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企业的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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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有企业全面公司制改组就要加速两种公司并轨的进程。社会主义国家公司法能否使用“资本”一词曾是公司法起草中的一个争论问题。现今应当坚定地确认现代企业的核心是资本企业。股份化就是资本权利化和资本权利人格化。资本信用原则是资本企业的灵魂。资本企业的实质就是资本信用的企业。资本社会化原则是资本企业的另一重要特征。社会公众持股和职工持股是资本社会化的两种形式，但有本质不同。高度社会化的个人所有应是公有制的一种表现形式。社会化和控股化是股权运动两种模式，但社会化是绝对的，控股化是相对的。资本流通原则是资本企业的又一主要特征，资本流通应建立在平等、自由、公平、有序原则之上。

关键字：现代企业资本企业

一、关于二种公司并存及现代企业本质的争论

经过十多年的试验、比较、犹豫、徘徊，经过几次的起落、反复，党的十五大终于选定了国有企业的最佳改组模式是股份制形式。走国有企业全面股份制改组的道路，走从双轨制公司向单轨制公司迅速过渡的道路，这是历史的唯一正确选择。

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就是两种公司并存的局面：单一所有制的公司（以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法的模式组建的公司为代表，也可称其为企业法的公司）和股份制的公司。前者数量巨大，后者数量甚少；前者代表的是传统的企业形态，后者代表的是现代企业形态。如何处理好这两种现实生活中并存的公司关系，如何认识这两种公司的性质和把握它们发展的前途，是自1983年开始起草公司法以来直至今天15年来一直未解决好的问题。

1983年公司法起草伊始，就有一种方案认为公司法中不仅应该规定股份制式的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而且应该独立设章规定单一所有制的“国有公司”，理由是：如果现实中存在的绝大多数公司不纳入公司法范围内，那么所制订的公司法将会失去其意义和作用。经过十年的反复认识，我们终于通过了一部只规定股份制形式的公司法，和世界各国总体接轨的公司法。但这只是第一步的认识上的胜利，并不意味着真正彻底的认识。1993年通过的公司法只是不把国有公司纳入公司法中，但却仍然认为这两种公司将在中国长期存在下去。公司法第229条的争论就充分显示出这一点。一种意见认为公司法实施前成立的所有公司（当然也包括单一所有制公司）可以继续保留，但应在规定的期限内达到公司法所规定的条件。另一种意见认为：应当在规定期限内达到公司法所规定条件的只能是公司法施行前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当然也就不包括单一所有制公司）。前一种意见是限期并轨的观点：后一种意见是不限期并轨的观点。由于当时许多人认为限期并轨很不现实，两种公司将“长期共存”，为稳妥起见，公司法第229条采取了第二种观点的写法和解释。这也就是为什么公司法颁布实施后，公司法贯彻得不好，其作用不大的根本原因。也正是由于法律上承认了两类公司长期并存的局面，所以许多人对公司的认识混乱，认为这两类既然都可以称为公司，因此都属于合乎公司法的公司。这样一来，实践中就出现了许多非驴非马的公司，半驴半马的公司乃至亦驴亦马的公司。这可以说是公司法实施几年来的一个值得总结的教训。今天，根据十五大的精神，就是要加速两种公司并轨的进程，甚至是两个法（公司法和企业法）的并轨进程。当然是企业法向公司法并轨，企业法公司向公司法公司并轨，这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将有着重要意义和作用。

