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满人员的法律调整机制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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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志强工作单位：天津商学院

刑满释放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若从其社会状态的特点而言,具有正常社会化的弱势和重新违法犯罪之强势的两维性[1]。因而,注重该群体的社会处遇及其调整模式,对促进社会和谐具有重要意义。霍贝尔指出:/法执行着维护除最简单的社会之外的所有社会的秩序的基本功能。0[2]那么,在依法治国的语境下,如何运用法律来调整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处遇呢?对此,我国近年来学术界的论述较多。概括之,大体包括两类,一类是从预防重新犯罪角度所做的论述。例如,有人从预防重新犯罪法治化的理念出发,提出应设立5预防重新犯罪法6¹,另一类是从社会保障的角度出发,侧重论证对刑满释放人员权利的法律保护。后者又包括两个层面,一是从既存的实在法出发,以公民权主体为逻辑,论述刑满释放人员的法定权利及其特殊保护,如有观点认为:/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一般都恢复了正常的公民身份,其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及待遇应该与普通公民完全一样。0[3]还有一个层面是从未然法出发,主张要根据刑满释放人员的特殊性来制定相应的保护性法律,充实现有的法律调整体系。如有学者提出,/我国至今没有制定一部专门、系统的规范出狱人保护的法律,,这使得出狱人的某些权利缺乏制度性保障,,所以,有必要加紧制定专门的出狱人保护法0[4]。诸如上述,似乎笔者的论题在形式上已显重复。但正如德国的马克斯1韦伯讲过的,/无论这些事物怎样经常地得到讨论,我们都要不怕麻烦地在自己这方面更为仔细地考察某种东西。0[5]笔者认为,以往的研究尽管着眼点不同,但有一个共性,即较少从整体和动态方面把握刑满释放人员社会处遇的法律调整形式、运动过程和效果。实质上,作为系统的运动形式,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既有其内部构成要素的作用,也有这些要素之间及其组合与外部社会环境的作用,既有其调整的应然性和现实性问题,又有调整的合理性和和合目的性问题。因而,探究我国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不仅需要与实践发展融合,更需要研究方法与角度的更新。为此,笔者尝试从机制的角度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进行粗浅分析。

