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法制创建路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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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法制与法制建设

对于“法制”一词，学者们尚没有形成一致的解释，但综合各家学说，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一是从静态意义上讲，“法制”即为法律制度的简称，具体包括法律制度的规范和体例;二是从动态意义上讲，“法制”是指法律的创设、适用、遵守与执行的整个过程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后果。由此可见，法制应当包括法律规则、法律观念、法律运作、法律组织等四要素，并且这四个要素应当是一个有机结合的统一整体。其中，法律规则的创设是法制建设的前提条件，法律观念的树立是法制建设的源动力，法律运作是法制建设的动态实践表达，法律组织是法制建设的有效保证与权力后盾［1］。可以看出，成熟完备的法律制度能推动法制建设，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又对法律制度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

2我国法制建设取得的现实成果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建设成绩斐然，法制建设的进程也在不断推进，以我国加入WTO为时间界点，分述1978—2000年和2001—2012年这两个阶段法制建设的成果。2．11978—2000年法制建设初见雏形以十一届三中全会为起点，中国进入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党中央逐步开辟了一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中国人民沿着这条道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建设成就。与此同时，回顾我国二十多年来的法制建设历程，成果累累:修改了宪法、刑法、行政法律等，颁布了民法通则、反不正当竞争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已经涵盖我国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无法可依的现象得到了很大改善，法律已不再仅仅充当统治阶级的“附属品”和解决纠纷的“利器”，而是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社会调控作用。2．22001—2012年法制建设成效卓著“入世”包含两层含义:首先我们的生活有了改变，贸易更加便利，商品流通频繁，国际交流合作日益增多，更重要的是入世让我们的观念得到转变和更新。加入WTO这十多年来，中国以一种更加开放的姿态开展与外国多层次多领域的友好往来，同时对“改革”与“开放”的互动关系有了更深层次的认识———入世推动开放，开放引入竞争，竞争倒逼改革，改革激发动力。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入世以来，为适应转型期的新变化，维护我国发展重要战略机遇期，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经过各方面坚持不懈的共同努力，立法工作取得了跨越式进展:与国际接轨，2004年将“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写进宪法;2005年修订公司法，该法对公司的治理结构有了更加严格的规定，对公司、股东和债权人的合法权益起到了更规范的保护;2007年通过的物权法，对于明确物的归属，发挥物的效用，保护权利人的物权，有了更加明确的界定;2008年开始施行的劳动合同法，使得劳动关系规范化，为构建与发展和谐稳定的劳动关系提供了法律保障;2010年颁布的社会保险法，从法律上明确国家建立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工伤、失业、生育等社会保险制度等。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上指出，到201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3我国法制建设尚且存在的问题

如前所述，我国法制建设成果丰硕，但更多地只是停留在立法层面，片面讲求制定法律的数量和速度，对培养全民法律意识、保持法律体系的协调统一和法制建设的深远构思等问题思考得不够全面和深入。在综合相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分析了当前我国法制建设存在的不足和缺陷。

3．1法律意识普遍薄弱

长期以来，我国公民的法律意识普遍淡薄，表现在对法律常识陌生;对法律的制定比较冷漠;对法律的实施显得被动;对法律的适用采取消极态度应对;对法律的遵守盲目而慵懒。一方面归因于我国法制的不统一。立法质量不高，法律体系的不协调，立法的民主化、公开化和科学性程度不够等导致法制的不统一、不协调，降低了人们对于法律制度的信赖感，进一步影响了法律实效，从而导致法律权威的下降，滋生出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纠现象，导致人们更加不信任法律，法律意识进一步弱化，法制建设难度加大［2］;另一方面是我国公民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不够深入。受我国“管理型政府”传统观念的影响，管理者更多的是给社会大众灌输守法、尽义务、履职责的意识，人们一直以来扮演的是被动接受的角色，这就使其缺乏主人翁意识，导致法律观念淡漠、维权意识不强;公民法律意识的淡漠不利于全社会形成良性的守法环境，势必会造成我国法制建设方向被扭曲的局面。

