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多边贸易体制特征探讨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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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wto多边贸易体制“与贸易有关的问题”

摘要：随着WTO将调整范围扩大到知识产权保护、投资等新领域，许多发达国家希望将劳工、环保、竞争政策等其他一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WTO调整范围，由此引发了WTO调整范围究竟应当控制在什么范围的争议。从WTO本身的性质和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该组织并不适合解决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而应当集中力量处理贸易问题，确保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运行，但也可以同时对某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进行研讨，与其他国际组织合作以寻求解决全球性社会和经济问题的最佳方法和途径。

一、“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引发的WTO调整范围问题

(一)“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提出在乌拉圭回合谈判中，发达国家首次提出扩大多边贸易体制调整范围的要求，希望多边贸易体制不再局限于调整货物贸易关系，也要同时调整一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当时提出的两个新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包括投资措施和知识产权保护。将投资措施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客观原因是贸易与投资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外国的直接投资及其相关政策和立法对国际贸易的流向、流量产生着重要影响，而且国际贸易和贸易政策也对国际投资的规模、方向和构成产生着影响。为防止投资措施对国际贸易产生扭曲性影响，有必要对投资措施进行一定约束。另一方面，由于当时国际上尚无调整国际投资的普遍性、实体性法律规范，对于具有扭曲贸易影响的投资措施也无力纠正，而通过双边投资条约的途径无法促使东道国放弃投资措施，因为这样做相当于要求东道国放弃部分外资管辖权。为此，发达国家希望借助多边贸易体制，以“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扭曲贸易为理由，在推进贸易自由化的同时调整部分投资问题。谈判的成果是达成了《与贸易有关的投资措施协议》。西方学者也提出了许多将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理由。其中，最主要的理由也是知识产权保护与国际贸易正常化和自由化有密切联系，知识产权保护不力也构成一种贸易壁垒。另一个原因在于，借助一个即将成立的国际贸易组织(即WTO)及该组织下的多边贸易协议，补充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一系列知识产权国际条约的不足，以确保知识产权能得到充分有效的保护，确保有关保护知识产权的措施和程序的实施对合理贸易不造成任何障碍。各方谈判和妥协的结果是产生了《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上述两个协议的产生，是多边贸易体制发展历程上的一个分水岭，标志着多边贸易体制正式开始涉足一些传统上不被认为是应该由贸易体制管辖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由于发达国家在国际投资和知识产权方面具有绝对优势，将投资措施和知识产权问题纳入WTO体制给发达国家带来了巨大利益，使得它们可以借助贸易谈判上的实力、WTO法的权威性和普遍约束力以及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强力保障，实现其顺利推行投资自由化和在全球范围内大规模提高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目的。

(二)“与贸易有关的问题”不断凸现的现象及其原因分析受乌拉圭回合成功地将多边贸易体制调整范围扩展到知识产权保护和投资措施这两个“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鼓励，发达国家开始提出进一步扩大WTO调整范围的要求，希望进一步借助多边贸易体制来解决它们关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尽管其中许多问题都未经充分证实是与贸易有关的问题。乌拉圭回合之后，一个引人注目的问题是，在发达国家的极力宣扬下，许多其他在传统上被认为是非贸易的问题，包括一些传统上被认为只是属于国内管辖和关注的问题，一夜之间被认为都是“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并成为国际社会讨论的热点问题。在发达国家看来，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竞争政策、贿赂问题等等，这些问题都与贸易有着密切关联，因而应当引起WTO的重视，并尽快纳入WTO的调整范围。以环境问题为例，西方国家认为，自由贸易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重要途径，与环境保护有密切的关联，二者之间既有相互促进的一面，也有相互影响的一面，自由贸易不应当以牺牲人类子孙后代的生存环境为代价，WTO体制应当关注如何妥善处理贸易与环境之间的冲突问题。从法律依据来看，GATT中已经出现了处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的法律条款(第20条例外条款中的两款)，而WTO更是将自由贸易与环境保护作为重要指导原则写入序言，不仅如此，环境保护条款也开始出现在WTO下的一些多边协议中。从可持续发展的时代背景来看，WTO应当倡导贸易和经济的绿色化，应当根据世界贸易和经济绿色化的趋势在追求自由贸易的同时为环境保护提供保障，应当在促进环保法律体系的完善、强化环境法律实施和监督机制方面发挥作用，应当在有效协调WTO自由贸易规则与环保条约及各国国内环境政策与立法方面发挥积极作用，应当重视抑制贸易中不利于环境的消极方面，应当尽力通过贸易规则来促进环境保护。为此，有必要将环境问题纳入WTO的调整范畴，而且，GATT时代和WTO成立后的一些“与贸易有关的环境保护案件”的成功审理，表明WTO已经开始管辖环境问题并有能力处理“与贸易有关的环境问题”。

