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小议阶层利益的法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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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朱未易工作单位：南京社会科学院

一、问题的提出

当前,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问题已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问题之一,就目前学术界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来看,大致有四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理论:一是以中国社会科学院“当前我国社会阶级阶层结构研究”课题组为代表的“两大基本阶级———若干其他阶层论”,认为工人和农民仍然为中国社会的两大基本阶级,其他社会阶层包括:个体经营者阶层、非公有制企业经理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二是以陆学艺为代表的“层化论”,认为一个现代化社会分层结构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已现雏形,提出了以职业分类为基础,以组织资源、经济资源和文化资源的占有状况为标准,来划分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结构的理论框架,并据此勾划出当前中国社会的十大阶层。三是以李强为代表的“碎片论”,认为当今中国社会利益结构的发展变化十分迅速,各社会利益群体正在不断分化、解组(disorganization)和重新整合(reintegration);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分化呈“碎片化”状态,即社会结构尚未层化和定型,现阶段中国社会成员可分为四个利益群体而不是阶层,即所谓特殊获益者群体、普通获益者群体、利益相对受损群体和社会底层群体。四是以孙立平为代表的“断裂论”,认为中国的社会资源逐步向少数人聚集,工业化和城市化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弱势群体“被甩到社会结构之外,难以实现由传统社会身份向现代社会身份的转变”,经济改革的结果并未带来相应的社会发展结果,并未为广大社会成员所共享,从而形成了一个断裂的社会。中国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法律调整机制朱未易内容提要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全方位的系统性利益调整已迫在眉睫,而法律调整机制在平衡阶层利益冲突中将起到重要的作用。法律调整的关键就在于对阶层利益进行界分和配置并予以法律上的确认,以保障每个社会阶层的权益,特别是弱势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的权益。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法律调整旨在建构利益冲突表达、利益冲突选择和评价以及利益冲突平衡的机制,以达到界定利益边界、调整利益配置、确认利益差别和平衡利益冲突之目的。以上四种不同的社会结构理论都有一个共识,即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不断加剧已是不争的事实,全方位的系统性利益调整已迫在眉睫,这其中就包括了法律规范的供给及其调整机制的运行。合法的利益冲突要靠构建放任性、导向性和奖励性的法律规范来解决,而非法的利益冲突则要靠构建强制性的法律规范来解决。本文拟从法社会学视角就我国现阶段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及其法律调整机制进行探讨。

二、法社会学语境中的社会阶层利益及其利

