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法理论创新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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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与社会之迅猛发展，可谓日新月异，翻天覆地。而如若没有人类的不断试错与纠偏，没有认识框架的不断重构和制度的不断创新，就不可能有发展。重构与创新，实乃人类不懈前行之重要动因。

法律作为人类在成长途程中的一个重大发现和重要选择，其理念、价值、制度、意识等，曾历经无数次大小不一的“重构”。其中，主要发端于20世纪初期的经济法，曾带来了整个法律———从法律理念到法律制度的一次重要重构与创新。

囿于人类的有限理性，经济法的新兴，同样会产生法律系统的“排斥性”问题———从认识框架到具体制度的重构，从传统到现代的理念创新，必然会带来些许阵痛，而止痛的良方妙药，则是传统法学观念的转变，是经济法理论的重构与创新。

中国的经济法理论肇始于20世纪末叶，在20余年的风雨历程中曾经历了两次整体性的大规模重构：

①一次发生在1992年之后，重构的目标是寻找经济法制度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以使经济法的制度和理论更适应市场经济体制发展的需要；另一次则发生在2002年以后，重构的目标是针对中国成功入世，国内外的理论与实践均发生巨变的情势，有效确定经济法理论的法理基础，以全面实现经济法理论的内在自足。

两次重构的目标的变化，反映了经济法理论正在不断的创新中走向成熟。第一次理论重构，基本上解决了经济法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基础问题，经济法作为独立部门法的地位不仅得到了学界的普遍承认，而且也得到了相关国家机关和社会各界的认可。

②目前，第二次理论重构业已启动，它是在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中国的市场经济日益融入世界经济大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形势下开始的，并力争在第一次理论重构的基础上，进一步确立具有深厚法理基础、能够有效指导法制实践、具有内在自足性的经济法理论。

要重构经济法理论的大厦，必须考虑一系列问题，尤其要注意全面创新。各国的经济法理论尽管有其相通之处，但毕竟又各异其趣，因此，中国经济法理论“大厦”的重构，必须考虑地质条件、气候特征等具体国情，要考虑从总体设计到具体的基础、结构、材料、造价、风格、协调性、稳定性等一系列技术性问题，在研究这些问题的过程中实现理论创新，并进而推动制度创新。

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特殊性，也给中国经济法的理论和制度打下了特殊的烙印。立足于解释和解决中国现实问题而发展起来的经济法理论和制度，是最有可能对世界法学和法制的发展做出贡献的领域之一，而要把这种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需要解决好许多问题，限于篇幅，下面仅谈其中的两个重要问题：

第一，要超越传统法学理论。

现代意义上的经济法发蒙未久，制度传统并不深厚，而理论上却聚讼纷纭。要解决诸多理论争议，抱守传统法学理论，并依此来削足适履，必然与事无补。事实上，经济法、社会法等现代法已对传统法学理论有诸多突破，①但对现代法缺少了解的人士却难以理解。因此，要全面地了解和研究现代法学，就必须转变传统法学观念；要实现经济法的理论创新，就必须超越传统法学理论，在解构中扬弃，并实现有效重构。只有在经济法与传统法之间，客观地厘清制度、理论等方面的脉络，处理好传统法与现代法、基础法与高级法的关系（就像不同的建筑风格要协调一样），才能实现整个法学和法律体系的有效重构。

可见，经济法理论的重构需要立基于传统，并从中汲取营养；同时，也需要扬弃传统，并实现有效超越。对传统的扬抑与取弃、继承和发展，不能仅依主观好恶，而应全赖理论和实践发展的客观需要。所涉传统，也并非仅是源远流长之中华传承，同时亦应涵盖一切关乎国计民生的制度文明。

第二，要引进新型研究方法。

经济法理论，通常涵盖本体论、价值论、发生论、规范论、运行论、范畴论等诸论，纷繁博大，千丝万缕，实难驾驭。惟有思虑得法，推陈出新，方能有效重构，实现条分缕析。倘若妙法阙如，范式如旧，则经济法研究水准自难有较大提升。因此，方法论甚为重要。

经济法之兴起，旨在解决现代社会“复杂系统”中的诸多“复杂问题”，促进经济与社会的良性运行和协调发展。如若研究范式不转，学科的基本假设、基本范畴、基本共识缺失，研究方法老套，则经济法研究必会裹足不前；如果整个学界传统观念根深蒂固，不能从新视角、用新方法去研究经济法，则经济法学便难有较大发展，整个法学研究之成熟与自足，亦遥遥无期。

传统法学的研究方法具有非自足性，对于经济法研究根本不敷其用；要推进经济法的理论创新，就必须从相关学科引进新方法。为此，人们在继续运用传统研究方法的同时，已经开始关注或引入其他学科的有效方法，如经济法的经济分析、社会分析、政策分析、历史分析、语义分析、系统分析、信息分析方法，等等。此外，一些曾获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前沿理论，如交易费用理论、理性预期理论、公共选择理论、制度变迁理论、博弈论等所提供的研究方法，在经济法研究中也已深受重视，从而使经济法研究很好地体现了学科的交叉渗透，并显示出了特有的生机与活力。

总之，社会经济发展产生的众多问题，大都需要法律的回应性调整来解决，相应地，法学理论也需在创新中适时重构。而经济法理论的有效重构与创新，则不仅对于经济法理论与制度的完善和发展，而且对于整个法学与法制的全面发展，都尤为重要，大有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