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标志法律体系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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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李龙工作单位：中国矿业大学

一、环境标志的基本内涵探讨

（一）环境标志的概念

由于各国具体国情和法制传统的差异，以及各学术流派研究的方法与侧重点不同，环境标志的称谓和概念在法学界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对“环境标志”的定义，大体可以归纳为以下3类：第一类定义方式是从环境标志的外在形式进行定义，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环境标志与声明通用原则》对环境标志的定义为：环境标志是用来表达产品或服务环境因素的声明，其形式可为贴在产品或其包装上的标签，或是置于产品文字资料、技术公告、广告或出版物内，与其他信息相伴的说明、符号或图形[1]。第二类定义方式是从环境标志的作用进行定义，如关贸总协定（GATT）秘书处将环境标志定义为：环境标志是一种将产品中的生命要素（即它的生产、使用和处理）对环境的影响信息传送给消费者的标签。第三类定义方式则更侧重环境标志的认证组织，如美国将“绿色印章”定义为：一个致力于保护环境的独立的非赢利性组织，使用于对环境负责任的产品和服务上的标志。综合上述观点的共性，并对不同之处进行权衡，笔者将环境标志定义为：由独立的第三方组织基于一定的环境保护标准，同意申请者使用的、用以表明相关产品和服务在其生命周期中符合环境保护要求的特殊符号或标志。

（二）环境标志的具体类型

现阶段各个国家环境标志的类型划分方式也存在一定的差异，如美国采用三大类环境标志划分模式：肯定的环境标志、否定的环境标志和中立的环境标志。我国及大多数国家一般都采用国际标准化组织（英文简称ISO）的Ⅰ型、Ⅱ型、Ⅲ型环境标志类别。Ⅰ型环境标志，即ISO14024《环境管理环境标志与声明（I型环境标志）原则和程序》标准，主要特点为：1.以特定标准为基础。2.申请人自愿申请。3.需经第三方认证。此类环境标志即为我们通常意义上所理解的环境标志，这种环境标志的公信力最强，真正可以看做是发给企业的“绿色通行证”。Ⅱ型环境标志，即ISO14021《环境管理环境标志与声明自我环境声明（II型环境标志）》标准，主要特点为：1.可由任何从中获益的经济组织对产品的环境性能作出自我声明。2.这种自我声明可以在产品上或产品的包装上以各种形式表示，也可在产品的广告上或者产品的名册上表示。3.无需第三方认证。此类环境标志是相关企业的自我声明，故这种标志又称自我声明型标志。Ⅲ型环境标志，即ISO14025《环境管理环境标志与声明环境信息说明（Ⅲ型环境标志）》标准，主要特点为：1.由申请企业自愿提供产品性能、环境信息的相关数据。2.通常仅涉及产品或服务的某一单项性能。3.需经第三方认证。Ⅲ型环境标志与Ⅰ型环境标志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对产品进行判断，仅向公众提供某一方面的数值和信息，而将产品的环境质量留给消费者来判断[2]。

二、国外环境标志法律制度比较

（一）德国德国于1977年提出“蓝色天使”计划，是世界上第一个使用环境标志的国家。德国的环境标志拥有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获得“蓝色天使”标志的企业可在产品的宣传中使用，用以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同时非法使用环境标志的行为将承担十分严重的法律责任。德国的环境标志不具有垄断性，只要符合环境标志标准的产品，都被允许进口到本国市场，参与到本国市场的竞争[3]。德国国内认为，国内普通公众和经济组织环境保护意识的提高，很大程度上得益于“蓝色天使”计划的宣传和推广。

（二）加拿大继德国之后，加拿大是世界上第二个创立环境标志的国家。1988年，加拿大发起由政府制定的“环境选择”计划，引导政府部门和消费者的采购方向。由于其积极提倡国家之间环境标志的互认，主张发挥环境标志在消除贸易壁垒、创造良好的国际贸易环境的作用，因而加拿大的环境标志在国际上具有较高的影响力。加拿大环境标志具有一个较为科学的评判标准，既不会让申请者望尘莫及，也不会唾手可得，而是科学、合理的指导企业在追求经济效益的道路上，主动采用措施提高产品的环境质量，最终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双赢。