比起两种不同性质公司如何并存的理解分歧来，对现代企业本质的理解分歧，可能是国有企业股份制改组更深一层的问题。

1983年公司法起草伊始，就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公司法中不应当使用“资本”二字。这种意见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用“资产”、“资金”，但它们绝不能成为“资本”。资本是资本主义所特有的。如果社会主义的公司中也称“资本”，那么岂不等同于资本主义了。经过十年的反复认识，我们终于认识到“资本”和“资金”、“资产”是不同的概念，认识到股份制公司中的投资经营与国有企业中的国有资产授权经营的本质不同，最终在通过的公司法中堂而皇之地使用了“资本”、“资本额”这样一些更准确的概念。这应该说是一个历史的进步。但我们也应看到，这样的认识还是初步的、不深刻的，甚至有些地方、有些方面还有矛盾、还有反复。例如：公司法第4条正确地把公司股东和公司看作是两个不同的主体，二者享有不同性质的权利，正确地把公司股东权利的来源确立为其对公司投入的资本，正确地把公司的财产视为属于公司法人所拥有的财产权的同时，却又矛盾地规定：“公司中的国家资产所有权属于国家。”显然，这里又把企业法中的企业资产属于国家所有的概念搬进了公司法中。这说明立法者对于现代企业-公司的本质特征仍有些模糊不清，甚至混乱、矛盾。

二、股份化就是资本权利和资本权利人格化

1993年通过的我国公司法中所规定的两种公司形式（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最基本特征是资本企业。这一特征是由市场经济需要所决定的。资本是要追求最大利润的。这一点在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并没有什么根本不同。不同的只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国有资本的比例要大于私人资本，而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则相反。资本不是划拨，资本不是恩赐，资本也不是济贫。在今天国有资产亏损现象仍没有改变的情况下，只有根本改变观念、改变机制，把国有资产变成国有资本，变资产经营为资本经营，将国有资本按其市场规律投向能产生最大效益、最大利润的地方去，才能有国有资产状况的根本好转。

股份化就资本化，股份制也就是资本制。虽然按照我国公司法股份制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狭义的股份制只能用于股份公司的股东出资，广义的股份也包括有限公司股东的出资额，即指出资份额。但我们可以清楚看到这两种公司股东出资的法律名称虽然不同（在股份公司中称股份，在有限公司中称出资额），但它们的实质是完全一样的，它指的是资本，虽然人们使用股份一词时有时仅指所持资本的一种形式（即指全部资本分为等额股份），虽然人们使用股份一词时有时指作为有价证券的一种形式（即股票），但谁都不能否认股份的最本质内核是指资本。所谓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组就是改组为公司法上的公司（当然还应包括股份合作制企业），就是把它从企业法中的“授权经营”的产权机制改组为公司法中的“投资经营”、“资本经营”。

股份化就是资本权利化，股份制也就是股权制。从财产关系来看，任何财产都必然同时体现为权利。财产和财产权几乎可以是一个东西的两个侧面。不论是有形财产如房屋、土地，无形财产如专利、商标均是如此。作为财产的一种形态的资本更是如此。股权就是股东对其所投入资本享有的权利，这种权利的性质和内容显然已经不是所有权了，虽然它是从所有权转化来的。它不是所有权最明显的证明是投资人已经没有抽回其出资的支配权了。股权的内容按公司法的规定主要是资产受益权、重大决策权和选择管理者的权利，这些内容也与所有权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不同。由此可见，股权的内容既不同于企业法中国家对国有财产的所有权，更不同于企业对国有财产的经营权。这是性质不同的财产权（用经济学术语来说，它们是不同性质的产权）。因此，国有企业的股份制改组首先是产权性质的改变，产权机制的改变。不改变产权机制不可能使原有的国有企业转变为资本企业。它不是名称的改变，也不是单纯的管理机制的改变，而是根本性质的转变。但是，我们现今有些人仍想要用原来的国家所有权的观念来套入资本企业之中，这不能不说是南辕北辙了。

股份化就是资本权利人格化。股份制也就是实行股东自然人和法人制。从财产关系来看，不仅任何财产都同时体现为权利，而且这种权利必然要具体地归属于特定的民事主体（自然人和法人）。在财产权上，没有无权利的主体，也没有无主体的权利。股权也是如此，自然人持股和法人持股自然不发生任何问题。国家股的股权是不能由国家来作为股东的，因为“国家”是不可能参加股东会的。这就是为什么公司法规定国家股的股东应是国家授权投资的机构或者国家授权的部门。由此也可以看出国家股权（国家资本权）与国家所有权（国家财产所有权）的区别：所有权可以归国家（较抽象概念上的国家，具体由国务院行使），而享有国家股股权的股东则不能是抽象的国家。至于所谓“集体股”的概念也是属于类似股东人格不明的范畴，在具体实施中只有股东人格明晰化才能使股份制改组得以真正实现。