益冲突的生成马克思对利益有一段非常精辟的表述“: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相关”[1]。利益可以分为经济利益、精神利益和政治利益,其中经济利益是全部利益的基础和核心,因为人们的一切活动“首先是为了经济利益而进行的,政治权力不过是用来实现经济利益的手段。”[2]因此我们可以说社会阶层冲突的核心是利益冲突。利益是“个人或个人的集团寻求得到满足和保护的权利请求、要求、愿望或需求”[3]。美国社会学法学创始人庞德认为利益是“人们,个别地或通过集团、联合或关系,企求满足的一种要求、愿望或期待:因而利益也就是通过政治组织社会的武力对人类关系进行调整和对人们的行为加以安排时所必须考虑的东西。”[4]一切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包括法律现象,都可以从利益那里得到解释。作为社会生活的基础,利益是生活中唯一普遍起作用的社会发展动力和社会矛盾根源[5]。利益虽然不是一个法律术语,但在法学研究中却是一个常见的词汇,甚至有的学者将其作为法律的一项基本价值来研究[6]。可以说,“所有的法律,没有不为着社会上某种利益而生,离开利益,即不能有法的观念的存在。”[7]利益法学派在立法问题上主张,法规范中包含的原理是立法者为解决种种利益冲突而制定的,法是冲突的人类利益合成和融合的产物。法只表明某一个社会集团的利益胜过另一集团的利益,或双方的利益都应服从第三个集团或整个社会的利益[8]。社会阶层利益的获得取决于该阶层在社会中对社会资源的占有量,虽然资源不等于利益,但资源占有量直接决定获取利益的多寡。社会资源的获得从一般意义上说有两种途径,一种是市场博弈的途径,靠阶层及其群体成员通过市场博弈而获得,如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等阶层,他们的经济资源或文化资源的获得绝大部分是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通过市场的竞争获得的。另一种是体制安排的途径,由阶层及其成员利用自身所处的体制优势获取,如国家社会管理者、专业技术人员和办事人员等阶层,他们政治资源或文化资源的获得主要来源于所在体制内的制度供给。如果用市场博弈和体制安排分别为纵横坐标的话,那么社会各阶层拥有社会资源的多少都可以在这个坐标系中找到自己阶层的位置。但是,无论是占有资源丰富、获取利益多的上层阶层,还是占有资源匮乏、获取利益少的下层阶层,他们都有共同的利益需求和与自己所在阶层相匹配的个性利益需求。但问题是各阶层公共利益需求从理论上说应该是各阶层共同享有,然而公共利益的资源配置往往向上层阶层倾斜,比如广大农村的农民及其农民工阶层,他们对公共利益资源的享有非常匮乏,农村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供给缺失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社会阶层的存在带来了社会阶层的冲突。社会学家科塞认为,导致人们形成阶层冲突意识和冲突感知的原因,主要可以被归纳为这样两类:“其一是由物质性原因(即为了争取物质利益而发生的冲突),其二是价值性原因或非物质性原因,即由于信仰或价值评判标准的差异所导致的冲突。”[9]或者说社会阶层冲突的生成源于两个思维向度,一是物质利益的冲突,二是价值利益的冲突。一般来说,物质利益的冲突对于改善现行社会制度及其供给方式是有益处的,对所在社会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并不会产生威胁,这种冲突是物质层面的冲突,是差别性冲突,是法律调整的可控性冲突。但是,价值利益的冲突则不然。价值属于人的精神利益范畴,是一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价值冲突首先产生的是对当下的制度设计和政策供给的社会价值产生不信任,对现存社会体制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表示怀疑,进而会威胁现存社会机制的运行,属于社会深度层面的冲突。现阶段中国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下层社会阶层与上层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10];二是致贫阶层与致富阶层的利益冲突;三是每一阶层内部存在的利益冲突。这些利益冲突既有物质层面的,如资源分配冲突、劳资冲突等;又有精神层面或价值层面的,如价值和信仰冲突、公平和正义冲突等,显示出多元复杂的格局。因为各阶层之间利益的不一致,阶层中国的社会结构与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结构有质的差异性。西方发达国家社会结构中的主要力量是中产阶层,是所谓橄榄形社会结构,执政党在兼顾各阶层利益的同时,只要赢得中产阶层的支持就能稳定执政基础,而中国社会结构中的主要力量是广大的工人和农民阶层。笔者经过粗略的数据统计,中国农民人数截至2005年底为75705万,占全国总人数的58.24%;其中农民工人数截至2006年底约为20000万,占全国农民总数的28.42%,占全国产业工人总数的54.9%;可推算出中国产业工人人数截至2005年底约为36000万。我国产业工人阶层和农民阶层总数约为91000万,占全国总人数的70%[12]。这种社会结构形态在过去被称为金字塔形社会结构,笔者认为目前的结构形态更像倒T字形结构,或者说是清华大学李强教授称之为的倒丁字形结构,庞大的人口基数是农民和产业工人,其他阶层成为立柱型竖立在这一横杠上,下层群体过大,且与其他群体之间属于一种两极式的连接方式[13],这种社会结构是非稳态的社会结构,而且结构关系紧张,只有张力而缺乏均衡,从而利益冲突频发,利益调整难度加大。