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与法律发展法哲探索

导语：亚洲与法律发展法哲探索一文来源于网友上传，不代表本站观点，若需要原创文章可咨询客服老师，欢迎参考。

本文作者：李玉生季金华工作单位：

由国际法律哲学与社会哲学协会(IVR)中国分会、中国法学会法理学研究会和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第三届亚洲法哲学大会于2年1月16)18日在中国南京召开。这是建国以来我国法理学界首次主办的国际性法哲学大会。来自中国大陆、日本、韩国和中国香港地区的专家学者近15人出席了这次大会。会议围绕21世纪的亚洲与法律发展这一主题,分七个专题,就21世纪的亚洲社会发展与法制变革之间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交流和探讨。

亚洲法哲学的新发展随着亚洲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长足发展,亚洲法哲学在许多方面也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中国和日本的法理学研究尤其突出。张文显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中国法理学的发展经历了1978)1991年初步发展、1992)1996年加快发展和1996年以来全面发展这三个阶段,分别对应于三次思想解放高潮,即以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南方谈话和中共十四大召开以及在中央法制讲座上的讲话和中共十五大为标志;在这一时期,中国法学界围绕依法治国和法学理论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富有成效的探讨,并形成了一些理论热点,如法的本质、权利义务法学范畴和权利本位、现代法的精神、法治与依法治国、法制现代化、法学的变革与创新,等等。对此,有学者认为,第一,中国法理学三个阶段的发展主要是外力推动的结果,法学家在建构法治社会中应当发挥更大的作用;第二,对法(法律)本质问题讨论的主要意义在于摧毁了教条主义、霸权主义理论;第三,权利本位理论的意义在于第一次用法学理论思维模式分析法律问题,突破了以往传统的研究视角和思考方法。另有学者主张,中国法理学的发展主要经历了两个阶段,它以是否确立市场经济体制为标志。森际康友提出,亚洲法哲学的研究固然要以解决亚洲自身的问题为目的,但要胸怀全球,选择自己能够有所贡献的问题来加以探讨;日本在吸收西方法文化、确立所谓近代性自我这一意义上的人的近代化过程中有许多教训,主要是在自我形成方面出现了公与私的分裂,尤其是公共领域的不完备造成市民性个体人格无从确立,结果导致日本的政治与法的贫困;可以通过法哲学的探讨建构起促进公共性言论活动的公共领域,来实现丰富的个性和私人性。有学者认为,日本存在的问题在世界范围内亦同样存在。就法学研究而言,对本国现实的政治、经济制度进行批判,使各方面得到很好的运转,推动法治是学者们的一种责任。另外,从部门法研究的视角来看,个性发展和公民权利十分重要,尤其是得知权,得知权是一切权利的前提。有学者提出,要加强人的模式构造这一学术范式在法哲学研究中的影响。

亚洲法治的新发展2世纪的亚洲,以法治推动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是一个主导趋势;而在新世纪,法制改革与法制现代化仍是亚洲国家和地区的任务。刘瀚认为,法治的实现对任何一个国家,尤其是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地域广大而发展落后的国家将是一个艰巨、复杂、庞大的系统工程,具体包括法律体系的完善,公民法律意识的提高,高效、协调、规范的行政管理体系和工作机制的建立,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的实现,监督机制的完善以及地方、行业和基层依法治理这六大工程。有学者指出,村民自治的价值目标和村民自治的运行机制展示了法治的良好前景;以理性为核心的现代性是中国法治化的生成点;国家可以通过一系列法治措施,增加腐败者的法律和道德成本,达到预防和遏制腐败的目的。中村浩尔指出,重建福利国家与和平哲学以及结束对美国的依赖,可能是一个有价值的目标。当代日本法制的发展要实现从资本法律、国家法律到市民法律的转变:市民法律中的个人应更多地关注社会的弱者;在法律中要更多地反映人民意志,这是法化的基础;哈贝马斯式的成熟的市民社会应与法化战略形成良性互动。有学者认为,这种战略方案的实施有一定困难:对所谓弱势个人更多的关注将会构成对现代法律形式合理性的个性的巨大冲击;媒介型团体的发展与减少政府干预这种团体的要求之间存在矛盾,因而依赖媒介型团体实现法化的战略很可能要打上一定的折扣。在方法论层面上,有学者提出,研究法治有两条思路:一是现代化范式,即由国家自上而下推行法治;二是本土化范式,强调依靠本土资源、自下而上实行法治。在实践中,应当综合这两种方式。

