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结婚法律制度的弊端与改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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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吴国平工作单位：福建江夏学院

一、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有关结婚制度的新规定

我国立法机关在总结和吸收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婚姻家庭法理论研究成果和司法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对结婚制度在以下二个方面做了补充和完善：1.明确规定了老人的再婚权利。《婚姻法》（修正案）第30条规定：“子女应当尊重父母的婚姻权利，不得干涉父母再婚以及婚后的生活。子女对父母的赡养义务，不因父母的婚姻关系变化而终止”。这充分体现了对老人婚姻自由的尊重和合法权益的保护，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2.增设了无效婚姻与可撤销婚姻制度。在《婚姻法》（修正案）第二章中，首先对禁止结婚的条款作了必要的修改，删除了患麻疯病未经治愈禁止结婚的规定，并规定对符合结婚实质要件只是没有办理结婚登记手续的，“应当补办登记”手续。这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妇女的合法权益。其次，更重要的是《婚姻法》（修正案）增补了无效婚姻和可撤销婚姻制度的规定，内容包括婚姻无效的原因，婚姻撤销的原因、程序、请求权人和请求权行使的时间，婚姻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从内容上和体系上进一步完善了我国的婚姻制度。《婚姻法》（修正案）第10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第一，重婚的；第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的；第三，婚前患有医学上认为不应当结婚的疾病，婚后尚未治愈的；第四，未到法定婚龄的。第11条还针对我国目前存在的拐卖妇女、暴力干涉婚姻自由等违法犯罪情况，规定了因胁迫而结婚的，受胁迫的一方可以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请求撤消该婚姻。在现实生活中，凡包办婚姻、买卖婚姻、第三人干涉的婚姻都可视为可撤销婚姻，当事人应自结婚登记之日起一年内或恢复人身自由之日起一年内向婚姻登记机关或人民法院提出撤销请求。第12条对婚姻无效和被撤销的法律后果作了原则规定。这些规定进一步增强了立法的针对性，对于健全和完善社会主义婚姻家庭法律制度，保护公民的婚姻家庭权益都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二、《婚姻法》（修正案）结婚制度之不足

从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1980年《婚姻法》内容的修订情况来看，还存在一些明显的问题和不足，反映在结婚法律制度上也是如此。它忽略了婚姻家庭领域现存问题和新出现的问题与情况，忽视了自然人作为独立民事主体的个体性和自治性，在立法理念上略显保守。表现在：

（一）关于禁止结婚的主体范围还不够明确

我国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对于禁止结婚的主体范围的规定并没有做任何的修改，面对现实生活中出现的各种问题，这显然是十分被动的。体现在现有规定禁止结婚的亲属范围只限于直系血亲和三代以内的旁系血亲，范围比较窄，对拟制血亲和其他亲属关系禁止结婚的规定还不够明确具体。例如拟制血亲间是否可以结婚？姻亲之间特别是直系姻亲之间是否可以结婚？解除了拟制血亲和姻亲关系的男女是否可以结婚？同父异母和同母异父兄弟姐妹之间是否可以结婚？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是否可以结婚？旁系拟制血亲和旁系姻亲间的通婚是否应予以限制？变性人是否可以结婚？等等，均需要在未来的立法上加以明确规定，以规范人们的行为，为司法实践提供法律依据。

（二）关于结婚的形式要件还不够完善

我国法律上目前还没有关于结婚宣誓制度、结婚登记免费颁证制度和结婚公告制度的规定，国家民政部在日前关于“十一五”期间深入推进婚姻登记规范化建设的意见，中国即将推广结婚登记免费颁证制度，在有的地方已经推行了结婚宣誓制度等，需要在立法上予以确认，以进一步完善我国关于结婚形式要件方面的规定，适应时展的要求。另外，我国历部《婚姻法》对仪式婚都是采取排斥的态度，立法上采用登记婚主义，但对于没有办理登记的仪式婚该如何处理却均未作出明确规定，有必要对仪式婚的作用和存在价值予以重新审视。

（三）婚检制度不够健全和人性化

我国《婚姻登记条例》取消了婚前健康检查的规定后，全国各地婚检率急剧下降，新生婴儿的残疾率、患病率、胎儿不正常率急剧上升。是否推行“免费强制婚检”制度，将婚前健康检查作为申请结婚登记的必要条件，需要我们在立法上进一步明确。

