股东以其出资为限承担责任，既所谓的有限责任。（参见《民商法的理论与实践》，王利明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31页。）

[13]胡长清《中国民法总论》，中国政法大学1997年版，第99页。

[14]依照我国《合伙企业法》的规定，合伙企业有自己的名称，有以自己名义独立取得民事权利承担民事义务的资格，有权以自己的名义参与诉讼。与法人企业不同之处仅在合伙企业财产不能清偿合伙债务时，合伙人才承担连带责任。法律规定与学说均承认其独立民事主体资格。

[15]以有限公司为例：先是股东履行出资义务，形成法人的独立财产；再经过公司设立程序，获得独立人格；以此二者为前提，其成员以其出资为限承担公司债务，或曰公司以其全部财产独立承担民事责任。可见，在这里，独立责任是独立财产与独立人格之结果而非其前提，而独立人格则是公司设立的结果。

[16]参见《民商法的理论与实践》，王利明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544-555页。

[17]例如国王虽为国家之代表，但国王的变更并不能使国家的债权债务发生变更。

[18]见《罗马法原论》，周桐著，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68页。

[19]《美国法律史》[美]伯纳德-施瓦茨著，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

[20]因此，对于团体的人格与其成员人格难以区分的团体，如一般的民事合伙，其成员人格的丧失会导致团体的解散，所以不能赋予其独立人格，不认之为法人。

但是，对于商事色彩浓厚的无限公司（或我国法上的合伙企业）来说，虽然其与一般民事合伙一样“为二人以上之股东所组织，乃对公司债务负连带无限责任之公司。无限公司无论对内对外关系，均以人的信用为基础，故为典型的人合公司。无限公司完全偏重于人的信用，故在实质上仍为个人企业或合伙企业，尤其内部关系，合伙性质更见显明。法律上承认其为法人者，无非使其对外关系臻于确定。”（《商事法要论》杨建华著，三民书局1984年版，第26页。）

[21]邓曾甲《日本民法概论》，法律出版社1995年版，第31页。

[22]对公司注册资本最低限额做限制，其原因据说是为了避免交易风险，保护交易安全。但是，举例而言，与一家注册资本为50万元的公司从事一项标的为100万元的交易，其风险肯定远远高于向一家注册资本为2000元的公司出售1000元货物的风险。所以，规定一个很高的最低资本限额来规避风险，这种理由其实并没有什么道理。

也就是说，应当允许人们依据未来交易的需要有更大的选择权来决定自己到底为自己的公司注册多少资本。如果只是小商小贩，几千元足以使交易相对人产生信赖，而从事飞机销售，几亿注册资本也未必会使对方放心。既然我们承认“经济人”的理性，就不应越殂代庖去限制其创业自由与营业自由。

[23]在现代国家，一般对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的最低限额仅作象征性规定；而在19世纪的美国甚至规定了最高注册资本限额以避免垄断，保护竞争，维护经济自由（《美国法律史》[美]伯纳德-施瓦茨著，王军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7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