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构建论文范文10篇

摘要：入世以来，我国不断加强反倾销方面的立法以更好地保护国内产业和维护国家对外贸易健康发展。本文通过新、日反倾销条例的比较对之进行分析，并指出了我国反倾销立法仍需完善和改进之处。

关键词：反倾销；反倾销立法；反倾销条例；WTO

随着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在中国的媒体上，“反倾销”一词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在传统的贸易保护手段逐步退出历史舞台的今天，符合WTO规则的反倾销措施将成为维护公平竞争、合法保护国内产业安全的一个重要手段。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我们对国际反倾销游戏规则十分陌生，而国内反倾销立法又不完善，因此外国反倾销的达摩克利斯剑频频高悬在我国企业头上，给我国的对外贸易造成了很大的损失。因此，在中国成为WTO一员之后，要想在纷繁复杂、处处陷阱的世界大市场中扮演好自己的角色，实现加入WTO的初衷，就必须深人研究WTO反倾销规则，熟悉和掌握这一游戏规则，在借鉴和吸收国外反倾销制度和实践的基础上，结合中国国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我国反倾销立法。

一、从新旧反倾销条例之比较

看我国反倾销立法的加强我国1994年公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贸易法》中第30条为我国最早的反倾销法律条款。1997年3月25日，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和反补贴条例》(以下简称97条例)，从而在我国真正建立起反倾销法律制度。2001年底，为了适应加人WTO的新形势，重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新条例)出台，2002年11月又颁布了《关于审理反倾销行政案件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等等，这无不表明我国在加入WTO后对反倾销立法正在一步步加强和完善。

与97条例相比，新条例具有明显的完善性。这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

摘要：全球变暖使北极在资源、交通、军事等方面的重要性不断凸显，这一地区的法律地位和相关制度却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从而为有关国家争夺的加剧埋下了隐患。俄罗斯等国对于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主张充分表明了这一点。应尽快在联合国主持下，就缔结一份全面的《北极条约》进行谈判，冻结或者取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有关外大陆架规定在北极海域的适用，确立各国管辖范围之外的北极海域作为“人类共同继承财产”的法律地位，明确北极科考、环保、资源开发等方面的法律制度并冻结该地区的军事化使用。

关键词：北极；国际法；北极条约；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2007年8月2日，俄罗斯“和平1号”深海潜水器在4261米深的北冰洋底罗蒙诺索夫海岭插上俄罗斯国旗，此后，国际社会对北极的关注不断升温。其实，“冰冷”的北极成为世界各国的关注热点并非偶然。简言之，该地区资源、交通、军事等方面重要性的不断凸显和法律地位上若干不确定性的持续存在，使其早已成为有关国家明争暗斗的对象。进入新世纪以来，国际关系的种种迹象尤其表明，北极问题已经来到一个不同前途命运何去何从的抉择关口：它既可能随着有关国家争夺的加剧，成为国际冲突新的“火药桶”，也可能通过合理协调国家间利益，成为国际合作和造福人类的典范。

北极问题背后，既有错综复杂的政治和外交因素，也涉及很多鲜明和独特的国际法问题。长期以来，学界对于北极问题的讨论，主要是着眼于国际关系和双(多)边外交对该问题的缘起和影响加以分析，而对其中的主要国际法问题却涉猎不多，如：北极地区目前在国际法上处于何种地位?有关国家关于北极海域200海里以外大陆架的主张在国际法上是否具有合法性，对北极法律地位有何影响?等等。本文的目的，首先在于通过对上述问题的分析和回答，探索如何运用国际法妥善解决北极地位问题，即是否可能通过某种国际法机制的设计和适用，在国家间弥合分歧、促成合作。由此出发，本文还试图就国际法在国际秩序中的作用提出一些作者的思考。

一、北极地区地理概况及其法律地位

北极地区是指以北极点为中心、北极圈(北纬66°33′)以内的广阔地区，包括极区北冰洋、边缘陆地及岛屿、北极苔原带和泰加林带，总面积为2100万平方公里，约占地球总面积的1/25。北极地区的陆地面积近800万平方公里，有居民700多万。

