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矫正法律制度的改善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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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胡赪工作单位：湖南司法警官职业学院

一、国外社区矫正发展简述

通常认为社区矫正是指:将符合特定条件的罪犯置于社区内,由专门的国家机关,在相关社会团体和民间组织以及社会志愿者的协助下,在判决或裁定规定的期限内,矫正其犯罪意识和行为恶习,并促进其顺利回归社会的非监禁刑罚执行活动。社区矫正的前身是社区治疗,是实证学派的矫正刑思想在二十世纪中叶以后的新发展。二战后,基于回归社会和预防犯罪理论,人们总结了社区治疗的优缺点从而使社区矫正模式应运而生。在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社区矫正已经遍及美国的每一个州,并广泛适用于审前释放和转处、缓刑、居住方案、重归社会方案和假释等方面。社区矫正的机构有三种基本形式:一是州主办的;二是地方主办的;三是私人管理的。矫正机构一般都设置有专业人员,如劝教员等,而且社区矫正的方式和方法也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主要有家中监禁制、周末监禁制、劳动释放制、学习释放制、归假制等。在加拿大,社区矫正大约监督着监狱和社区中的省级成年犯中的80%。社区矫正不再被认为只是监禁刑的一个附属品或替代物,而是在可能和恰当的时候要优于直接的监禁刑,后者已经被视为是/最后的选择0(lastoption)。[1]

二、社区矫正的法治价值

1、体现法治的公正与自由价值,切实尊重人权,保障被矫正者的应有权利。罗尔斯认为:/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0并指出:/当规范使得各种社会生活利益的冲突要求有一恰当平衡时,这些制度就是正义的。0[2]社区矫正主张以人为本,注重对犯罪人的保护,使罪犯在社区中生活,基本成为社会正常的人,使犯罪人能够有人的尊严、权利与自由。具体包括:其一,可以保障犯罪人应有权利的有效行使,充分利用不与社会隔离的特殊优势,在确保社会秩序稳定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满足服刑人员的权利。/在民主社会里,罪犯遭受的损失就是失去自由,所有其他权利,政治上的、经济上的、教育上的权利,都应像其他公民一样地保留。0[3]社区矫正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保障犯罪人其他自由权利的行使,如劳动权、受教育权、救济权、婚姻家庭权利。其二,与监狱相比,在社区开放的环境下,社会监督更有效直接,从而避免了一些监管人员在监狱这种较为封闭、社会监督较薄弱的情况下滥用权利,任意剥夺侵害服刑人员的权利与自由。最后,社区矫正集中专门的人力和物力对矫正对象进行心理矫治、思想教育和行为监督,还可以为犯罪人提供较好的职业训练和文化教育,使得他们学习适应社会需要的劳动技能,提高文化知识水平,顺利完成再社会化过程。2、加强对罪犯改造的针对性,更好地实现刑罚目的。较之传统的监禁刑,社区矫正能更好地实现刑罚之目的))))预防犯罪并避免/监狱人格0的产生。通过这种完全开放的、综合各方力量的矫正手段,更能促使受刑人经常与家庭和社会联系,减少孤独感、失落感;矫正工作者把社会学、犯罪学、心理学和有关学科的基本理论和知识运用于对罪犯的改造和矫治过程中去,通过集中的力量和专业的矫正工作人员对罪犯进行心理矫正与行为监控,杜绝/监狱人格0的形成,充分地发挥服刑人员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去适应社会生活,接受社会规范,顺利地再社会化,达到预防犯罪的效果。3、从宏观的角度上讲,实行社区矫正其理论依据是刑罚的预防目的,而刑罚以预防为主要目的是现代社会发展的要求,是国际社会发展的潮流。加之社区矫正是一个社会的综合大工程,涉及司法、社会、社区、家庭、群众的刑罚意识等方面。社区矫正的实施,不仅需要现行的司法、社会、社区、家庭、群众刑罚意识作出很大的调整,更需要以立法的形式在这几个领域的转变确立下来,以落实社区矫正这一开放式行刑方式。而这些转变是以符合刑罚现代化发展要求。4、有助于降低成本,实现行刑效益。推行社区矫正制度,充分利用社会力量和社区资源对符合条件的服刑人员进行改造,首先在很大程度上减轻了监狱的压力和国家的财政负担,降低行刑成本。充分发挥社区的价值,承担行刑工作,还可以促进社区自身发展,加强社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社区服务体系,促进法律知识和法制观念在社区的普及。

