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基因食品的法律保障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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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汪平工作单位：重庆三峡学院经贸系

由于转基因技术具有高度的计划性、目的性和人为可操控性，它在极大地满足人们需要的同时，对人类生存环境和生命健康也可能带来潜在的不利影响，对利用转基因技术生产产品的行为在文明社会中就不能实行完全放任的政策，因而应采取相关的规范措施强化管理。而规制人类行为最为有力的、最具约束力的规范莫过于法律。法律本来就是为了制裁、防范各种个体或集团的不利于社会健康、稳定发展行为的发生而设立的，因此，维护人类社会的安全自然是法的最基本的功能之一。在法学中，安全性问题自然指向对人的基本权的保护，特别是人类共同的基本权的保护；法律保障则是为了预防权利受到损害，而给予经济上或法律上的救济，“有权利就有保障，有损害就有救济”[1]乃是人类公平正义理想得以存在的基石，是法律追求的最终目标。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法律保障机制的正当性基础，可从以下两方面加以说明。

一、人的安全需要

毋庸置疑，安全是人类的基本需要，也是人类追求的重要价值。之所以如此，乃是安全之于人类的重要性决定的。首先，安全是个体的人得以存在的基础。据马斯洛心理学理论，人的追求层次除生存需要之外，就是安全需要、获得尊重的需要、自我价值实现的需要。相对于人的生存，安全应是第一层次的最基本的追求。而功利主义法学派创始人边沁则认为，立法者要想保障社会幸福，就必须努力达到4个目标，即保证公民的生计、富裕、平等和安全。在这4个法律目标中，边沁是把法律对社会安全的追求作为最高目标。[2]在他看来，只有安全才能使每一个人的人身、名誉、财产、地位和预期得以在现实社会中实现，才能使人们平等幸福。在这一问题上，社会法学派创始人的主张与功利主义法学派的思想可谓不谋而合。代表人物之一的庞德认为，所谓社会利益即指涉及文明社会的生活并以这种生活的名义提出的主张、要求或愿望。它具体包括安全利益、保护道德的利益、保护社会资源的利益、保护社会进步的利益以及个人生活方面的利益等。[3]从上可窥见，他们在追求法的社会安全功能方面虽然概念不同，但其实质并无二致，均是要求最大限度地满足社会对安全的需要。而对于人类社会来讲，安全当然是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是人类需求中最根本的一种。人作为一种有生命力的生物体，之所以能繁衍至今，创造出光辉灿烂的文明，在于安全为其提供了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保障。正如霍布斯所言，“安全有助于使人们享有诸如生命、财产、自由和平等等其他价值的状况稳定化并尽可能地持续下去。”[4]因此，人类只有获得了安全，才能谈及其他的价值和追求，这就是安全一直被人类视为生存的第一要义，视为创造与发展的第一前提的原因。其次，安全是国家实现其职能的目的。安全概念的产生源于17世纪的宗教战争，当时国家被赋予保护境内公民生命、财产安全的义务。因而从这里导出了国家对于妨害国家内部安全秩序的危险加以排除，也就是危险防御（Gefahrabwehr）的义务。这个义务发展到后来演变成为国家对于个人的基本权赋有立法保障使其不受侵害的义务。虽然对国家的职能与作用众说纷纭，亦经历了政治国家→夜警国家→福利国家的历史演绎，但国家对安全的保障职能长期以来无可置否，甚至有的学者将保障安全视其唯一真正职能“。国家的唯一目的就在于保障安全亦即捍卫合法自由的确定性。”[5]而国家亦从其纷繁复杂的统治手段中挑中法律，高呼“人民的安全乃是至高无上的法律”（霍布斯语），将其视为实现安全职能的利器。国家通过制定各种法律规范确认和保护人们对其生命、健康、财产的稳定性享有，从而实现人们的安全需要。一般而言，国家法律对安全价值进行追求与保护，是建立在能从日常的经验法则得到证明的基础上，即形成危险的因素会对法益造成侵害，也就是说两者之间存在着因果关系，通过这种明确的因果关系法则，国家可以预先判断某些因素会对法益造成侵害，进而采取一定的干预手段来防止这一危险的发生。