亚洲价值观与法律发展法律制度的价值取向规定了法律发展的走向。亚洲应该树立什么样的价值观,怎样做到既体现现代国际社会共同的价值理念,又充分反映亚洲自身合理的价值需求并外化为法律制度呢?今井弘道认为,首先必须理清近现代文明与亚洲价值观的关系。当代世界正处于超越近代文明向新文明的转型时代。我们所理解的近代,是把自然视为人类生产力支配的无限原材料的人类中心主义,是以科学技术的知性为发展的基础,并在主权国民国家与它所保护的产业社会中展开的时代。源于西方的这个近代特殊系统在地球环境的危机以及陷于种种困境的状况下,正逐渐地走向终结之路。其次必须扬弃亚洲式价值观理论与西欧式普遍主义的二元对立,并借以克服源于西欧普遍主义的亚洲价值观。亚洲式价值观理论与西欧普遍主义的对立焦点在于人权问题,前者促成了个人对国家的根本性义务。欧洲或美国民主是在其特殊社会历史文化中展开的,我们不能照搬,必须遵循亚洲自身的文明规律,开拓超越西方近代范例的新时代。有学者认为,应从普遍性与特殊性角度来考察亚洲价值与西方普遍主义之间的关系。陈弘毅提出,能够集亚洲价值的传统性与现代性于一身的是诉讼与调解的关系模式,而公正在某种程度上是统合诉讼和调解的价值基点。调解传统的内涵和机理在于:(1)和谐的哲学观是调解传统的哲学基础;(2)中国传统社会对诉讼的鄙视,突现了调解在传统社会纠纷解决方法中的地位;(3)官员的行为使调解在传统社会中植根。传统调解存在着一些结构性问题,可能会造成不公正的结果,因此需要经过现代的洗礼和一种创造性转型才能取得更多的正当性,使之不仅能适应、生存于现代与后现代,而且能对现代性做出积极贡献,并能纠正其结构性弊端。另有学者认为,中国传统调解文化的核心是秩序至上的价值取向,这与建立在充分尊重个人权利基础上的西方调解截然不同,因此要发挥中国调解制度的应有作用,就必须甩掉历史给我们留下的思想包袱。当然,调解的有些方面需要进一步研究。例如,怎样实现调解的创造性转化?其创造性转化的条件和途径是什么?转型社会中的法律与权力人是法律发展的主体,法律制度的安排要体现人的本质需求。现代法律制度要体现个人主体的品位,需要深刻阐释未来的个人主义的价值底蕴。岛津格认为,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是西方正义观的反映。在西方,个人主义的特点包括:个人完全独立,民族国家只是个人的一个工具;人有天赋人权,保护这种权利是国家的目标。然而,人的权利和自由只能在有秩序的社会中才能获得保障。因此,个人主义既是一种规范,也是一种游戏规则,它的前提条件就是市场经济,在市场中个人必须约束自己;民族国家的主要职能就是根据社会变迁的需要重写游戏规则。有学者认为,只有在法律之中,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才有出路。郭道晖提出,社会结构的转型会引起国家权力的相应变化,权力的多元化和社会化是必然的趋势。权力多元化与社会化的表现形式主要有:国家权力内部分权的社会化,非政府组织及其社会权力的扩展,超国家权力与国际社会权力。针对这种全球性的趋势,亚洲包括中国必须应对并进行改革,首要的是对权力多元化与社会化的实质作出必要的认识:权力多元化是政治民主化的必然要求;权力社会化是权力人民性的进步,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归宿。有学者认为,多元化权力的世界是一个与传统的国家主义权力本位观相背离的世界,国家权力的分化是现代民主制国家社会变革的重要内容。还有学者认为:应该明确区分权力与权利;权利问题是当前法理学研究的前提问题,必须加强研究;分权是必要的,但不同于三权分立。