三、目前我国社区矫正实施中存在的问题

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人性化矫正观念的日益普及,监狱矫正模式的局限性也日益暴露。近年来我国也开始关注并努力借鉴社区矫正制度的合理因素,为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社会以及文化的发展,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于2003年7月联合下发了5关于开展社区矫正试点工作的通知6(以下简称/两院两部0通知),标志着社区矫正已正式进入我国的司法实践领域。在全国进行试点并推广。2004年司法部印发了5司法行政机关社区矫正工作暂行办法6,这两个规范性文件为我国社区矫正工作的推行奠定了基础。过程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存在着不少问题:

(一)非监禁刑适用普遍偏少就目前来说,无论是在立法上还是在实践中,我们仍然釆用的是以监禁刑为主体的刑罚制度,整体而言,非监禁刑的适用率极低。从当前世界刑罚制度的发展趋势来看,社区刑罚制度已被各国广泛使用。据统计,2000年,加拿大适用非监禁刑的比例最高,达到79.76%;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美国也都在70%以上;英国、日本超过50%;韩国和俄罗斯比例较低,但也分别为45.90%和44.48%.[4]而我国长期的重刑主义思想影响以及1980年代初以来连续多次的/严打0整治斗争,致使人们对社区矫正制度存在着认识上的偏差,同时由于在社区监督管理机制上的不健全和措施不落实等问题,使法院对适用社区矫正的刑罚控制较紧,因而我国的社区矫正进展缓慢。近年来我国缓刑假释的比例只占所有服刑人员的17%.[5]以上海为例,上海每年假释的比例约占在押犯人数的1%左右,缓刑的比例近几年有所增长,但仍不到刑事处罚人数的10%.[6]

(二)社区矫正主体不明确我国现行5刑法6第85、76条规定:/在假释考验期限内,由公安机关予以监督0,/在缓刑考验期内,由公安机关考察,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配合0;5刑事诉讼法6第217、214、218条规定,/被判处管制的犯罪分子,由公安机关执行0,/监外执行,,由居住地公安机关执行0,/缓刑罪犯,由公安机关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予以考察0,/管制、剥夺政治权力,,由公安机关执行0,若罪犯在假释中违反规定,由/公安机关提请法院审核裁定0。可见,除执行缓刑时公安机关将罪犯交所在单位或基层组织考察尚有法律依据外,公安机关是非监禁刑的执行机关。但是,公安机关由于警力不足,任务较重,无暇它顾,至今也难以安排专门的警力来负责对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跟踪管理,更谈不上对他们的教育矫正;而负有矫正犯罪之责的基层司法行政机关,由于不属于公安机关,执行刑罚就不符合法律规定,只能对刑释解教人员进行安置帮教,而对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监管矫正并无法律授权,想管也管不了,造成非监禁性服刑人员/两不管0的/真空状态0,这不利于对非监禁性服刑人员的改造和社会的稳定。由于公安机关与司法行政机关是两个不相隶属的机关,不可能要求公安机关按照司法行政机关的要求来监管矫正罪犯。这种刑罚执行主体多元化的状况,必然难以形成普遍适用于各种刑事处分的方针、政策,破坏国家行刑制度的统一性和造成监管矫正工作的脱节,导致了刑事执行权力资源配置失衡,出现某些部门权力资源过剩,另一些部门权力资源供应匮乏的现象,无法使行刑权力资源产生最佳的效益。另外,把某些刑事执行权赋予公安机关,其实质就是把侦查机关与行刑机关合二为一,这有悖于现代刑罚观重视行刑和刑罚效益的精神,也难以贯彻宪法所要求的各司法机关之间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法律原则,影响了刑事司法活动的公正性。