执政党在兼顾各阶层利益的同时,获得工人和农民阶层的支持是非常重要的,这是中国执政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因此,“在中国共产党的执政理念和执政思维中,必须要在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的前提下,优先考虑工人、农民等普通劳动者的利益,突出执政党在执政理念和执政思维中的‘弱势关怀’特征。”[14]因为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必定是一个使社会阶层中最不利地位阶层的人多得好处而较少受损的社会,用罗尔斯的话讲就是公平正义的制度设计原则应该是“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15]。“弱势关怀”不能只停留在观念层面,更要有制度安排,特别是在制度层面应该尽快建立起社会各阶层利益冲突的法律调整机制。

三、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法律调整机制

人既是利益的生产者,又是利益的消费者。个人和所有的人都有权享受一切社会利益,但是每个人享受这些东西的权利受其他所有的人的权利的约束[16]。这里的约束我们可以理解为是法律的控制或调整,法律对社会的控制或调整离不开对利益和利益冲突的控制或调整。所谓法律调整,是指“法律规范对于社会生活中各种矛盾冲突的协调、控制功能,具体表现在每一个法律主体都具有一定的法律上的权利和义务”[17]。而法律调整机制则是指“法律规范作用于事实世界的根据、原理、程序和方法等”[18]。因此可以说,利益冲突的法律调整机制不仅仅是法律调整的一种延伸,而且是通过各种彼此相互联系和制约的法律手段调整社会利益关系的系统性法律原理、程序和方法。它主要是通过系统性的法律规范将利益需要转化为主体的权益,并使之履行相对应的义务和责任,形成权利与义务、激励与约束、公平与效率的利益平衡法律规范生成机制。庞德认为,法的功能在于调节、调和与调解各种错杂和冲突的利益,以便使各种利益中大部分或我们文化中最重要的利益得到满足,而使其他的利益最少的牺牲[19]。“我们主要是通过把我们所称的法律权力赋予主张各种利益的人来保障这些利益的。”[20]庞德进一步指出,某种法律制度要达到法律秩序的目的,就必须通过:承认某些利益,包括个人、公共和社会利益;规定各种界限,在这些界限之内,上述各种利益将得到法律的承认,并通过法律规范使之有效;在法律规定的界限内努力保障这些已得到承认的利益[21]。或者说,合于权利性规范的利益行为应运用放任性法律规范去调整,合于义务性规范的利益行为应运用导向性法律规范去调整,合于道德性规范的利益行为应运用奖励性法律规范去调整,违背法律或道德性规范的利益行为应运用强制性法律规范去调整。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法律调整就是要使每一个社会阶层及其利益群体享有利益的权利都将受到其他社会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的权利的约束。不同的利益阶层及其利益群体是客观存在的,关键是如何运用法律手段界定利益边界、调整利益配置、确认利益差别、平衡利益冲突。1.阶层利益冲突法律调整机制的理念和原则任何制度设计的根本目的,都不过是为了确立一定的社会秩序,以保障社会稳定和良性运行。但社会是由许多的个人和阶层构成的,彼此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利益冲突,这就需要一系列能为大家所认同的基本理念和原则来指导、决定和分配彼此间的权利和义务,而这个基本理念和原则就是社会的公平正义。公平正义一直是人类孜孜以求的理想目标,是人类社会的终极性理念,一个真正和谐的社会必定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社会。社会阶层的利益冲突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一个社会的法律规制都无法消除利益冲突,而只能对冲突进行有效的平衡和协调,使冲突在动态中获得调整并发挥正常的功能,这种平衡和调整利益冲突的指导思想就是公平正义理念及其基本原则。公平正义理念及其原则首先表现为制度的公平正义,其中法律制度的公平正义尤为重要。美国著名哲学家和伦理学家约翰•罗尔斯在他的《正义论》中确立了两个公平正义的基本原则:平等自由原则和差别原则。这两个原则在他的著作中有两句非常经典的表述:“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①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②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22]。