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法哲学内涵与途径思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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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界和实践界对于国际法(本文中除特别提出，限于国际公法)的认识方式一直游走于自然法学派和实证法学派之间。①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无论是西方还是东方的政治哲学，都不太关注国际关系;法哲学家也很少考虑国际法的问题。②而近年来，与国际学术界开始注重应用法哲学的趋势③相吻合，中国学者对于部门法哲学的关注和研讨方兴未艾。无论是学术著作还是学术会议，部门法哲学都开始越来越显著地进入法理学和部门法的视野。④在这一背景下，为了更有效地推进这一领域的研讨健康持续地发展，有必要明确基本立场、探索一些基本问题。本文拟从国际法本体论与方法论的角度，分析其作为法律较为特别的部门在法哲学层面展开研究的几个基本问题。

一、国际法哲学的前提认识和基本内涵

(一)对“国际法哲学”的前提认识在分析“国际法哲学”的内涵与路径的时候，首先应当明确，对于国际法哲学这样相对新生的事物应当采取何种态度。笔者认为，在现阶段，应当倡导以下几个总体的立场:

第一，国际法哲学的开展尚处于初级阶段。在这一阶段，可能有不同的学者根据自己不同的背景和理解进行探索。哲学家可能会思考国际法律秩序的问题，例如康德、边沁、哈贝马斯和罗尔斯;社会学家会考虑国际社会的规范问题，例如奥兰·扬、安东尼·吉登斯和戴维·赫尔德;法理学者可能会分析国际法领域的问题，国际法学者同样会借助哲学、法理学或者其他学科的观点、方法来分析国际法的体系或者具体问题。

所有的这些努力都有其价值，不一定每一种努力都能获得成功，但应当以宽容的态度、开放的精神鼓励其多元尝试，自由发展。

第二，暂时无法确立国际法哲学的界限，不能将范围严格化。国际法哲学的研究还是一个远未定型的事物，其内涵、外延，研究的角度和具体方式都不应当预先限定，各种企图限定的做法都可能是画地为牢，而不能有真正学术发展的效果。提倡在各自发展的同时，多研讨、多争论，在争论中完善理论、提升方法，但绝不能党同伐异、惟我独尊。换言之，应当在比较宽广的谱系上看待国际法哲学，将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深度分析广泛地纳入到国际法哲学的范围之内，进而采取对比、分析、筛选的方式，只有这样，才能通过广泛试错而找到正确的路径，才能为国际法哲学的未来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第三，虽然对国际法哲学的具体内容没有明确的界定，但是国际法哲学的研究应当具有几个基本的品格:

(1)深入追问。国际法哲学，如同任何应当在认识规范的基础上解释规范、追问规范，在解释和追问中追求更高的学术境界，而决不能以事论事，或者缺乏论证地展开诗性思维，叙说一些貌似高深的论断;

(2)基于现实。正如有的哲学学者谈到“不关注生活的哲学就会被生活所淘汰”，不关注具体学术问题、实践问题的国际法哲学也会被学术所淘汰。如同其他法学学科一样，国际法理论的发展需要概念化，⑤但更需要对旧的概念和新生概念予以充分的阐释和说明，使之不仅仅是标签，更是可以在现实中应用的原则。国际法哲学的研究，必须回应国际法领域的现实前沿和重大理论问题，而不能孤芳自赏，更不应当考虑建立什么专业槽。

(3)广博汲取。国际法哲学的研究，欲图对有关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解释，就必须从更广泛的领域汲取营养，以求锤炼大智慧、形成大视野，在厚重积累的前提下做具有洞见意义的研究;

(4)平实表述。最好的学术研究应当使用浅白的语言清晰地说明道理，而不是用艰深晦涩的语言或者堆砌辞藻来表述未能清晰的思想。即使是法哲学层面的研究，也应当追求用普通人能听懂的语言将深邃的思想表述清楚，而不能试图构建一套“行业黑话”，让非专业人士一团雾水，甚至专业人士也模棱两可。“大方无隅，大器晚成，大音希声，大象无形。道隐无名。夫唯道，善贷且成。”(老子第41章)国际法哲学也应当在不框定范围、不急于求成、不追求显耀的平和心态下逐渐发展，才有可能取得有益的效果。

