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行为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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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我在35年前成为一个律师以来，美国刑法典已经发生了急速的改变。随着故意犯罪行为和成千上万的个人行为不再被认定为“犯罪”，许多曾经为社会所不容忍和基于固定化的社会秩序的刑法条文，已经被废除、颠覆、修改或者不予执行。从前设定的克制堡垒和对社会行为有威慑力的公共支持体系的缓慢而稳定的衰弱，促成了犯罪行为。

以前搏彩和叫好投注是被法律禁止的，现在已成为政府垄断行业。现在，政府不仅经营这些冒险游戏，而且鼓励人们每年做成千上万的负面广告宣传。其它一些神秘方式的赌博——如通过赌场、赛艇、掷硬币、轮盘赌、扑克、赛马等的场外投注（即“赌马”，译者注）进行的赌博——曾经都是禁止的，仅在一些辖区得到承认。现在，各种各样的赌博以空前的规模得到正式化了。

过去是流浪汉和无业游民（通常被描述为乞丐、游民和失业者）卷入成百上千起犯罪，而被投入监狱或从城镇驱逐出去。现在，（这些犯罪的主体）更多是由政府福利保障，而且衣食无忧。过去被公众驱逐的无家可归者，现在被允许在公共场所搭建帐篷用以栖身。曾经威胁摩托车手的像“窗刷”一样的无业游民，通常被免除刑罚。过去被限制在肮脏地带端着锅碗沿街乞讨活动的人，已经搬到市郊。政府现在正就此规定为这些乞丐设置专门的乞讨点。

过去除为挽救孕妇的生命或者处理妇女遭遇不幸情形（典型的如强奸或乱伦）目的以外的堕胎，在过去的片警或国外认为是违法的，现在政府则用纳税人的钱为穷人服务，几乎只要有需要就可以实施堕胎。美国的堕胎人次也从1972年的60万5千起到1991年的170万起。在一些辖区，未成年人未经父母同意也可以堕胎。“快速解决”的堕胎药物，如现在北美国法律允许使用的RU-486药片，将促使未经公布的堕胎率得以显著增加。

每年百万次的男女约会涉及，这在教科书上被称为是一种犯罪。但是，（各州法律）对其缺乏强制力，或者几乎就不存在强制力，而且（有的州）还允许开设日常性的所谓的红灯区、“作战地带”或类似纽约市那样的娱乐区。有些辖区走得更远，给妓院划片或者使这种行为合法化。

法律对通奸不像许多年前那样严厉打击了。现在，即使是州长犯通奸罪，反而还得到了支持。一个篮球明星厚颜无耻地吹嘘他有大约2万名性伴侣，却免于处罚。

从前，详细地规定了婚外情是一种犯罪行为的通奸法尽管执行效果不尽理想，但社会对通奸犯罪还是表示极大蔑视。现在，执行通奸法已变成一件稀罕事。同居者“生活在原罪之中”，法定婚姻已对此表示容忍，而且已不像从前那样排斥通奸行为。普通法上的婚姻——长期以来通过公开同居来认定法定婚姻的契约——现在已很少发挥作用了。

刑法条文曾经认定鸡奸、性变态和不符合自然法则的性行为为犯罪。可现在，对上述性偏好的制裁正被废除或忽视。军队中那些男同性恋的权益正在得到维护——以对抗广大军事领袖的抵制。

在几十年前，人们还对色情文学予以广泛压制。可现在上亿的此类印刷品再言论自由的外衣保护下公开出版。以前反黄稽查人员严格控制毫不掩饰性描写的书籍，对之镇压。现在，它们公开摆放在书架上，偶尔也在学校发现，有时会受到父母的指责。带有裸露和暴力的音乐表演和录像带继续污辱观众的眼睛；偶尔的公众抗议活动导致这些出版物的自发回收和彻底禁止。淫贱之徒大量存在，只在少数的辖区被强有力地得到镇压。