一、cBA联赛法制构建刻不容缓

一直以来CBA联赛的管理均由中国篮协负责，由于中国篮协与各俱乐部之间均为独立的法人投有直接的领导关系，篮协主要通过联赛章程及相关制度这种内部性文件来约束各俱乐部的行为，由于没有有效的外部监督机制滩以从外部遏制“假赌黑”现象。对于职业体育的兴起油于我国职业体育法律制度的滞后，‘法规体系尚不健全”尸单纯依靠内部规章以及参与主体的自律来打击“假赌黑”等行业腐败现象是远远不够的缺乏法律法规的直接规定是导致“假赌黑”现象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由于法律的局限性加之现行刑法制定的时间较早，对于体育职业化后的许多问题缺乏相关条文的规定，也没有预见到体育职业化后可能产生的新型犯罪。因此构建一个以刑法为主体，完善相关配套法规的职业体育法律制度已迫在眉睫。

二、关于cBA职业联赛法制构建的相关建议

(一)加快管理体制改革，组建联赛管理公司

目前刃BA联赛的经营活动由中国篮协委托由具有外资性质的盈方体育传媒(中国)有限公司所进行④出于盈利的考虑盈方公司将更多的经历花在了联赛的开发推广上，而日常的联赛管理工作仍由中国篮协负责。职业联赛是市场化运作的而中国篮协属于行政事业单位。篮协与俱乐部之间的出发点、利益和思维方式是不同的，可以有某种程度的沟通但是最根本的利益是不一样的体制问题已影响到联赛的进一步发展。cBA现在的体制是中国篮协既当裁判员又当运动员。⑤由于篮协即要负责联赛的组织又要进行联赛的日常管理，还要负责各级国字号球队的组建、选拔等活动这也使得篮协在一定程度上已无暇顾及联赛的监管工作这也给了某些运动员、裁判员参与“假赌黑”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因此建立一个独立的CBA联赛管理公司对CBA联赛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有效监管显得尤为重要。

(二)建立外部监督机制，约束从业人员行为

一、我国私募基金发展的法律困惑

(一)私募基金的内涵界定

私募基金的出现是由于证券市场的迅速发展、基金制度的完善，尽管在经济领域已经被广泛的使用，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在很大程度上是我国生造出来的词语，因为在国外的法典和英文大辞典中并没有相应的词，这就导致了国内学界并没有就私募基金形成统一的认识，对私募基金概念的界定也形成了各种不同的观点。不可否认，目前学界对私募基金的界定是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进行的，都有一定道理，但是也并不全面。为此，我对私募基金做出如下界定:所谓私募基金是基金发起人根据特定的投资目的，以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一定数量具有特定资格的对象募集资金并形成独立的基金财产，在国外可以获得注册豁免，在我国可以不经过严格的注册核准程序而设立的投资基金。

(二)我国私募基金的发展现状

我国的私募基金自产生以来就迅速繁荣和发展，随着我国民间财富不断增加，这种民间的私募基金不断发展壮大，已经成为与证券公司、证券基金、保险公司等机构平起平坐的机构投资者。据夏斌教授的《中国私募基金报告》估计，目前我国以五种投资类公司名义出现的私募基金，其资金规模便高达8000～9000亿元，尽管这并不能完全代表现在所有的私募基金，但仅就此数字便已是现有以封闭基金为主的公募基金的十多倍。2005年12月29日，国内首份《中国地下金融调查》显示，中国目前地下金融的规模高达8000亿元人民币，其中私募基金的规模占到约6000亿一7000亿元。也就是洗8000亿元地下金融资金，私募基金占了近九成。我们不得不承认，私募基金自产生以来正以飞快的速度发展，并逐渐成为影响经济平稳发展的重要力量。

(三)我国私募基金的法律困惑

摘要：随着世界政治、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各国在经济上相互依赖的程度日益加深。我国积极利用全球化这一趋势，大力发展对外贸易。然而一部分企业在处理国际货物买卖合同的合同形式纠纷时，对法律适用感到无所适从，主要是因为我国在签署《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时对合同形式所做的保留与新的统一《合同法》关于合同形式的规定不一致所引起的，就此一系列问题作一阐述，以供商榷。

关键词：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合同形式；保留；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