再以劳工标准为例，由于国内劳工团体的压力，美国政府近年来开始加强对WTO及其成员方的压力，希望劳工问题在WTO框架内尽早正式列入议事日程，将WTO功能扩大到劳工保护领域。美国认为，以牺牲劳工标准为代价扩展国际贸易的做法不仅是不值得提倡的，而且是应当坚决反对的，WTO应当在追求自由贸易的同时注重劳工标准的提高，并且在这方面可以发挥协调和管理的某些职能。为此目的，美国倡议建立一个研究贸易与劳工问题之间关系的工作组。在西雅图会议上，劳工问题成为美国谈判代表谈论的重要话题，美国甚至主张将劳工权利列入贸易协议的正式内容，并认为，在某些情况下，通过贸易制裁的方式确保劳工权利的维护和加强是更为合适的方法。美国的这些建议遭到了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有学者指出，由于美国不顾及发展中国家的感受和强烈反对，单方面强调劳工权利的保护，甚至以单边贸易制裁为威胁，这种做法预示着西雅图会议的失败命运。又以竞争政策为例，不少发达国家认为，随着贸易与投资的政府障碍的不断减少，贸易投资自由化的种种成果被私人间的各种反竞争的做法所削弱已经成为必须关注的问题。WTO原则与竞争政策的关联性和增进成员间在解决反竞争活动方面的合作已经得到不少成员方的赞同。建立相互支持的贸易与竞争政策有利于经济的健康发展，有效的竞争政策有助于确保自由化和市场改革的利益能被所有的公民分享。因此，为支持WTO成员方所采取的有效竞争政策和减少在此领域中潜在的争端，有必要以贸易与竞争政策为主题，探讨加强国际合作包括在WTO中合作的深远意义、方式方法以及潜在的利益；有必要在WTO层面上采取行动以加强竞争政策与多边贸易体制的联系；有必要在WTO中建立竞争政策多边体系。

乌拉圭回合后，“与贸易有关的问题”不断凸现，还出于其他几个方面的原因：其一，GATT框架下多轮回合的多边贸易谈判，已经使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对贸易的影响大大减小，并因此在过去的50年大大推动了国际贸易。而贸易障碍减少以及由此产生的国际贸易的急剧扩张，使参与国际贸易的各国的国内经济实力的重要性日益增加，国内经济的政治重要性也日益增加，国际贸易政策的重要性也日益为人们所重视。原先对国际贸易政策不予关注的一些利益集团，如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团体等，因为其各自利益日益深刻地受到国际贸易政策的直接或间接影响而开始关注国际贸易政策，并因此开始关注国际贸易政策的制订过程及其合理性，甚至开始指责国际贸易政策制订程序缺乏民主性，要求将它们各自关注的一些问题，如人权、竞争政策、环境保护等问题列入国际贸易政策和多边贸易体制的考虑范围。其二，GATT成功地削减关税和其他阻碍贸易的边境障碍后，日益重视对“边境背后的贸易壁垒”(“behindtheborderbarrierstotrade”，即除关税和其他边境措施之外，其他具有影响国际贸易性质的国内政策和立法)的制约。

而GATT对“边境背后的贸易障碍”的审查和约束，如对各缔约国技术标准、卫生和植物检疫标准、卫生和安全法规、知识产权保护等提出限制或要求，使得各国国内立法和国内政策日益密切地联系在一起，也日益深刻地受到多边贸易体制的影响，许多传统上被认为是国内法管辖的事项或国内经济、社会问题都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并开始进入国际法调整的领域。其三，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向纵深发展，使得经济、社会、文化等诸多层面的问题日益相互关联。乌拉圭回合是贸易体制改革的分水岭，也预示着更深刻的经济一体化时代的到来。在这个时代，不同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开始显露出某种共性，即这些问题都涉及国内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外界制约化和逐步国际化。传统假想的贸易与非贸易问题之间的严格界限已经开始被打破，贸易与非贸易问题已经开始相互重叠和相互影响，国际法的严格划分部门和领域的传统做法已经难以适应时代要求，贸易法、人权法、环境法、劳工法等部门法之间的密切交叉已经成为当代国际社会面临的最具挑战性和最重要的国际法律问题。在上述背景下，摆在世人面前的难以回避的问题是，究竟哪些问题才属于贸易问题，哪些问题适合于由WTO体制调节，哪些问题可以由WTO体制调节，哪些问题应当属于其他国际组织或其他国际论坛调整或研讨的范围?