一、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的认识

(一)法律调整机制的一般性涵义如何理解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这是一个首要问题。在原本意义上,机制是人们为达到一定的目的设计的装置[6],它所描述的是事物有机结合的一种客观状态。当然,从研究方法的角度思考,人们对机制的认识各有侧重。在法学领域,机制问题多被用于分析法律调整的视角。如一些学者认为,法律调整机制是/对社会关系实施法律调整的法律手段和法律运行过程的统一0[7],法律调整机制是/法律规范作用于事实世界的根据、原理、程序和方式等0[8],法律调整机制是/各种法律手段如何能够对社会关系实现有效的影响,即它顺利运作的工作原理是什么0[9],如此等等。尽管这些有关法律调整机制的具体表述有所差异,但从中不难发现法律调整机制所具有的几个基本特征:11法律调整机制的形成是以法律规范的存在为前提的,从而表现了法律调整机制作用于社会关系的意志性;21法律调整机制是法律规范运行的载体,离开相应的法律调整机制,法律规范难以发挥其应有的功能;31法律调整机制是现实生活影响法律作用过程的体现,因而,法律调整机制的创设应符合现实生活的客观需要;41法律调整机制揭示了各种法律手段之间、法律手段与现实生活之间的相关性。(二)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的理解作为法律调整机制的一种特殊形式,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既应含有法律调整机制一般意义上的共性,也应因其作用对象的不同而具有自身的个性。它表现为,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以国家为主体,以刑满释放人员适应社会为目的,运用法律手段对该群体的处遇施以规制的方式和原理。具体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理解:11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作为一个整体,是以机制形式存在和运动的,法律调整应该客观反映这种机制,这是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合理化的最低限度。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是该群体在社会中所受到的各种待遇的集合体,是随着社会、刑满释放人员的变化而变化的系统。该系统的运行取决于一定社会阶段中,刑满释放人员、国家和社会对刑满释放人员实施处遇的状况、社会环境三个基本的变量及其互动,而上述三个基本变量的互动所表现出来的效应又会影响刑满释放人处遇系统的平衡态。所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作用形态和过程并非决定于某一个单一因素,而是通过机制的形式表现的,这是一种客观现实。因而,法律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进行调整的前提,就是要客观反映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运行机制,而不是将法律强加于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处遇过程,正如马克思指出的,/法律只是事实的公认。0[10]这是衡量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是否合理的重要标准。21法律以特有的规则控制功能标定了其在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调整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实施法律调整,需要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运行机制为基础,但这并不说明这种法律调整只是一个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机制的机械再现,而应该是一个本着既有目的,充分运用法律的意志性,借以规范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积极过程。因为,/在现代国家中,法不仅必须适应于总的经济状况,不仅必须是它的表现,而且还必须是不因内在矛盾而自己推翻自己的内部和谐一致的表现。0[11]不可否认,在现代社会,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管理体制、社会心理等趋于复杂和多元,从而增加了社会控制风险,单一的控制规则无法实现社会整体稳定与和谐的需求。这也就决定了在社会发展中,需要针对各种不同属性的矛盾建立不同类别的、由多种社会控制规范并存的控制体系。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而言也是如此。但是,却不能因此而否认法律在社会控制中的特殊意义。因为,法律相对于其他社会规范,具有国家意志性、规范性、普遍性和强制性的特点,也正是由于这些特点,法律在规范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方面是诸如道德、政策等其他社会规范无法取代的。况且,从我国现实来看,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实行以来,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道德、政策等这些社会规范体系要面临一个梳理与重塑的转型期,与之相伴随会出现此类社会规范控制的短暂盲区。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适用规则,法律可以对这些其他社会规范短期内无法调控的盲区予以及时介入,有效调整各种社会现象。所以,如果忽视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规范功能,很可能导致在其他社会规范无力或不及的情况下,使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效果偏离预期目标。31法律调整机制既是法律介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调整过程的表现形式和工作原理,也是相对独立和开放的运动系统。运用法律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实施调整,实质上,就是通过法律规范作用于刑满释放人员在处遇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对相关行为分别进行规范、引导、促进、禁止和评价。而这一系列过程的形成和作用效果的出现,既需要依托一定载体,如立法、执法、司法等,同时,也需要其他因素的有机配合。因此,法律在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有效调整过程中应该生成一种机制,且一经生成,即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方面,它是一个由不同环节有机构成的运动系统。这些环节包括:一是将刑满释放人员在处遇中形成的一部分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规范,这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加以法律调整的前提,也是和政策性调整、道德性调整等相区别的标志;二是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使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在运行过程中形成各种权利义务关系;三是通过法律调整,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规制。这三个环节是法律作为工具在调整刑满释放人员处遇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由于法律调整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所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能否得以顺利运行,还要受到客观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和社会心理状况。从这一点讲,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无论是法律规范的创制、法律关系的形成,还是调整目的的实现,都不能忽略这些客观因素。