（四）对老年人再婚权利的保护力度不够

近年来，侵犯老年人再婚的违法行为有所增多，而老年人非婚同居现象也不断增多，需要我们在立法上加大保护和规范的力度，保障老年人的婚姻自由权。

（五）对婚姻家庭领域出现的新问题需要给予规范

近年来，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人们思想观念的变化，在婚姻家庭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新的问题，有一些也涉及到结婚制度问题，需要从立法上予以明确和规范，例如试婚问题、非婚同居问题、变性人的婚姻关系问题、代孕问题等等。

三、完善结婚法律制度之若干思考

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毕竟是一部带有过渡性质的规范性法律文件，根据我们现在所处的时代，从适应经济社会发展和人们婚姻家庭观念的转变出发，需要我们从以人为本的角度来认真审视和思考我国《婚姻法》有关结婚制度的完善问题。笔者认为，我国《民法典》的制定是进一步完善我国民事法律制度的大好契机，我国《婚姻法》也应当以此为契机，着重在以下几个方面，通过进一步修订、制定配套单行法律、法规或条例，或进一步明确规定，或对现有的制度进行改革，以期在实现婚姻家庭法回归民法典的同时，构筑全面、系统、科学的结婚法律制度，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婚姻家庭法律制度。

（一）进一步明确禁止结婚的主体范围

1.禁止拟制直系血亲之间结婚。拟制血亲间是否可以结婚，我国《婚姻法》没有明确规定。关于拟制直系血亲，有的人认为无任何血缘关系的拟制直系血亲间通婚对他们子女的身体健康不会产生影响，只要他们符合婚姻法规定的其他结婚条件，就应当允许他们结婚。笔者不赞成这种观点。首先，因为我国《婚姻法》第26条和第27条明确规定养父母与养子女间的关系以及继父（母）与形成抚养关系的继子女间的关系适用婚姻法对生父母子女关系的有关规定。据此可以得出结论：他们之间应当受到禁止直系血亲间结婚规定的约束，否则将造成他们相互之间权利义务之间的冲突和法律关系的混乱。其次，从伦理上讲，为父母者与为子女者之间的通婚与人伦道德相冲突，与人们的婚姻家庭观念相违背，这必然会对他们以及他们的子女的心理健康和家庭生活产生巨大的影响，在社会效果上产生很大的副作用。因此，《婚姻法》对直系血亲间结婚的禁例，也应适用于拟制直系血亲之间。我国《婚姻法》或者将来的《民法典》应明确规定“拟制直系血亲之间禁止结婚”，这有利于养子女和继子女的健康成长，维护他们的合法权益。对于解除了拟制血亲和姻亲关系的男女，原则上也应禁止通婚，以维护我国婚姻家庭秩序和社会伦理道德。至于拟制旁系血亲如养兄弟姐妹之间、继兄弟姐妹之间，因他们不存在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可以结婚。在我国民间历来也有这种习惯。但对同父异母和同母异父兄弟姐妹则应归入禁婚范围。2.禁止直系姻亲之间结婚。姻亲包括直系姻亲和旁系姻亲。直系姻亲主要涉及公公与儿媳、岳母与女婿、没有形成抚养关系的继父（母）与继子女之间的关系。对于直系姻亲之间能否结婚的问题，我国《婚姻法》和相关法规中也没有具体规定，人们对此认识也不一致。一种意见认为，姻亲间并无禁止结婚的血亲关系，应当允许结婚。另一种意见认为，我国历代法律和习俗不允许直系姻亲结婚。而在国外，许多国家明文禁止直系姻亲结婚，即在姻亲关系因离婚或配偶一方死亡他方表示终了意思而使姻亲关系消灭之后，也不得结婚。日本、法国、德国、瑞士、意大利、丹麦民法典和美国的部分州采用此制。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00条第1款明确规定：“下述情况，不得结婚：……岳母与女婿间，公公与儿媳间，继父与继女、继母与继子间，不问其建立亲属关系的婚姻是否已被宣告无效，或因死亡、离婚已被解除的。”至于旁系姻亲，只有少数国家规定禁止一定范围内的旁系姻亲结婚。例如法国、瑞士民法典规定，三亲等以内的旁系姻亲不得结婚。国民党在大陆统治时期的民法曾经规定禁止直系姻亲和五亲等以内的不同辈分的旁系姻亲结婚。目前我国法律之所以没有规定，主要是考虑到姻亲结婚的问题比较复杂，原则上属于道德规范调整的范畴，不应由法律来规定。1953年7月14日最高人民法院中南分院关于“公公与媳妇”“继母与儿子”等可否结婚问题给湖南省院的复函指出，关于没有血缘婚姻关系存在的“公公与媳妇”、“继母与儿子”、“叔母与侄子”、“女婿与岳母”、“养子与养母”、“养女与养父”等可否结婚问题，婚姻法对于这些人之间虽无禁止结婚的明文规定，但为了照顾群众影响，以及防止群众思想不通，因而引起意外事件的发生，最好尽量说服他们不要结婚；但如双方态度异常坚决，经说服无效时，为免发生意外，当地政府也可斟酌具体情况适当处理（如劝令他们迁居等）。在理论上，如果说法无禁止便是允许的，那么姻亲之间的通婚就是合法的。但是，婚姻总是受到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背景、宗教伦理、风土人情等因素的影响，我国自古就有“长幼有序”的伦理要求。直系姻亲间不宜通婚，主要是出于伦理上和习惯上的考虑。直系姻亲间通婚不仅社会伦理难以接受，而且还会给确定亲属身份和遗产继承带来难题。