亚洲法哲学的新领域在亚洲正进入全球化时代的背景下,如何协调国际法与国内法的关系呢?李龙认为,法律规范的和谐统一是科学地认识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逻辑起点;法律价值的善恶与否是理性地判别国际法与国内法关系的基本标准;而人权和主权的辩证统一又是现实地处理二者关系的首要准则。一般而言,人权是主权的渊源,主权是人权的升华;人权是主权的内容,主权是个人权利的总和;人权是主权的归宿,主权是人权的保障。有学者认为:主权对内来自于人民的权利(人民主权),对外在国际社会中指国家主权;主权与人权的辩证统一是一种常态,但就现实而言其非常态是可能存在的。因此,国际社会中要讲国家主权,而在国内讲国家主权有可能会对人民的权利构成潜在的危险。有学者强调,生存权保护得好并不一定都有人权,特别在今天的社会中,赋予人们的意见表达权应具第一要义。崔钟库指出,深入挖掘东亚法理学的基础是进一步把握全球化视野下亚洲国家国内法与国际法关系的前提,因此,应从历史和哲学的角度探究新近出现的东亚法理学这一概念。通常意义上的东亚是指中国、日本、韩国、蒙古和越南。东亚普通法主要由法典、乡约(或村落法)和中国律学、日本的明法道等要素组成。东亚法律的哲学基础涉及到法的概念、正义和善、法律和意识形态、生态理性、人权和义务等要素。另有学者认为,东亚法理学的基础应该有两个:一是从民间角度而论的仁,仁是任何人得以生存的基础;二是王道。亚洲的人权与法治在承认人权普遍性前提下,亚洲国家强调人权保护的特殊性和本国特定条件下所决定的优先选择。因此,所争议问题的焦点集中在发展权的性质和内容上。李步云认为,发展权的产生是同民族自决权的产生密切联系在一起的。发展权是一种发展机会均等权,其实质是一种平等权,其内容是发展,亦即在发展问题上的平等权。发展权作为一种人权,其伦理基础是平等理想,其政治基础是人类的共存共荣,其现实基础是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的存在。发展权作为一项国际集体人权,其义务承担者是多元的,但它的实现首先要靠受益者发展中国家自身的努力。同国际人权相比,国内人权是根本的;个人人权是集体人权的基础。从这个角度来看,发展权就不是一个主要人权。有学者指出,在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各民族都有发展权利,每个人都有追求幸福的权利,这种宗旨本身就表述了法律发展中的人本主义倾向和对人的终极关怀。卡尔#威尔曼(CarlWellman)认为,发展权是一种团结权。人权经过了三代的发展:第一代是公民政治权利;第二代是经济文化权利;第三代是发展权以及和平、良好环境权即团结权,这种新型权利是集体人权。还有学者认为,从方法论的角度讲,人权的研究应实现以下几个方面的转变:1.从国际法领域转向法哲学领域;2.人权主体的特殊性向一般性与特殊性相结合转变;3.对发展权内涵的封闭性认识转向开放性研究;4.从道德领域向法律实践领域转变;5.从研究方法的对抗性走向交流与对抗相结合。当然,人权与法治是紧密关联的,人权是法治的价值目标,法治是人权的保障。要保障弱者的人权,需要建立法律援助制度,法律扶助的主要目的是保障公民权利,包括诉权的享有与行使。

全球化与亚洲法律发展在全球化的浪潮中,亚洲各国的法律也开始了重构的进程。朱景文指出,面对全球化的挑战,中国法制建设的发展轨迹是贸易自由化和放松管制。中国法制对WTO的回应应该是全方位的,即开放性的、防范性的和保护性的回应。有学者认为,在加入WTO后,应保证法律的公开性、统一性和透明性,要对全球化的产物汉莎同盟的兴衰这类历史事件和经验进行深刻的反思。公丕祥认为,在全球化的背景下,构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对中国乃至整个亚洲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在全球社会变革与法制现代化进程中,我们要捍卫法律主权,反对新的法律殖民主义,防止中国法律发展的边缘化趋势;民族国家仍然是全球化进程的基本单位,全球市民社会并没有减弱主权国家的社会与法律责任,政府的主导与推动乃是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深厚动力;新的全球化浪潮虽然推动了全球性法律重构的进程,但多元化的法律文明体系依然有着广泛而深厚的全球基础和强大的生命力,因此,一个既与全球法律文明大道相沟通、又具有浓郁的民族法律文化特色的中国法制现代化道路一定会出现。另有学者认为,对全球化与中国法制现代化还需进行定量分析、个案剖析等实证研究;要学习日本法制现代化道路中法律移植的经验;要加强当代中国官方与民间的法律沟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