《联合国国际货物销售合同公约》(以下简称《公约》)对合同订立的形式采取“不要式”原则。公约第11条规定：“销售合同无须以书面订立或书面证明，在形式方面也不受任何其他条件限制。销售合同可以用包括人证在内的任何方法证明。”我国是公约的缔约国，在签署《公约》时对该条款作了保留。但是1999年颁布生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以下简称《合同法》)在合同形式上放弃了以前必须是书面形式的规定，采取了不要式原则或形式自由原则。由于《合同法》适用于国内、涉外合同，因此国际货物买卖合同也可以采用书面之外形式订立，于是产生了如下几个问题：

一、我国在《公约》中所作的保留与《合同法》关于合同形式的规定有无冲突

这里所指的冲突是指与条约所引起的国际法上的义务是否矛盾，要搞清我国政府对《公约》所作的保留与《合同法》关于合同形式的规定是否冲突，首先要明确我国政府所作保留的性质。《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2条第1款d项将条约的保留定义为“一国于签署、批准、接受、赞同或加入条约时所作之片面声明，不论托辞或名称为其目的在摒除(exclude)或更改(modify)条约中若干规定对该国适用时之法律效果。”这一定义明确地阐明：条约保留的效果是排除或修改保留国对有关条款的义务，即保留是排除一项条约义务而不是承担一项条约义务。

从实质上讲，保留所具有的排除意义就是“限制了保留国应承担的整个条约义务的范围，而同时相应增大了保留国的权利范围”。

一、养老保障法制改革中政府责任的实证考量

1.现行城乡养老保障改革中政府责任的脉络

1997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进入深化阶段，国务院颁布了《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国发[1997]26号文），在各地原有方案的基础上统一了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并要求各地贯彻落实，这标志着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步入到一个新的阶段。2010年10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社会保险法》，全面规定了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从此，结束了各地在改革期间杂乱的养老保险制度，实现了养老保险制度及标准的统一。国家按照落实科学发展观和构建和谐社会的要求，以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制度体系为目标，在实践中积极推进基本养老保险工作。2003年以来，一些地方开始探索建立由政府财政补贴的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简称“新农保”）。2009年9月1日，国务院的《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规定，凡年满16周岁(不含在校学生)、未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农村居民，可以在户籍地自愿参加新农保。国家为每个“新农保”参保人建立终身记录的养老保险个人账户，个人缴费，集体补助及其他经济组织、社会公益组织、个人对参保人缴费的资助，地方政府对参保人的缴费补贴，全部记入个人账户。“新农保”规定的出台为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养老保障体系，解决广大农村居民老有所养问题提供了重要的指引。总体上看，农村养老保障法制的发展之后与城镇养老保障制度，农村养老保障始终处于试点改革阶段，上文提及的《社会保险法》中将农村养老保险的立法权下放至国务院或省级政府，并没有全面规范农村养老保险制度，当然政府正在积极探索并寻求建立相应的规范制度体系。

2.养老保障法制改革中政府责任之不足

（1）法律制度体系设计的不合理造成养老保险覆盖面较窄。

虽然从各地的实践来看，我国不仅有城镇企业职工养老保险制度、机关事业单位退休养老制度，还有农民工养老保险、农村养老保险等，但中国现行的养老保险体系总体上处于过度分割、杂乱无章、漏洞巨大的残缺状态。无论是城市还是农村，养老保险制度都存着巨大漏洞，养老保险制度并没有实现全面覆盖。在城市，非从业人员没有为国家设立的养老保险制度所覆盖，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由于立法层次低、强制性不够等原因，也未能覆盖所有职工；在农村，绝大部分农村居民还没有享受到养老保险。