前一句就是所谓的平等自由原则,每一个人都享有获得平等和自由的权利,这是对所有人权利确认的普适性法律原则。后一句就是所谓的差别原则,对社会中因为“天然”的不平等所形成“最少获益”的弱势群体和个体应该给予社会和经济利益的补偿和“增加期望”,这是对最少获益的社会群体和个体给予利益补偿及非歧视的平衡性法律原则。中国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和文化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是有目共睹的,但是在总体收入水平提高的同时,不同阶层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在拉大,让一部分人富起来的同时贫富差距也在进一步扩大,利益冲突加剧。整个社会出现了两股强大的利益博弈力量:一是庞大的社会弱势阶层的利益诉求;二是得益较多的社会强势阶层维持现状的本能冲动,而且这些社会强势阶层不但享有经济上的好处,也自然拥有政治上的代言人和同盟军。因此,亟需要“把维护社会公平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综合运用多种手段,依法逐步建立以权利公平、机会公平、规则公平、分配公平为主要内容的社会公平保障体系,使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23]社会的公平正义要靠法律和政策制度来调整和保障。比如中国仍然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将在相当长时期内还将是占总人口近60%的基本人力资源,农民也是目前中国十大社会阶层中人数最多、地位最低的弱势社会阶层,和谐社会和小康社会的实现是以他们的利益在何种程度上得到了平衡、增进和保障为前提的。2.社会阶层利益表达的法律调整机制利益表达的愿望源于利益失衡或利益冲突,利益表达的不当又往往导致冲突,影响社会稳定。阶层利益表达的上限是实现利益均衡或和谐,下限是社会稳定,利益表达上下限之间的区域就是利益表达法律调整机制建构及其制度安排的空间,目的是要形成规范有序的利益表达及其保障的法律机制,在法律的制度安排中保障各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权利,使其利益表达的渠道多元化、利益表达的方式民主化、利益表达的过程程序化、利益表达的诉求实体化。法律调整机制的一个功能就是要为保障各阶层利益主体在利益表达的渠道、方式、过程和诉求等方面提供规范的制度安排和运行机制。由于我国目前的社会分层加剧,法律和政治的制度供给与社会发展和需求还有差距,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发展水平还很不平衡,制约了各阶层,特别是弱势阶层的利益表达诉求,虽然弱势阶层及其利益群体人数很多,但表达利益诉求可用的资源和渠道却很少,一直处在被压抑状态,沉淀的冲突意识进一步加剧,使我国现阶段各阶层的利益冲突呈现出复杂多元的局面,处于多层次全方位的矛盾并发期,亟待进行制度建构。利益表达的法律调整机制建构是利益冲突法律调整制度安排的一个重要方面,从法律调整机制的系统性结构来看,利益表达的法律调整机制包括了利益表达渠道的供给机制,利益表达程序的启动机制,利益表达方式的选择机制,利益表达诉求的判解机制,利益表达权利的保障机制,利益表达观念的引导机制等。加快利益表达的法律调整机制构建,将社会各阶层利益主体的利益表达行为纳入法治化的轨道,既使其利益能够得到充分有效的表达,又使其行为受到严格的规范,特别要重视对社会阶层中的弱势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的利益表达,应该建立系统完整、统一规范和平等互动的利益表达法律规范。3.社会阶层利益选择和评价的法律调整机制我们知道,法并不能创造或发明利益,而只是对于社会中的利益关系加以选择,对特定的利益予以承认,或者拒绝承认特定的利益应当受法律保护。这种选择表现在两个方面,利益主体与利益内容。但在任何法律社会中,都不可能产生为社会所有成员一致同意的法律规范[24]。法在表达利益的同时,也是对利益进行评价与选择的过程,某一利益在法律中应予以保护或不受保护,是基于利害的权衡,所谓两害相权取其轻。对于相互冲突的利益,在确定必须取舍时,首要考虑的问题是利益的位序,依次为国家或民族的利益→公共利益→阶层或群体利益→个人利益,但是,判断利益的位序只是一种法律思维模式,并不必然表示公共利益在任何条件下一定会比阶层利益或群体利益重要,而使其处于优先保护的地位。我们知道法律法规中都会有一条普适性的法律原则规定:任何权益的取得和行使,应当遵守法律,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损害公共利益和他人合法权益。这是立法中评价利益和选择利益的基本原则和法律精神,可以说这一法律原则的确立已经将利益评价与选择法律化和制度化。利益评价与选择的法律调整机制作为阶层利益冲突调整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法律对阶层利益进行评价、衡量和配置,发挥其利益评价与选择法律机制的调整器作用。