(二)国际法哲学的基本内涵国际法哲学不同于一般的国际法理论的范围。可以说，国际法哲学属于国际法理论的一部分，但并非所有的国际法理论都属于国际法哲学。在国际法的理论研讨中，对于国际法范围的研讨、对于国际环境法历史的探索、对于海洋法原则的分析，大多不属于国际法哲学的问题。例如，仅从国际法的角度分析国际民商秩序的发展就不属于法哲学的问题，因为这些是纯粹的国际法问题，而与法哲学没有明显的联系。

只有那些将法哲学的观点、理论、方法与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相结合的研究才能算是国际法哲学。在这一前提下，国际法哲学可以作这样的初步界定:国际法哲学是一种研究方法和研究领域，是以法哲学的理论资源、研究方法、研究路向和理论关怀，以国际法的理论与实践为核心对象的一种跨学科研究范式。它意味着哲学视野中的国际法、法哲学体系中的国际法、国际法的法哲学化发展以及国际关系、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国际法问题的跨学科研讨。

如果做一个简单的区分，我们可以说，广义的国际法哲学包含国际法与其他部门法、法学之外的人文社会科学学科的跨学科研究;中义的国际法哲学包括对于国际法问题的法哲学、法社会学、法文化学等的研究;狭义的国际法哲学即建立在本体论、认识论、价值论等哲学范畴之上对国际法问题的观察、评价、指引和归结。从当前国际法研究本身缺乏广度和深度的学术发展的立场看，广义的国际法哲学界定方式更能够展示国际法的未来和希望。

二、国际法哲学的必要性

国际法哲学的研究何以必要?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也应当首先回答:部门法哲学何以必要?有的学者提出，部门法哲学的发展“是法理学和法哲学向深广发展并充分发挥其理论指导力的必然需要，是部门法学自身朝着学理化、哲理化方向提升与发展的必然需要，是打通理论法学与部门应用法学的隔绝状态、形成二者良性互动机制的必然需要，是促进理论法学与部门应用法学有机分化并向着更高层次有机综合的必然需要。”这种分析同样适用于国际法哲学。笔者认为，国际法的法哲学研究，比起国内法的法哲学研究而言，更显得紧迫和必要，其原因包括:

(一)国际法规范本身的分散性，导致其理论需求大于国内法有的学者认为，由于国际法不成体系(fragmentationofinternationallaw)，所以根本无法理论化。这种观点初看起来虽然有些道理，但是如果认为理论必须在体系化之后出现，认为理论只有一种形态，似乎过于偏狭。诚然，法哲学、法理论可以从系统的角度出发形成周密而完整的法哲学体系;但同样可以对未能体系化的规范进行深刻分析。在未能体系化的领域，哲学层面的思维可能会有更大的指导意义和启发机会。从国内法的角度，由于立法的统一，相对完整和完善，以实证主义和语义分析可能解决大多数问题，但是在国际法层面上做不到这一点。

国内审判实践表明，在重大疑难问题上，法律规范不敷适用，需要在法理学层面予以分析和思考，这是因为法律的规定是有限度的，不足者需要理论证明予以补充和延展。而国际法的实践则更经常地处于规范不足的状态。因为国际法本身不成体系，是国家之间协议而形成的约定法、是国家之间彼此约束的平位法，所以是弱法。这使得在处理国际法律问题时不得不从法哲学的层面予以支撑，所以形成了国际法对法哲学的依赖。

(二)国际法的发展历史体现出与法哲学的紧密结合从历史发展上看，国际法与法哲学的关系非常紧密。被称为现代国际法奠基人的格劳秀斯同时也是现代自然法的首倡者之一。在“战争与和平法”中，格劳秀斯以大量的篇幅分析了自然法的问题，并从国际法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自然法的角度探寻了国际法的问题。从苏亚雷茨、格劳秀斯、普芬道夫这些国际法学者，到康德、边沁这些哲学家，国际法靠哲学的滋养而得以成长，哲学通过考虑国际法的问题而形成普适的观念。所以，有学者评论说，哲学在历史上就是国际法核心理论的一部分，但是后来被法律实证主义和纯粹法理学所驱逐。二战以后，国际法的复兴与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自然法的复兴。19世纪的实证法哲学在20世纪中叶的国际法实践中受到了严峻的挑战，亟待补充、丰富、完善新的理论范式，以适应时代的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