（三）美国美国于1989年正式开展“绿色标志”计划。这是由美国绿色标志组织管理的Ⅰ型的标志计划。美国绿色标志由环境保护领域的非政府组织、企业、消费者集团和其它利益集团组成，其宗旨是给消费者以专家建议，告诉消费者哪些产品对环境的危害比较小。此外，美国还存在“科学认证系统”这样一个Ⅲ型的计划。与“绿色标志计划”相比，“科学认证系统”更能得到生产企业的认可和支持。美国的环境保护机构并不支持集中协调或公开运作的环境标准和检验，而更倾向于制定Ⅱ型、Ⅲ型的环境标志计划。

（四）日本日本推行的是“生态标志计划”，这个计划的宣传和推广是逐步展开的。为了应对日益凸显的环境问题，早在1967年，日本就制定了《控制环境污染基本法》。自1989年以来，日本环境协会在国家环境行政部门的授权下开始管理生态标志计划。上世纪90年代，日本制定了一系列的相关法律，如《环境影响评估法》《关于某些危害物质排放至环境及促进其改善管理的审报法律的实施办法(PRTR法)》等。进入21世纪，日本颁布和实施了更多的法律法规，如《促进建立可循环再生型社会基本法》《促进支持环境保护和环境教育法》《关于促进国家及其它实体获取环境友善产品和服务的办法(简称促进绿色购买法)》等[4]。这些法律法规的实施为日本“生态标志计划”的顺利开展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

三、我国环境标志法律制度现状及问题检讨

（一）我国环境标志法律制度发展现状

我国现行环境标志法律制度以国内现有环境立法为基础，保障环境标志制度的顺利开展。具体而言，我国环境标志制度法律制度体现如下3个方面。第一，环境标志综合管理法。主要包括《环境保护法》《清洁生产促进法》《水污染防治法》《大气污染防治法》及《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等。这些法律规范大多包涵国家倡导清洁生产的理念和宏观举措，为环境标志制度的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制度平台。第二，环境标志认证法。主要包括《标准化法》《认证认可条例》以及《环境管理体系认证管理规定》等。这些法律规范明确了环境标志的认证标准、设定了严格的评定程序，并对认证过程的各种违法行为做出了相应的处罚规定，为环境标志认证程序的规范化提供了法律保障。第三，环境标志商标保护方面，以《商标法》的相关规定为主导。《商标法》第52条对5种商标侵权行为进行规制，第53条规定了对商标专用权的民事保护、行政保护、刑事保护等。不难看出，《商标法》将对我国环境标志制度的规范、有序开展“保驾护航”[5]。