一、京津冀人才合作和发展少实效多形式，缺少法律保障

京津冀人才协和作开发由政府推进始于2004年的“廊坊共识”，即：建立京津冀区域省市长的高层定期联席会，三地主管机关随后也签署《京津冀人才开发一体化合作协议书》，积极推进三地人才的开发合作。2011年4月，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的推进工程仪式启动，三地代表签署了《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框架协议书》，承诺共建人才创新创业载体，承诺共享高层人才的智力资源、承诺建立彼此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承诺实现人才政策的共融互通方面进一步紧密合作。同年六月，三地联合了《京津冀人才一体化发展宣言》，达成区域人才合作共识。但“联席会议”只是三地人力资源主管部门之间的合作，缺失其他部门之间的协调与配合。例如，人才流动过程中出现的户籍问题，就需要公安机关的配合，人才的学历认证则需要教育部门的参与，京津冀三地人才开发合作的长期规划则涉及更多部门。虽然京津冀人才合作形式多样呈现，但仍处于一种非制度性阶段，缺乏强有力的组织保证和法律供给，很难有效，面临诸多困境：合作积极性不高，河北洼地招才引智困难重重，北京的人才优势在区域合作中并未发挥作用，优势互补未能真正体现；在人才合作途径上，没有立足于区域经济一体化特点及规律，探索多层次而有效的合作路径；合作的内容多为项目合作层面，缺失长效合作机制；人事主管部门的合作虽然以协议的形式推进，但还不具有法律意义上的真正约束力，且地方性法律冲突使难以形成区域人才合作统一规则。

二、京津冀人才合作最大壁垒是体制障碍，缺失法律重拳击破

由于京津冀区域各地经济、政治地位及发展目标差别较大，且各级党政领导扮演着地方利益代表，而各地政府为追求本地区经济利益的最大化，不重视区际分工与合作，也不重视人力资源跨地区的自由流动，甚至是阻拦流动。以行政区自身的利益为最高目标，地方性行政指令是人才资源配置的主要手段。基于各自为政的行政体制，各地在制定政策法规时，仅考虑自身经济利益，故而造成人才政策的不衔接，给区域人才市场设置了制度上的障碍。调查表明：京津冀区域存在着严重行政区经济，人才合作实质上是行政区划范围内的合作，其体制根源成了阻碍区域人才合作发展的最大障碍。譬如户籍制度，现阶段户籍制度仍是京津两地限定人口规模的重要手段，户籍互认制度相关实施细则迟迟不能出台，阻碍了人才的自由流动，更阻碍了区域内人才合作发展的步伐；再如社会保障制度，《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框架协议书》虽然提出了建立相互包容的社会保障制度，但基于各行政区的利益考虑，社会保障制度的统一构建迟迟提不上日程，具体实施办法也未出台。另外，“自我为中心”的制度障碍也造成大量的产业趋同：北京有10个优势产业，天津则有8个，河北9个。其中，医药制造业为三地共同所拥有的优势产业。可见，京津冀区域不佳的法制环境，在制度层面上不利于区域内各种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和发展的实现。

三、推进京津冀区域人才合作的法制构建

区域经济发展中非均衡是必然，既有产业、部门之间不平衡，也有人力资源发展的不平衡。但在非均衡推进中，必须把重点论和协同论有机结合，因为区域人才一体化进程也取决于区域能否较好协调发展。

摘要：近年来，随着民本司法理念的深入和恢复性司法的兴起，我国司法实践中出现了一种以协商合作取代对抗的刑事司法新模式——刑事和解。刑事和解通过对话和协商的方式平和地理性地解决了犯罪引发的刑事、民事纠纷，恰当地处理了被害人、犯罪人、国家之间围绕赔偿与刑罚发生的关系，在利益兼顾的基础上实现了正义的司法恢复。作为一项制度，笔者结合审判实践，认为刑事和解应有一个完整的系统，具体由以下这些要素有机组成：

