犯罪客体否定说多维度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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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犯罪客体的历史渊源重新审视犯罪客体理论

在对犯罪客体地位进行论证之前，首先我们应该溯本追源对中国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进行探寻、考证，以此使我们能够避免被淹没在激烈争论的学术泡沫中，也能使我们今后的研究方向走向正途。中国的犯罪构成理论从20世纪50年代基本上源自苏联，而苏联是否继承了革命前的俄罗斯的犯罪构成理论则说法不一，有的学者认为早年俄罗斯刑法中早就已经存在系统的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但特拉伊宁等学者在其论著中对四要件犯罪构成的论证并未以此作为根据，[1]对早年俄罗斯的犯罪构成理论基本未提及，此部分由于史料欠缺，很难得出确切的结论。而事实上苏联刑法学者在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对早年俄国的刑法理论如同我国对民国时期的法律体系一般基本上是全部抛弃、彻底否决的[2]，由此可见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传承于早年俄国的刑法理论。但基本得到考证的是苏联犯罪构成四要件理论是在批判、借鉴大陆法系三阶层理论的基础上发展而来，[3]对此张明楷教授也有相同观点。[4]179苏联建国初期，刑法学者们一方面批判大陆法系的刑法理论掩盖了其资本主义的阶级特性，未能正确揭示出犯罪的本质，并且大陆法系犯罪成立条件中的违法性的判断使得法官具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为了克服这一弊端又衍生出犯罪客体这一理论。由此，大陆法系国家依次递进的立体型的犯罪成立理论变成了苏联刑法学中互为一体的平面型的犯罪构成。值得一提的是早年俄国的刑法学家将犯罪客体初步引入刑法学领域是作为犯罪对象之意适用，而客体最先作为一种术语适用始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用以指意识所指的东西，包括认识的、意愿的、情感所寄托的对象；而后康德、黑格尔、费尔巴哈等哲学家都对“客体”这一术语进行了不同的阐释。[5]在哲学中，客体与对象是属于同等程度的哲学范畴，在刑法领域将客体含义确立为社会关系难免与其它学科产生矛盾分歧。而苏联刑法学家将沙俄时代的犯罪客体继承下来却赋予其完全不同的含义，以此实现其构建一个社会主义时代下刑法领域全新的犯罪构成理论，在早期，苏联刑法学家甚至将“社会危害性”“社会关系”称之为“阶级危害性”“阶级关系”，可见犯罪客体这一理论的提出政治含义是极其丰富的，阶级意识很强，是为了符合特定时代下的阶级背景，苏联才引进了犯罪客体这一理论，形成了现在的犯罪构成四要件。其实在当时也有一些学者提出反对的声音，却被淹没在历史的洪流之中。现如今的俄罗斯刑法也早已开始对犯罪客体作为犯罪的构成要件不断进行抨击[6]，而我国又有什么理由还在固守陈规？因此犯罪构成四要件这一理论完全是苏联刑法学者在那样一个极具意识形态的背景之下自己缔造、富有政治理论的色彩，却不带有任何历史传承性，而中国在建国初期更是在没有任何法律基础的情况之下将其直接移植过来，久而久之形成了现今法律人这样的思维定式和法律习惯。由此可见将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从一开始就没有科学性、深刻性的理论支撑，只是出自根深蒂固的学术习惯而已，我们有必要突破束缚寻求更加科学更加适合我国刑法体系的犯罪构成理论。

