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籍约定劳动服务期法律效力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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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服务期的约定在我国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屡见不鲜，除了民航业等行业需要对员工提供长期系统培训之外，其他行业约定服务期往往是基于一些其他的特殊待遇上，最常见的约定服务期的理由是北京户口。对于服务期的规定，我国《劳动合同法》中虽然有明文规定，户口不能成为约定服务期的缘由，但基于中国户籍制度的特殊性与北京户口的稀缺性，实践过程中北京地区的法院往往会以诚实守信原则作出劳动者应当给予用人单位补偿的判决。笔者将通过梳理北京地区35个涉及劳动争议和人事争议的案例，通过各级法院的不同判决，探究我国以户籍约定劳动服务期的合理性与法律效力。

关键词:户籍;服务期;法律效力

一、中国户籍制度的起源与发展

(一)封建时期中国户籍制度的起源与发展。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由传统农耕文明发展起来的国家，对于人口的管理可以追溯到2000年前的秦朝。自商鞅变法后，秦国渐渐开始制度化的管理土地和人口，《商君书》中亦有《恳令》、《算地》、《说民》、《境内》等与土地和人口相关的篇章。中国最早关于户籍的制度就是出自《商君书》境内篇第十九章第一句“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该记述表明了从秦孝公时期开始，秦国就对属地的民众造册登记，用以统计徭役和赋税，这也促进，额秦国经济和军事力量的增强，为日后秦国统一六国打下了基础。汉代对于户籍制度的规定上承秦制，在内蒙古额济纳旗汉代烽燧遗址出土的《居延汉简》中，对于人口名籍记载更为详细，除了姓名、性别、出生、死亡等信息外，还包括奴隶、牛车、马匹、田地、住宅等相关信息的记载，甚至对于有些相貌不同常人的人进行了外貌的记载，如“身长七尺二寸”“黑色”等。总的来说，中国封建时期的户籍制度，主要是依托于土地、徭役和赋税衍生出的制度，为了防止人口流动导致耕田的浪费、兵役的不足、赋税的减少，封建时期后半，各个统治者对于人口的流动都采取了较为严厉的控制。(二)新中国时期中国户籍制度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在最开始的8年，即1949年至1958年之间，政府对于户口迁移的管理是相对宽松的，虽然对于迁移的规则做了相关的规定，但并没有对此做出限制，人口的迁入和迁出都相对自由，(笔者的祖父就是在50年代初从山东济南周边的农村迁往北京，并在北京定居的)。而后，在195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第十条中，对于农村人口迁入城市以及户口迁移做了相对严格的规定，由于城市大规模的发展工业，生活条件提高，会造成大规模的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但城市并不能提供足够的就业机会，基础设施也无法维持过高的人口容量，为了维护城市的治安和经济，国家对农村人口流入城市作出了非常严格的管控，这种管控直到结束才略有松动。1979年我国农村推行了家庭联产承包制，该制度提高了农村地区的经济和生活水平，同时农村也产生了剩余劳动力，基于此，我国户籍制度对于迁入迁出的规制变得比计划经济时期宽松了一些，在计划经济时代，“农转非”的户口转换由公安部门按照计划指标控制，计划指标在1%左右，1977年后，这一指标提高到1．5%。［1］1992年开始，我国进入户籍深化改革时期，公安部推行“蓝印户口”制度，旨在鼓励有条件的农村人口向城镇迁移，在城镇工作并享受和城镇居民相同的福利待遇。同时，蓝印户口也成为商品房推销的手段之一，在取消福利分房后，一些大城市，诸如广州，积压了一批商品房，1999年广州推出购买了商品房的非本市人口可以办理蓝印户口的政策，刺激了广州的房地产市场，推动广州的经济发展。2019年5月5日国务院颁布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该意见指出，要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机制，有力有序有效深化户籍制度改革，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到2035年，我国要建立城乡有序流动的人口迁徙制度。该意见的出台，预示着我国户籍改革已经进入深水区，城乡人口迁移也将适应社会的发展。