但是，某些因素可能损害法益，这种可能性也许无法从现在的经验法则上得到证明从而使得危险防御行为的正当性并不能在这里得到确证。由于这些因素有造成损害的可能，且这种可能性即风险总是客观存在的，无法避免的，同时一旦损害产生即具有极大的破坏性，国家基于其职责就不能不强化相关制度，以为人类的安全提供特别保护。具体到转基因食品而言，尽管在其安全性问题上作出预测所需的各种信息还不足，但是，转基因食品的安全隐患是客观存在的，国家通过法律建立安全保障机制，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也是一种当然的选择。最后，安全是一切经济活动顺利进行的保障和前提。人类为了生息繁衍，必然进行经济活动，但经济活动必须在安全的环境中进行。安全是一个对象范围十分广泛的概念，它包含了个体安全、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安全等具体内容。这些不同方面的安全，都是经济活动得以正常开展的前提条件，但社会经济安全对经济活动的顺利进行具有更直接的意义。社会经济安全要求国家通过法律手段，为社会经济活动提供必要的秩序，为经济主体在交易活动中的利益提供强有力的保障，并对社会经济活动中可能出现的损害人身和财产安全的现象提供预防和救济机制。不实现社会经济安全的这些要求，社会经济活动必然缺乏预期，损害他人权益的行为亦将猖獗，最终将导致社会经济的无序状态。需要强调的是，一国的法律秩序总是要保障个体安全、国家安全和社会经济安全。但法律是有分工的，私法侧重于保障个体安全，公法侧重于保障国家安全，而经济法则侧重于保障社会经济安全。[6]所谓经济安全，可以从微观和宏观两种角度来理解。微观经济安全有经营者权益安全、消费者权益安全和劳动者权益安全；宏观经济安全即国民经济整体安全，它包括了微观经济安全。[7]换言之，经济安全是指一个国家的经济主权和基本经济秩序以及经济主体在经济活动中利益的保障程度。经济法在价值理念上摈弃了传统民商法以个体与私人为立足点的安全观念，代之于谋求宏观意义上的经济秩序安全，从而实现一种社会安全，将经济安全作为其追求的社会价值。对经济安全构成威胁的因素很多，而本文讨论的焦点问题，即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就是诸多威胁因素之一。目前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问题，主要集中在对人的健康和人类的生态环境的影响上。尽管目前尚无确切证据证明其不安全，但也没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对人类无危险。人类历史已经证明，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也许正在用双手毁灭自己，而转基因食品也未必不是人类的佛兰肯斯坦。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导致了转基因食品消费市场的混乱，直接的后果就是，一方面使消费者忧心忡忡，没有消费安全感，另一方面使转基因食品这个被看作解决人类粮食危机的救命源丧失了大量的消费市场，从客观上阻碍了转基因食品的研究和开发，这一现象恰巧为国家干预社会经济和社会生活留下了空间。显然，传统民商法对转基因食品安全性保障是力不从心的，而借用传统行政法手段又可能会导致权利滥用，出现更多的寻租现象。经济法则从国家整体经济安全与秩序出发，通过事先的预防与事后的修复，对经济秩序进行规制和调整，从而建立一种监控与保障机制来维护市场的经济秩序和安全，因此，维护经济安全的重任自然落到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上。就像斯蒂芬休格曼在其出版的《废除人身伤害的对受害人，用户，商业新的补偿机制》一书中所言，“由于侵权行为不足以保证社会所要求的安全水平，只有通过制定和实施有关的经济行政法律法规，才能要求人们事先采取预防损害的行为，因此应当赋予潜在的受害人以知情权，参与权等新的权利，并鼓励和保障其行使这些权利，以便迫使有关行政机关采取有效的管理措施，从而实现‘防患于未然’的效果。”因此，建立和完善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法律保障机制体现了经济法的基本精神和价值取向。

