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唐代调解及依附的法律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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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是与汉朝并列的伟大朝代。唐朝的深远影响，不仅在于其强大的国力，还在于完备的典章制度。法律方面，一部《唐律疏议》被后世史家盛誉为“一准乎礼,以为出入,得古今之平”。①《唐律疏议》完全依照礼教原则制定法律规范，通过制度设置和刑罚惩处促进德行教化，为当世之人提供行为指引和价值导向。唐代的调解制度，即是在这种法律制度下开展实践的。唐代沿袭了秦汉时期的民间调解制度，只是组织形式上有所变化而已。唐代乡里讼事，先由里正、村正、坊正调解。基层分设的乡正、里正和村正有权处理地方上的轻微刑事案件，并对民事纠纷进行调解仲裁，不能取决方交府县处理。②调解组织进一步向基层社会下探，汉代以来由地方上的郡、县官员主导调解的局面渐渐由基层自治组织先行调解所替代。除此之外，调解的依据也更为明晰，我国传统调解制度实施的依据,在唐代之前多半是出于宗法伦理道德,强调“礼和”。从唐律开始,中国封建社会的法律“礼法合一”乃是不争的史实。调解的涵义逐步扩大,即从一般的社会秩序上也要求调解或劝和。③调解已经不仅是儒家道义上的要求，还上升到上层建筑层面，法律直接调整民事纠纷的化解行为，先行调解成了民事诉讼前潜在的要求。

一、对“礼教”原则的全方位贯彻

以《唐律疏议》为代表的唐代法律，在刑事规范上，围绕“三纲五常”设置罪名，着力于维护“尊尊亲亲”的“礼教”秩序，系统而完美地贯彻了“礼教”原则。在民事法律部分，对“礼教”原则的贯彻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对诉讼的抑制。一方面，对诉讼当事人的资格进行限制。唐代尚没有形成单独的民事诉讼程序,民事审判与刑事审判基本上没有差别,对诉讼当事人条件的限制也一样,如子孙不得起诉父母、祖父母,奴婢不得诉主人;八十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者,也不得提起民事诉讼等。④“孝亲”是唐代法律的立法原则之一，子孙对于祖辈、卑者对于尊者，是没有资格提起诉讼的。另一方面，是对诉讼时间进行限制。对于一般的民间纠纷，唐《杂令》规定，凡是田宅、婚姻、债负之类的案件，只能在每年的十月初一至第二年的三月三十日这6个月内起诉和受理。⑤规定秋冬季节才可以诉讼，以免妨碍农时，影响农作，伤及和气。二是对通过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的重视。一些官员由于善于使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纠纷而获得“良吏”“循吏”的声誉。如韦景骏，开元中为贵乡令。县人有母子相讼者,景骏谓之曰:“吾少孤,每见人养亲,自恨终天无分,汝幸在温情之地,何得如此？锡类不行,令之罪也。”因垂涕呜咽,仍取《孝经》付令习读之,于是母子感悟,遂称孝慈。⑥即使是皇帝，也认可解决民事纠纷不应当走大张旗鼓的诉讼之路，尤其是闺门之内的财产纷争，应当通过调解等内省式的方式予以化解。比如，唐德宗时，已故勋臣郭子仪侍妾的子弟与郭子仪的子孙相诉，德宗本想按照司法途径解决。但侍御史卢群建言：“张氏以子仪在时分财，子弟不合争夺。然张氏宅与子仪亲仁宅，皆子仪家事。子仪有大勋，伏望陛下特赦而勿问，俾私自引退”。⑦德宗听从其言，希望他们自行和解,不要轻易提起诉讼。