二、基于户籍约定服务期的合理性

(一)服务期的定义及我国的规定。服务期指的是劳动者和用人单位协商一致约定的服务期限，约定一般包含有两个必备条件，其一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了特殊的优待条件，其二是双方协商一致，对服务期有明确的约定。在2008年《劳动合同法》颁布之前，《上海市劳动合同条例》第14条和《江苏省劳动合同条例》第15条都规定，劳动合同当事人可以对由用人单位出资招用、培训或者提供其他特殊待遇的劳动者约定服务期。［2］我国目前的服务期制度被规定在《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二条中，该法条规定，只有用人单位为劳动者提供专业培训的时候，才可以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这是基于保护劳动者自由而做出的严格规定。但是实践中，往往用人单位会提供一些其他的“好处”，诸如住房，津贴等以此与劳动者约定服务期，而这些特殊待遇中，数量最多也最容易吸引劳动者的就是特大城市的户口。以北京户口为例，北京户口虽然没有实际价值，但是其所附带的附加值却极高。2013年《工人日报》结合教育和房产两项条件，给北京户口估值54万元，如果再将社保、医保以及北京户口的稀缺性计入价值的计算中，无怪于众人对其趋之若鹜。由于国家政策的规定，应届毕业生取得北京户口相较于其他群体，是比较容易的，有进京指标的用人单位在与应届毕业生签订劳动合同的时候，一般都会同时签订服务期协议，协议里表面以培训名义约定违约金，实则是与劳动者约定的解决户口的对价。之所以近年来服务期违约纠纷频出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用人单位对服务期要求苛刻。一般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的服务期最低不低于5年，最高可高达10年，同时，用人单位也会对劳动者做出不得考研，不得考博不得转调等要求。相比不能提供户口的工作，一般解决户口的职位薪酬也会较少。第二，劳动者与单位签订服务期协议往往是权宜之计，很大一部分劳动者在获得北京户口后往往会很快向单位提出离职，并主张依照《劳动合同法》二十二条，双方约定的服务期无效。为了解决用人单位与劳动者之间的矛盾，2009年北京高院及劳动争议仲裁委出台了《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其中第33条对用人单位给劳动者办理户口引发的服务期争议做出了规定，虽然双方就解决户口所约定的违约金无效，但是若劳动者因违背诚实信用原则给用人单位造成了损失，劳动者需向用人单位支付补偿金。该规定对《劳动合同法》22条进行了补充，更有助于适应我国户籍制度，既避免了用人单位利用优势地位剥削劳动者，同时也避免了劳动者以骗取户口为目的，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时，用人单位无从维权的窘境。(二)北京地区。35个户口服务期相关案例分析笔者通过检索北大法宝和裁判文书网，将近年来北京地区涉及户口服务期的典型案例，以是否约定过服务期，是否支付违约金，以及是否移转档案三个条件制作成表格，如下所示:由该表提供的数据可知，相比劳动争议，在人事争议中，约定服务期更为正规和普遍，一共8个人事争议案例中，用人单位都与劳动者签订了服务期协议，约定服务期的概率达到100%，而在劳动争议中，约定服务期的只占55．6%。在支付违约金上，人事争议中有50%提起了支付违约金的诉讼请求，法院全部支持了支付违约金的诉求，另有50%的案例用人单位未就违约金提起诉讼求。在劳动争议中，支付违约金(赔偿金)的只占到26%，，不支付违约金的占比52%，而未就违约金提起诉讼的占到22%，当然支付率较少和一些用人单位未约定服务期，而以劳动合同代替服务期有关。在移转档案方面，除了人事争议有两起案例法院判决劳动者离职无效，用人单位不应办理档案移转之外，剩余32起案例，法院无论对违约金做出何种判决，在用人单位是否应当为劳动者移转档案的问题上，都依照《劳动合同法》第50条第一款做出了相同的判决，即用人单位可以就违约金、补偿金另行提起诉讼，但要在法律规定的时限内为劳动者进行档案移转。笔者将在下文详细分析三十五个案例中三个劳动争议案例，这三个劳动争议案例均约定了服务期，劳动者均不满服务期离职，但法院的裁判却有很大差别。1．戴某与某服务公司劳动争议案戴某与某服务公司(以下简称服务公司)于2015年签订了劳动合同，为期5年。服务公司给戴某解决北京户口，双方约定了5年服务期和10万元的违约金。戴某工作1年后，向单位提出离职，但用人单位以戴某未支付违约金为由不给戴某办理档案，后戴某入职新公司。