因此，法律应当明文禁止直系亲属(包括直系姻亲)间通婚。但在法律作出禁止性规定之前，直系姻亲不在禁止结婚的亲属范围内。对于旁系姻亲，我国法律也没有作出明确的规定，我们也不能从法理上得出旁系姻亲禁止结婚的结论。鉴于以上分析，笔者认为我国《婚姻法》或者将来的《民法典》应明确规定“拟制直系血亲之间禁止结婚”、“直系姻亲之间禁止结婚”。对于解除了拟制血亲和姻亲关系的男女，原则上也应禁止通婚，但可设定豁免性规定；对于旁系拟制血亲和旁系姻亲间（如姐妹易嫁）的通婚不应予以限制。3.禁止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结婚。监护人是被监护人的亲权人或者保护人，为了保护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防止监护人滥用职权，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都规定，在监护关系存续期间，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不得结婚。我国《民法通则》第16条和第17条中分别规定了监护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从现有规定中不难看出，我国的监护制度采广义监护理念，它具体包括了父母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父母以外的人对未成年子女的监护和对成年精神病人的监护人三种类型。同时《民法通则》在监护人的范围上还明确规定了包括未成年人的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兄、姐、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在内的四种法定监护人，以及所在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民政部门等指定监护人。被监护人包括未成年人、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等，远远大于亲权的主体范围。亲权的主体是父母与未成年子女，权利和义务主体范围均具有单一性。由此可见，在我国，监护法律关系的主体范围比较广泛。参照大陆法系国家立法例，对无父母或父母不能行使亲权的未成年人而言，监护是亲权的延续与补充。在监护关系存续期间，鉴于双方当事人之间关系和权利义务的特殊性，加上被监护人属于未成年人或者精神病人，不符合结婚的条件，法律应当明确规定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禁止通婚。至于监护关系终止之后，只要符合结婚法定要件，原监护人与被监护人之间有结婚的要求，自不应在禁止之列。4.禁止同性之间结婚。目前，由于同性恋具有反科学性，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的立法都禁止同性婚，否认同性婚构成婚姻关系，异性同居关系与同性结合也不被视为是婚姻。意大利、日本、俄罗斯等国家均不承认同性伴侣关系。在美国、英国、瑞士绝大部分地区并不承认同性结合。德国、法国均承认同性结合，并给予一定的法律保护。在我国，不论是我国传统亲属法还是现行《婚姻法》，对婚姻主体的要求都是必须为男女两性，这是人们长期以来对婚姻的基本认识和态度，这也是婚姻的自然属性所决定的。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婚姻家庭担负着繁衍后代即生育的功能，这是婚姻家庭所具有的独特社会功能。同性结合无法实现这一功能和使命。从法律层面来看，尽管我国《民法通则》、《婚姻法》等法律、法规对同性恋是否合法、同性恋者是否可以结婚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我国《婚姻法》第5条规定：“结婚必须男女双方完全自愿”，第8条规定：“要求结婚的男女双方必须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进行结婚登记”。这些规定已经实质性地从性别上限制了结婚的主体，说明在我国，结婚的主体必须是男女双方，同性恋者在我国是不可以结婚的。这意味着即便是同性恋者想要结婚，也只能是与异性结婚。但是这可能又产生另外一个问题：如果同性恋一方隐瞒真象而与异性结婚，其配偶并不知情，这不仅将对无过错一方婚后生活带来无法言表的不利后果，侵犯其性权利，毁掉其一生的幸福，在精神上带来巨大痛苦，而且还可能由此在身体健康方面产生现实危险。因为同性恋者的性伴侣往往是不固定的，这就在无形中增加了性病、艾滋病的感染机会和传播途径，对无过错方造成巨大的伤害。因此，同性恋者隐瞒真相与异性结婚的行为是一种侵权行为，而结婚后仍然与其他同性恋者保持同性伴侣关系则更是一种侵权行为。无过错一方在知道真相后要求离婚的，或者在要求离婚的同时要求予以离婚损害赔偿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支持。今后立法上应当明确规定结婚的性别限制条款，禁止同性者结婚，并对同性恋者与异性结婚的违法行为的性质予以明确规定。

