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制拆迁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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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为适应城市急剧扩张的要求，国家制定《房屋拆迁管理条例》，这个条例赋予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强制拆迁权，而今，作为一个符号，唐福珍必然成为这个已经实施了8年的规定最悲情的注释。

我们原本无意关注的个案，竟然成为2009年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的对象，成为互联网上一个民意汹涌的公共事件，这时，我们不得不思考一个问题：当自杀已经成为博弈的武器，法律将退向何处？

现代法律制定的本意和目的，就是为了传播文明、构建秩序、解决纠纷，关爱生命，现在，一部执法者声明“主体合法，程序合法”拆迁执行，却导致了一个鲜活生命的惨烈逝去。当拆迁户声称要保护自己合法的财产，最终拿起的却是燃烧瓶。这到底是社会的悲哀，还是法律的悲哀？

唐福珍事件中，笔者不愿对其房屋拆迁本身的对错作出评价。笔者更关注的另外一个问题是：我们怎样看待一个生命的代价拆迁固然是城市发展的需要，笔者也不愿重提那个被奉为经典的美国“最牛钉子户”伊迪丝-梅斯菲尔德的故事，毕竟，照搬西方的一套未必就能“水土皆服”。但是一个重要的问题我们不能忽视：在当前我们的死刑执行都要推行人性化的注射方式的环境下，在一个试图维权的鲜活生命面前，时间和经济，是否就那么至关重要，重要到连停顿下来做一下安抚工作的时间都不能浪费？重要到要瞬间就要让一个人结束宝贵生命为代价？

作为一个普通人，我不知道“唐福珍”在自焚前是何种力量促使其自焚，这种力量大得如此令人恐惧，令人感慨，令人悲伤。房屋固然安身立命，但是没有了生命，永别了相濡以沫的亲人，那空空如也的房屋又有何意义？

作为一个新闻阅读者和偶尔的写作者，我不知道“唐福珍”算不算一个“钉子户”，但是这种长期约定俗成的叫法倒让我有一种深深的痛楚，这种奋不顾身点燃汽油自焚的悲壮方式，倒像是一个用生命作为代价的“钉子”，深深扎入每一个新闻阅读者的眼中，扎入“拆迁”这个充满了时代特色的词汇心脏，扎入每一个关注社会民生的人心里，撕心裂肺地疼。

作为一名法律人，我同样不知道“唐福珍”这个名字是否将能在《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修改或者废止中留下些许痕迹。但是，在一些房地产商一边大赚钞票一边仁慈地高呼“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的声音中，在这个我们用尽全力去构建法律关怀和人性关爱的社会里，立法机关能否一次彻底修正一下那些“互相打架”的法律法规，为我们的执法提供一个相对统一的标准和依据？能否对这部直接关系到房屋这样重大的公民财产的处理，采取一个更加审慎而科学的态度？

毕竟，生命只有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