二、从我国的犯罪构成与大陆法系的犯罪成立条件比较研究中论证犯罪客体非犯罪构成要件

支持肯定说的学者曾指出我国犯罪构成四要件相互依存具有评价的一次性，四要件之间彼此不能割裂，共同决定犯罪的成立，而大陆法系犯罪成立要件具有相对独立性和多次评价性，因此不能用德日刑法没有犯罪客体的概念作为“犯罪客体不要说”的论据。笔者认为恰恰相反，我国与大陆法系国家的区别并不是犯罪客体概念的有无，甚至很多方面都是借鉴大陆法系转变而来，而区别在于对违法性与犯罪客体概念的错误定位。根据张明楷教授的观点，[4]179苏联学者把大陆法系中构成要件的该当性转变为犯罪的客观方面，违法性包括违反法律规定的形式违法性和行为侵犯或威胁了法益的实质的违法性，侵犯法益的实质违法性转变为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体，把有责性转变为犯罪的主观方面和主体要件。①但需要说明的是犯罪客体与实质违法性是完全不同的概念，我国刑法理论关于犯罪客体的具体内容说法不一，如法益说、社会关系说与生产力说、犯罪对象说等，根据通说对犯罪客体的定义②表明我国的犯罪客体指的是一种社会关系，一种被侵害或威胁的社会关系，是一个名词性质的概念，而大陆法系的实质违法性是指行为侵害或威胁了法益，这是一个证明该行为是犯罪行为的动态过程，行为侵害了法益与法益（或社会关系）本身是完全不同的概念。因此大陆法系中违法性与我国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体不同,大陆法系中被侵犯的法益本身并不是犯罪成立的条件，事实上实践中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也并不是把犯罪客体作为一个社会关系去认定犯罪，而是作为“行为是否侵犯或威胁了社会关系”，但其实只要具备了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犯罪主体这三个要件已经能够充分证明行为是否侵害或者威胁了法益，而关于犯罪客体的争论对于犯罪行为的认定其实并没有什么影响。并且犯罪客体中的社会关系在没有被犯罪行为侵犯之前并未进入刑法领域，只有发生了犯罪行为这种社会关系才会被侵害或威胁，此时才存在犯罪客体之说，因此在犯罪行为发生之后再拿后面出现的犯罪客体去认定犯罪，无论在逻辑上还是在司法认定上都不具有合理性，而且如果社会关系已经被犯罪行为侵犯了，就说明行为已经构成了犯罪，更何谈如何认定犯罪的问题。有学者指出：大陆法系在犯罪成立条件中有对实质违法性的判断即行为侵害或威胁了法益，实质违法性进行的就是价值评价，所以我国犯罪构成理论中也应该有犯罪客体要件来实现其价值评价的功能,而不能仅仅以其它三个要件作规范评价。对此观点笔者认为在德日刑法中对犯罪概念的研究并不重视,或者说对犯罪概念只是作形式上的研究，不具有价值评价的内容，因此只有把对犯罪行为的价值评价和规范评价都集中在犯罪成立条件之中，价值评价即体现在实质违法性上。而我国刑法中的犯罪概念具有实质性,本身即具有价值评价的功能，而无需在犯罪构成中再进行价值评价，因此犯罪构成中也就不需要有犯罪客体再去承担此功能。有了实质的犯罪概念，我国的犯罪构成只要进行规范评价即可。

三、从犯罪概念、犯罪构成与犯罪客体的相互关系中重新定位犯罪客体

传统刑法理论认为：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是抽象与具体的关系，二者所表述的内容不同，犯罪概念揭示的是一切犯罪的本质属性，而犯罪构成是指犯罪的规格和标准，使人们认识和了解犯罪是怎样形成的，明确犯罪的内容结构，从而以此认定犯罪。因此犯罪构成是在具体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发挥作用，而抽象的犯罪概念则无法实现这种功能。对于这种定位陈兴良教授进行过批判[7]：所谓犯罪概念与犯罪构成的比较其实都应该有一个对应，犯罪有其一般概念则必然也有其具体概念，这便是法条明文规定的犯罪概念或者刑法教义学上的各罪具体概念，而犯罪构成我们一般在探讨时把它当做具体认定犯罪的标准即各罪具体犯罪构成，但事实上刑法学中亦有一个体现一切犯罪特征的一般性的犯罪构成概念①。因此在认定具体犯罪的过程中犯罪的具体概念与具体的犯罪构成都在一起发挥作用，具体概念揭示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本质，具体犯罪构成再去规范意义上认定犯罪，有了犯罪概念的价值评价也有了犯罪构成的规范评价，就达到了如同德日刑法中对犯罪成立条件所要求的标准。在此意义上也就无需在犯罪构成之中再增加犯罪客体以实现价值评价的功能,也无需担心排除犯罪客体犯罪构成就无法认定犯罪。对于犯罪客体来说本质属性即揭示犯罪行为所侵犯的社会法益，揭示犯罪行为的社会危害性，因此与犯罪概念的属性其实是同一的，犯罪的一般客体在刑法第13条即对犯罪概念的定义中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揭示，由此可见犯罪的一般客体已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犯罪行为的本质，也清晰地向我们展示了国家刑罚权的根据，即国家对犯罪人科以刑罚的理由，因此犯罪客体与犯罪概念殊途同归，共同揭示犯罪本质。故而笔者赞同张明楷教授的观点，把犯罪客体放在犯罪概念中研究最为恰当。[4]249-250

