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研究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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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际法学问题研究中最常用的三种研究方法是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但在目前的研究运用中都存在一定的误区：比较研究中出现了大量为了拼凑字数而选取重复比较对象的情况；实证研究中，定性分析为主、定量分析缺位的情况也值得关注；而这两个问题均与缺乏扎实的文献研究有关。在以上三种方法之外，法社会学、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也值得借鉴、引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

关键词：国际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

翻开任何一份国际法领域的科研项目申报书，在“研究方法”这一栏几乎都能见到这样的方法罗列：比较研究、文献研究、实证研究。以上三种方法是在国际法学学科的问题研究中，甚至是整个法学领域的科学研究中，都是得到广泛接受和运用的主流研究方法。虽然是老生常谈，写各种报告、申请时总挂在嘴边、写在纸上，但是对于这三种常用的研究方法的真正内涵和实际使用，事实上还存在一定的误区和盲区。本文旨趣在于在笔者日常的研究学习的体会之基础上，讨论国际法学问题研究中常用的三种方法———比较研究、实证研究、文献研究在研究及写作过程中的运用可能遇到的问题和误区，并探究是否还有新的研究方法值得借鉴、引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

一、三种传统方法在运用中可能存在的误区和盲区

（一）比较研究。典型的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过程大致如下：在某一具体问题上，在两类国家中分别选取几个样本与我国进行对比。一类是相对比较有经验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英美、欧盟、德国、日本等国中选取），另一类是和中国类似的起步较晚、国情相近的国家（大部分情况下在印度、韩国等国中选取），有时还会选取在这一问题上未有动作的国家作为比较对象（如在自贸区战略研究中，选取未发展自贸区战略的国家）。通过对比分析其他国家相关问题的实践和研究，结合中国的具体国情，分析中国的实践存在的问题，借鉴他国的长处，整理出可取的发展经验。1.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比较研究方法在近些年的法学研究，尤其是国际法学研究中被越来越多的运用。不可否认的是，这一现象的出现，与国际法律关系是“以法律形式表现出来的国际关系”[1]的内涵有着不可分割的重要联系，但与此同时，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比较研究的方法在科研论文撰写中，因其所具有的以下两大优点而受到作者欢迎。首先，充实文章内容。对于同一法律问题，不同的国家与地区的做法即使在大方向上遵循相似的解决思路，但在具体实践中必定有其特色所在。因此，无论想写多长篇幅的文章，亦无论作者在能力上对于每一种实践能做到多详细的分析，只要选取足够数量的样本，总是能够在字数上达到要求。其次，丰富表现形式。两方或多方经一番比较之后，在小结部分列出一张表格，既梳理了前文的论证成果，又给文章增添了图表的表现形式，使得文章不只是密密麻麻的方块，表达方式上有所变化。2.比较研究方法使用中的问题从以上对比较研究方法的优点的描述中，我们就不难发现，在比较研究方法的使用中可能存在这样的误区：选取的对象缺乏代表性，或者，为了凑字数而选取多个雷同的研究对象，从而导致某一部分的比较研究缺乏学术价值。之所以存在这样的问题，是因为比较研究被普遍当做一种很简单的方法，在选取比较对象的时候，想当然地直接投向英美德日等传统上认为法律制度更先进的国家的怀抱；殊不知比较研究的基础应该是广泛的阅读和收集，继而在大量比对的基础上，最终选取一个或几个对象。另外，在选取了合适的比较对象之后，更重要的是将二者之间的比较分析做得透彻。目前大量的比较分析都停留在表层的现象面，比如将美国的规定与中国的规定分别罗列，篇幅长者可能再附上一两个案例，之后总结美国与中国有什么不同、中国应当向美国多多学习，最后收尾完篇。然而，现象背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不同，中国在立法时为什么没有借鉴美国的立法模式，这与中国现今的社会条件、经济政治环境、民众接受程度都分别有哪些关系，对以上的问题均缺乏分析和解答。