关键词：刑事和解制度、设想

一、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

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即是指刑事和解能够在那些案件中得以适用。理论界对与刑事和解范围的界定存在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只要是存在被害人的案件，无论重罪还是轻罪，只要不是非处以死刑不可的案件均可以适用。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刑事和解的范围应当严格限制在轻伤害案件中、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成年人犯罪的初犯、偶犯、过失犯。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过于保守，在司法实践中大量超出该范围的案件也纷纷通过赔偿协议的履行得到了司法机关减轻刑事责任、适用缓刑等量刑上的优待。从法理上说，积极赔偿在一方面可以使被害人的损失得到及时的修复，有效减轻犯罪所造成的社会危害，在另一方面也体现了犯罪人通过自己的赔付行为向被害人谢罪的悔过心理。因此根据罪刑相适应之原则，刑事和解的犯罪不应受限制太窄，否则既不能适应审判实践的客观需要又不能体现制度本身应有的平等性。当然，鉴于以犯罪人、被害人为主导的刑事和解本身可能存在因双方过分关注自身利益从而损害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况存在，因此对于刑事和解设定一些排除适用的案件范围还是有必要的。笔者认为这些不适用刑事和解的案件具体包括：侵犯国家和公众利益的危害国家安全罪、危害公共安全罪以及故意伤害致人死亡的案件。同时基于我国正处于转型期、犯罪率居高不下的客观国情以及考虑到刑事和解制度必要的探索和实践过程，笔者认为可以对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界定应当有一个渐进的扩大过程。在目前可以考虑先对于主要侵害个人权益的轻微刑事案件进行刑事和解。而对于犯罪人系累犯、再犯的案件以及具有黑社会性质或者恐怖组织性质的持械伤害、聚众斗殴及其他情形的刑事伤害案件谨慎有选择地适用刑事和解。

二、刑事和解的适用条件

从国外立法以及目前刑事和解的探索实践来看，刑事和解应当具备主观、客观两方面的前提条件。一是主观条件：犯罪人认罪和犯罪人、被害人自愿参加刑事和解；二是客观条件：案件事实基本清楚、证据基本充足。

摘要：海外投资者在从事海外投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仅凭自身的力量无法克服的政治风险。随着我国加入WTO和海外投资的不断发展，确立完善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已势在必行。本文在对海外投资保险制度进行简介的基础上，对我国海外投资保险法律制度的构建进行了一些思考。

关键词：海外投资海外投资保险制度政治风险

一、海外投资保险制度基本情况考察

海外投资保险制度(investmentinsurancescheme)是资本输出国为保护与鼓励本国私人海外投资而建立的一项重要的国内法制度。

由于私人直接投资的特殊性，私人向海外进行投资时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险，最令投资者忧虑的莫过于与东道国政治、社会、法律密切相关的非商业风险，即政治风险(politicalrisks)。例如：投资东道国基于本国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外国投资者的财产实行的国有化或征收；为了维持本国的国际收支平衡实行的外汇管制；东道国发生的战争、内乱等等，这些事故将使外国投资者的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乃至经营不能继续。政治风险均基于东道国主权权力而为，在强大的公权力面前，投资者只能望“险”兴叹，而无法放心大胆地把手中的资金投向本是广阔而具有巨大潜力的海外市场。

为消除投资者的顾虑，资本输出国政府建立了海外投资保险制度以保护本国投资者。该制度的运行机制是资本输出国通过特设的或指定的保险机构对本国海外投资者在投资所在国(即东道国)所面临的政治风险提供直接保险或保证，一旦海外投资者的投资与投资利益因东道国发生政治风险而遭受损失，即由该保险机构予以补偿，之后该保险机构将取得代位求偿权，由其代表国家替代海外投资者的地位向东道国代位索赔。

摘要：依法治国的推行和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给高等学校学生管理工作带来新的挑战，应认真分析当前学生管理工作中的各种新现象和新问题，加强对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必要性和迫切性的认识，加快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建设，培养社会主义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

关键词：高等学校；学生管理；法制化

随着我国高等教育改革的不断深入和国家法治建设的推进，传统的高校学生管理思想和管理体制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根据新形势下高校的实际情况和当代大学生的特点，在发挥原有思想政治教育和纪律教育作用的前提下，充分运用法律手段，保护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调整大学生的行为，协调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促进学生的全面健康成长，促进学校的稳定发展，从而推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法制化建设，是高校学生管理工作必须解决的课题，也是创新学生工作机制的必由之路。

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是指高校依照国家法律的规定对在校大学生的学习、生活、社会活动等各个方面实现全方位的指导、教育、服务和管理的学生管理工作模式。与传统的学生管理工作模式相比，它侧重于从法律角度对学生进行日常行为的全面指导、教育、服务和管理，从学习活动到课外活动，从第一课堂到第二课堂，从教室到宿舍等各个方面，对学生规定了明确的法律标准，提出了相应的行为责任，对学生的行为具有指导性强、操作性强的特点。

一、推进高校学生管理工作法制化建设的意义

（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化建设的客观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