二、对当前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的分析

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进行法律调整,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变化的,其机制的创设和运行也因社会阶段的不同而有所区别。从我国建国初期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以前,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与当时的计划经济是相适应的。通过此间相继颁布的5劳动改造条例6、5劳动改造罪犯刑满释放及安置就业暂行处理办法6、5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6等专门法律法规和实践中的安置帮教模式可以看出,当时的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具有这样几个特点:一是以国家行政权为主要手段,实行政府集中统一管理;二是在处遇方法上本着/给出路0的原则,以刑满释放人员落户安置和就业安置为主;三是在处遇的目的上突出社会防卫,如我国曾经实行的/多留少放0、/四留0、/四不留0政策以及5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6中规定的强制留场就业等,均将刑满释放人员的人身危险性作为一个重要衡量指标;四是劳动改造场所在当时刑满释放人员就业安置中起了较为重要的作用;五是在各种法律关系中,权利义务主体相对单一和明确。客观而言,上述调整格局的形成与当时的一元化社会结构是相适应的,反映了我国在该历史阶段的特定需要。但是,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深化,我国原有的社会体制、社会结构、社会文化、法律体系等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调整与重构,计划经济时期形成的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也因此必然受到冲击。尽管我国在一段时期内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组织工作做了政策性调整,并完善了相关法律法规,但总体上看,目前的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仍不能适应现实需要。(一)法律体系不健全,难以与以犯罪化和刑罚化为特征的刑法体系相协调按照刑法学理论,刑事立法是一个/犯罪化0的标定过程,/正是在这种意义上,立法反应是决定犯罪数量、犯罪结构乃至犯罪变化趋势的重要因素的结论得以成立。0[12]我国现行5刑法6与修订以前的5刑法6相比,罪名增加至四百余个。罪名数量的增加是适应社会发展、预防犯罪的需要,但同时也必然出现犯罪量的增多。而犯罪量的增加意味着将会有相应的潜在犯罪人产生。如果将整个社会比作一个产生犯罪、消灭犯罪的市场,则现行5刑法6是犯罪的/卖方市场0的一个强有力的依据,而在如何对待刑满释放人员的/买方市场0,目前却缺乏必要的、系统的法律体系。从刑满释放人员的角度讲,即使可以作为普通公民纳会规范体系要面临一个梳理与重塑的转型期,与之相伴随会出现此类社会规范控制的短暂盲区。而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运行的普遍适用规则,法律可以对这些其他社会规范短期内无法调控的盲区予以及时介入,有效调整各种社会现象。所以,如果忽视法律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规范功能,很可能导致在其他社会规范无力或不及的情况下,使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效果偏离预期目标。31法律调整机制既是法律介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调整过程的表现形式和工作原理,也是相对独立和开放的运动系统。运用法律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实施调整,实质上,就是通过法律规范作用于刑满释放人员在处遇过程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关系,对相关行为分别进行规范、引导、促进、禁止和评价。而这一系列过程的形成和作用效果的出现,既需要依托一定载体,如立法、执法、司法等,同时,也需要其他因素的有机配合。因此,法律在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有效调整过程中应该生成一种机制,且一经生成,即具有相对独立性。一方面,它是一个由不同环节有机构成的运动系统。这些环节包括:一是将刑满释放人员在处遇中形成的一部分社会关系上升为法律规范,这是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加以法律调整的前提,也是和政策性调整、道德性调整等相区别的标志;二是基于一定的法律事实,使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在运行过程中形成各种权利义务关系;三是通过法律调整,最大限度地实现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规制。这三个环节是法律作为工具在调整刑满释放人员处遇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另一方面,由于法律调整是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进行的,所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能否得以顺利运行,还要受到客观社会环境因素的影响,如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法治和社会心理状况。从这一点讲,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又是一个开放的系统。无论是法律规范的创制、法律关系的形成,还是调整目的的实现,都不能忽略这些客观因素。

三、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完善

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是一个复杂的工作系统:从存在形态上看,它具有人的主观意志性,即是根据调整主体)))国家的需要而形成的,但同时它又具有客观性,即必须以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后的状态及其应被施以的处遇为反映对象;从作用环节上看,该调整机制涉及相应的立法、司法、执法、法律监督等诸多方面;从作用过程看,它既受到其内部各种要素和这些要素构成状况的制约,同时又受外在整体社会环境的影响。因此,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建构与完善是一个持续的过程。下面所论及的只是就我国目前的状况得出的一些简单结论。