3．2法律移植不够审慎

学界对法律移植的通行解释，即指一国或地区(受体国)对另一国或地区(输出国)的法律观念、法律制度、法律技术以及法律经验的借鉴和吸收，使之成为本国法律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可见，并不能简单地将法律移植看成是一次独立的立法活动，而应当将其视为一个长期的社会变迁过程，这一过程只有当移植的法律完全融入受体国法律体系并实际发挥着调控社会关系的作用才算是完满的，否则都是失败的［3］。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尤其是党中央明确提出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以来，我国的法制建设逐渐迎来了一个立法高峰，在这一系列的立法中，可以说，每部法律都或多或少地受到西方法律的影响，有些法律甚至基本上是国外相关立法或国际通行惯例的直接照搬［3］。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证券市场因虚假陈述引发的民事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基本上是以美国证券法或判例为蓝本而冠之以“中国法”名号的产物，法律移植没有考虑到我国与美国分属大陆法系与英美法系;“法官造法”在我国没有现实存在的土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受到诸多限制等，而只是简单地从规则层面移植是没有实际效用的，甚至可能导致证券市场监管失灵。诸如此类的照抄照搬别国规则或者“借用”他国法律条文的做法，结果造成我国有的部门法律缺失、有的法律部门泛滥二者并存的局面。

3．3立法民主化程度低

现行宪法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体现为宪法基本原则中的“人民主权原则”，即指国家中的绝大多数人拥有国家的最高权力［4］，宪法通过规定人们行使国家权力的形式保障人民主权的实现，具体到制度层面突出表现为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而在我国实际的立法活动中出现了下列情况:一是“人大代表不代表人民”，人大代表提出的议案与民众的真实诉求和利益需求有出入，民众对人大代表在立法过程中的态度及言行不甚知情;二是人大代表与民众的联系度不够紧密，没有做到经常倾听民意并及时向国家机关反映，也没有准确、及时、充分和全面地将立法信息反馈给民众;三是民众监督人大代表及国家机关立法活动的制度安排及程序设计流于形式，例如立法座谈、立法讨论、立法听证，在很多情况下演变为人大代表和国家机关的“专门活动”等。这些都集中体现了我国现今立法活动中公众参与立法和监督立法民主化程度不高，法制建设公开度、透明度和科学化有待提升。

3．4法律体系尚不完备

我国法学界主流对法律体系的理解，认为“法律体系通常是指一国的全部现行法律规范分类别组合为不同的法津部门而形成有机联系的统一整体”［5］，将法律体系分为公法、私法和社会法三大类别。但综观我国立法实践成果，许多重大的、新兴的领域立法还呈现空白，有的法律部门混杂，有的法律规范的实效性不强等。具体表现为:(1)将宪法和宪法相关法与民商法、刑法、行政法等法律部门地位并列，不利于体现宪法作为我国根本法的地位;(2)我国还没有制定出统一的民法典，民事法律规范繁杂;(3)“重权力轻权利”、“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色彩仍旧浓厚，不利于对国家权力的控制和公民权利的维护，不利于实质公平和社会正义的实现;(4)社会法立法严重滞后。近年来，伴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飞速发展，新生了诸多社会现象和社会关系，如贫富差距过大、社会分配不公等社会问题，亟待国家进行社会法立法予以调控等，这些都为我们重构法律体系提出了更为艰巨的任务。

4我国法制建设的路径

我国推行法制建设，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法制观念，立足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借鉴国外有益经验，坚持法律的制定与实施并重的原则。

4．1坚持法学教育与全社会法制教育相结合

法学教育，即通过设立法律院校和法律专业的方式，为我国立法、司法、行政机关以及其他单位输送法律职业者的教育活动。在我国，法学教育肩负着为社会培养合格法律职业者的使命，这就使得法学教育质量的高低、法律职业者素质的高低成为评判法律意识强弱、法制建设成败的一把标尺。因为，法律职业者是法律组织机构的活动主体，他们运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体现为法律业务水平，较高的业务素质能促使法律实效的实现，提升了法律的可信度，从而有利于培养人们的法律意识和树立法律的权威;但仅凭法学教育领域的努力和法律职业者的付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法律意识的培养是全民的一项长期、艰巨的任务。为此，要将法学教育与全社会的法制教育结合起来:一是在义务教育阶段，给青少年灌输知法、懂法、守法的理念，帮助他们养成遵纪守法的良好习惯和明确自己的社会责任;二是加大法制宣传和普法教育的力度，例如在公共场所和公共设施上张贴或者悬挂普法标语，营造一种良好的法制氛围，各机关单位组织定期或者不定期的法律知识学习和个案讨论，引导人们重视权利和规范自己的行为等。可以想象，在全民法律意识显著增强的未来，我国法制建设也必然日渐完善。