就利益评价的法律调整机制而言,指衡量作为利益调整的法或法律是否满足一定利益主体需要以及在多大程度上满足利益需要的认识或评价,并对不同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的利益进行估量、比较、批评和预测的法律制度规范体系。利益评价的法律机制可以从应然和实然两个思维向度进行分析,应然性评价分析的是利益的法律调整机制应该是怎样的和预期的发展水平;实然性评价分析的是利益的法律调整机制的实际状况和能够达到的现实水平。但运用利益评价的法律机制对现实的阶层利益冲突进行评价一般是应然性评价,或者说是对法律维护不同阶层合法权益的现实性和实际状况的一种评价。利益评价的法律调整机制应该包括了以下几个方面:一是权益主义利益的法律评价机制,指法和法律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了不同阶层的合法权益,以及在实践过程中对不同阶层权益维护的客观现实性如何;二是公共利益的法律评价机制,指法和法律在多大程度上维护了不同阶层绝大多数人的公共利益,而不是某个阶层或某个群体的利益;三是利益配置的法律评价机制,指法和法律对各阶层利益进行配置时,在多大程度上做到了公平正义和民主开放,其公正性程度、公平性程度、公开性程度、民主性程度或开放性程度如何。利益选择的法律调整是在利益评价法律调整机制的基础上建构的,利益的法律评价过程也是利益选择的过程。从利益选择的法律调整立法模式看,“称职的立法者应当这样:坚持利大于害的选择,追求容小害图大利,消除有利无害、一本万利的幻想性选择”[25]。笔者认为,利益选择从法哲学视角分析可以有两种思维向度,一是法和法律在何种程度上可以确认要保护的利益主体或利益内容,或者说可以拒绝承认某个利益主体或利益内容应受法律保护,这体现了法律调整机制对利益选择的强制性和主动性。二是法和法律并不总是主动的,法律调整机制要受到一定社会利益主体或利益内容的制约,当某一利益主体的话语权或影响力强势时,会因本能的利益冲动将其意志和要保护的利益内容法律化或制度化,这体现了法律调整机制对利益选择的适应性和被动性。但在我国当下利益冲突多元复杂的社会背景下,无论是法律的主动调整或被动调整,公平正义理念和原则永远是评价与选择利益的不二法门。4.社会阶层利益平衡的法律调整机制庞德认为,在历史上普遍安全是法律首先承认和保障的利益。正常人的社会本能驱使他同别人联合起来以达到永久的安全,这种本能的冲动又使人们安全感得以增强。在当今社会,人们最大的安全感在于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因此,均衡是安全的依托,是为了达到安全就需要在人的利己本能和合作本能之间维持一种均衡。法律通过对人类本性的控制,在维护这种均衡的过程中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26]。法律平衡利益冲突从总体上看,是通过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责任的平衡机制实现的,这种平衡关系可以用张文显先生的话说,就是“结构上的相关关系,数量上的等值关系,功能上的互补关系”[27]。而过去社会绝大多数成员认同的相关各方权利义务并不等值的利益兼顾,正逐步被现代阶层利益冲突平衡新诉求所取代。孙立平先生认为,“我国各群体在社会权利上是正式制度层面的权利低水平均衡与非正式层面的事实上的权利失衡结合在一起”[28]。正如江平先生在北大讲坛上所言,我们应该坚持一条,就是改革决不能以牺牲一部分人的利益来使得另一部分人的利益急剧增长。改革是需要花成本的,但是改革的成本和负担应该让大家来承担,不能让一部分人承担改革成本,让一部分人得到改革的利益[29]。人或社会阶层利益之间冲突的实质是权利与义务、利益与责任失衡的冲突。在一个走向权益的时代,阶层的利益冲突平衡亟待从低水平的平衡状态走向高水平的平衡,从义务责任本位走向权益本位。“权利只是利益的表现与获得利益的手段,而不是利益本身”[30]。阶层利益冲突并不仅仅表现为权利冲突,因此,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法律调整原则应该作为阶层利益冲突调整的一项法律原则或规则,但不是全部,阶层利益冲突的复杂性和利益需求的多元性特征,决定了平衡阶层利益冲突的法律调整机制的综合性和系统性,权利与义务平衡的法律原则必须和利益与责任的配置、利益的补偿、救济和保障等法律规则相结合,才能对阶层的利益冲突平衡起到实际作用,这些作用不仅仅体现在立法上,也体现在法律运行的其他重要环节,如执法、守法和司法等。在我国当代社会的转型时期,许多法律制度的颁布和实施,从利益调整的角度看,可以说是各个社会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相互冲突、相互制约、相互妥协和相互平衡的结果,遵循的是阶层利益冲突→法律规制→阶层利益均衡的法律调整进路。社会阶层利益平衡的法律调整机制一般是通过某些基本原则设定和一系列制度安排实现的。