叙事话语中的事实取证

时间:2022-04-29 04:1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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叙事话语中的事实取证

摘要:在再现事实的过程中,叙事的冲动会很自然地产生,对任何事实如何发生的任何言论都需要一个清晰的叙事形式。叙事观并非看不出虚假与错误,而是宽容了虚假与错误,它意识到如果不宽容它们,真实完整的事实就不可能得以真正的建立。

关键词:叙事;话语;事实

一、事实与叙事

1.叙事中的事实

叙事,用通俗的话讲就是讲故事,这并不是一个复杂的理念,我们从童年起就习惯了叙事的理解方式。但是试图使它获得法哲学的地位,成为证据理论的根基,却很容易受到批判与怀疑。一般看来,叙事除了提供案情发生、发展中的轶闻趣事与侦查机关侦破案件的必要线索外,根本就没有什么地位,一门学科如果以讲故事的方式来研究它的资料,在理论上是否有根据?在方法论上是否充分?就这一点来说,叙事并非主要作为一种理论的产物,或作为一种方式的基础,而被看作一种话语形式。这种话语形式可不可以用来再现事实,要看其主要功能是描述案件事实中的一个情景,分析一个心理过程,还是讲述整个案件经过。如罗兰?巴尔特所说,叙事“简直就像生活本身……是国际性的,跨历史的、跨文化的”,它应该看作更普遍意义上的对如何将过去的东西转换成可讲述(telling)的东西,而且还是以非特定法律文化背景下完成的。这正是寻求两大法系,乃至更多法律流派对事实问题的中庸解答的途径,建立普适的证据理论哲学根基的渠道。我们或许不能完全领会另一种法律文化(如英美法系)的特定诉讼程序所形成的事实认定模式,但我们很容易理解其中的故事,无论诉讼程序多么“别样”,都丝毫不会损伤叙事的现实直接性给我们头脑中传递出的证明信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叙事远非某些作为经验的特定程序规则中的一种,它是一种人类普遍接受和自然而然认可的理解信息的原始方式。

2.叙事中的话语

事实不是一种存在过的绝对真实,不是一种纯客观过程;也不是一种凭经验和内心轻易编构的主观虚假,即不是一种纯主观过程:应当说它是一种叙事性话语,当谈论到“话语”——语言之际,我们很难分清语言本身是客观的还是主观的,话语将主客观统一得那样完善,使我们简直会被它迷惑,而轻信事实或辨别不出真伪。话语能够让其听者陷入到一个可知的或可证明的范围之内,同时也打消了听者对范围之外未知领域探求的欲望,它能够引导诉讼参与人在这个范围内,本着法律价值的标准和行为规则来确认实在的事实,以及以冒着牺牲自身利益的风险来触犯这种实在的事实。因此,话语的出现使“事实”变成了“叙事”,“过去事实参与人”变成了“人物”或“角色”,“证据”变成“情节”与“细节”,“亲历者”变成“阐释者”,“一义”变成“多义”。

叙事话语能够使过去与现在甚至未来一一对应,严肃而刻板的事实追寻也就变成了一场灵活多元的拼图游戏。因为它并非简单地反映或被动地记录一个已经被时间虚化的世界,它精心整理在感知和反思中被给予的材料,塑造并创造新的成分,以补充痕迹间的空白,它采用的再现方式正好能够与人类行动的生活方式相匹配,即完全可以用语言符号标识出事实的一切,而且,话语的符号性质确保了过去事实可以成为法庭认识对象的适当性。

3.叙事中的真伪

保守的证据观念可以有针对性地认为,如果证据科学转变成为真正的科学就必须杜绝把讲故事作为其研究对象,而致力于开发那些支配事实发现的规律与方法;将“故事”逐出“事实”之外将是证据法学科学化的第一步。然而,有趣的是,正是出于对叙事的不信任才成就了叙事证据理论的根基,因为对排除“故事”的种种努力表明最终呈现的事实仍然是个故事,即使不极端地看成故事,也仍摆脱不了故事的模式。由于这一点,保守主义者反倒变成叙事主义的捍卫者。其实,叙事观并非把案件事实与虚构的故事混为一谈,它能够清楚地区分实在的与虚假的,只是它认为那并不是核心问题之所在,最重要的关注点应集中于如何找到一条研究路径,使实际审判中的各方均得到关于事实问题的满意答复,甚至使理论界也无可厚非。完成这项任务需要一个对现存疑难问题更为宽容的思考视野,也就是说叙事观并非看不出虚假与错误,而是宽容了虚假与错误,它意识到如果不宽容它们,真实完整的事实就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建立。事实本身就是所发生故事的一种混乱堆积,如果不允许犯点错误的话,就简直无法着手挖掘真正需要的事实。

二、叙事的性质

1.叙事的多样性

事实在被提到司法程序审查之前,是以零碎素材的形式散见于日常生活。未确定明确的主题——查出案件事实之前,素材之间只保持着平等的相互作用,并无主次之分,但当有了明确主题,情况就人为地发生了扭曲:零散的素材必须以一种让人信服的方式整合起来,而且还要求传达出一定的法律意义——说明一定的人有罪或无罪、罪轻或罪重等。这种整合过程自然会牵涉到整合的规则、整合的方法、整合的认定等诸多问题。暂时抛开这些环节,单就整合结果来看,必然会形成一个符合诸规则限度内的证据的“散漫混合体”——查明的事实。之所以称其为“散漫混合体”,是因为该查明的事实为进一步叙事提供了很多自由。因为证据中蕴含的信息无非是一种证明代码,这种代码被证明者赋予了自认为合理的证明意义,使证据转变成为一种自认为强有力的论证工具。然而就整体证明来看,单一的代码缺乏排列的语法,更准确地说,人们当然可以使代码排列起来让人看得多么合理,但这种排列方式并没有统一的“语法规则”作支撑,语法规则完全是证明者个人的观念逻辑。因此,如果一种排列可以称为“可行”,就同样存在其他语法规则排列出的结果亦可行,法庭上所显现出的法官、原告、被告、甚至第三方或证人都可能提出基于自己的认识形成的事实判断,就是最好的例证。