因此，比较研究方法虽然在国际法学论文写作中的出镜率颇高，但真正对其运用的效果并不理想。比较研究方法不应当只是作为拼凑字数的法宝被使用，广泛的阅读、涉猎才是支撑比较研究的坚实基础。（二）实证研究。1.所谓“实证研究”实证研究在近年来国际法学的研究中是一个日渐受到关注的新热点，众多教授学者也一再强调其重要性。宋连斌教授指出，脱离了实证研究的国际法学研究存在两大弊端：其一，模糊了国际法之法学性质，而更偏向于国际政治和国际关系；其二，没有实证研究作为支撑，使得研究成果之说服力欠佳[2]。有鉴于此，越来越多的国际法学研究中开始出现实证研究的影子。为什么说是实证研究的“影子”？我们来看国际法学科研项目申报书中在研究方法一栏关于“实证研究”的常见阐述：在现状解读、困境分析、对策思考的多个层面上，注意结合各国的典型案例，并收集近期发生的最新案例，从实践角度发现问题、着手研究、解决问题。这一思路在精神上的确与实证研究致力于回答“实际是什么”的精神是一致的，重点落在对案例的收集和分析上，可以说事实上是将实证研究与案例分析相结合的一种方法。不可否认，这的确也是一种实证研究，但这种研究方法更偏向于定性研究，在观察、描述的基础上对现象尝试进行解剖和分析，从纸面上来到纸面上去，缺乏数据和图表的支持。2.对白建军教授实证研究的分析学习如果拜读国内法学界致力于实证研究的白建军教授的一系列实证研究作品，便不难发现，一份扎实的实证研究需要大量的样本数据及多角度的数据分析统计结果支持，质言之，实证研究中定量分析不可缺位。以白建军教授的《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3]一文为例，白建军教授以刑法学的学术论文选题为研究对象，选取了中国大陆1987—2005年的全部刑法学、犯罪学的博士论文共351篇作为研究的数据样本，探讨的主题是论文选题与学术创新之间的关系。在一般的统计学意义上，样本数量大于30即可被视为“大样本”[4]；白建军教授所选取的样本数量已达到351个，且限制在了同一学科同一地区内在连续一段时间内取样，可以说取样过程考虑了多个因素，具备了一定的客观性和周延性。但在文章的第一章，白建军教授仍旧不厌其烦地从多个方面论证了这一取样的科学性：（1）能否用论文题目代替选题；（2）博士论文能否作为整个学术科研界的代表；（3）对刑法学、犯罪学论文选题的研究结论，能否推广至法学其他学科、甚至于整个社会科学。在对样本的数据分析中，白建军教授首先从问题类型、学科领域、问题容量三个角度对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再将三个角度两两组合，排列出三个新的角度再进行分类统计及排序；在基础数据分析之后，白建军教授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从文章所想要探究的选题与创新性的关系这一主题出发，从研究倾向和出新模式两个角度引入新的变量，对样本数据再次进行分割和统计。暂且撇去文章的具体分析与结论不看，单就这一步一步对一个较为庞大数量的样本的逐步切割、分类和统计而言，白建军教授的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一个分析方法，而事实上是将定量分析作为了整篇文章的最重要的部分，定量分析才是文章的主体，也是结论最重要的论据和论证。这可能与我们惯常的对法学论文的印象大相径庭，但这才是实证研究应该学习和前进的方向。（三）文献研究。无论是以上提及的比较分析、实证研究两种研究方法，还是其他的案例分析、历史分析等研究方法，事实上都必须建立在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可以说，文献研究是国际法学研究、甚至于法学学科和整个社会科学学科最重要的研究基石。在以往的研究中，对于文献研究所给予的关注是少之又少的。毕竟，在大多数人眼里，所谓“文献研究”等同于“阅读文献”；而“阅读”这件事对于做研究的学者、研究生而言已经做了十几甚至几十年，又有何特别值得讨论之处呢？首先应当明确，“文献研究”不等于“阅读文献”，或者说，“文献研究”之范畴应当远远大于“阅读文献”。“文献研究”这一研究方法，事实上涵盖了从检索文献、搜集资料开始，至阅读文献、摘抄笔记，再到整理汇总、提炼升华的整个过程。这一误区导致了两个盲区：在以往的文献研究过程中，我们将主要的精力都花在了“阅读”上，而忽视了在检索搜集和汇总梳理这两个环节。也正是因为这两个环节被忽视，才更有可能导致了前文所述的两个问题：（1）在比较研究中，比较研究的对象选取不当，因为部分可能更适合作为比较研究对象的文献资料并没有被搜集整理；（2）在实证研究中缺乏定量分析，因为一方面缺乏定量分析的基础———大量的数据，另一方面缺乏对数据的归纳、分类和总结。由此可见，文献研究不仅是其他研究方法实施的重要基础，在日常的学习和科研写作中，也是对作者搜集整理资料、归纳汇总能力的训练和提升；而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者而言，由于文献资料常以外文形式存在，对我们的检索能力、语言运用能力和文字表达能力都更具考验。