这些基本的法律原则和具体制度安排是由利益配置、利益救济、利益补偿和利益保障等实体法和程序法来具体体现的。就利益配置的法律调整机制而言,遵循的是利益配置的公平与效率性原则,即首次利益分配讲效率而兼顾公平、二次利益分配讲公平而兼顾效率,或者说建立存量分配讲公平和增量分配讲效率的利益配置法律调整模式。公平与效率平衡的利益配置法律调整机制体现在规则的衡平上,公平的利益配置机制与效率的利益配置机制在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法律调整中缺一不可,也不应该分孰先孰后、优先谁兼顾谁[31]。因为效率是经济学思维的利益最大化增长模式,而公平则是法学思维的利益配置规则模式,效率规则是要发挥对利益配置的激励功能,公平规则是要发挥对利益配置的正义功能,两种功能具有法律调整机制上的互恰性,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在当前社会阶层利益多元、冲突加剧的状态下,公平与效率平衡的利益配置法律调整机制尤为重要,它要达到的是维护和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并促进社会稳定和谐发展。如在建立贡献与收益、责任与权利相一致的法律调整机制的同时,强化对社会弱势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的权益保障,对这些阶层的利益必须在法律上设定兜底条款。就利益救济的法律调整机制而言,应遵循利益受损的救济性原则,利益受损的救济机制应从三个方面建构。一是权益的非法剥夺性受损救济机制。对阶层利益冲突中认为其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可以请求司法或行政裁决,以保障其权益,这需要依靠司法性救济的法律制度来解决。二是权益的制度变迁性受损救济机制。对因在社会制度变迁过程中社会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的利益受损,如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变和体制机制的变革过程中,政治、经济和文化资源的配置从过去一般性均等配置到变革后的差异性配置,都必然使一部分社会阶层及其利益群体成为受损阶层。三是权益的天然形成性受损救济机制。对无行为能力或限制行为能力的弱势群体的利益受损,如社会中的老弱病残等群体,就需要依靠法律和政策性救助的制度来解决,对于这些社会弱势阶层及其利益群体应建立起强制性救助扶困、基本生活保障、税费减免、社会保险以及就业培训等系统性的法律或政策性制度运行机制。法律和政策性救助的制度安排无论从社会利益供给的覆盖面看,还是从平衡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操作性层面看都不失为一个非常重要的常态性手段。就利益补偿的法律机制而言,应遵循利益配置的差别性原则,对弱势阶层及其利益群体或因制度变迁利益受损的群体给予利益的补偿,使“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得到一定程度的满足。在利益相互冲突的情况下,法律在确认某一利益应当优先保护的同时对受损利益的一方应当给予必要的补偿,如产业工人阶层的利益补偿法律机制。产业工人在社会经济制度或企业制度变迁中属于利益受损阶层,亟待平等的利益补偿法律机制平衡他们的利益损失。我们常说要善法而不要恶法,善待弱势社会阶层的法律才是真正的善法。就利益保障的法律机制而言,应遵循权益维护的保障性原则,构建对利益冲突中阶层及其利益群体的合法权益给予法律保障的机制,这一法律机制有两层含义,即公共性法律保障机制和差别性法律保障机制。前者针对所有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不分强势或弱势阶层,比如建构保障合法权益的法律机制;后者针对社会阶层中的利益受损阶层的利益诉求,比如建构最低社会保障的法律机制。因此,利益保障的法律机制建构包含着既有法律的依法保障机制和无法律规定的法律创制机制。以三农问题为例,如何在法律供给上有一个系统的城乡一体化的制度安排,进一步构建保障农民合法权益的法律机制,让农民在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等各方面都能获得资源增进的手段和途径,就存在一个法律创制问题。四、结语中国社会阶层及其利益冲突的法律调整机制的生成和运作是一个复杂的过程,既涉及到纵横向法律调整,又涉及到立法的理念和原则,法律运行的实效和作用,司法保障的公平和正义,同时还涉及到与法律调整机制系统结构相关的诸多外部性因素和条件。因此,社会阶层利益冲突的法律调整只是阶层利益调整的一个重要方面而不是全部,只有进行经济、社会和文化的法律和政策的制度整合及其价值再造才有可能使社会各阶层的利益诉求既具有一种均衡的张力,又体现一种动态的和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