四、从批判犯罪客体的定位功能中重新认识犯罪客体

有学者认为：犯罪客体具有罪名确定的功能，我国刑法分则根据犯罪的同类客体对犯罪进行了分类，司法实践中根据犯罪客体的类别可对行为进行准确定位，犯罪客体的罪名定位功能是其它三个要件所不具有的。笔者认为对犯罪客体的评价属于价值评价，而这样的价值评价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掌握话语权的人如何说，具有很大的主观任意性，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社会背景、不同意识形态的主宰，不同的专家学者都总是会有不同的看法和要求，如果依据这样随意更改的犯罪客体去定罪、区分罪与非罪，难免会违反罪刑法定原则。当然有些犯罪中法律明确规定了其犯罪客体，如刑法第一百零二条②，然而明确对犯罪客体进行规定的法条毕竟属于少数，事实上在认定犯罪时只要犯罪行为具备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讨论侵犯了什么样的客体对认定犯罪又有什么意义？最典型的就是1979年刑法中将贪污罪设在侵犯财产罪、将受贿罪设在渎职罪一章，而1997年刑法修改时又将贪污罪与受贿罪设为一章即贪污贿赂犯罪，此时的贪污罪与受贿罪法条规定并未发生任何改变，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即使出现了犯罪客体的变动对定罪也并没有任何影响。因此犯罪客体本身根本不宜作为认定犯罪的要素，而是立法者对法益保护的考虑要素，司法实践中真正区分此罪与彼罪的是犯罪的客观要件、犯罪主体与犯罪主观要件，司法工作人员不可能仅仅凭借抽象意义上的犯罪客体去确定罪名。刑法理论界是根据犯罪客体对刑法所有罪名进行了分类，但归根结底还是根据各类犯罪的犯罪客观行为表现、行为对象的同类性、犯罪主体的同类性质或者行为的内在逻辑顺序等进行排列，说到底对犯罪客体的评价与运用都是建立在分析犯罪其它要件的基础上实现的，无论是反驳通说的依据犯罪同类客体对犯罪进行的分类、还是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之一，其实都是一个道理，那就是犯罪客体不是凭空存在产生的，只有对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这三个要件进行分析才会在此基础上存在犯罪客体的评价可能。在这一点上的错误理论尤为明显的是对犯罪构成要件的排序，依据传统的犯罪构成理论是按照犯罪客体、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的逻辑顺序来进行排列的[8]，有学者认为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刚开始进入人们视野的是犯罪客体即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受到侵犯，接下来就要查明行为人实施了怎样的客观危害行为，其次就是查明实施犯罪的主体是否符合犯罪主体要件，最后再探讨行为人主观方面是否具有故意、过失。[9]苏联时期的刑法学家亦认为在定罪过程中首先应该认识到行为的性质，其次根据认定的具体犯罪的客体寻找适应的法律条文以此为据认定犯罪。但笔者不敢苟同。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告诉我们，人们不仅能够认识物质世界的现象，而且可以透过现象认识其本质。认为物质世界是不依人的主观意志而独立存在的，人的意识是物质长期发展的产物，是人脑的机能，是对物质世界的反映。坚持从物到感觉和思想的唯物主义认识路线。犯罪客体体现犯罪本质，而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属于犯罪现象，对事物的认识应当从现象到本质，透过现象认识本质，因此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又怎么可能首先认识到事物的本质再认识到其它现象要素呢？因此把犯罪客体放在首位的犯罪构成排序并不具有合理性，对犯罪客体的认识是通过其它构成要件实现的，单靠犯罪客体自身无法实现定罪功能、区分此罪与彼罪。

五、从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的关系原理中批判犯罪客体的构成要件地位

刑事立法与刑事司法过程应当是完全不同的，立法者更侧重的是出于保护怎样的社会关系、把某种行为规定为犯罪的原因，立法的理由、根据，探讨的是价值层面等本质性的问题，即立法者在制定法律时所要考虑的是价值取向的权衡问题。而一旦立法将侵犯某种法益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即具有了相对稳定性，此时即设定了认定犯罪的具体明确的法律规格、标准，司法机关就应该按照法律规定对案件事实进行认定，而不是去探讨行为为什么构成犯罪的问题。司法者在认定犯罪时只要行为触犯刑法的明确规定，具有应受刑罚处罚性，即说明行为侵犯了刑法所要保护的法益，具有了社会危害性，但不能再通过这种法益（或社会关系）去认定行为是否构成犯罪，这样的认定只是机械重复、本末倒置，并且通过行为侵犯的法益去认定犯罪会使司法机关带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使案件事实的认定具有了很强的主观性，容易使司法人员恣意出入罪。事实上司法机关也是在认定犯罪时综合案件事实的前提下才能得出行为侵犯了什么样的法益。传统的犯罪客体理论中把犯罪客体既放在立法层面去考量，又作为司法工作人员认定犯罪的依据，似乎犯罪客体这一概念在哪个阶段都能够说得通，但正是由于犯罪客体具有的价值判断性、体现犯罪本质的特性，所以放在哪个阶段貌似都合理，因为对于犯罪所具有的法益侵犯性、社会危害性是贯穿刑法始终的，这也使得司法工作人员在认定犯罪时总是首先拿出犯罪客体来论证，所以对于犯罪客体否定说的观点，司法工作人员总是会说自己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是怎样根据犯罪客体认定犯罪，孰不知他们所依据的犯罪客体仍是在分析犯罪构成的其它要件之上得出的，只是我国刑法理论与实践中长期坚持的犯罪构成四要件对每一位法律人根深蒂固的的影响，让大家已经形成这样的思维定式而忽视去深刻探究其内理。