二、新方法引入之讨论

在第一部分中的实证研究方法的探讨中，笔者谈到白建军教授的《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一文的行文思路与传统的法学论文似乎不相一致。事实上，其实证研究大量借鉴了法社会学的研究思路，而法社会学本身就是一门交叉学科。从法学角度阐述，法社会学是一门运用社会学的研究方法，以研究法学问题的综合性学科[5]。有鉴于此，是否存在借鉴其他相近学科的研究方法与思路的可能性呢？笔者的研究方向为国际经济法方向。国际经济法本身就是“调整国际经济活动和国际经济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即调整国际经济交往中关于商品、技术、资本、服务在流通结算、信贷、税收等领域跨越国境流通中法律规范和法律制度的总称”[6]，在其立法目的上，也强调促进货物、服务、技术、资本的流通，保证交易安全，从而鼓励贸易、促进全球经济发展。而从立法过程上看，国际经济法的几大重要渊源：国际条约、多边、双边协定、国际组织决议，其制定的过程牵涉到多方的利益，需要两国、整个地区、甚至全球的参与，因此立法过程格外漫长。换言之，国际法相对于国内法而言，其立法成本是非常高昂的。但是从立法效果来看，某一项国际条约历经千难万险终于成型，可是缔约国却寥寥无几，这种情况可谓屡见不鲜。针对这一问题，是否能够引入一种新的评估方法，在立法前的这一阶段，预先就立法效果进行评估，以求尽量避免立法成本远高于立法收益这样的结果出现？这一问题可能可以由法经济学来尝试提供解决方案，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影响评估分析等方法都值得尝试。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随着监管型国家的兴起，世界各国政府都在追求监管的有效性，而管制影响分析以及成本收益分析成为了重要的政策依据。首先需要明确的是，政府监管的出发点在于平衡“效率”和“公平”二者的关系，从而实现整个社会福利的最大化。但事实上，在这个过程中，政府本身不可避免地具有趋利避害性，可能被利益集团裹挟，造成“监管俘获”，最终导致制度模糊的“框架式”立法，为法律解释留下较大的空间，也给之后的司法执法带来难度。本是为了解决“市场失灵”而引入的政府监管，再次因为“监管俘获”而造成“政府失灵”，究其根源，正是缘于缺乏系统而有效的监管绩效评估手段和办法。自里根政府开始，美国开始尝试放松政府监管的力度，改变政府监管的方式，并对政府的监管进行评估。在此过程中，影响评估分析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进入新千年后，欧盟政府也开始借鉴使用这一工具，并在其基础上修改、制定了新的评估指引文件，在2009年重新颁布《影响评估指南》。如今，国内学者对管制影响分析以及相关工具的分析研究不断增多。席涛教授通过对管制的历史分析发现，成本收益分析方法将管制成本和收益信息透明化，解决了监管俘获的问题，也解释了监管对社会福利的增进与损失。他介绍了美国的立法程序，并在对管制的成本收益分析做了详尽的探讨[7]，后指出，“由于中国框架式的立法缺乏对经济、社会以及相关环境的影响评估和法律法规的成本收益分析，所以形成了法律的‘一法四配套’的特征。”[8]这样的做法不仅削弱了法律的强制性和权威性，也促长了政府的行政主导权和自由裁量权。从以上最基础的成本-收益分析方法的发展来看，简单而言，其原则是整个监管过程所支出的成本应大于收益，其最重要的衡量标准是社会福利是否能够最大化；以定性、定量等分析方式，评估立法或政策制定将要施加的影响，探讨其如何对经济、社会的发展产生作用。目前，国内法学界对于这一工具的主要运用还是在于立法后效果的评估，而且主要运用于行政法领域[9]，但也有国际法学学者开始尝试在国际法学研究中运用这一研究方法[10]。笔者曾尝试在对《2006海事劳工公约》的分析中，专门选取公约对于船员提供的社会保障的部分作为研究对象，以影响评估分析为工具，对我国在履约后在船员社会保障制度方面将完成的立法修改对航运业的三大重要角色———船务公司、船员服务机构、船员以及政府所产生的经济、社会、环境影响进行评估，判断可能出现的问题。分析中主要遇到的问题，如前所述，还是只能停留在定性分析层面，定量分析囿于资料和数据所限，难以展开。这也向我们提出了新的问题：面对确实缺乏数据材料的研究对象，调研访谈固然能够收集部分数据，但难以代替能够直观反映问题的基本数据，在这种情况下，定量分析如何实现？这一问题值得我们继续探讨。

三、结论

在国际法学的研究中，比较研究和实证研究都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方法，二者均需基于扎实的文献研究的基础。只有在做好资料搜集、归纳整理的前提下，才能选取合适的比较研究对象及作为实证研究定量分析的重要素材的数据样本。与此同时，在经济全球化的大背景下，法经济学的研究方法和思路对于国际法学的研究也颇具借鉴价值。

参考文献：

[1]周忠海.国际法[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8：1.

[2]宋连斌.国际法应注重实证[J].华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1）：51-52.

[3]白建军.法学博士论文选题创新性实证分析[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3）：101-109.

[4]曾五一.统计学：中国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09.

[5]托马斯•莱塞尔.法社会学导论（第6版）[M].高旭军，等，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10.

[6]王传丽.国际经济法[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2：9.

[7]席涛.美国管制：从命令-控制到收益-成本分析[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95-110.

[8]席涛.我们知道的法律和不知道的法律———法律经济学的一个分析框架[J].政法论坛，2010，（1）：3-18.

[9]刘权.作为规制工具的成本收益分析———以美国的理论与实践为例[J].行政法学研究，2015，（1）：135-144.

[10]赵雷.行政立法评估之成本收益分析———美国经验与中国实践[J].环球法律评论，2013，（6）：132-145.

[11]沈铭辉.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议（TPP）的成本收益分析：中国的视角[J].当代亚太，2012，（1）：6-34.

作者:张辰旭 单位:中国政法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