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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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产业化引发的法学教育中的竞价交换，积极的方面在于提升了法学教育机构的社会交换能力，终结了8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者令人不胜欷歔的经济窘迫――正是中国法学教育家在80年代拥挤的住房、明显不合身的花白中山装，让斯时无数投身法学研究的学子，不敢对“法学者”的社会角色产生向往――直到后来，人们才知道这叫做“经济人理性”。当法学研究生乐于进入个人收益方面具比较优势的社会组织后，上帝知道，我们的社会，将会为此付费。

社会中有两种人须由聪明汉担当，一是法律人，一是医生。他们是为社会组织或个体排解疾患的人。如果他们是由基因方面存在严重缺陷的人士来顶替，哪怕他们的社会角色再响亮，他们也往往仅能敷衍塞责，致社会或者个体机体病态更严重。因此，选择和培养法学良材，考据个人基因质素，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社会主义”的。

作为一名关注社会分配正义的人，对于自90年代以来法学教育者经济状况之改善，是欣喜的。法律人经济上没有尊严，会导致法律没有尊严。法律制度，是社会中相当高级的一种设计，需要用充足的、庸俗的物质成果来保障。它和任何社会加魅装置一样，是需要“扮靓”的。法学教育者经济尊严的获得，亦是“社会主义”的。

当法学教育在不断满足自身基本需要之后，教育组织者忘记服务社会之目的，仅仅变成权势和金钱的俘虏，就需要对分配正义矫正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再行矫正。尤其是需要关注贫穷无势者的法学教育权利，保障法学教育产业化中，此类“最少受惠者”权益不被剥夺。然而，令人遗憾的是，不剥夺弱者则满足不了“强者”的分配份额，于是法学教育进入了弱肉强食的“野蛮时代”。

法学教育事不关己，但是对法学教育之野蛮时生的各类现象，人们难免会产生遗憾――这和遗憾80年代中国法学教育者的经济窘迫一样。不合理之社会机制运转，是需要额外付费的，并不是没有代价的――它直接导致“幼稚的法学”成为得志后的“癫狂法学”。所谓“癫狂法学”，就是讲不清道理、仍然叫“法学”的“法学”。“癫狂法学”，无疑是法学教育野蛮时代之学术衍生物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