二、制度上的两项重要创新

唐代法律在继承前朝法律制度的基础上，做出了两项对后世大有裨益的制度创新。一是在婚姻法律里规定了“和离”制度。《唐律疏议》规定了三种离婚方式：协议离婚，男女双方自愿离异的“和离”；促裁离婚，夫方提出的强制离婚，即“出妻”；强制离婚，夫妻凡发现有“义绝”和“违律结婚”者，必须强制离婚。对于“和离”，《唐律疏议》卷第十四“户婚”190“义绝离之”这样规定：“若夫妻不相安谐而和离者，不坐。”意思是说，如果夫妻不能和睦相处就可以协议离婚，且不用承担法律责任。和离制度是唐代法律中的一个重要创新，立法在坚持礼制的前提下，根据实际生活进行了变通：一方面，和离的主体是男女双方，其外在形式赋予了妇女平等的法律地位，体现了妇女地位的上升。另一方面，“和离”强调了夫妻的情感因素，即夫妻生活的和谐，重视婚姻生活的质量，体现了人本主义。“和离”制度不仅在当时礼法结合的法律制度下是难能可贵的，而且一直为后世所沿用。二是在刑事司法领域创设了“保辜”制度。《唐律疏议》卷第二十一“斗讼”307“保辜”规定：“诸保辜者，手足殴伤人限十日，以他物殴伤人者二十日，以刃及汤火伤人者三十日，折跌肢体及破骨者五十日。限内死者，各依杀人论。其在限外及虽在限内，以他故死者，各依本殴伤法。”依据该条规定，在斗殴等伤害案件发生后，被害人没有立即死亡的，官府可根据加害人的保辜请求为其设定一定的期限，即保辜期限，在此期限内，加害人需为被害人积极医治伤病。如果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内因本伤死亡的，那么对加害人就以杀人罪论处。如果被害人在保辜期限内没有死亡，或因已受伤害之外的其它原因死亡、或是在保辜期限以外死亡的，那么对加害人只以斗殴伤人罪论处。以现代的观点来看，保辜制度是科学合理的，因为伤害罪是一种结果罪，在古时落后的医术水平下，伤害案件发生后很难立即判断伤情，设定一定的保辜期限更加有利于准确判断伤情。并且，保辜制度要求加害人对被害人实施积极救治，使被害人早日康复、也使加害人减轻罪责，进而达到化解社会矛盾、修复社会关系的目的。

三、唐代调解及其所依附的法律体系对当代的启示

唐代与汉代有一个很大的不同，汉代因教化有功而名列青史的“循吏”数量众多，而唐代见诸于史册的则少了许多。根据《旧唐书•职官制》记载，虽然唐代州郡地方长官的职责之一是“抚和齐人”，暗含着通过调解方式促进民间纠纷化解的任务，但经过历代的演进，到唐代时，调解的主要职能已经从地方官转移到宗族手里。并且，唐律的发达，使司法官的自主性较之汉代少了很多，因之，调解实践在历史中的记载就不如汉代为多。但是，唐律将礼的要求明确为法律规范，对当代有很大的启发意义。一是重视对社会关系的保护具有恒久的价值。协议离婚制度是“和离”制度在现代的运用，是现代法律制度对传统法律的继承和发展，也体现了历史发展中的连接性和一体化。从“和离”制度我们可以看出，其强调保护妇女权益和尊老爱幼、家庭和睦、亲情和谐的传统美德，使其穿越不同时代，适应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变迁，直至当代仍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保辜”制度也具有同样的恒久价值，现代刑事和解制度，某种意义上即是从“保辜”制度的演进而来，改变了以往被害人权利被忽视的局面，着眼于对被害人利益的保护，通过自愿、平等的协商，使加害人认识自己行为的错误，向被害人赔礼道歉、真诚悔过。同时使被害人在经济上得到赔偿，进而对加害人的行为予以谅解。这样，双方的矛盾就得到根本化解，被破坏的社会关系也得到了恢复。二是调解已成为社会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合理分工的标志。唐代是中国法制发展历史中一个承上启下的阶段。表现在社会治理，尤其是基层社会治理中，我们可以发现其反映在调解上的变化。在汉代，民事纠纷的调解明显由官方主导，从最基层的县级行政长官，到汉宣帝口中“与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石乎”的“二千石”高级地方长官——郡守，都有亲自投身调解的记载。汉代以降，调解的职能逐渐由官方向民间传导，到了唐代，最主要的调解实践就由里正、村正、坊正等半官方性质的人员主导了。唐代以后继续演进，到了明代，调解则主要由宗族、里老等民间组织或人士进行，明太祖教民榜文第一条即规定：“对于民间户婚、田地等诉讼，应先由各里老人、里甲进行调解解决，不可直接向地方官提诉。”如此，官方已经完全从民事纠纷化解的一线退出了。因此，唐代的调解，是社会治理中国家与社会分工变迁中的一个阶段，也是二者合理分工的一个标志。

作者:刘斌 单位:上海市司法局基层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