4．2坚持以传承本国法与借鉴外来法相结合

法律之所以不能完全照搬，主要是各地、各国的传统风俗、习惯，即“法的精神”不一样，因而必须同本民族的具体情况结合起来［6］。首先，法律文化的不可复制性决定了传承本国优良法律传统的必要性。所谓法律文化，即是在一定社会物质生活条件的作用下，由掌握国家政权的统治阶级所创制的法律规范、法律制度以及人们关于法律现象的态度、价值、信念、心理、感情、习惯及学说理论共同构成的复合有机体［7］。我国法律的历史演进经历了奴隶制法、封建制法、资本主义法和社会主义法这四个阶段，在长期的法律理论研究和实践活动中形成了颇具特色的中华法律传统，其带有浓厚的民族气息，在世界法律文化体系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所以即使在当今法制全球化浪潮下，我们仍然应该将其中的精髓传承下去。再者，法律文化的开放性决定了借鉴外来优良法律制度的可行性。法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组成部分，属于社会生活的范畴，因而法律文化的发展变化受到社会生活发展变化的牵制。21世纪的中国进入了经济高速发展的机遇期，人们“改革”与“开放”的要求和渴望也愈渐强烈，中国面临着一个现实的问题———融入世界，同时这也是中国法律文化所面临的问题，这就需要在法律移植过程中能够“去粗取精”，将外国优秀的法律制度巧妙地融合到我国的法律文化大背景之下，以弥补我国现有法律制度的缺失，从而推动我国法制建设的进程。正如梁治平先生所言，“任何一种外来文化，都只有根植于传统才能成活，而一种在吸收、融合外来文化过程中创新传统的能力，恰又是一种文明具有生命力的表现”［8］。

4．3坚持立法过程中民主化与公开化相结合

所谓民主立法，是指将“民主”贯穿于整个立法过程中，使民众了解和监督立法的全过程，保障其对立法程序、议案内容等立法机关的全部活动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和监督权，使得制定出来的法律能够真正表达民意、顺应民情和解决民患。可见，民主立法的有效途径即是要确保立法的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倘若缺失立法的公开性，立法的民主性便失去了实现的可能性。立法公开是立法民主的前提，是公众参与制度的前提［9］。所谓立法公开，是指将立法的各个环节及所涉内容向社会公布，以便民众查询、知悉以及发表意见和建议。但就目前而言，我国没有形成立法公开制度，立法中缺失相关的法律规定和具体的程序设计。在今后的法制建设过程中，应当考虑两个方面:一是完善人大代表选举制度。在人大代表选举中考虑引入“公开竞职演说”环节，让民众对候选人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以确保选举出能够切实体现和代表民众意志、积极负责的人大代表;二是促进立法机关与公众互动。细化公众参与和监督立法活动的方式和程序，拓宽信息沟通的形式和渠道，促进公众表达民意与立法机关听取民意的双向良心互动。只有在立法公开化的背景下才能确保民主立法的真正实现，才有利于我国法制建设的健康发展。

4．4坚持填补法律空白与整顿部门法相结合

社会永不停歇地在发展变化，新事物层出不穷，而依据当时社会状况制定的法律滞后，倘若不及时制定新法规制，就会出现“无法可依”的混乱局面，因此，在法制建设过程中，首先要填补“法律空白”。突出体现在我国社会现状中的诸多社会问题，如农民工权益的保护及其子女的教育问题、社会保障体系的推行与完善、调节社会分配以缩小贫富差距等，这些问题的“有法可依”对我国法律体系的科学构建意义重大。其次，要整顿部门法。一是树立现代宪法理念，将宪法作为整个法律体系的统帅以体现其根本法地位，同时由于宪法性法律是对宪法概括性、抽象化规定的程序化、具体化，起到了保障宪法实施的作用，其效力与其他法律效力相当，因此将宪法性法律作为公法内的一个相对独立的法律部门［10］;二是制定出民法典，根据其调整的社会关系的不同再细分为各部门，细化权利以限制权力，将维护民事权利落到实处;三要注重程序正义，坚决破除“程序工具论”的落后理念，将程序与实体并重，将程序法依其对应的实体法分别划归公法、私法和社会法部门之下，形成对各法律部门适用对应的程序法。

5结语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但应当知道，法制建设不应只局限于对法律体系的构建上，还包括对全民法律意识的培育和对中国特色法律文化的构建，以及对中国法制国际影响力的拓展等方面。基于法制建设与法治国家建立的辩证关系，法治国家目标的实现有赖于法制建设的完备和成熟，更离不开对法制建设实效性的及时评估以及对法制建设前瞻性的科学预见。因此，需要更加深入地做好对法制建设路径的研究工作，为今后我国法制建设的总体思路和方法选择铺好路、导好航。

作者：卫德佳杨红丹工作单位：西南石油大学文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