服务公司遂向某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提起仲裁，但仲裁委驳回了服务公司的仲裁请求，服务公司向北京市顺义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戴某支付10万元户口违约金，并支付由于戴某离职给服务公司造成的工作直接损失50万元。戴某答辩称，依照《劳动合同法》第二十五条，服务公司与其签订的服务期协议及户口违约金无效，并且戴某主张，服务公司提出的招录费、服装费、培训和和由于戴某离职公司生产、经营和工作造成50万元的损失，违背事实，缺乏证据，不予认可。法院认为，服务公司与戴某就户口约定的违约金无效，但服务公司为戴某解决北京户口付出了较大成本，戴某作为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应当意识到其工作一年就离职会对单位造成损失，戴某的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法院结合双方约定的赔偿金数额，按照工作年限，酌定戴某支付服务公司赔偿金8万元。戴某不服提起上诉，后又撤销上诉，一审判决为生效判决。2．李某与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李某与某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简称生物公司)于2015年6月签订了劳动合同，为期三年。后双方又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约定服务期5年，生物公司为李某解决户口，并承担因办理户口产生的一切费用，若李某未履行该协议，应当赔偿生物公司15万元人民币，每服务一年减少3万元。后李某于2016年6月提出辞职。李某辞职后，生物公司向北京市海淀区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起申请仲裁，但仲裁委驳回了生物公司的仲裁请求。生物公司不服向海淀区人民法院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李某向公司支付12万元的违约金。李某答辩称，依照《劳动合同法》二十五条，双方约定的服务期条款为无效条款，且为了入职，该协议是在李某被逼无奈的情况下签订的。一审法院认为，李某答辩称生物公司强迫其签订服务期协议，但未能举证，且李某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应当承担其签字行为所产生的法律效力。双方签订的服务期协议中约定，李某应当支付生物公司由此造成的损失15万元，不应当被理解为违约金条款。结合北京户口的稀缺性，依照诚实信用原则，法院酌情判定李某支付生物公司赔偿建2．4万元。李某不服一审法院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3．高某与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劳动争议案高某于2014年3月与某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下称电气公司)签订了三方协议、劳动合同和补充协议，补充协议约定电气公司为高某解决北京户口并提供福利住房等优厚待遇，高某应为公司服务6年，若提前离职应当按照一年5万元支付违约金。后2015年9月高某离职。后电气公司向北京市昌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提起了申请，仲裁委驳回了电气公司要求高某支付违约金的请求，后电气公司提起诉讼。电气公司诉请由高某支付违约金25万元，支付因其离职给公司造成的各项损失约40万元。高某答辩双方签订补充协议中约定的违约金是违法的，且在工作期间履行了工作义务，离职后进行了工作交接，不应当承担电气公司提出的40万元的损失。法院认为，高某和电气公司是基于办理北京户口约定服务期和违约金，电气公司要求高某支付违约金，法院不予支持。电气公司提出证据不足以证明其经济损失是由于高某的离职导致的，故电气公司主张的四十万元经济损失的诉讼请求，法院不予支持。这三个案例都是劳动争议案件，劳动者与用人单位在签订劳动合同之外，另行约定了服务期和违约金，该违约金虽在约定时具体名目不尽相同，如李某案中，用人单位在协议中并未使用违约金一词，而是用损失一词。但归根结底，这三个案例约定的违约金都指的是用人单位为劳动者办理北京户口产生的户口违约金。虽然北京地区已经在2009年出台了“户口补偿金”政策，但是法院在审理中仍然做出了不尽相同的判决。