六、从物质与现象相互关系原理重新审视犯罪客体理论

欧锦雄教授认为：将犯罪客体从犯罪构成中剔除出去，仅仅凭借犯罪构成中的其余三个事实要件不能够揭示出犯罪的本质特征。[10]笔者认为欧锦雄教授走入了一个误区，即把本质与现象的相互关系混淆，犯罪客体本身就是通过犯罪客观方面、主观方面体现出来，即犯罪构成其它三要素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了犯罪客体即法益侵害的存在，而不需要我们另外加入犯罪客体这一要素去构建犯罪构成。司法机关在认定犯罪的过程中，其实就是通过表现出来的事实特征即犯罪的客观要件、主观要件、主体认定犯罪，通过对这三个要件的分析才在此基础上判断出此犯罪的本质特征即犯罪客体，而不是直接通过犯罪客体去认定犯罪，区分此罪与彼罪。唯物辩证法认为，现象与本质是辩证统一的。两者相互区别：1.现象是事物的外在方面，是表面的、多变的、丰富多彩的、肤浅的。本质是事物的内在方面，是深藏的、相对稳定的、单纯的、深刻的。2.现象是感觉器官可以直接感知的，本质则只能运用抽象思维，间接地被人认识。同时两者又相互联系：1.两者相互依存，本质只能通过现象表现出来，现象只能是本质的表现，现象与本质统一在同类事物中。2.现象是人们认识本质规律的向导，人们只有认识了现象，借助抽象思维，才能揭示事物的本质规律。[11]欧锦雄教授企图通过本质与现象的关系原理即本质与现象的对立统一关系来论证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要件中的地位，但其实却把本质与现象即犯罪客体与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观要件、犯罪主体简单排列在犯罪构成之中即认为是所谓的对立统一，如果真的是这样，则我们不妨分析，此时在犯罪构成之中如果加入了犯罪客体，还有犯罪其它三个要件，而其它三个要件又是犯罪现象，本质要通过现象表现出来才能被认识，此时透过现象又可以体现出犯罪客体这一本质，那再加入犯罪客体岂不多余。因此笔者赞同朱建华教授的观点，即把犯罪客体放在犯罪构成要件中会导致本质与形成这一本质的现象并列，而二者应当是说明与被说明的关系。[12]欧锦雄教授进一步指出：因为犯罪的本质即严重的社会危害性这一特征无法通过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观方面、犯罪主体这三个要件得到体现，因而必须通过犯罪客体才能揭示出来。笔者不以为同，犯罪构成要件中其它三个要件如果属于犯罪现象，那它们就能够体现出犯罪本质，事实上满足另外三个构成要件就构成犯罪也就能够体现出犯罪本质、体现出犯罪所侵犯的客体。在对犯罪构成的分析中不能过于把犯罪客体与犯罪其它三个要件进行割裂，实际上二者是紧密相连、不可分割的。我国犯罪构成中的客体指的是社会关系、权利义务等抽象要素的东西,这些东西不能通过人的感官直接感知,不是一种独立存在的客观实在,必须通过人们对案件的客观事实进行抽象、分析、判断,需要人的理性思维才能把握的东西,存在于客观事实之中。因此笔者认为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关系原理来分析，犯罪构成中只要有犯罪主体、犯罪客观方面和犯罪主观方面即能实现本质与现象的对立统一,而不需要把犯罪客体作为犯罪构成要件。