过去被司法实践认定是淫秽的。现在成千上万的观众都在公共电影院观看过毫不掩饰的、露骨的电影，而且仍然有越来越多的供成人欣赏的商业性录像带在私人间传阅。过去被作为淫荡行为追踪调查和检举控诉的色情表演者，现在他们获得了星级待遇，而且很少被控诉。卫星广播商用淫秽表演来袭击即将传递给百万个电视观众的空中信号，以额外死亡的人们对此类广播负责的努力也失败了。打淫秽电话，曾一度严厉禁止，在数以百万计的付费色情电话交谈和录音的攻击之下变得苍白无力。过去不允许大众完全通过广播媒体收听变了味道的性评论。现在，通过高敏感无线电和稀松的电视脱口秀炫耀的色情应召陪聊则真是令人心里发痒。通过传真和网络空间传播的淫秽物质成为家常便饭，提供色情原材料行列以供访问的网址成为访问数量“点击率”最高的地方。现在，对电子媒体进行淫秽检查的努力正在举行一个违反不成文宪法的免费演讲。

以前大家反对使用的避孕剂，由于配送限制，如果不允许使用，将难以获取。现在，它们从药柜下面冒出来，由自动售货机配送，易于获取，甚至在电视里打广告。从前禁止向未成年人出售的避孕剂，现在在成百上亿的或政府公务员之间自由流通——有时还抵制父母或监护人的意愿。

未成年人之间的性行为过去是被阻止的。现在，它受到了免费提供避孕剂（包括使用说明书）的支援和教唆，十几岁的孕妇过去备受冷眼。现在，它随着意图保护被大量忽视的未成年受害人的强奸法将其法定化而数量猛增；约会强暴已很少被检举控诉；被极愤怒的父母和家庭强迫的“枪口下的婚礼”（译者注：因女方已怀孕而不得不举行的婚礼）已很少见。十几岁的女孩子所生的私生子，从1950年的14万6千人到1991年的115万1千人，比例增长了8倍。在1991年在美国出生的每10个孩子中就有三个的母亲为未婚妈妈（约占28％），估计这个比例到2000年时将增长40％。生物学父亲忽视对儿童的抚养责任，而且法律执行力也无法保证其责任得到落实。

传播性病的行为一度被蔑视。现在，它们得到了药物治疗，列入经常性公共开支。在过去，诸如麻疹、天花、腮腺炎和百日咳——之类的儿科疾病——需要严格的检疫隔离，包括对住宅派驻士兵以保护粗心大意者，很少会导致死亡。现在，大约一百多万人感染了艾滋病，却不检疫隔离，目的为的是保护隐私，避免歧视效应，这也让其他无辜者染上绝症。

近至1936年，下流的不穿上衣暴露性游泳的男人，会被判有罪。如今，传统的比基尼泳装逐渐被用细带系的比基尼泳装所取代，而且裸体泳滩数量也在剧增。裸体艺术在主要街道上流行。母亲们有在公共场合哺乳的权利，女孩们则被允许在公共场合袒胸露乳，且受到法律的平等保护。雇用袒胸女招待和不穿内裤的女招待的酒吧到处都有，“成人”洗车和裸女服务则将裸露推向极致。

总的来说，性道德已经经历了巨大变迁，人们更多关注的是符合身体健康的性行为，而不是合乎道德的性行为。性所追求的更多是娱乐休闲，而不是生育。道德克制的钟摆已经移动到开放的一端。