（二）我国环境标志法律制度存在的问题

1.立法上：首先，我国环境标志相关规范法律位阶过低，法律地位不够明确。目前，《环境标志产品认证管理办法》和《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委员会章程》是我国的环境标志制度运行的主要依据。但是这两项规定既不属于法律，也不属于依法律授权所制定的行政法规。要想发挥环境标志在环境保护中的重要作用，仅仅依靠技术和政策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制定出较为完善的法律法规，尤其是制定环境标志相关专门法来明确其法律地位，对环境标志进行法律规范，这样才能保证环境标志制度在环境保护领域规范开展。其次，我国环境标志制度相关法律规定过于侧重事后处理而非事前预防。我国现有的环境标志制度相关法律规定更多的侧重“事后救济”，而非事前预防。《商标法》《合同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均对证明商标进行了法律保护。但这些保护措施仅仅涉及环境标志的使用环节，具体而言，这些法律规范更多的是规定当环境标志的使用不符合规定时，如何进行规制和处罚，因而具有滞后性[6]。此外，有关环境标志的含义、性质、申请、认证的程序，违法使用的处罚等，均没有一个统一、明确的规定。这些缺陷，不仅与我国环境保护法所提倡的“预防为主”的原则相左，更导致了环境标志制度很难以源头进行规范，最终难以使其起到预防环境污染的效果。2.司法上。首先，诉讼主体范围过于狭窄。从环境诉讼的角度来看，我国环境标志制度存在的一个重要问题是，诉讼主体范围过于狭窄，这体现在以下两方面：其一，在民事诉讼中，诉讼主体的范围过于狭窄。根据相关民事法律规定，环境民事诉讼的原告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这极大地限制了环境诉讼的进行，特别对环境公益诉讼的影响尤其明显。其二，在行政诉讼中，环境诉讼主体过于受限。在我国，行政诉讼仅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这就使得行政机关做出的损害相对人权利的各种抽象行政行为（包括涉及绿色贸易壁垒的抽象行政行为），无法通过行政诉讼的方式获得纠正。而且，行政诉讼的原告资格限制十分苛刻，只允许具体行政行为的直接相对人提起行政诉讼，这进一步剥夺了行政相对人得到司法救济的权利。综上，诉讼主体相关疏漏，已成为我国环境标志法律制度的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必须合理、及时地处理，否则，将会严重影响我国环境标志制度的健康发展。其次，相关法律依据缺失。《中国环境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规定：国家环境保护部指定的认证机构负责我国环境标志的发放及使用的管理工作。认证机构与通过环境标志认证的产品生产企业签订中国环境标志使用协议，向其核发中国环境标志。理论上看，国家运用法律手段来调节环境行政合同关系，达到对环境行政合同赋予法律效力的目的，进而使合同的履行建立在法律的强制要求和拘束之上。但就目前而言，我国学界对环境行政合同的研究尚未形成定论，还未能以法律手段来保障环境行政合同的履行，以保护合同双方的合法利益和社会公共利益，也没有建立环境行政合同纠纷的相关救济机制。

四、我国环境标志法律制度的完善思考

（一）立法上1.制定我国环境标志专门法，明确环境标志法律地位。从环境标志的申请、认证、授予、实施等各方面看，由于缺少一部关于环境标志的专门立法，我国环境标志制度的保障主要是通过一些政策和法律措施，来规范有关机构和产品生产企业的行为，以保障环境标志制度规范的实施。尽管我国制定了大量的政策倡导和推广环境标志制度，但政策管制不仅位阶过低并且可操作性不强，其效果十分有限[7]。将环境标志制度上升到法律地位，用法律进行规制，既有助于消除国际贸易中的绿色壁垒，又顺应当前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性社会的潮流，实现经济、社会与环境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2.我们应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具体化在相关法律之中。经济合作发展组织环境委员会曾指出：“各国环境政策、法律的核心，应以预防为主。”然而从目前来看，我国环境标志法律制度呈现的是一种“事后治理”的立法现状，与上述要求相去甚远。所以，我们应将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具体化在相关法律之中。详言之，我们应根据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原则制定出一系列的可操作性措施，具体化、法定化在环境标志相关法律之中，使之从源头对环境标志制度进行规范，最终保障环境标志制度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司法上1.拓展环境标志诉讼主体范围。针对环境标志诉讼主体范围在司法过程中的局限，我们应拓展环境标志诉讼主体范围。具体而言，在环境标志民事诉讼中，对于诉讼主体范围，打破现行相关民事法律规定的“必须是与案件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对其进行适度、合理地拓展；在环境标志行政诉讼中，应将抽象行政行为纳入我国行政诉讼的范围，并适度放宽原告的诉讼资格，考虑将行政行为的间接相对人纳入我国行政诉讼主体范围。2.明确环境标志行政合同法律关系，完善相关法律依据。针对我国环境标志行政合同法律关系不明确这一问题，应加强环境标志行政合同的研究，明确环境标志行政合同的性质、法律效力、法律责任以及出现纠纷的救济机制等一系列问题，从而使环境标志行政合同的履行建立在法律的强制要求和拘束下，进而保障环境标志制度的规范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