(一)注重调整机制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

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合理性和合目的性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是一直被我国学术界所忽略的问题。所谓合理性即是,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建立与运行是否与客观需要相一致,是否符合法本身的运行特点。而合目的性则指,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运行是否符合预期目的,能否按照合理性原则得到调控。11合理性的体现。对于合理性,应包含两层含义:一是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是否与该群体的处遇目的一致;二是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是否反映了法的基本价值。(1)就第一层含义而言,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创设与运行应该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目的为基础。当然,法律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调整与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本身是两个不同的范畴,将法律调整后的处遇模式与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模式混同是片面的。但是,作为一种工具,法律调整所面临的任务之一就是不断缩小与其调整对象间的距离。从总体上而言,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目的在于利于该群体的正常社会化,由此,确保刑满释放人员权利的实现,使其充分参与社会生活是法律调整的重要方面。但刑满释放人员同时又具有向重新犯罪的危险群体转化的可能性,因而,这也就决定了保证刑满释放人员的正常社会化并非只是单一给予刑满释放人员权利保障,而是要使其承担相应的义务,借以控制危险因素的扩散,正如哈特所讲的,/即凡有法律之处,人类的行为在某个意义上就不是随意的0[14]。所以,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目的是由保障人权和社会防卫双重内容组成的统一体,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运动过程也应贯穿该主线。(2)在第二层含义上,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并非只是单一保证刑满释放人员的社会需要得到满足。按照法理学的观点,法的价值反映了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那么,是否法只是满足人需要的工具呢?诚如所知,作为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的集合体,人在和自然与社会发生关系的过程中,主观需要呈现的是一种结构,且有一定的运动规律。按照马斯洛的观点[15],人的需要表现为一种由低级到高级不断发展的层次,这些需要包括生理、安全、社交(归属)、尊敬(认可)、自我实现五大类,每一类需要又包含具体的内容。有研究表明[15]181,/人们的需要如果连续得到满足,渴求强度就加大,给人带来更多新的想法、刺激联想0。因此,法对人的需要的满足不是无限度的,/我们能够赞同某些欲望、需要驱动下的行为是权利,而不能赞同另外一些欲望、需要驱动下的行为是权利。0[16]而且,为了避免人们在满足需要时产生各种利益主体间的冲突,法还要对人们满足需要的方式进行规制。因此,法律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调整也应在权利义务的设计方面最大限度地平衡各种主体之间的利益冲突,既要防止对刑满释放人员合理需要的限制,又要防止因刑满释放人员需要满足的扩大而造成对他人、社会、国家的利益损害。21合目的性的体现。(1)在观念层面,调整机制的目的应建立在对刑满释放人员回归社会的状态、刑满释放人员对处遇的需求、我国政治、经济、文化、法治等状况的综合认识的基础上,保证目的设定的客观、明确与可行。具体讲,一方面,要注重对刑满释放人员这一群体的保护,但这种保护并非如我国一些学者所提倡的所谓给予权利或进行权利保护,而是基于该群体实现权利的弱势而进行的权利实现不足的救济。另一方面,还要突出对社会整体利益的保护,即通过建立有序的调整机制来促进全社会的稳定与和谐。(2)在技术层面,应形成不同的目的层级,防止因多环节、多阶段交叉导致目的不清,影响调整机制的整体功能。其一,针对刑满释放人员中的不同群体,设定不同预期目的,标明区别对待的原则。其二,在总体目的下设定不同阶段、不同环节的子目的。这一点对于我国目前的实践工作尤为重要。由于多年形成的安置就业与社会帮教模式的影响,在实践中普遍存在着以刑满释放人员就业与否或对之进行帮教与否来衡量处遇的组织工作质量的作法。由此,在实践中往往导致将安置率或帮教率作为考察组织刑满释放人员处遇工作的指标。实际上,根据刑满释放人员正常社会化的要求,安置就业和社会帮教只是其中内容的一部分。况且安置和帮教率本身的高低也不能说明安置和帮教工作的实际效果,因为其中有一个刑满释放人员是否自愿接受与配合的问题。