二、因“与贸易有关的问题”而引起的关于WTO调整范围大小的争执目前，关于WTO是否应当将那些传统理论上被定性为非贸易问题而目前被认为是“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调整范围的争议较大，这种争论可能关涉到日后对WTO作为何种性质的国际组织、WTO未来谈判议程的范围大小、WTO权力与成员方主权的协调策略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因而应当引起我国学者的高度关注。

关于WTO的调整范围究竟应当界定为多大的争论，西方主要学者主要持以下三种观点：第一种观点认为，传统上认为是“非贸易问题”的一些社会问题(socialissues)，如劳工问题、环境问题等，应当逐步纳入WTO的调整范围。WTO扩大其调整范围，是GATT体制逐步完善并逐步将其调整范围从关税、非关税问题扩大到投资问题、知识产权保护问题、服务贸易问题等的自然结果。第二种观点认为，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应当排除在WTO调整范围之外，以便WTO可以集中力量处理那些真正属于贸易的问题，集中力量处理好贸易自由化问题。将一些国内管辖范围的社会问题或只是间接地与贸易相关联的问题纳入WTO调整范围，不仅会损害现有的贸易秩序，而且会妨碍其他非贸易目标的实现。有学者建议，应当尽快建立一些新的国际组织，诸如全球环境组织等，专门处理一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第三种观点认为，可以逐步将某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WTO的调整范围，而其他一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不需要纳入WTO的调整范围。但对于哪些是应当纳入WTO调整范围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没有形成统一的观点。

而从发展中国家角度来看，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坚决反对将诸如劳工、环境、竞争等问题纳入WTO的调整范围，反对的原因主要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其一，乌拉圭回合谈判中，由于谈判实力的巨大差距，发展中国家最终被迫接受发达国家的建议，将投资问题和知识产权保护纳入多边贸易体制的管辖范围。这些在传统上被视为非贸易问题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WTO管辖范围的结果，显然片面地有利于发达国家及其跨国公司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却承受了因此而带来的国内外资政策和立法以及知识产权保护政策与立法方面繁重的改革任务，以及外资管辖权被削弱和引进与开发技术费用大增的沉重代价。这些协议不仅在内容上有对发展中国家明显不公平的地方，而且执行起来困难重重。这种惨重的教训使得发展中国家不得不慎重思考扩大WTO管辖权的严重后果。可以预见，一旦劳工标准或环保标准等有利于发达国家的事项被转变成WTO规则，发展中国家在国内社会政策和国内立法方面的主权又会被进一步严重削弱；而当这些规则或标准被发达国家用做阻挡发展中国家产品或服务出口的“合法”借口时，WTO这个强有力的国际组织将成为发达国家推行变相贸易保护主义的工具。因此，发展中国家普遍对发达国家关于将更多的所谓“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WTO体制的建议保持高度警惕，它们甚至不能允许这些建议轻易演变成多边贸易回合的正式谈判议程，因为一旦列入正式议程，缺乏谈判技术和谈判实力的发展中国家很难抵御发达国家成员方的各种威胁利诱。正因如此，在多哈会议上，印度代表指出：“尚不成熟的问题应当留给工作组进一步研究。印度，包括许多其他发展中成员，还未准备好去接受一套艰巨的承诺。”其二，乌拉圭回合以后，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制度安排的缺陷，以及自身竞争实力弱小、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等诸多方面的原因，不仅没有充分得到WTO贸易自由化的好处，反而在全球化进程中日益遭到边际化、边缘化的困扰，它们中间不少还对WTO规则能否真正为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利益心存疑虑，也对WTO这个国际组织的公平性持怀疑态度。