二、人的健康权和环境权的保障

由于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法律保障机制直接保障着人的健康权和环境权，因此，明确了保障人的健康权和环境权的必要性，转基因食品安全性的法律保障机制的正当性基础也就可以得到说明。首先，从法律历史的发展来看，人身权一直是安全的核心内容之一，它与财产权共同构成安全的两大基石。无论是远古的《汉穆拉比法典》，近代的《法国民法典》，还是现代的各个国际条约、国内立法，无不体现着对人身权安全保障的永恒主题。自蛮荒的原始社会氏族人员人身保障的同态复仇、同害复仇到阶级分化后国家的出现，法律成为国家统治和实现安全的重要手段，此时对人身安全的保障核心便是对其统治下的社会成员的身份、地位的确立。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商品经济的发展进而导致资产阶级革命，人类社会实现了从农业经济时代向工业经济时代的第一次社会转型。在这场“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中，农业时代的人身依附与束缚关系也不复存在。随着启蒙思想家们高举“天赋人权”、“人生而平等”的旗帜，传统的身份地位安全观被个人人身安全取而代之，进而要求新兴的资本主义法律在平等的基础上保障社会成员的健康、名誉、身份、意志的安全与自由，个人独立意识凸显，保障个人最大财富——自由，成为了此时人身安全观的核心。到20世纪70年代，由于高科技领域的深刻革命，以迅猛的速度改变着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和交易手段，将人类社会导入了后工业文明时代，社会内部处处显现着高科技的烙印,并从其内部衍生了向知识经济时代的转型动力。现代人亦清楚地意识到社会的逻辑原点与价值原点并非单个的个人，亦非个人神圣的权利与意志。与此相反，滥觞于古代日尔曼社会的团体主义和社会连带思想在此阶段获得了发挥的土壤。人们意识到个人只有处于社会中才能实现其价值，才能论及生存与发展。此阶段对人身权的保护也走出了原有的“生命、健康、安全”的窠臼，衍生出了一系列的新型权利，如环境权等，并以各种国际条约的形式对这一系列权利予以了保护。各国法律亦顺应时代的要求，以各种新型的国内立法对上述一系列权利的保护予以了回应。由此可见，人身权一直是各国法律所关注的重点。作为人身权重要内容的健康权和新型权利环境权在当代受到重视亦不足为怪了。其次，尊重健康权和环境权亦是尊重人权的必然。从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特征来看，各国均以宪法的形式来表明对国民的基本人权和法主体性的尊重。健康权、环境权作为人权的基本内容已为一系列国内和国际法文件所肯定。而在现代社会权利法定原则下，健康权、环境权的法律化是公众得到保障的前提条件和法律依据，其正当性基础来源于健康权、环境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是公民与身俱来的权利，即“天赋人权”。健康权是指公民以其机体生理机能正常动作和功能完善发挥，以其维护人体生命活动的利益为内容的人格权，[8]人的生命健康是人的立身之本，保护人的生命健康不受侵犯是维护其独立的法律人格，所以各国宪法都规定了保护公民的健康权。如果我们进一步从自然人的角度观之，可以看到健康是人生命过程中最主要的资本，有健康才有生命，才有个人的一切，因此，健康权以维持人体的正常生命活动为根本利益，体现了人格利益的最高境界，其意义已超过了个人意思自治领域。如果从社会角度观之，又可以看到健康权所承载的人格利益已超越了纯粹私人利益的范畴，进入了社会利益的领域。人作为社会最基本的构成分子同时也是最宝贵的资源，“它在维护自身生命，提高自身生活质量，追求体格、精神的完善状态的同时，也具有维护社会公共利益，提高人类生存质量的意义。”[9]因此，尊重人首先应该尊重人的健康，剥夺健康就是剥夺了人的生命。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健康权是人的基本人权，其地位决定了公法保护的必要。环境权作为一项基本人权，是由生存权发展而来的一项新型权利。环境是公民作为生物个体生存的基本物质条件和空间场所的提供者，是人类生存的必要条件，保护环境的目的在于保证人类的生存繁衍，因此，环境权是建立在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相互尊重基础上的新型权利。因为从生态学的观点来看，无论是人还是人类整体均是其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不停地与周围的环境发生物质和能量的交换，因而环境污染和生物多样性的破坏往往意味着人类身体健康、财产的损害，二者具有此前彼后的一贯性，而且大部分的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损害结果都具有滞后性、延长性和潜伏性，一旦爆发则为时已晚，无法弥补。因此公民在健康优美的环境中生存的权利，实为公民与身俱来的应有权利。而环境权是人成为人或继续作为人生存与发展的权利，这是人的首要权利，是每个人都应平等享有的权利，这一权利不能受到限制剥夺，剥夺了公民的环境权就等于剥夺了人的生存条件。再次，健康权、环境权是公民享有的法律上的权利。所谓法律上的“权利”是指由法律所赋予的受到法律的支持与保障的一种力量，即所谓“法律上之力”。这种力量具有支配标的物和支配他人的能力，并与“特定利益”要素相结合。环境、健康是人生存的基本条件，良好的环境可以给人带来健康，而健康又可以给个人带来谋生和体面生活所不可缺少的劳动能力和个人发展潜力。公民享有环境、健康带来的上述各种好处就是公民环境权、健康权的特定利益要素。因此，环境权、健康权是特定公民依法享有健康利益的法律上之力。健康权、环境权是公民享有其他一切权利的基础，是与生俱得的权利，是公民最基本的利益。因此，健康权、环境权受到刑法、民法、行政法及国际法等各类法律规范的严密保护。法律支持、保障公民的健康权、环境权就必须课以相对人以相当的拘束，即相对人的任何行为和活动不得侵害他人的健康或给环境带来损害，这种法律上的拘束就是相对人的义务，就是健康权、环境权的“法律上之力”所在。目前，对于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保障问题实质上就是一个对公民基本人权的保护问题。从这里又导出了一个问题，即如何看待人权和科学技术的进步问题。科技的发展并非发生在真空，而是与人权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并对人权产生影响。因为“科学本身是文化的一部分，人类一方面与科技进步有关，另一方面与智力、精神、文化与道德有关。”[10]因此，应在科技进步与人类智力、精神、文化及道德进步之间建立平衡，使科技与其他人类活动充分的和谐，进而促进人权的发展。从以上分析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建立转基因食品安全性法律保障机制的正当性基础主要源于人的安全需要与由此派生的人的健康权和环境权，以及以社会公共利益为本位的法律理念。当科学技术的应用与人类的生存、健康发生冲突的时候，首先应尊重人的价值和基本权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社会成员的安全需要，从而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