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经对法制构建的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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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智泓工作单位：辽宁对外经贸学院

1．《道德经》对法律虚无主义的宣扬首先，由于老子心目中理想社会的描述是“小国寡民”、“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在这种理想的状态中，人与人之间的沟通被无限地减少，既不会出现人口的流动，也不会出现物资的交换，国家的治理根本不需要法律，更不需要司法机关。但是历史的发展轨迹与老子的梦想恰恰相反，中国明清时期的“闭关锁国”政策与老子的思想颇有相通之处，但其结果是封闭导致落后，落后就要挨打。封闭的政策会严重阻碍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影响生产关系的进步，也永远不会出现“甘美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理想状态。从这个意义上讲，老子已经陷入了唯心主义的怪圈，他的理想是永远不可能实现的。其次，在对国家的治理上，老子宣扬“无为而治”，即不需要包括法律在内的一切国家制度和工具而进行自发治理。在《道德经》的不同章节，老子不断以不同表述形式来强化这一观点。如“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太上，不知有之”，“希言自然”，“为无为，事无事，味无味”等。尽管我们必须肯定老子思想中追求“自然”的积极意义，即追求自发秩序的法律观，警惕国家权力的过分运用。但是这种“无为而治”的前提是社会普遍道德水平达到了极高的水准，这与共产主义社会的基本状态在某种意义上是相近的。在现阶段，人们的道德水平还达不到理想的标准，就必须运用法律等工具对人们的行为来进行约束，否则一定会出现灾难性的后果。第三、老子完全否定法律对人们行为的指导作用，而倡导“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绝巧弃利，盗贼无有”。在他看来，所有的“圣智”、“仁义”和“巧利”都是不需要的，这三者的具体表现形式就是社会的各种规则，也包括法律。某些学者认为老子反对的是统治阶级的法律，主张的是人民群众的利益。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中国共产党代表的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我们目前的法制，就是为了保护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基于历史的局限性，这种情况是老子不可能预见到的。老子不仅否定法律的积极作用，更有甚者，他认为法律是人们错误行为的根源，声称“法令滋彰，盗贼多有”。在这里，老子片面地强调了道德的力量而无视了人作为“社会人”和“经济人”所存在的狭隘性和劣根性。从以上种种分析可以看到，老子实际上是主张法律虚无主义的。在他看来，只有统治者“无为”，天下才能“大治”。尽管历史已经证明了这种观点的片面性甚至荒谬性，但是它在现今社会中仍然存在一定的市场，某些人不愿懂法，也不想守法，却片面强调人的自由，打着道德的自我约束的大旗行损人利己之事，这是我们需要严加警惕的。

1．《道德经》对法律神秘性的宣扬法律的主要性质之一就是它的公开性。但是在《道德经》中，法律等一系列社会规范都被老子描绘成了“玄之又玄”的东西，似乎神秘才是正常的，这与法律的公开性产生了根本冲突。老子把一切制度和规范的来源归结于“道”，而这种“道”是无法用语言来表达的。既然“道”是不可直接表述的，那么法律是否可以作为对“道”的解释或者“道”的一种表达形式呢？对此老子也持否定的态度，即“鱼不可脱于渊，国之利器不可以示人”。毫无疑问，法律作为调整人们行为的规范，是由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自然属于“国之利器”的一种。按照老子的观点，普通民众违反了法律，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但是在此之前，人们并不知道或者并不需要知道法律的规定是什么，这种逻辑显然是荒谬的。然而，在当今社会中，无论是立法环节，还是司法环节，对普通百姓而言仍然充满了神秘性。立法是由少数专家制定的，在法律出台之前，老百姓，甚至普通法律工作者都无从知晓新法律的内容，更没有权利对法律条文的内容提出自己的意见。司法是由法院来主导的，但是普通民众对诉讼程序和执行程序基本一无所知，产生了“难执行”、“执行难”等现象。这些与老子的观点不谋而合，都严重阻碍着我国的法制建设的完善和发展。2．《道德经》与法律公平正义性的冲突法律的另一主要性质在于它的公平正义性。从法律的形式上看，无论是所谓的“善法”，还是“恶法”，无不披上“公平正义”的外衣；从法律的本质上看，法律是为了维护最基本的公平正义而产生并发展的。人们将自身行为诉诸法律的目的也是为了追求公平正义，在自身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要勇于拿起法律武器来捍卫。这既是每个社会个体的需要，也是整个社会和谐发展的需要。但是在《道德经》中，老子宣扬的却是“委曲求全”的思想，如“夫唯不争，故无尤”，“曲则全，枉则直”，“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圣人之道，为而不争”。由于受到这种思想的影响，很多人在受到不法侵害时并没有及时选择寻求法律保护，而是选择沉默。老子提出“不争”，可能实际是为了“止争”，但是用这种思想来指导法律实践，往往会助长侵害者的气焰，出现相反的效果。3．《道德经》在法律强制性认识上的矛盾一方面，由于老子强调“无为而治”，反对强制性的法律制度。“将欲取天下而为之，吾见其不得已”，治理天下不能采用强制的办法，而是最好由“圣人”采取“无为而治”的办法，让百姓自己管理自己。另一方面，老子的思想中又出现了绝对暴力的痕迹，“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在有用的时候，百姓被摆到极为重要的位置，但是在大多数时候，百姓被作为统治阶级任意欺凌和压榨的对象。此种理论与二战期间德国法西斯主义对待犹太人的做法殊途同归，已被历史证明了其绝对谬误。目前在我国法制建设中，在人们的潜意识中或多或少依然受到了老子思想的影响，因此，既出现了法律制度不完善，很多情况无法可依，法制建设滞后于经济发展的情况，又出现了执法不严与暴力执法并存的情况。

首先，要在理论上彻底对老子《道德经》中与法律制度相关的思想进行辨析。既要立足于老子所处的时代，弄清楚老子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和时代背景，这样才能掌握《道德经》中文字所要表达的真正意义；同时又要着眼于当前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找到与老子的“道”的契合点。真正理解老子的哪些思想是具有现实意义的，哪些思想是需要摒弃的。其次，在对老子《道德经》中思想观点尽可能深入了解的基础上，按照我们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需要，对其中有用之处加以全方位的吸收借鉴。无论是在法哲学、法制史的研究上，还是在立法的过程中，凡是对我国法制建设有益的，尽可以拿来使用。同时，《道德经》中的“善”“信”“自然”“去奢”等观点在当今的经济社会愈来愈为人们所提倡。将这些道德准则与普及法律相结合，更能够发挥老子思想在提高广大人民群众法律意识上所起到的积极促进和推动作用。总之，对于《道德经》，应该采用一分为二的观点，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对其进行批判的继承。只有这样，才能在传承历史的基础上，不断推动我国的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顺利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