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和伦理视角下我国智障者生存保障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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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分析了我国智障者的生存现状:智障者家庭生活条件艰苦，智障者缺乏平等就业的机会，智障者处于长期隔离状态。并基于法律和伦理视角，提出了法律层面上，加强立法工作，建立健全监督机制，完善智障者权利救济的司法程序;在伦理层面上:以伦理思想为指导，树立“尊重、关心、照顾”智障者的伦理道德风尚，建构无障碍的人文环境，实现智障者参与社会的无障碍的一系列措施，以进一步改善智障者的生存环境，维护其合法权益，保障智障者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关键词:智障者;合法权益;生存保障;法律视角

智力障碍问题不仅是生命个体的健康问题，更是一个有关人的尊严、公正和进步的社会问题。关注智障者的生活质量，改善其生存环境对于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有着重要的影响。从20世纪50年代以后，国际特殊教育呈现出从机构走向社区，从隔离状态走向常态社会的发展趋势，“正常化”“回归主流”等观念不断引导我国智障者保障工作的开展。

1我国智障者的生存现状

1．1智障者家庭生活条件艰苦

目前我国多数智障者缺少工作机会，赋闲在家或福利机构，程度较重的需要家人全天看护，不仅加重了家庭的经济负担，同时还影响了其他家庭成员的正常工作;智障者在生活技能教育、医疗服务与救助、康复训练、职前培训等方面都需要大笔的资金投入。如此，智障者家庭收入有限，支出项目增加，长期入不敷出，智障者家庭形成“因障致贫，因病致穷，又因贫穷加重残障”的恶性循环。

1．2智障者缺乏平等就业的机会

为了促进企事业单位接纳残障人士参与就业，国家制定了一系列优惠和补偿政策，如降低税率、经济补偿、政府扶持项目。但智障者因认知、语言、行为各方面存有轻重不一的障碍，社会适应能力有限，智障者的就业岗位仍是相当有限。

1．3智障者处于长期隔离状态

智障者的认知交流存在障碍，社交能力弱，居民对智障者缺少了解，接纳度较低，智障者的社区生活缺乏，通常被隔离在家。而且大部分成年智障者赋闲在家或长期隔离在福利机构，导致智障者的认知、生存技能和社会适应能力方面逐步退化。智障者只是智力功能的障碍，并不是整体机能的缺失，应该高度重视对智障者的生存保障工作，从法律和伦理视角出发，双管齐下，进一步改善智障者的生存环境，维护其合法权益，保证智障者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实现。

2在法制层面上，加快制订和完善保障智障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

我国虽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指导、以《残疾人保障法》为核心、以相关法律法规为基础、以地方规范性文件为补充的残疾人社会保障法律体系，但针对智障者并没有专门的立法。因此增加对智障者的关注，在现有的《残疾人权益保障法》的基础上，建立比较全面的法律体系和制度框架，是保障智障者合法权益的基本要求和根本出路。完善的保障智障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应该包含立法、执法和司法三个方面。执法和司法可以借鉴其他法律制度的一般程序，而智障者合法权益保障的立法具有其专有内容和独特价值，因此加强立法工作才是为智障者提供有利的生存环境的关键举措。

