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社会秩序中法律机制的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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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高飞工作单位：安徽大学法学院

一、引言

改革开放已历经十余年，我国经济总体上已处于工业化的末期。建国后所建立的固步自封的经济体制已经被充满竞争力的市场经济体制所取代，正是这种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也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的社会分层和社会秩序。一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崭新的社会秩序正在逐渐缓慢的形成。在我国改革之前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将社会主义制度同市场经济有效结合起来，可以说这是中国人民智慧的结晶，也是对怎样建设好社会主义的伟大的探索。但是市场经济本身的缺陷性又是不得不让人担忧的，根据西方的发展史我们可以发现市场经济越发达越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配合。在市场作为资源配置基础性作用的局面下，政府必须善于运用各种法律手段保障经济稳定和社会秩序的安定。然而，仅就目前而言我国在社会秩序结构上以及法律制度规制上都存在着问题。

二、现行社会秩序的结构性缺陷与法律规制的缺失

1．我国社会结构的缺陷性目前，我国社会从总体上看已经由建国时僵化禁锢的时代逐步的转变为流动自由的时代。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长时间不符的情况已经得到了改善，改革开放使我国逐步开始了由身份社会向契约社会的过渡。通过对外开放，变革经济体制，我国社会中的有机构成也发生了变化。人治的政治认同正在丧失而法治的治国理念得到了大多数人的承认，我国也将完成从卡里斯马型政治向民主主义政治的转变。改革的成功是有目共睹的，但是伴随改革而带来的社会问题也是不容回避的。西方社会学家在评述中国的发展时总会提到中国用了十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百年的发展历程。实际上从另一方面来看，我国需要用三十年的时间去解决西方发达国家用了百年时间才得以解决的社会问题。这无形的给予了我国社会以巨大的压力，也使安定的社会秩序时刻存在着受到冲击的风险。

（1）社会开放性与流动性不足。人为设置的制度障碍依然存在并且时刻阻挠着社会群体间的自由流动。该种制度严重侵害着诸多群体的利益尤其是弱势群体的利益。改革开放前的工人、农民、干部的身份壁垒虽然在消逝但是这种禁锢的观念以及原有秩序下既得利益群体的反抗使这种壁垒没有完全消失而是通过权力的庇护以各种各样新的方式呈现。比如国有垄断行业的工作岗位仍然存在着身份继承的现象。这些行业利用国家和人民所赋予的权力和资源，不断积累自身的财富并形成环形封闭的利益集团阻碍社会成员自由的流动，坚决维护本集团的自身利益，造成许多社会群体的强烈不满。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处于下层的群体很难流动到上层的封闭式的群体中，或者说现阶段的我国社会中缺乏足够多的渠道来保障社会各阶层的成员之间的流动。

（2）社会财富分配严重失衡。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刘易斯曾经指出：“收入分配的变化是发展进程中最具有政治意义的方面，也是最容易诱发妒忌心理和动荡混乱的方面。”［1］国家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后，我国的分配体制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按劳分配为主，同时也按生产力要素分配的模式初步形成。这种新的分配方式注重对社会资源的有效利用，效率优先原则得到了彻底贯彻。然而我们应注意到每个社会成员个体在个人能力、知识水平以及拥有的社会资源的数量值上都存在巨大的差距的。效率优先原则固然可以使有限的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但是也必然导致社预见、牢固的法律制度的顺畅供给，社会秩序转轨所给予我国社会安全所带来的压力就会越来越大，甚至有可能产生剧烈的社会动荡和无政府主义、激进主义情节的泛滥。因此，作为法律人，我们面对这一困局必须要提出解决办法，要从根源上转变这一局势。

1．培育社会大众法律文化信仰弗里德曼认为：“大众法律文化是指人们关于法律与法律过程的想法、态度以及期待。法律文化产生力量，并最终型塑法律制定。”［5］一个国家的法律文化最终会影响到该国社会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机制。法律文化饱含了社会主体对于法律的作用的信任，法律的价值认知和法律的功能的判断，决定了人们在何种情况下相信或躲避法律与国家。如果没有形成良好的法律文化传统，就会使社会主体对于法律所提供的机制充满不信任感，不愿意使用法律的手段和途径来解决问题，社会主体更愿意躲避法律。这种对于法律体制的漠视态度会直接从根本上影响法律制度的构建，可以说正是法律信仰在我国法律传统中的缺失才导致了立法往往是政府的主导产物，社会基层群众认为与己无关。同样当遇到社会转轨而带来的不利时他们往往也不愿意采用法律的方式，而是以破坏社会稳定秩序的高压方式。这样社会的法律机制也就失去了它的实效，更多的只是形式的价值。所以必须大力的在群众中培育法律信仰的传统，政府要保障让社会基层群众有渠道参与到立法的过程中并起到实效而不是只是自顾自己的立法。这样久而久之社会群众拥有了法律的信仰，才会使社会一旦出现危机都尽可能在法律所提供的框架内部进行解决从而避免对社会秩序的冲击。

2．政府必须树立多元价值的立法理念法律的功能价值主义情节是一种盲目、片面的法律实用主义崇拜。以法律来保障经济的发展，如何在最大程度上发挥法律对于市场经济的贡献成了人大和政府各级立法主体的指导目标。这种单一的经济中心的立法只会让社会基层远离法律信仰，也只会让政府和上层精英时刻可以以经济效率的理由来规避法律的规定，制定违背法律公平、自由、民主精神的恶法。法律的价值中所包含的含义是丰富的不仅仅只是有经济效率的维护这单一价值，社会公平、社会保障、社会财富的总体均衡都应该是法律所追求的价值目标取向。但是根据国家目前所规定的许多法律法规我们很难看到对这些目标的大力追求。比如政府官员升职的关键在于经济上的业绩，再比如对于遗产税迟迟得不到立法，再比如社会保障法的缺位等等我们都可以看出法律的价值在政府观念中的单一性和功利性。只有树立多元化的立法价值理念，注重效率的同时也要追求公平，才会让社会经济发展更加的健康。尤其是对于转型的社会，首要的不是经济的几何级的发展而应该是时刻将社会的安全稳定至于首位。没有社会的安全与稳定，又何来的经济发展的环境。只有总体的均衡协调社会的财富分配，以法律的方式时刻关注弱势群体的利益，保障社会整体的公平才会让社会主体信任法律的保护，也才会使整个社会秩序受到法律的全面的保护。

三、结语

通过本文的分析，我们可以认知到我国的社会问题已经十分严峻，它对于我国尚处在发展中的社会秩序产生了巨大的压力。国家面对此社会顽疾如果不进行体制的改革，谋求建立稳定有效的法律制度那么社会问题会越聚越多，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强烈的利益冲突也会越来越激化。法律制度作为市场经济的守护者和国家安全的保卫者必须要发挥其应当具有的社会功能：调节社会不同群体的财富、建立有效的生活保障机制、保障不同阶层之间可以公平竞争流动等等。法律制度的建设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我国社会秩序重建能否取得成功。因此，政府和学者们必须时刻关注我国法律制度建构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