交易成本下国际法的合法性剖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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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关键词:国际法/合法性/经济分析/交易成本理论

论文内容提要:国际法为国际交往提供了制度保障，其功能在于通过产权界定、促进信息交流等方面来降低交易费用，促进国际合作。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国际法的功能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降低国际间的交易成本是分析国际法之“合法性”的内在依据。

在一个没有中央权威的平权社会，缺乏强制执行机制的情况下，国家为什么要服从国际法？在国际法学4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国际法始终面临不断的质疑。在法学领域，普芬道夫认为独立主权国家不受条约的束缚，可以随时解除协议，所以国际法没有约束力。约翰·奥斯汀则根据其定义的法律三要素：主权者、命令和强制力，否定国际法的法律性质，将国际法归结为一种“实在的道德”。[1]詹宁斯、瓦茨、哈特、阿库斯特和路易斯·亨金等尝试从国际法的法律性质和外部效果来分析国际法的实际约束力。但“国际法在大多数情况下得到了有效的遵守和执行”[2]的论断并没有真正回答“国家为什么会自愿遵守国际法？”这一长期困扰的问题。

任何真正意义的法律都不完全依赖于外部的强制，其效力依据决定于其内在的“合法性”，国际法也同样如此。小约瑟夫·奈认为：法律作为规则的两个特征——“可预见性”和“合法性”，这是国家需要国际法和国际组织的两个理由。[3]那么何为国际法的合法性？笔者认为制度经济学中的交易成本理论为分析国际法的“合法性”提供了新的视角，降低国家间交易成本之经济功能才是国际法得以普遍遵守的内在依据。

一、交易成本理论

交易成本一词是科斯在1937年《企业的性质》一书中首次提出的，并在《社会成本问题》中对交易成本的含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科斯指出：任何一项交易的达成，都需要契约的议定、对合约执行的监督、讨价还价以及了解有关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生产与需求的信息等，在这一过程中产生的费用就是“交易成本”。[4]由于市场交易不是处于一种没有摩擦力的真空状态，所以，“零交易成本”是不可能存在的。相反，有时候因成本过高而使交易无法达成。为了克服市场交易的固有缺陷，企业应当尽可能地降低交易成本。

在研究方法上，交易成本理论从法律降低交易成本的基本功能出发，为论证法律的合理性提供了崭新的视角，并进而通过主体对交易规则的理性选择而实现法律的优化，正因如此，交易成本理论才成为经济分析法学之法律经济分析的基本路径。

二、国际交往中的交易成本：基本范畴的契合

经济分析方法作为应用于法律等非市场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前提，是假设它们具有与市场问题相似的属性，假设存在着一个与经济市场相似的法律市场。法律的经济分析理论就是把法律舞台模拟为一个经济学意义上的市场，对各项法律的运行进行分析和评价。以交易成本理论来分析国际法，其前提是国际法具备交易成本理论的分析前提，即在国际社会中必须存在与交易成本理论相契合的基本范畴。笔者认为，竞争性的市场、可交易的权利、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等交易成本理论的基本范畴都可以在国际社会中找到与之相契合的对应物。

（一）国际社会本身就是一个国际性的“交易市场”

竞争与合作是国际社会存在与发展的基本形态，变动不居、纷繁复杂、扑朔迷离的国际关系，总是表现为竞争与合作混合状态。由于权利的稀缺性使竞争成为国际关系的常态，也正是由于权利的稀缺性促使国家必须进行权利的交易以满足各自需要。而全球化的浪潮更是“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6]

（二）国家权利的界定与交易

在成本交易理论中，“交易”一词“不是在最广泛的实际‘交货’那种意义上‘物品’的交换，它们是个人与个人之间对物质的东西的未来所有权的让与和取得。”[8]权利的交易才是市场交易的本质。这种把交易的本质定位为权利让渡的思想，为我们把交易成本理论应用于国际交往的分析提供了可能。

交易的前提是权利的界定，笔者认为，在国际社会，除了大量与国内社会同质的、发生于国际经贸领域的市场交易之外，更广泛地存在着国家间权利的交易。国际社会的无政府并不意味着无秩序，主权原则是构成国际秩序的基石。