不久前，美国近一半的执法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酒有关。以前，酒类饮料的销售被一些通过对经营时间的严格控制的批发许可限制，目的是为限制销售。现在各种酒类饮料随便从从事批发零售业的超市和杂货铺里就可以买到。至少有一个辖区提供了隐密的政府商标名牌，证实了在一些辖区，滥用酒精受到政府经营的商店的教唆。转卡车司机，尤其是重复犯罪的，已经为30％—35％的机动车致人死亡事故买单了。在1970—1990年间，美国共制定了一千多部新法律以减少因卡车司机而导致伤亡所敲响的丧钟次数。应受惩罚的血液内酒精浓度标准已从0.1％放宽到0.8％，对于重犯和年轻司机，该标准则要更加放宽。酒吧里的清醒测量装置已经进行了安装，以阻止大家过度消费。现在，“善良的老男孩”与酒吧伙计相竞争，看谁能消费足够多的酒精，将计量装置的刻度视为不重要。备受抨击的客气的呼吸分析装置已安装在警察的手电筒里，它被视为侵犯隐私权或违法搜查。清醒检查站被组建起来以帮助与侦查与酒精有关的机动车犯罪，也遭到了抨击，因为大家认为这有悖于自由运动，对隐私权构成侵犯。酒吧里的欢乐时刻已被法规予以自愿地排除或限制。，与对烟草产品所作的健康危险警告相似，酒类饮料也作了同样要求。其它步骤试图帮助重犯逃避以下街头惩罚：包括没收驾驶执照，其中含在逮捕后立即讯问（到1995年在美国38个州都是如此）；查抄汽车标牌和/或当场销毁之；拘押机动车或查抄之；用“丹佛锁扣”（一种车轮固定夹，译者注）或方向盘“杆”使该机动车无法移动；对罪犯间断的监控以阻止其恢复驾驶；用点火联锁装置以防止酒鬼启动机动车（到1995年在美国29个州都是如此）；对卡车司机中的重犯的汽车标牌或保险杠操作警示采取与众不同的设计或颜色涂料。提高购买酒类饮料人群的法定年龄，从以前16或18周岁的很低年龄设定，提高到美国1988年所有州确定的21周岁界限，也是很有帮助的。现在的好消息是与酒精有关的死亡率已从1982年的25165人（占当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57％）降到1994年的16884人（占当年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42％）。

美国的仲裁和诉讼实务，已经批准大麻用于医学目的。大麻的合法化使用受到数量越来越多的政府官员的支持，包括1977年时的卡特总统委员会力推大麻和滥用除罪化。越来越多的司法判例怂恿人们冲破松懈的执法体制使用，并允许开放市场和进行针剂交易。

至少在目前，自杀仍作为一种犯罪行为在所有地方得到保留。如今，“拔出插头”的法律和法规明显限制对处于弥留之际的人群着手实施照顾，这就使得像所谓的仁慈的杀戮或“安乐死”这些东西的实施达到了顶点。

立法者的手头工作——到1988年已经通过文本形式颁布了近2万多部枪支法案——在问题上失败了。在越南的军警行动期间，美国人死于国内枪击事件的数量是越南战争阵亡人数的2倍（85633比46752）。现在，可以装数百发子弹以及孔越来越大的自动步枪和手枪越来越容易秘密地得到，如果不公开的话，这种犯罪会越来越糟糕。

以前的年轻人将不曾考虑将致命性武器带到学校。现在，学校则要用金属感应器来监控、搜身和锁定这些搜索（目标）。力推民权运动的主张者唯独对此提出抨击。接触枪支的儿童继续无意或有意地相互射杀。现在，法律需要扳机警卫或锁来阻碍（枪械）滥用，有过错责任的父母们也许该对鲁莽的畏惧买单了。政治家们对“超级浸泡者”玩具水枪的（生产）规模的限制处理一点作用也没有，反倒使烦恼越来越多，而且需要嘲笑真枪和儿童玩具枪被顶端涂红的口罩或其它便于识别的标记搞得太易于区分了。到现在为止，制定严肃的枪支管制法的呼声已经非常热烈了。

高利贷曾一度是无良的借贷鲨鱼（自由横行）的海域。现在，信用卡公司、银行和其他债主已经甩掉了以前的高利贷者靠大约20％的利率计费（的老路子）。对私人财产担保收取更高的利率（通常是在对罚没的货物、综合财务非常实务的基础上所作出的不公正的低端市场估价）的典当行，以前已经如此迫切地回归监管，以致于大多数公司不再去做（这种）业务。现在，典当行正在复苏，包括为了抓销赃的窃贼而进行的“诱捕”执法行动。债权人监狱已经有近一个世纪被放置不用了。现在，法律转向了仁慈的像转动门一样的破产程序，允许无良之徒继续欺诈他人。