可以说，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诸多协议在南北国家之间利益分配方面显示出的不对称性和不平衡性、发展中国家预期利益的难以兑现性，以及发展中国家期盼的特殊和差别条款的不可执行性和非约束性，是发展中国家对现有WTO体制感到不满的重要原因，也是发展中国家对继续扩大WTO调整范围所能带来的利益怀疑的根本原因。其三，由于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和经济体制等方面的原因，加上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许多协议偏向于发达国家利益，没有顾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情况和执行协议可能面临的技术、财政、人力等方面的困难，许多发展中国家都面临顺利执行WTO协议的困难。在这种情况下，自然很少有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提出的借助WTO体制解决其他“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建议产生兴趣。发展中国家更感兴趣或更希望国际社会关注的问题，通常是如何将WTO诸多协议中规定的有关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和差别待遇落到实处、如何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执行WTO协议中遇到的技术上、人力上和财力上的困难，如何执行或改进WTO框架下的现有协议，尤其是如何顺利执行那些其自由化规则能够真正促进发展中国家的产品和服务出口的协议的执行问题。其四，许多发展中国家坚持认为，WTO从性质上只是一个贸易组织，不应当也没有能力将非贸易问题或所有“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纳入管辖范围。在这方面，印度的态度最为坚决，其观点也最具代表性。同样是在多哈会议上，印度代表措辞尖锐地指出：“WTO只是为多边贸易体制而设立，它不应当将非贸易主题的规则制订任务也揽到身上来。WTO不是一个全球性政府，因而不应该试图插手那些应该由国家政府和议会管辖的事务。WTO的核心职能是国际贸易工作，因而我们强烈敦促，WTO应该继续坚持它的方向。只有如此，我们才能保全和加强多边贸易体制。”

三、处理“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正确方法

从WTO本身的性质和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该组织并不适合解决所有的经济和社会问题。正如WTO总干事苏帕差指出的那样，人们总是对WTO的功能存在着许多误解，认为WTO应当解决全球所有的经济问题，而事实上，WTO没有能力也不应当扮演这种角色。如果我们认为贸易是解决所有问题的最好方法，并授权WTO解决所有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话，我们就犯了一个大错误。为解决诸多全球经济和社会问题，应当确立一些新的体制和方案，以便WTO和其他国际组织相互合作形成合力，以便在一个合理的制度和秩序下由一系列国际组织和机构携手并进共同应对经济全球化中出现的诸多经济和社会问题。苏帕差的上述观点比较准确地反映出发展中国家所赞成的解决诸多“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一种方法。即贸易全球化和自由化应当在各种论坛上探讨，而不能仅仅局限于世界贸易组织，解决全球性经济和社会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方法就是各类国际组织的精诚合作。笔者也认为，虽然我们反对发达国家无视世界政治和经济的现实状况以及发展中国家的现实需求，过早过急地提出将劳工、人权、环境保护等问题纳入WTO调整范围的观点和建议，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在贸易与非贸易问题日益密切地相互关联的时代背景下，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各国政治经济问题日益深刻地受到国际法律体制干预和约束的情况下，促进和便利WTO与其他国际经济组织的合作具有日益重要的意义。由于国际贸易往往与其他国际经济交往形式存在密切联系，WTO要充分发挥其功能，需要一个与其他国际组织良性合作的外部环境。这种良性合作也有利于WTO与其他国际组织共同努力，民主高效地参与引导和管理国际经济交往的过程。正如某些西方学者指出的那样，建立WTO与其他国际组织之间的互动合作关系有利于“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特别是那些社会问题(如环境问题、劳工问题)的解决。

但是，WTO目前处理诸多复杂的法律问题，自身的能力和精力都是有限的。综观WTO的整体运作状况，我们并不能得出WTO已经能够非常成功地处理好目前划归其调整范围的所有贸易问题的结论。谈到这个问题时，苏帕差曾尖锐地指出，我们必须坐下来冷静地考虑由WTO全面处理全球所有社会和经济问题的现实可能性问题。目前，WTO并没有处于良好的运作状态，该组织并没有得到所有成员方一致的支持，各成员方在诸多重要事项上尚存在许多分歧，WTO就其自身管辖范围的事项尚不能发挥全效，因而必须寻求解决之道。在这种情况下，WTO似乎不宜随意将其调整范围扩大到现有管辖事项之外，即便将来可能扩大调整范围，目前也绝不是合适的时机。

随意扩大WTO管辖事项必然使未来的多边贸易谈判更加复杂化和充满变数，使南北矛盾在多边贸易谈判中更加突现和尖锐，也会使未来的WTO多边贸易体制承受更重的负担。目前，WTO更应当关注的问题是如何确保多边贸易体制的有效运行，诸多与此有关的问题等待着WTO成员方的协同努力去解决和处理。结合《WTO多哈第四次部长级会议部长宣言及决定》的规定，WTO目前应当解决的问题繁多，其中，比较突出的问题包括但不限于：1.欧盟、日本与美国之间关于削减农产品补贴的分歧、农产品贸易自由化的后续谈判。