七、从对个案的分析中批判刑法理论中关于犯罪客体的出罪功能

犯罪客体是否具有出罪功能？肯定论者认为，犯罪客体具有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所不具有的出罪功能，它能将符合其他三个构成要件而不符合犯罪客体的行为出罪。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因为一个行为如果已经符合犯罪构成的其它要件，那么它必定侵犯了一定的社会关系，具有社会危害性，又怎么会不符合犯罪客体？类似的例子有很多，比如强奸罪中比较有争议的婚内强奸行为，丈夫强奸妻子是否构成犯罪？很多学者认为丈夫使用暴力、胁迫方法强行与妻子性交的行为完全符合强奸罪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的要件，因此此时是否构成犯罪取决于强奸罪侵犯的客体、保护的法益，如果认为强奸罪侵犯的客体是妇女享有的拒绝与其合法配偶以外的其他男子进行性交的权利，丈夫强奸妻子的行为并未侵犯妻子的性权利，未侵犯强奸罪的客体，因此不构成犯罪。而如果认为强奸罪的客体中包含了对妻子性权利的保护，比如德国、瑞士等国家，则丈夫强奸妻子的行为就构成强奸罪。而笔者认为得出这样的结论正是因为对犯罪构成的其它要件进行了形式意义上的解读，事实上丈夫强奸妻子的行为并不符合犯罪的其他三个要件，强奸罪的主体是否包括丈夫、强奸罪的对象是否包括妻子这些都是争议的问题，又怎能认为丈夫强奸妻子一定符合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呢？因此这些都是决定构罪与否的关键，而不是只凭借犯罪客体区分罪与非罪。例如执行死刑的法警，很多人认为其主观上具有剥削他人生命的故意，客观上实施了杀人行为，主体具有刑事责任能力，只因其未侵犯犯罪客体即犯人的生命权所以不构成故意杀人罪。这里且不讨论死刑犯的生命权是否属于应予保护的客体，而从客观行为上来分析法警并未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而是在合法执行枪决，主观上也并不是明知自己非法剥夺他人生命的行为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而希望放任结果发生。他的行为属于合法行为，支配他执行死刑的主观意志是他在实施的是法律规定的合法行为，所以才能说明法警并未侵犯死刑犯的生命权即犯罪客体。所以我们切不可本末倒置。肯定论者曾举出这样的例子：行为人去空置工棚盗窃有价值的财物（达到定罪数额），事实上也盗窃成功，但该财物系主人丢弃之物。因此认为行为人符合犯罪构成中的犯罪客观要件、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但未侵犯盗窃罪的犯罪客体即他人的所有权或占有权，故不构成犯罪。笔者认为本案的犯罪对象是废弃物，废弃物本身是不能作为盗窃罪的犯罪对象，盗窃罪的犯罪对象是他人依本权占有或所有的财物（关于这一点说法不一），因此行为并不符合盗窃罪的客观要件，也就不具有社会危害性，因而也就未侵犯盗窃罪的犯罪客体，更何谈拿犯罪客体出罪。笔者认为这些类似说法的出现都只能说明论者对各罪的构成要件作了自然主义、形式主义的解释。事实上只要我们对犯罪构成中的其它三个要件充分评价很容易就能够把此种行为出罪。丈夫强奸妻子的行为之所以不构成犯罪不是依靠抽象意义上的犯罪客体去认定，归根结底要从犯罪客观方面、犯罪主体等去判断。只有丈夫这一犯罪主体的存在、妻子这一犯罪对象的存在，才能在此意义上讨论犯罪客体的存在。其次何为犯罪行为？刑法意义上的犯罪行为，是指行为人在其意志支配下实施的具有社会危害性并为法律所禁止的身体活动。执行死刑的法警亦不能只是认为其有杀人行为就符合故意杀人罪的客观要件，对刑法规定作如此简单的解读岂不会任意扩大犯罪圈，何况在对分则的具体犯罪评价之时不能忽视刑法总则关于犯罪主体、犯罪主观方面、犯罪概念等规定，这是罪刑法定原则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科学的犯罪构成的必然要求。由此可见现实生活中，我们似乎已经形成了这样的思维定式，习惯于把犯罪客体塞进犯罪构成的四要件之中去判断，孰不知我们忽视了对其它构成要件的判断，或者对其它构成要件的判断不充分。而肯定论者举出这些其实皆为合法行为的例子去论证犯罪客体的出罪功能，意义不大。上述例子即使以常人的角度考虑都不构成犯罪，我们又有什么必要放在刑法中去评价论证它们呢?综上所述，犯罪客体不应纳入犯罪构成要件之中，对犯罪客体的认识与评价都是建立在犯罪构成的其它三个现象要件之上的，犯罪客体在犯罪构成中不能担负起区分犯罪性质的重任，理论界与司法实务中以犯罪客体达到出罪目的的说法也是空中楼阁。因此只有对犯罪客体进行正确的定位和科学的认识，只有冲破传统理论的桎梏枷锁，将其从犯罪构成中剔除出去，才能正视犯罪客体在刑法领域中的地位作用，也才能使犯罪构成这一认定犯罪的核心理论变得更加科学合理。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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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薛琴琴 单位:西南政法大学法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