2.叙事的统一性

过去事实是真实发生的,不是虚假的,它向一个将来的叙述者呈现自身的形式应是被发现的而不是被建构的;然而就将来的叙述者而言,他所能采取的唯一方法只剩下建构,虽然他的目标始终在于发现真相,但是把零碎的证据组织起来无论如何都需要些想象、逻辑结构、排列组合、对比搭配等等的构建方法。两者之间似乎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原因在于,这一悖论的解答不可能仅仅局限在“真”与“伪”的二维价值评判标准中,它必须通过更高层次语境中的价值维度分析来化解,那么什么才是超越“真伪”尺度的衡量依据呢?那就是叙事的完整统一度。作为话语形式的叙事为再现事实所增添的任何东西并非非真即假,因为它们只是对真实事件的结构和过程的模拟。如果过去发生的事实能以某种神奇的方式复现的话,姑且还可以判断这种模拟的真伪,但遗憾的是,那完全成了神话。叙事中讲述的故事是以毫无竞争者对抗的绝对优势掌握了探究事实的全局,而成为真实的故事的唯一版本。简单地说,在没有原品的情况下,复制品就是原品,没有复制品的情况下,模仿品就是原品。

那么,是否可以因此而心灰意冷的认同由任何不辨真伪的叙事来决定事实呢?当然不是。正如上述所说,存在一个更高的准则:叙事完整统一度。克罗齐曾言:“拥有真实历史的首要条件是构建一段叙事。”他强调,“难道可以否认所有的准备工作是为产生对已发生之事的叙事而服务的吗?”也就是说,对叙事而言,只存在完整统一与否的问题,并非对与错、好与坏、善与恶、真与假的问题,那些问题不过是倾听者的意义解释,叙事的本体始终围绕着完整统一性展开。完整统一性要求叙事符合一切可能性的逻辑与经验:材料充分、匹配恰当、连贯一致、闭合、因果等多种因素。

对客观事实再现中的叙事性价值正是源自这种初始愿望,即一种让事实显示出(不管真实还是虚假)符合生活与法律要求的“实在之事”。凡是没有合适的开头、缺乏逻辑的过程、让人生疑的结果、支离破碎的证据罗列,在任何时候,都会面临着虚假的质疑。

3.叙事的时间性

司法人员在形成叙事或借用叙事时,方法和策略与作为普遍人的当事人并不一样。司法人员,尤其是法官在发现了所发生事件的真实故事并且通过叙事把它准确再现出来之后,往往会放弃言说的叙事方式,转而向当事人或诉讼参与人直接进行带有明显法律意义的说教,详细论述经过自己深思熟虑建构起来的诸叙事要素:时间、地点、行动者、行为、过程、动机、环境以及它们相互的关联。这样,经过分析后的叙事已经不再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叙事,被肢解了的叙事很难确保整体统一的要求,不过这对司法人员已经不再重要,叙事功能已经用尽,叙事结论已经转化成他们头脑中的定型模样,在证据法学中用“内心确信”来说明这些定型模样是多么的根深蒂固,不会轻易动摇,叙事的使命在形成信仰——“内心确信”的同时宣告结束,因此,它对司法人员来说是阶段性的。

但在普通民众眼里,叙事是永恒的,事实从碰到普通人之时至结束之际,普通人永远扮演着纪录者的角色,因为在司法干涉之前,那完全是他们实实在在的生活的一部分,生活对每个人而言,都是一篇没完没了的叙事,绝不会因为想到在未来受到法院的审视而刻意改变丝毫,即便在司法介入之后,普通人也只是身份角色的转换,比如,有的因了解案情而成为证人,有的因涉及自己当时的行为而成为犯罪嫌疑人等等。当然,普通人可能出于某种动机或原因故意扭曲、隐瞒或虚构故事,这是赋予他们说话、讲故事的权利而产生的副作用(理论上讲无法真正根除),但这不是叙事本身的错误,与叙事无关。叙事一旦自然而然的产生,普通人的任务就已完成,至于其后的法律过滤并非他们的事儿。他们可能会改变故事的版本,却不过是以一个故事代替另一个故事而已,他们始终不会用一个其他的什么东西来代替故事。

4.叙事的准确性

叙事的准确性直接取决于证明信息的“密度”(density)。证明信息密度小说明论证论据不充分,需要填补的证明空间大,叙事的诗化功能增强,逻辑化功能削弱,叙事的精准程度明显降低,认定事实有可能出现悬疑与多种可能;相反,如果证明信息密度大说明论证证据丰富,空白地带小,叙事逻辑化功能占优势,叙事准确性提高,认定事实几乎趋于唯一。

参考文献:

[1]罗兰?巴尔特著,斯蒂芬?赫斯译.叙事的结构分析导言.形象?音乐?文本.纽约,1977.

[2]广主艺术概念下的历史(1893).第一评论(primesaggy)(1951).

[作者简介]栗峥(1978-),男,山东济南人,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法学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证据法学、诉讼法学、司法制度、法律思想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