这些谈判应当服务于实质性提升农产品市场准入，减少出口补贴，实质性削减扭曲贸易的国内支持、给予发展中成员在农产品贸易方面的特殊和差别待遇，有效考虑这些成员的发展需求，包括粮食安全和农业发展。2.非农产品的市场准入谈判。这种谈判应服务于减少或适当取消关税，包括关税高峰、高关税和关税提升，以及非关税壁垒，尤其是应充分考虑发展中和最不发达成员作为谈判参加方的特殊需要和利益。3.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后续谈判。这些谈判应当服务于提高所有贸易伙伴的经济增长以及促进发展中成员及最不发达成员的发展之目的，应确保服务贸易自由化中的无条件最惠国待遇的落实，应关注对背离最惠国待遇现象的防范。4.进一步澄清和改进反倾销协议和补贴与反补贴措施协议，特别是澄清和改进WTO渔业补贴规则。5.研究和探讨如何促进和保证成员方不断增多的WTO决策程序的有效性。6.为《争端解决谅解》的改进与澄清进行谈判以促进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完善，诸如专家审和上诉审的进一步完善，尤其是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报告的有效执行以及依据这些报告作出的补偿的有效实现问题。7.研究和关注发展中成员特别是最不发达成员实施和执行WTO各项协议过程中遇到的人力、财力及技术上的困难，尤其是这些国家在实施TRIPs协议、TRIMs协议、GATS等协议中遇到的困难；研究缔结一项专门的《关于发展中成员与最不发达成员特殊与差别待遇的框架协议》的可能性，进一步审查WTO诸多协议中的特殊和差别待遇的规定，使这些条款更加强化、更加明确、更加有效和更加具有可操作性，确保最不发达成员更多地融入多边贸易体制；促进纺织品与服装协定的有效执行，确保发展中国家在该协议下的利益尽快实现；为技术性贸易壁垒协定的执行向最不发达成员提供财政和技术援助，使得这些国家能够针对可能对它们的贸易产生重大负面影响的新的技术性贸易壁垒措施的采用作出充分的反应。8.研究电子商务与国际贸易的关系，探讨WTO框架下创造一个有利于电子商务顺利发展的良好环境的方法和相关规则。9.进一步澄清和改进现有WTO条款下适用区域贸易协定的规则和程序。10.为促进贸易便利化，进一步澄清和改进GATT1994第5、8、10条的相关方面，确定各成员尤其是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成员的贸易便利和优先权等等。另一方面，我们也应当认识到，WTO调整范围不能随意扩大并不意味着不能或不应当在WTO内讨论如何应对“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因为目前为国际社会广泛关注的一些“与贸易有关的问题”都或多或少地与贸易关联，或多或少地牵涉到参与当前国际关系的各类主体的利益。有学者指出，无论是WTO协议的实施和首轮谈判的启动，还是当前全球范围内区域经济合作的迅猛发展，均预示了国际经济管理与协调的触角正在从边境措施转向国内市场壁垒，从货物贸易扩展到服务贸易和智慧贸易，从货物市场准入扩展到投资市场准入，从整体贸易自由化转向部门优先自由化，从政策法规壁垒转向科技壁垒(转基因、疯牛病等)，从货物自由化转向贸易便利化、贸易公平化和竞争政策。这些转向既说明了WTO主导的未来贸易自由化的纵深发展，也昭示了全球化的经济越来越需要全球化的管理。WTO主导的贸易自由化向纵深发展的结果，很可能是越来越多地关注和逐步干预传统上仅仅归属于国内政策和法律涉及或管辖的事项，这是难以回避的一种趋势。虽然我们目前难以确定WTO未来关注、干预这些国内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法和模式，但我们不能忽视这种趋势，而应当努力地将这种发展趋势调整为可控制的状况。