2．1加强立法工作

智障者权益保障的法制化必须从立法层面开始，逐步建立基本法律框架，切实做到“有法可依”。国家应充分重视智障者权益保障的立法工作，改变目前“头痛治头，脚痛治脚”的立法模式，应当系统调查智障者生活中存在的问题，充分论证、统筹规划，制定出具体的法律法规，进而有效改善智障者的生活状况。建立保障智障者合法权益的法律体系，必须明确界定法律的纵向层级和赋予每个层级的具体内容:首先是宪法层次，宪法作为国家的根本大法，应当在宪法中明确规定智障者享有平等权利，明确国家、社会与家庭的基本保障责任;其次是法律层次，以《残疾人保障法》作为综合性专门法律，配合制定保护智障者在教育、康复、就业等方面拥有同等权利的单一性专门法律，同时在《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的涉残条款中强调保障智障者的权益或增设对智障者特别保障的法律条文;再次是法规层次，制订与《残疾人保障法》《社会保障法》《社会保险法》等法律相配套的行政法规和地方性法规，用以保障智障者的权益;第四是规章层次，制订或修订保障智障者权益的部门规章与地方规章;第五是规范性文件层次，在法律法规确定的基本原则的指导下，适时适地地制定保障智障者权益的规范性文件作为具体实施意见，具体化的法律法规更贴合实际情况。以保证智障者基本物质生活为基础，以维护智障者享有同等权利为核心，以提供无障碍环境为手段，构建“双轨制”的智障者合法权益保障法律体系:第一条轨道即适用以“残疾人保险、救助、社会福利”等为基本内容的一般社会保障制度，但由于智障者属于超弱势群体，为更好地解决智障者的生活困难，必须以法律的形式提高对智障者的救助和福利标准，明确体现对智障者的特别关怀与帮助;第二条轨道就是针对智障者设立的专门性保障制度，主要涵盖智障者的教育、康复、就业等基本需求，根据智障者的特性提供适合的服务，满足其特定需求，突出体现对智障者的特别保护。

2．2建立健全监督机制

2．2．1建立严格的监督体系。加快建立对保障智障者权益制度的实施与绩效进行评估的机制，强化奖励政策和约束机制;中央政府在各地区下设专门的监督机构，各地方政府的监管部门完善其监管职能;实行信息公开制度，公布于媒体，形成政府、媒体和民众的监管评估体系。这种监督机制不仅保证政府接受社会组织和公众的监督，而且能够保证政府保障智障者的工作质量。

2．2．2构建有效的问责机制。实行问责制应当遵循以下几种道德原则:依法问责原则、权责对等原则、伦理教化与严厉惩罚相结合的原则、道德监督与理性预防相结合的原则、公开透明原则、程序公正和人道救济原则［1］。完善的问责机制有利于防止政府工作人员滥用职权，增强政府工作人员的责任心，改善政府机关的工作作风，提升政府的执行力和公信力，利于智障群体利益诉求的实现。

2．3完善智障者权利救济的司法程序

为了公正有力地保障智障者合法权益的实现，还必须完善智障者权利救济的司法程序，如修改现行的举证制度，设立司法检查巡回法院。建立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固然重要，但是宣传、倡导、评价等工作的开展同样重要。如加强智障者合法权益保障的法制宣传工作，提高国民维护智障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意识，从而为保障智障者合法权益的法律法规顺利实施提供有利环境。

3在伦理层面上，优化智障者的生存环境

3．1以伦理思想为指导，树立“尊重、关心、照顾”智障者的伦理道德风尚

为了保护和拯救处于边缘状态的智障者，让他们重新融入社会生活，就必须要消除大众的歧视与排斥，树立“尊重、关心、照顾”智障者的伦理道德风尚，改善其生存环境。笔者认为树立有利于智障者生存的伦理道德风尚应以下述理论为指导:

3．1．1人道主义思想。人道主义起源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提倡关怀、爱护、尊重人，是一种以人为本、以人为中心的世界观，将人的自由、平等、幸福视为最高价值，主张人人平等、互相尊重、互相扶助，坚持完善自我，倡导施爱他人。人道主义毫不掩饰个人对幸福的追求，但同时要求人们不单把个人的幸福置于一切事物的中心，而是应该把群体的共同幸福放在更为重要的位置，它反映了全人类的共同意识，代表着全人类的普遍利益［2］。人道主义思想是树立利于智障者生存的伦理道德风尚的基础。

3．1．2价值理论。价值观念是树立利于智障者生存的伦理道德风尚形成的指导思想。人的价值由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组成。生命的价值和生命质量高度相关，这并不意味着有缺陷的生命就没有价值，智障者依然有生存的权利，他们的生命仍然是神圣的。对于家庭，智障者的生命承载着家人的感情;对于社会，智障者也可以通过自己的劳动为社会做出贡献。要从观念上根本去除对智障者的歧视，必须认识到智障者的生命价值和社会价值，并发自内心予以认可，进而形成一个社会全员尊重、关心、爱护智障者的伦理道德风尚。