冒充顾客进商店行窃和小偷小摸（这两种行为）原来都是受到严格惩处的。现在，窃贼们，尤其是年轻窃贼，经常被处以轻微的处罚后就放掉了。在以前很多年来被严肃查处的玩忽职守罪，现在对该罪的惩处已变得松懈或根本就不存在（这种罪刑）。以前为制止不正当行为而实施的笞刑（即“打屁股”，译者注），现在，它在虐待儿童的披风和名义之下已被有效地放置不用了。年轻罪犯受到保护，使其免受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负面影响的考虑不周的罪名。少年重犯或那些背负特别惊人的罪行的人们，很少像成年人那样得到惩处。现在，年轻罪犯所实施的越来越多的犯罪活动表明娇生惯养会帮倒忙。

过去，停车就要开票收费是司空见惯的。现在，训斥法忽略了这些内容，只在积累了无数的显著的引述之后才诉诸法庭。在不同的动机运用下，在东京，停车收费会被处以2000美元一次的罚款。

以前蛮横的民权骚乱被视为是对公共和平的一个最严重的破坏。在一些“火药桶”地区——社会监管力量鞭长莫及的非常地区——爆炸性的条件添加进无法控制的骚乱。现在，乌合之众的权利（代指“民权运动”，译者注）有时征服了私人权利，因为成千上万的骚乱者获得许可“做他们（愿意做）的事情”而免于处罚。因为担心他们的个人安全，家家户户撤退进铜墙铁壁一般的社区里，竖起路障，安装防护锁和警报。现在，法定的永久市民们已成为呆在他们自己家里的虚拟囚徒。

将负责抵制犯罪行为的事务交给他们自己手中的民防团和治安维持会一直毁誉参半。“地铁治安维持会”成员伯纳德.戈兹，在遭受了几次行凶抢劫之后，向再次试图抢劫他的恶棍开枪了。尽管他确信，这种尝试显然是处于自卫，但是他仍被判有罪，并须直接对“受害者”（即他眼中的袭击者）支付巨额补偿。朝鲜店主，通过组织他们自己武装的治安维持会来还击洛杉矶骚乱期间的抢劫者，该举也是毁誉参半的。有时，随着治安维持会成员以在当时的压力下采用极端的“必要武力”进行了精确的测量，几乎不可能探知是否属于自为行为为由被起诉和判处有罪，这个局面已经被扭转。

（在公共场所的）行凶抢劫因其可以如此普遍地获取快捷便利的现金，“容易得手”，而且追上捉摸不定的罪犯的机会微乎其微，以致于很多人效尤，想逮捕他们也不容易。现在，没有作用的对策导致这种罪行中的很多都是无法预料的。更糟糕的是因为劫匪们知道被捕获的可能性很小，所以他们尽量避免盗窃以降低在销赃时或在诱捕中被捕获的机率。

商业上过去用暴力镇压工会组织者和罢工者。现在，工会流氓有时也诉诸故意破坏（公私）财物、（工厂）设备、痛打、欺侮和决斗（等）方式，以使破坏罢工者和企业经营也为他们个人安全担心。

过分地广泛地进行自我表达的环境极端主义者，经常构成侵犯他人权利罪。现在，环保主义者的恶作剧，诸如，蓄意的破坏（通过会说话的树或其它蓄意的破坏工具)，对动物实验的中断，对私人财产的侵害等等，已经造成了伤害，损害，甚至死亡。

过去进监狱并呆在那里的罪犯，现在在工作着，并在周末放假，而且其他的提早释放安排正努力地反复地说服罪犯回归社会。不是嫌犯的社区成了假释者回归之所，社区还不准通知居民们这一潜在威胁，哪怕是危险的重犯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