戴某案，法院直接按照双方约定的违约金10万元，以服务年份比例，判决戴某支付8万元补偿金。李某案中，法院虽然判决李某应当因违背诚实守信原则支付补偿金，但是在约定15万户口违约金且李某只入职1年的情况下，法院酌定李某支付2．4万元补偿金，经上诉到二审法院维持了原判。而在高某案中，用人单位与高某也约定了1年5万元的户口违约金，高某工作1年半后离职，法院最后判决高某不需支付补偿金。之所以这三个案例的判决不同，一方面的法院对《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北京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关于劳动争议案件法律适用问题研讨会会议纪要》中关于诚实守信原则及户口补偿金的理解不同，在戴某和李某案中法院均依照诚实守信原则做出了劳动者需要支付户口补偿金的判决，在高某案中法院直接认定违约金无效，在用人单位提出劳动者违背诚实守信原则时，也未对此进行判决。其二是在于究竟补偿金应当支付多少。由于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违约金主要出于用人单位给劳动者解决了北京户口，而北京户口虽然稀缺，也有一些媒体尝试计算过北京户口的价值，但是在法院判决过程，仍然缺乏具体衡量北京户口价值的指标，不同用人单位给劳动者解决北京户口的成本不一，约定的户口违约金也不同。在王某与某中医医院的人事争议［13］中，法院判决王某支付34万余元的违约金，虽然人事争议和劳动争议有不同之处，但是足以见得北京户口的价值还是比较高的。笔者认为，法院在对户口补偿金进行酌定的时候，应当综合考虑到用人单位的损失和北京户口的价值，避免在相似案例中出现判决差异过大的情况。(三)以户口为由约定服务期的合理性。关于服务期，上文已经阐释过，主要是劳动者在获得特殊待遇时所支付的劳动对价。学界关于“特殊待遇”的界定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是我国《劳动合同法》中规定的严格的特殊待遇，仅包括用人单位给劳动者提供专项培训。而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特殊待遇应当包括用人单位给劳动者提供的一切不同于其他员工的好处，如薪金、住房、户口等。以户口约定服务期的争议主要在于，扩大了《劳动合同法》的特殊待遇，是否会对保护劳动者的自由造成不利后果。笔者认为，将特殊待遇适当放宽是合理的。一方面是由于我国户籍制度的特殊性，给超大型城市的户口赋予了极高的价值，而一方面，服务期的约定更像是民法中的一种契约，作为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在约定享受到用人单位提供的好处的同时，应当支付相应的“对价”即工作。在享受了特殊待遇，尤其是像户口这样时效长，附加价值高的待遇时，违背契约，理应承担违约责任。法律对劳动者的保护不应当成为劳动者不诚实守信的保护伞。同时，对于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来说，一些竞争力不足的用人单位，可以以提供特殊待遇的方式引进人才，约定服务期有助于用人单位的发展，避免人才过度集中于大型企业，加重两极分化。

三、结语

本文通过对北京地区35个案例进行分析，想要通过实践层面的判决来探讨以户口约定服务期及违约金的合理性。笔者通过分析发现即便北京地区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法院在实践中进行审理的时候，对于酌定补偿金的数额仍有很大差异。从户籍改革的方面看，目前虽然我国已经计入改革的深水区，但是教育、医疗、社保等方面，各省差异仍然较大，其中涉及的利益纠葛也很多，在短期内我国仍我不可能取消户籍制度，也很难消弭不同地区户籍的差异性，这是和我国政治制度和市场化程度相关联的。《劳动合同法》主要内容是为了保护劳动者的权宜，但是现在实践中确实也有很多劳动者利用《劳动合同法》为恶的情况发生，如故意在多份合同中的其中一份不签名，骗取户口后离职主张服务期约定无效等。如果在保护劳动者的同时，维护市场的稳定与良性竞争，将是我们日后在处理劳动争议和进行劳动法立法的关键。

参考文献:

［1］陆益龙．户籍:一种对中国城市化制度性的扭曲［J］．探索与争鸣，2012(12):60－64．

［2］占菲菲．服务期违约金的适用范围和法律定性［J］．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学报，2017，31(02):48－54．

作者:刘依然 单位:中央财经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