我们可以说，股份制的全部法律内容就是股东（主体）、股份（客体）、股权（权利）三者的有机结合。而这“三股”（股东、股份、股权）正是资本企业的灵魂，是它区别于原有的单一所有制企业的最重要的分水岭。

三、资本企业的灵魂-资本信用原则

资本企业也就是以资本为信用的企业。因此，资本信用是资本企业的灵魂。

市场经济既然是竞争经济，就必然与风险联系在一起，世界上没有无风险市场。投资有风险、交易有风险、贷款有风险，均不例外。如何减少这种市场风险呢？最重要的手段之一就是借助信用机制。信用越高，风险就越小；反之，信用越低，风险则越大。信用与风险并存于同一市场经济之中。一个完善的市场经济机制首要的是建立一个完善的市场信用法律机制。我国市场经济之所以风险过大的一个重要原因也就是缺乏完善的信用机制和信用意识及观念，尤其是缺乏资本信用的意识和观念。

在市场经济中，信用是一种资格，信用是一种财产，信用是一种权利，信用也是一种信息。作为主体资格的信用，它是自然人和法人担任某项职务、从事某项职业或业务活动的资格要求。古代罗马法便已经有了无信用人（如作伪证的人）从事某些活动的资格限制。近代商法中也有无信用人不得作为保证人的规定。我国公司法有关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监事、经理的资格规定中实质上已包含了某些信用资格的因素。在其他一些商事活动中显然应当更多地增加有关信用资格的要求以减少风险。信用作为一种无形资产的价值和作用不仅不亚于有形资产，而且也不亚于作为知识产权形态的无形资产。企业的商务（Goodwill）就是其信用的表现形式，它应是企业全部资产的一个组成部分。信用作为一种权利在商法中早已不是古代罗马法中仅仅表现为一种人身权了，它已从人身权而发展成为财产权了。这种财产权利又须有法律加以保护。信用作为一种信息越来越可以科学地量化为一定的等级。例如银行的信用、证券的信用通过其信用等级的评估使人能具体地感受到。商业资信和信誉的咨询、查询机构在商事活动发达的国家中已经成为提供信用信息的重要可靠来源。在我国，这种信息的提供和查询还仍然是一个空白点，有待大力加强。

西方国家公司法中有一种公司分类的方法，即将其分为人合与资合。有些人错误地将人合公司注解为人的组合公司，将资合公司理解为资本组合的公司。其实，任何一种公司、无论其为有限责任或无限责任性质的公司，均同时包括人的组合和资本的组合，股东和资本是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不能设想有不出资的股东（人），或无股东的资本。人合与资合区别的界限仅仅在于其信用的不同，是人的信用（股东个人的信用）还是资本的信用。由此可见，从公司发展的历史来看，公司以什么作为其信用是公司类型的主要划分标准，以资本作为信用的公司正是近现展起来的现代公司的最本质特征。