(三)程序保障欠缺只对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和任务进行了原则性规定;而在社区矫正的运作程序方面,只提到公、检、法和司法行政机关如何分工,各自负责哪些工作,至于社区矫正工作的具体流程、各个阶段如何有序衔接、如何确定管辖范围等却是一个空白。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大部分省市都制定了相关衔接规定,如北京市的5社区矫正对象接收工作衔接规定(试行)6、上海市的5社区矫正工作流程(试行)6和5关于社区矫正对象法律文书转递工作的规定(试行)6,江苏的5江苏省社区矫正工作流程(试行)6等,相继对公、检、法、司在社区矫正工作中的具体衔接和文书转递工作,对矫正对象的报到、接收、管理、教育、考核及奖惩和解除等程序,都作出了专门规定。但因整个社区矫正工作缺乏统一的程序要求,各省市自己因地制宜的规定或者过于简单,或者不够全面,使得社区矫正工作执行程序林林总总,致使这项严肃执法工作的各个环节难以规范和统一。

四、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

(一)明确社区矫正的主体我国目前尚缺乏社区矫正执法主体和工作主体合二为一的专门机构。西方许多国家都已成立了社区矫正主管部门,如新西兰的国家矫正部、英国的内政部国家缓刑局[7]。社区矫正机构和监狱管理部门一样,同样担任着行罚执行的功能,我们可以参考西方国家经验,成立专门的社区矫正机构。可以在司法部成立专门社区矫正工作管理机构。或将社区矫正机构与监狱管理机构合二为一,成立统一的矫正管理部门,这样更有利于社区矫正及监禁矫正的有机结合。如加拿大社区矫正机构是矫正局的一个组成部分,联邦矫正局负责对联邦监狱和联邦假释的管理,各省矫正机关负责对省级监狱和地方社区矫正的管理[8]。目前,许多国家和地区均采用这一模式。

(二)明确社区矫正的适用范围1、在现行的法律框架内,扩大管制、缓刑、假释的适用,使社区执行的刑罚得以合理扩充。我国法律已经规定了社区执行的范围,但在司法实践中的适用率都很低,使得社区矫正活动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为此,应当在现行法律框架内扩大管制、缓刑、假释的适用。对那些符合法律规定的,尤其是那些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初犯、过失犯、女犯等,应当作为重点对象,适用非监禁措施,实施社区矫正。2、突破现行法律框架,改革和完善相关法律制度。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中,有的条款已不适应社区矫正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不利于社区矫正的扩大适用。为此,完全有必要对现行的刑事立法进行改革,进一步完善相关法律制度。

(三)强化社区矫正罪犯监管责任基层司法所应参照高检、高法、公安部、司法部5关于依法加强对管制、剥夺政治权利、缓刑、假释和暂予监外执行罪犯监督考察工作的通知6等规定,加强对社区矫正罪犯的监督管理。执行地司法所所要统筹安排,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掌握本辖区内社区矫正罪犯的基本情况,建立社区矫正罪犯考察档案和统计台帐,要求法律文书、帮教组织、帮教措施、责任人、保证书齐全,要有专(兼)职人员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社区矫正工作者要切实履行对所辖区域内社区矫正罪犯的监督管理考察职责,依靠基层组织、单位保卫部门、治保会等加强对社区矫正罪犯进行经常性的帮教,对不服管理帮教的,要根据相关规定进行查处。同时,还应尽可能地帮助社区矫正罪犯排忧解难,解除家庭、社会的歧视现象,解决他们生活中的实际困难,创造一个好的改造环境,使其在服刑期间能够遵纪守法、弃恶从善,重新做人;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应依据有关法律和法规,督促执行机关规范对社区矫正罪犯的监督管理。一是要加强对社区矫正中违法行为的查处,尤其要着重查办牵涉其中的职务犯罪案件。二是要积极配合相关部门对社区矫正罪犯重新犯罪进行打击,及时审查批捕,依法提起公诉。三是加大对社区矫正罪犯执行的监督考察力度,促使执行机关严格执法,切实履行监管职责。总之,我国社区矫正制度的发展和完善还需要一个过程,寄希望于有关的法律法规尽早出台,为社区矫正提供充分的依据。对于各地区在社区矫正试点工作中取得的成绩和积累的经验应尽快予以推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