(二)理顺法律关系,充实法律规范,形成相

应的法律调整体系目前,我国专门调整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规范分散在不同部门、不同效力等级的规范性文件之中,如此,不仅可能导致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而且,还会由于不同法律规范的调整方向不同而导致在规范涉及的法律事实、权利义务关系方面不能完全适应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进行调整的现实需要。以5监狱法6为例,该法可以说是近年来涉及刑满释放人员处遇较为集中、效力等级较高的法律规范文件,但有关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内容却是规定在第三章/刑罚执行0之中,而且是和有关服刑人/释放0的规定连结在一起的,在内容方面也只是简单的原则性规定。如前所述,可能有人认为,刑满释放人员恢复了正常公民身份,应与正常公民一样纳入相应的法律调整体系,如果再予以法律规范的充实,是否可能出现法律规范的重叠和资源浪费。对于该观点的逻辑起点无可厚非,但是,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毕竟不同于一般正常公民的日常工作生活格局,它突出了国家与社会的主动参与。如果将刑满释放人员纳入一般公民的法律调整体系,既可能加重刑满释放人员的弱势性,又有可能导致对该群体危险性因素的失控。鉴于这些状况,建立和完善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机制,必须首先注重相应法律规范的充实,形成有针对性的法律调整体系。11以5宪法6为根据,对当前的相关法律规范进行梳理。/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0[17],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的法律调整必然也依赖于相应权利义务关系的运行。然而,在实际生活中,刑满释放人员既是一般的公民权主体,又具有自身的特殊性。所以,运用法律调整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是一个较为复杂的过程。其中,既包括公法范畴和私法范畴,还包括与公法和私法范畴相区别的社会法范畴,处理不当则会造成不同性质法律规范之间的冲突,从而影响实际效果。所以,为了合理配置权利义务,应该针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的特点,以5宪法6为基本依据,对目前与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有关的法律规范进行梳理。21充实法律规范,制定统一的5服刑期满人员社会处遇法6。法律规范资源不足是我国当前在调整刑满释放人员处遇过程中的突出问题,这种现象与我国以犯罪化和刑罚化为主要内容的/刑法0体系和以监狱内服刑人员处遇为主要内容的/监狱法0体系相比,表现出明显的法律体系失衡。从其他一些国家的历史来看,有一些是通过专门的立法来规范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如日本相继制定的5犯罪者预防改造法6、5改造保护事业法6[18],美国在1956年制定的5在监人重返社会法6,英国于1862年颁布的5出狱人保护法6[19]。另外,还有一些国家将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规定在刑事执行法之中,如意大利的5监狱法6、西班牙的5监狱组织法6、波兰的5刑事执行法6等等。如前所述,尽管我国在5监狱法6中规定了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条款,但是由于原则性较强,缺乏针对性,很难适应现实需要。因此,有必要制定一部统一的、等级效力较高的5服刑期满人员社会处遇法6,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指向、功能、运行规则、组织与经费保障、救济手段以及刑满释放人员的权利与义务做出明确规定,从而与/刑法0、/监狱法0等法律体系相衔接。31注重刑满释放人员权利与义务的均衡。对刑满释放人员而言,权利与义务的设定是否合理影响着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预期目的能否实现。当前我国学术界有一种倾向,即在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过多地强调刑满释放人员权利的享有和行使。这种模式从法律调整的角度讲是不均衡的。一方面,权利与义务是对称的,也就是/没有无义务的权利,也没有无权利的义务。0[20]对于刑满释放人员而言,这种义务就是对他人、社会、国家利益的维护。作为一种危险系数较高的群体,刑满释放人员在享有权利的同时应该承担和履行相应的义务,如服从国家的依法控制与管理。国外则有类似的属于司法性质的保安处分制度。例如,5法国刑法典6规定对多次犯罪的惯犯的刑事监护制度[21],意大利刑法、泰国刑法规定的善行保证[22],瑞士刑法和德国刑法规定的保安拘禁[22]82等。尽管我国目前形成了以社会帮教为载体的对刑满释放人员的教育和管理模式,但是,其法律关系并不明确,而且,这种模式在控制有严重人身危险倾向的刑满释放人员方面缺乏针对性和可操作性。