3．1．3罗尔斯的公平正义理论。罗尔斯公平正义理论主要表现为两个原则，“平等自由原则”与“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前者优于后者，后者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优先于差别原则。因此，社会职务和地位于所有人都是平等开放的，除非对某种价值或所有价值的不均等分配符合所有人的利益，社会价值才允许不平等分配。社会成员间的差异保持在合理的范围内，即使是处于最不利地位的成员也能够获得最大利益，此时的状态才是社会最好的发展状态。社会差异合理与否的分水岭，就在于能否促使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群体成员获得最大的利益，而所谓“最大利益”就是一个公正社会必须持续地改变这种不平等的状况，直到社会中处于最不利地位的群体成员的利益无法再继续增加为止［3］。智障者的弱势身份决定了保障智障者的合法权益只能遵循“差别原则”或“补救原则”，通过“倾斜保护”实现“实质平等”，从而达到社会发展的“最佳状态”。

3．1．4发展原则。198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发展权利宣言》指出人是发展主体，拥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存五个方面的发展权。生存发展权是指有生命的自然人都有生存下去并不断发展自己的肉体组织和精神组织的权利，以及各国和各民族拥有在生存时空范围内发展本国和本民族生存能力并提高生存质量的发展权利［4］。生存发展权体现为“人人有权为他自己和家庭获得相当的生活水准，包括足够的食物、衣着和住房，并能不断改进生活条件”和“人人有权享有能达到的最高体质和心理健康的标准”［5］。生存发展是个体存在和基本发展的底线，发展要求人不能止步于合乎生存的水平。人的发展需求在社会进步的带动下必然从求生上升到追求生存质量的高度上。智障者处于弱势地位的根源在于其发展能力的缺失，因此，在社会的帮助下唤醒智障者的发展意识，提高其发展能力，提高其生活能力，这才是保障智障者权益的根本。

3．2建构无障碍的人文环境，实现智障者参与社会的无障碍

3．2．1建构支持性的家庭环境。家庭成员的正确认知、鼓励是智障者自信心的主要来源，家庭成员的积极参与是智障者主动走出封闭环境，参与社会生活的前提。家人可以根据对智障者性格、习性等方面的了解进行个性化的引导与教育。智障者在不同程度上都存在沟通障碍，因此需要家庭环境进行支持性地建构及调整，如家人间的沟通可以尽量多使用视觉符号，如借助于手势、符号或者沟通辅具等。如通过教会、协助智障者做适当的家务为其步入社会参与就业奠定基础。家庭的基础培训有助于智障者增强自立自强意识，树立信心，从而主动就业，进而融入社会。

3．2．2建设无障碍的社区环境。社区是智障者的主要生活圈，调查显示部分社区居民因不了解智障者而不太愿意与其交往，智障者难以融入其中。因此建设无障碍的社区环境是智障者参与社会生活的关键。首先，加大智障者的相关知识宣传的工作力度，让大众全面地认知智障者，提高大众对智障者生活、情感、康复和就业等各方面的接纳和支持;其次，通过社会传媒宣传智障者的心理知识和智障者的生活现状等，让社会大众认知智障群体;再次，以社区为单位开办智障者知识讲坛，使社区居民更深入了解智障者的心理和行为，同时给居民提供日常生活中与智障者和谐相处的实用建议;最后，以社区为单位开展活动，与社区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是智障者平等参与生活、实现社会融合的关键。

作者:谢兰珍 古津贤 单位:天津医科大学医学人文科学学院

参考文献:

［1］周海滨．当代中国行政问责制的伦理审思［D］．长沙:湖南师范大学，2010．

［2］李佳．我国城市残疾人社会救助的现状分析与对策研究［D］．济南:山东大学，2006．

［3］胡彬彬．从社会公正看残疾人的社会排斥问题［J］．湖北社会科学，2008(6):46．

［4］曹明睿．社会救助法律制度研究［D］．重庆:西南政法大学，2004:70－75．

［5］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C］．l96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