资本信用作为一种法律概念的核心问题就是民事主体承担财产责任的实际能力和范围。资本信用的大小直接关系着民事主体有着多大的履约能力、有多大的偿还债务能力、有多大的赔偿能力、有多大的最终承担民事责任的能力。作为现代企业的资本信用应该包含三个方面内容：第一，公司注册资本的信用。注册资本的信用首先表现为股东的出资信用以及股东对其出资额所承担的有限责任。其次表现为该公司成立时它所拥有的原始资本的信用。当然注册资本越大，其信用越高。最后表现为该公司盈余还是亏损的界限。净资产高于注册资本的为盈余、低于注册资本的为亏损。盈余或亏损以及盈余和亏损的数额均构成一个公司对外信用的组成部分。第二，公司的信用，即公司的全部资产信用。既然公司法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均以其全部资产对公司的债务承担责任，那么，公司的净资产越大，其对外信用度当然就越高，反之就越低。市场经济中与对方交易的可信用度最主要的便是公司的这一资本信用。第三，信用的破产，即公司本身的破产。当公司不能支付到期债务或资产小于负债时公司便失去了支付能力，因此也就失去了其全部的信用，这就应该导致公司的破产（公司重整时除外）。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资本信用和企业破产无非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真正的资信制度确立之时也就是真正破产制度建立之日。

现代企业的信用，除具日常交易之信用外，端赖于资本的信用，而不能是其他的信用。我国长期以来国有企业所依赖的往往不是资本信用，而是所有制信用（或可称之为“制信”）。国有企业发不了工资可以从银行借；没有偿还债务能力仍然可以得到贷款；三角债可以安然欠着不必变卖财产偿还；资不低债时仍然可以不破产，诸如此类等等，无不因为它有所有制的优势。市场经济必须破除所有制信用，建立资本信用的观念，才能有真正的市场经济。

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是一种劳动合作和资本合作有机结合的新企业形态。它既不是完全股份制式的现代公司，也不是合伙企业，也不是一般的合作制企业。顾名思义，股份是资本合作的象征，合作是劳动组合的象征。可以说，在中国的企业形态划分标准上，除人合和资合之外，又多了一种劳合和资合相结合的形态。纯劳合的就是合作社，纯资合的就是现代公司。那么，怎样来理解劳合与资合的相结合呢？能不能理解为劳动信用与资本信用的相结合呢？当然不能。世界上没有这样一种以劳动为信用的企业。合作社对外仍然是以其全部资产作为信用的企业。股份合作制企业，按照国家体改委的《关于发展城市股份合作企业的指导意见》的规定，也仍然是“以企业全部财产承担民事责任”。能不能理解为职工是以劳动作为出资而称为劳合呢？显然也不能。劳动作为一种出资形式只能存在于合伙企业中，只能在合伙合同中以协议方式确定，而不能存在于现代公司中。劳动作为公司股东出资的一种形式在某些地方的试验中也证明是失败的，不可取的。因此，股份合作制中的劳合只能表现为劳动者的联合，即只有职工才能成为股东，而且是实行一人一票的合作社原则，而不是一股一票的纯资本企业的原则。

四、资本企业的重要特征之一-资本社会化原则

现代公司作为资本企业的另一重要特征为资本社会化原则。现代公司的最典型形态是股份有限公司，而股份有限公司自其登上历史舞台伊始便以其资本社会化显示于世。资本社会化在西方国家主要就是社会公众的广泛持股。从由少数人持股投资转变到由社会公众持股投资在西方国家不能机械地视为从生产资料私有制向公有制过渡，但也不能简单地视为其生产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近一二十年来在西方国家，包括美国，发展了全部股份由职工持有的公司。职工本身是劳动者、雇员，又是出资人、股东。这种一身二任的现象也应当看到其生产关系已发生某些变化的一面。不承认其变化，不研究这些现实，就等于不承认世界在变化，就会走向僵化。如果说社会公众持股是资本的大社会化，那么职工持股可以称为资本的小社会化。