(三)完善运行过程与效果的保障机制

法的价值是一个静态与动态的结合体,人类对正义、自由、秩序等的期盼能否通过法的器物形态)))法律加以实现,不仅在于被制定的法律是否为/良法0,更重要的在于这些法律是否可以有效实施。亚里士多德曾指出过,/法律应该有权威性,在一个城邦中,法律应在任何方面受到尊重而保持无上的权威,执政者和公民团体只应在法律所不及的个别事例上有所抉择,二者均不能侵犯法律。0因此,在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的建设过程中,除了完善法律规范,建构相应法律体系以外,确保法律规范由应然转变为实然也是一个重要环节。从我国现状出发,笔者认为,对此可主要着眼于以下方面:11注重构造政府及相关部门的权力与责任机制。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是一项社会性工程,尤其在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分立的条件下,提倡社会资源的广泛参与,对于提高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效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这并不表明政府只扮演一个机械的/守夜人0角色。从一定意义上而言,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能否实现预期目的,和政府的职权设立与行使有着直接关系。一方面,我国目前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市民社会文化环境尚不成熟,而且,与一些西方国家不同,我国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调整最初源于政府,而不是市民社会。所以,如果忽视政府在现阶段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调控,势必与我国目前的社会文化环境相抵触;另一方面,市场经济条件下各市场主体的运行带有较强的自治性、自发性和自利性,由此也就决定了政府在管理、规范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过程中,有必要根据社会整体利益需要,以利于刑满释放人员处遇为指向,聚合相关社会性资源。进一步讲,这也就标明了政府职权机制在整个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中的特殊地位。所以,在法律规范设定政府及相关部门权力与义务的过程中,应使权力与责任保持均衡,避免出现政府违法而法不溯及的现象。同时,以管理型政府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为契机,提高政府的法治意识,形成自觉守法和自觉执法的工作格局。另外,还应通过健全权力机关与社会舆论的监督机制,保证政府在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过程中的相关职权得到有效适用。21形成以刑满释放人员、相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公众为诉求主体的权利救济机制。对刑满释放人员的处遇实施法律调整,既涉及政府及其相关部门的职责配置及行使,还涉及刑满释放人员与相关社会组织、其他社会公众的权利行使及义务承担。因而,刑满释放人员在处遇中的法律关系的形成与实现,可以认为是针对刑满释放人员的特点及其处遇的需要,对各种公权与私权的再次分配与调整。由于立法、执法、司法、守法以及法律监督本身的局限性,在这种公权与私权的再次分配与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会造成政府及相关部门、刑满释放人员、相关社会组织及其他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冲突。所以,为了保持各种公权与私权之间的相对和谐,从实体和程序方面构筑以刑满释放人员、相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公众为主体的权利救济机制,是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机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换言之,当刑满释放人员、相关社会组织和其他社会公众在国家对刑满释放人员处遇进行法律调整的过程中受到权利侵犯或出现权利实现的能力不足时,有权依法向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和有关社会团体提出救助请求,有关单位则应依据事实和法律规定对救助请求予以合理回复和采取必要的措施。例如,对于刑满释放人员而言,当缺乏必要就业技能时,可以向有关方面提出就业培训申请。再如,对于刑满释放人员的家庭而言,如果确实无力管理教育刑满释放人员时,可以向有关方面提出对刑满释放人员采取必要措施的请求。31塑造相应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环境,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自觉守法意识和荣辱观意识。建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社会文化和社会心理环境,在全社会范围内提高自觉守法意识与荣辱观意识,是实现刑满释放人员处遇法律调整经济性运行的重要保证。为此,在现阶段,则需要以政府为首,带动社会提倡公正、秩序的理念,使全社会客观、普遍认识刑满释放人员的特殊性及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特殊意义。同时,通过广泛宣传相关法律法规,明确国家机关、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在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法律调整过程中的权利义务。必要情况下,可以采取物质和精神鼓励的方式引导、激励有关社会组织和社会公众关注刑满释放人员处遇的积极性和主动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