（二）进一步完善结婚的形式要件

1.关于结婚宣誓制度2001年以来，在我国大陆地区的上海、杭州、无锡、深圳、北京等不少地方，婚姻登记机关推出了婚姻登记明确夫妻关系，结婚宣誓增强法律责任，颁证仪式记录神圣时刻的情系新人服务活动，一改传统单一的婚姻登记发证模式，在原有婚姻登记的基础上增加了结婚宣誓和颁证仪式两项内容。对于组织结婚宣誓仪式有无必要，人们在认识上并不一致。反对者的理由为：“结婚宣誓是一种形式主义的东西，宣过誓的人未必会遵守他们的诺言，而未宣誓的人又未必会逃避他们的责任和义务”、“西方的教堂婚礼宣誓，由于有信仰的文化背景，加上教堂及牧师等一系列庄严神圣又贴近生活的环境作烘托，便显得格外严肃和庄重。但在中国则不伦不类……”赞成者认为：此举是想“让新人从登记结婚这一神圣时刻起，就能铭记自己的道德责任和法律责任”。笔者认为，宣誓也好，声明也好，体现的是当事人对婚姻的一种承诺，包括婚姻义务和婚姻责任的承诺，这是从制度层面上建立起对个人诚信守法的尊重和信赖的有力措施。一方面，结婚宣誓简化了婚姻登记手续，取代了过去由单位开具婚姻状况证明的不合理做法，符合国家通过行政手段对个人生活的干预正逐渐减少的趋势，并使个人的隐私权得到更多的尊重，方便当事人履行结婚登记手续，体现了“以人为本”的民法理念；另一方面，颁证仪式给人以庄重神圣的感觉，能让当事人双方都树立起一种责任心，互相尊重，互相爱护，共同对自己的婚姻行为承担完全的法律后果，并会给当事人一生留下美好的回忆，有利于婚姻家庭的和谐稳定。当然，结婚登记免费颁证制度的实施，要坚持从实际出发，以人为本，方便群众的原则。笔者认为：现代法治观念强调以人为本，强调尊重和保障人权。民政部的这一《意见》只对“将颁证仪式引入结婚登记流程”做了明确规定，对是否同时履行结婚宣誓的程序并没有明确规定，这应当由当事人自己自主选择。各地人民政府应根据不同地区的具体情况和习惯组织实施，不能一刀切。特别是要防止因此而给人民群众的结婚登记行为增加中间环节，造成新的不便。2.关于结婚公告制度在讨论2001年《婚姻法》（修正案）时，对于我国立法上是否应当设立结婚审查的公告制度，人们有着不同的看法。实际上结婚公告制度在国外早已有之，在中世纪的欧洲教会法中就有所规定。它从产生之日起，就担负着审查、监督婚姻当事人是否存在婚姻障碍的功能，这对保障婚姻成立的合法性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目前，也有一些国家如意大利、瑞士、法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法律规定了结婚公告或通告制度。例如《瑞士民法典》第105条第1款规定：“婚约人应在身份官员处陈报其对婚姻的允诺，以进行公告。”第106条第3款规定：“公告由婚约人双方住所所在地及原籍所在地的身份官员办理。”在我国，由中国法学会婚姻家庭法研究会立法研究组起草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家庭法（草案）》中就曾经主张建立结婚公告制度。其第26条规定“：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受理当事人的结婚申请后，应当在该机关设置的公告栏中予以公告，公告期为15日。婚姻登记管理机关对当事人的结婚申请，应当依照本法规定的结婚条件进行审查。在结婚公告期满后7日内，作出准予或不准予婚姻登记的决定。”由于种种原因，2001年的《婚姻法》（修正案）中并没有规定结婚公告制度。笔者赞成在我国建立结婚公告制度。建立结婚公告制度的目的，是为了确保婚姻登记的质量和公信力，防止和制止违法婚姻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