我国实行股份制改革以来，尤其是最近中央肯定职工持股的实践以来，也同样存在这两种社会化。我们必须看到这两种资本社会化毕竟有所不同。其主要不同点有三：第一，社会公众持股的公司在我国实践中，公众持股的比例通常都不会有50%以上，主要的持股人仍为国家股或法人股；而在职工持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中，职工持股不仅必须超过50%，而且甚至可以100%由职工持股（职工个人股与职工集体股）；第二，社会公众持股在我国不可能成为全体公民均普遍持股的社会化程度极高的公众公司，而在股份合作企业中，乡村是建立在社区基础之上，因而村民作为社区的一份子均能享有量化到个人的股份。城市是建立在共同劳动的基础上，因而每个职工均能享有量化到个人的股份（当然，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的职工根据自愿原则，他可以不入股）。因此，职工和村民持股是一个社区、单位中社会化程度很高的一种股份制形式；第三，社会公众持股在我国不可能成为持股量大体平均的社会化现象。由于贫富还比较悬殊，参与持股的欲望也不尽相同，所以社会公众持股并不是平均化的持股。而职工持股（包括农村中的村民持股），不论是政策要求或实际状况，均体现了每个职工（村民）大体平均的持有量，不鼓励持股量悬殊的作法。从以上三点可以看出，职工持股的高度社会化、普遍化已经使其性质离开了单纯的个人所有性质。我们既不能把社会公众持有股份简单地视为公有化，也不能把职工持有股份简单地视为私有化。

既然全民所有制是财产归全体公民所有，那么它就是最高度社会化的一种所有制；既然集体所有制是指财产归这个集体的全体劳动者所有，那么它就是在一个社区、单位范围内的高度社会化的一种所有制。全民所有制可以体现为国家所有（由国家来代表全体公民）也可以体现为量化到全体公民；集体所有制可以体现为由一定的集体组织来享有，也可以体现为由量化到这一组织内每一个成员的享有。而且后者的社会效果更好。这就是公有制的多种体现形式。每一个社会成员的所有也就是一种公有。如果不是每一个（当然不能太绝对）成员所有（一部分人拥有，另一些人不拥有）或者其拥有量很悬殊（一部分人大量拥有，另一些人拥有的极少），那就不是公有制，而只能是私有制。资本社会化已经不是单一的所有制了，再由单一所有制的旧观念去分析这种现代公司必然会导致错误的结论。

现代公司中股权运动的模式显然已经不是单一的高度社会化了。股权社会化的运动模式是分散化的模式，而资本控股化的运动模式则是集中化的模式。这两种倾向都同时存在，就像在市场经济中同时存在着自由竞争和垄断一样。自由竞争的结果必然要出现兼并和垄断，但大企业的垄断绝对不可能改变自由竞争。市场经济中一旦垄断到没有竞争了，那也就没有了市场经济自身。西方市场经济发达的国家之所以需要制定反垄断法也就是这个原因。在市场经济中竞争是绝对的，垄断是相对的。同样，现代公司中股权运动模式中，社会化是绝对的（虽然其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控股化是西方国家的一人公司股权最高度集中的表现，但它绝不代表现代公司发展的主流。在我国，国有独资公司作为一种国家垄断，绝对控制的一种手段，尤其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时期有其合理、积极的方面。但是，如果无限制地使用这种国有企业改制手段，特别是将那些本质属于竞争性行业的企业也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就将走向其反面。合理的变成不合理的，积极的变成消极的，这在我国现实生活中不得不引起高度重视。

在我国的条件下，从某种意义上可以说，股权社会化、多元化反映的是市场经济的规律和需求，而股权国家高度控制仍是计划经济的反映。我们不否认在某些领域内必需有国家的高度控制，但是否国家高度控股就能改变经营机制，把原有的国有企业搞活、扭亏为盈呢？可能是恰恰相反。国家高度控股是营造政企不分、政府干预企业活动、企业领导人员由政府任命管理、缺少监督机制、缺乏自主独立经营机制的最好土壤和环境。

五、资本企业的重要特征之二-资本流通原则

现代公司作为资本企业的又一个重要特征便是资本流通原则。资本自由流通是资本企业的生命线。不允许资本自由流通就等于扼杀了资本企业自身的生命。资本和资产的重要区别（包括国有资本与国有资产的重要区别）就在于资本不像资产那样更大地体现为实物形态，而是表现为价值形态。表现为价值形态的资本（股本）的转让显然要比公司资产的转让方便的多、简单的多。既然资本自身的规律是不断追求更大利润，那么，资本也只有在更大范围内的流通才能实现这一目的。私人资本是这样，国有资本也是这样。因此，在法律上如何保障这种流通的自由和安全秩序就是立法的首要任务。