为此，一些从传统视角上看与贸易没有多少关联的经济或社会关系问题，都值得从贸易、贸易管理体制、贸易立法等角度去了解其特点和分析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在上述时代背景下，各WTO成员方可以采取的比较理智的策略应当是，目前尚未正式列入WTO调整范围的一些新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可以成为探讨的对象，可以有针对性地研究这些问题纳入WTO调节范围的可能性和可行性。所有这些可能性和可行性的讨论，都应当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参加，确保各方意见从一开始就得到充分反映，确保各方利益的平衡。WTO调整领域的每一个新的扩张，都应当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利益需求和现实发展状况；考虑到不同国家的各种国内的经济、政治和社会问题以及WTO新的调整对象对这些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关系的正面和负面影响；考虑到参与国际关系的各类主体不仅包括国家主体，也包括各类非国家主体，如政府间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跨国公司以及私人对WTO调整范围的扩张可能作出的反映以及各方利益可能受到的影响。从WTO的决策机制层面来看问题，考虑到这个“经济的联合国”的巨大影响力以及其强有力的监督机制和“司法性质”的争端解决机制的保障能力，任何关于扩大WTO调整范围的意见或建议，都应当严格按照WTO决策程序慎重选择确定，不能允许由少数国家单方面借助其政治、经济、外交等方面的巨大影响随意确定。应当注意的是，目前WTO框架下已经成立了一些专门讨论一些新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工作组，这些工作组对相关问题的研讨，如对贸易与竞争政策关系、贸易与环境关系、贸易与投资关系的讨论以及由此得出的一些建议，都只具有意见的性质。这些意见和建议都不能自动地升格为多边贸易回合的谈判议程。没有WTO部长级会议的授权，不能随意开启有关制订WTO框架下的相关多边协议的谈判，而部长级会议的授权又必须以各WTO成员方形成合意为基础。因此，在缺乏合意的情况下，任何关于扩大WTO调整范围的建议，都不得成为正式的多边贸易谈判的议题。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既然中国已经成为WTO的成员方，而且是一个举足轻重的发展中成员方，就不可回避地要考虑WTO面临的需要处理以及如何处理诸多“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挑战，不可避免地要考虑中国对这些问题应当采取的立场，考虑WTO调整范围的扩大化可能对中国带来的影响。人权、劳工、环保以及竞争政策等问题纳入WTO调整范围，势必会给中国的国内立法、国内社会关系、政府与企业的关系等提出挑战和改革要求。当发达国家成员方提出的过高的人权、环保、劳工要求或标准成为变相的贸易壁垒时，会严重阻碍中国的产品或服务的输出；而这些要求或标准在发达国家的压力之下演变成WTO法律规则时，中国将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因此，中国有必要认真研究当前一些发达国家提出的“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分析这些国家关于扩大WTO调整范围建议背后的政治、经济动机，积极参与WTO各专门工作组关于上述问题的研究和讨论，积极参加WTO组织的各种专项论坛，积极参加WTO与其他各种国际组织共同主持或参与的研讨合作协调处理各类“与贸易有关的问题”国际会议，追踪相关问题的发展动态，研究中国应当持有的立场和应当采取的对策，并积极利用各种场合和渠道及时反映中国的意见和建议。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具有相当经济实力的WTO成员方，也在过去20多年里，从经济全球化和贸易投资自由化中获取了诸多好处。公务员之家

在如何对待一系列“与贸易有关的问题”以及WTO调整范围扩大化的问题上，中国似乎应当采取主动出击的方法而不是消极逃避的方法，充分利用自身的实力去对WTO未来发展发挥应有的影响，去对WTO的决策程序和运作机制的民主化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正如有的中国学者指出的那样，不可否认的是，当今世界，物质生产力发达和科技进步的贸易大国操纵国际经贸规则制订主导权的现象依旧，似乎带有某些经济发展的内在规律性。贸易大国按其经济发展的需要试图把社会问题全球化，把国内问题国际化，把超经济因素经济化的倾向有增无减。面对这种只能挡一时却挡不了永久的规律性倾向，WTO的发展中成员光靠简单的抵制而不研究行之有效的对策，很有可能会重蹈以前的覆辙。如乌拉圭回合之初关于服务贸易、知识产权问题，发展中国家成员由强烈反对转向被动妥协，由被动妥协转变为随波逐流，直至乌拉圭回合形成了GATS和TRIPs协议。因此，与其被动地游离于“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国际讨论或立法进程之外，不如积极参与并力争自己的观点或建议在未来可能出现的WTO框架下的新的有关“与贸易有关的问题”的多边协议之中有所反映。这种积极的参与，不仅有利于其他WTO成员方时刻听到中国的声音，考虑和关注中国的立场，而且有利于防止发达国家提出的有利于自己的极端的随意扩大WTO调整范围的建议过快形成WTO正式议程或转变为有法律约束力的规则，也有利于推动WTO决策和立法过程的民主化和公平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