三、交易成本理论视野下国际法的“合法性”

布坎南在《自由、市场和国家》一书中说：市场是一种制度过程。[11]而交易成本理论的核心是强调制度供给对降低交易成本，促进交易的重要意义。如同人们产生对商品的需求是因为商品能给人们带来效用一样，行为主体对制度的需求来自制度给它们带来的利益。那么对于国际交往而言，国际法的意义何在？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视角分析，这实际上是在问国际法是否有助于降低交易的成本，以及如何降低国家间的交易成本的问题。笔者认为，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本身就是对国际法之“合法性”的经济分析。笔者将国际法降低国际交易成本的作用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降低产权界定费用

在任何类型的市场交易中，产权的确定是交易的前提。在国内法中，物权法的权利界定是物之交易的前提，不能想象在产权缺失的情况下，会出现有序高效的交易行为。简言之，没有权利或权利不明，就不可能有交易。如前所述，国际社会的交易本质是国家权利的相互让渡，故国家权利的界定依然是交易的前提。

（二）促进信息交流，降低信息成本

在国际交往中，尽可能多地获得与交易有关的信息是至关重要的，有关交易的信息披露不充分，或者是对已披露的信息认知不足，或者是当事人的机会主义动机所致的信息扭曲都会导致交易的信息成本。这种信息成本主要是交易主体为寻求充分信息和规避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风险而支出的费用。

在国际交往过程中，彼此的交流和交易条件就显得至关重要，条约和惯例为国家的交流提供了均可接受的“共同语言”，以条约和惯例为主要形式的国际法历经长时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大量的原则和规则，而且这些原则和规则在形成过程中已经兼顾了各种现实的差异，并涵盖了人类社会的大多数领域，也赢得了大多数国家明示或默示的接受。

（三）提供契约解释标准以减少机会主义

由于国家的有限理性和机会主义的存在，任何国家间的条约安排都是不完善的。履约过程经常会出现对条约内容的不同理解或交易安排不能预见的突发事件，这些都会影响整个的交易安全。国际法的基本原则和制度为弥补“条约漏洞”进行“答疑补缺”。例如，《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的解释规则已经成为国际条约解释的一般标准。国际交易中的争议可以以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制度来进行解释和评价，预先存在的国际法标准会极大地减少国家因机会主义的倾向而可能做出的“违约行为”。

四、国际法之经济分析的意义

法律的产生实际上就是寻找能优化人们社会行为的组织秩序的活动引致的，国际法作为一种国际制度，其主要功能就在于降低国家间的交易费用，促进国际合作的实现，使国家获得因合作而带来的潜在收益。正是在此意义上，交易成本的存在及其节约是国际法的经济本质及其“合法性”的内在依据。故国际法之经济分析的理论意义在于，当汉斯·摩根索和爱德华·卡尔等现实主义学者对国际法作用产生质疑时候，国际法的经济分析论证了国际法在国际社会的基本功能。

注释:

[1]JohnAustin，LecturesonJurisprudence，orthePhilosophyofPositiveLaw，London：ScholarlyPress，Inc.，1977，pp.5-11.

[2][英]阿库斯特：《现代国际法概论》，汪瑄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9-14页。

[3]参见[美]小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4页。

[4]R.H.Coase，TheProblemofSocialCost，3J.Law&Econ.1（1960），p.15.

[5]OliverE.Williamson，Transaction-CostEconomics：TheGovernanceofContractualRelations，22J.L.&Econ（1979），p.233.奥利弗•威廉姆森因其新制度经济学的贡献而获得2009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54页。

[7][英]戴维•赫尔德：《民主与全球秩序》，胡伟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第21页。

[8][美]康芒斯：《制度经济学》（上册），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3页。

[9]条约分为契约性条约和造法性条约。在一定意义上，契约性条约就是国家为了进行权利交易而签订的契约。

[10][美]理查德•A•波斯纳：《法律的经济分析》（上册），蒋兆康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7年版，第3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