市场经济主要是两大行为：交易行为和投资行为。交易行为虽然离不开一定的主体，但它并不创造出一定的主体机制；投资行为则不然，投资行为是和创造一个主体机制（特别是现代公司）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投资行为是主体和行为两种法律机制的高度结合。交易行为作为一种市场行为，必然要求自由交易、平等交易和公平交易。三者缺一不可。投资行为作为一种市场行为，也同样要求具有自由、平等和公平这三性。

投资自由不仅包含投资者享有是否愿意出资成为股东的自由（包括在城市股份合作制企业内不允许强迫或变相强迫每一个职工必须入股），而且也包含投资者有转让其股权的自由，虽然这种自由转让的程度在上市股份公司、不上市股份公司、有限公司、国有独资公司及职工投股的股份合作制企业内不尽相同。资本真实原则的一个要求就是股东不得退股。“一旦入股，永远入股”。除非公司解散之时，股东才可以收回其出资。而资本的规律又要求其能最大程度减少风险。这就必然要求赋予股东转让其股权（资本）的权利。这一权利在任何一种形式的资本企业中都不能允许被剥夺或非法限制。对于城市股份合作企业，把职工股权转让仅限制在本企业职工之间是有必要的，但必须切实保障在职工中可以自由流通的畅通渠道，否则这种转让权利就得不到保障。更要注意当这种企业亏损乃至濒临破产时，没有任何其他职工再愿意来购买原职工的持股时，如何保障职工不因事实上无法转让、流通而遭到巨大损失。否则就等于事实上发生既不允许退股，又不允许转让的严重侵犯职工股东权利的现象。这一点是仍需在完善城市股份合作企业法律机制加以认真考虑的。

投资行为平等不仅仅表现为投资者法律地位的平等（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同次发行的股份同股同价），而且应该表现在股权转让和资本流通上。个人股（包括社会公众的个人股和职工个人股）、法人股、国家股，应当在同一类型的公司制度内享有同样范围的流通自由。而实际上，国家股在自由转让这一点上是不平等的。这不仅会导致国有资本应该得到的利润没有得到，也会导致国有资本因为不能流通而使国有企业改组成为现代公司后，股权结构中国家控股局面永远不会改变，这就极易形成现代公司僵化的现象。由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有些国有企业改组为现代公司后，国家保持长期控制是合理的。但绝不能说，所有国有企业改组为现代公司时，国有持股比例永远不变是合理的。就一般规律而言，国有股权转让是使死水变活的方式，是板块结构中有机掺沙的方式，是改变产权机制、政企关系机制和管理机制的有效方法。只有国家适应市场经济需求，灵活地或者将国家控股改变为不控股、甚至不持股，或者将国家不持股改变为持股、甚至控股，才是搞活市场经济下资本企业的福音。从理论上讲，个人、法人、国家均可以有控股的平等权利；从实际上看，允许个人、法人、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不同领域内享有控股的地位，也是与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积极效果不相矛盾的。

投资行为公平应当表现为要有一个公正、有序的流通市场。资本流通绝不是任意流通，而是必须在法律允许的规范化市场内流通。上市公司的资本流通已经有了一个比较规范化的市场，但不上市股份公司的股份如何转让呢？有限公司的股权和国有股权转让如何建立市场呢？都是尚未解决的问题。国有资产变为国有资本后是否会流失也涉及到公平、有序问题。流通并不等于流失，但流通也可能会带来流失。国有资产不正当的高值低估，国有资产资本化过程中以各种福利形式化公为私，这都是实际中存在的问题，但这并不是流通自身必然产生的。只要我们加强流通过程中的法律规范完善和执法严格，这些现象是可以克服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