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论科学发展观及法律控制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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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胡正昌工作单位：湖南科技大学法学院

一、科学发展观的法理涵义

科学发展观是关于社会发展问题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科学认识和对社会发展方略的总体部署。社会发展的历史常常昭示我们:人类社会必须依靠良好的法律制度为基础才有可能发展,而良好的法律制度应该包含和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内容和要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1]。从法律层面讲,坚持以人为本,就是在法律上要充分尊重个人的意愿,使其享有人之为人所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之内,享有广泛的自由。国家和社会应当充分保障和实现个人的福祉,促进个人人格的发展,维护个人的人格尊严和自由。以人为本应当作为国家和社会的终极目标,也就是必须始终把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是一个在法制历史上缺乏自由传统的国家,历史上长期的专制严重压抑了人的自由。在制度层面上,不尊重人的自由,漠视人的自由早已成为了历史积弊。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后,在法律制度中人民的自由得到了法律的确认,法的各个部门和各个运行环节都开始注意坚持以人为本,并能够“准确地把握法的现象的本体问题,把法看作社会主体的权利要求”[2],把维护人的尊严、自由和权利作为法的终极价值。因此,以人为本,应该是以所有人为本,任何人都有作为人所应当享有的尊严、自由和权利。以人为本中的“本”,主要指权利本位,即所有人的权利本位。也就是说,除了要关注多数人的权利以外,还要关注少数人的权利;权利的法律保护不是问权利主体人数的多少,而是问权利正当性与否,法律对所有人的正当权利都要予以平等的保护。所有人的所有权利,不仅包括法律已经规定的各种权利,还应与时俱进,把国际社会普遍承认的、具有正当性和可行性的权利纳入法律保护的范围。树立全面发展观,就是要统筹城乡发展、区域发展、经济社会发展、人与自然和谐发展、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公平是法律的本义,也是法律的首要价值。法律的根本宗旨在于赋予人们以平等的地位、同样的权利义务,以促进人们之间的公平自由竞争,实现共同发展。这就需要我们正视城乡二元结构,过去国家的许多法律规定中存在着城乡差别,使得城市居民与农村居民不能真正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因此,全面发展观对于推动城乡经济社会发展,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缩小城乡差别,赋予农村居民同城市居民平等的权利义务,真正做到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提供了强大的政策支持。树立协调发展观,既包括法律治理系统内部各部分之间的协调发展,如公法与私法、实体法与程序法、中央立法与地方立法的协调发展,也包括法律治理与非法律治理系统之间的协调发展,如法律与政党政策、道德、宗教、习惯等社会治理手段的协调发展。协调发展观要求充分认识法律的局限性,注意法律发展过程不是排斥、取代其他非法律治理手段的过程,避免社会生活的过度法律化。只有这样,法律才能促进社会的协调发展。树立可持续发展观,就是说不能仅仅从当代人的需要和利益出发思考法律问题,不能仅仅考虑同一代人之间的利益与价值冲突,还要考虑不同代人之间的利益与价值冲突,要妥善处理当代人与后代人发展的关系;同时,法律要转变以人类中心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仅把人类本身当作自然界的主人,而其他万事万物都被视作为人类服务而存在的客体。随着全球物种的锐减、资源的枯竭和环境的恶化,人们开始反思人类中心主义的弊端和危害性,并逐步重视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了诸如生态主义等的法律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强调:人类并不是自然界的主宰,而只是自然界中的普通一员,自然界中的万事万物与人类一样具有尊严和价值,人类必须像尊重自身一样尊重自然界的万事万物,所有物种同人类一样都享有平等的生存和发展的权利。只有确立生态主义等新的法律思维方式,法律才能为人与自然的和谐共存、协调发展发挥积极作用。简言之,科学发展观把坚持以人为本作为其命题的本质和核心,凸现了对人的权利的平等保护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

二、重视发挥法律调整机制的作用

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经济建设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为社会发展奠定了比较坚实的物质基础。同时,国家实施依法治国方略,为现代化进程提供了可靠的法制保障。但是,我们也应该注意到:在法治目标确立后,我国法治建设中的一些敏感和瓶颈问题已初显端倪,这与科学发展观的内在要求产生了一定的差距。毕竟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的和谐社会的建立和维持不能依赖“圣贤”和“时运”,在法治社会中,调节社会关系和各种社会矛盾的主要手段是法律机制,和谐社会并非是没有矛盾和冲突的世外桃源或波澜不惊的一潭死水。和谐社会之所以和谐的关键在于它具有有效的社会调节机制,能够进行自我完善,维持社会公正和良好的社会秩序。为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我们应该重视发挥法律调整机制的作用。这是因为:第一,法律调整是最重要的社会调整机制之一。由于法律具有权威至上性、客观公正性、民主公开性等特征,法律调整机制在社会发展进程中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和作用[3],并且法律调整机制是其他调整机制失效后的最后防线。在其他各种调整机制能够发挥作用的情况下,人们并不一定首先选择法律途径,但是在其他社会调整机制无法解决矛盾纠纷时,理性的人们往往会诉诸于法律。第二,法律调整机制有助于建立法治政府并保障公民权利。历史和现实都表明,政府权力具有自我扩张的趋向,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需要一个依法行政的政府、一个权力受到控制的政府、一个能够承担责任的政府,即一个法治政府。和谐社会能够形成和谐有序的前提条件之一是政府机关和工作人员依法行政,公民的权利得到尊重和保障,也就是说,社会的和谐必须建立在对公民权利的保障和对政府权力的制约之上。第三,法律调整机制有助于实现社会公正和保障弱势群体。我国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权利不平等及贫富差距扩大等诸多问题不加以解决,势必影响整个社会的稳定和进一步发展。因此,为社会弱势群体和社会底层人群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尽量缩小贫富差距并实现权利真正平等,切实维护社会公正,唯一可行的路径就是建立由法律机制确立的有效的社会保障体系。第四,法律调整机制是减缓社会压力的最佳选择。社会犹如一个巨大的锅炉,锅炉在运行过程中会不断产生越来越多的压力,因此需要有必要的释放和减少压力的设置。一个社会也必须有其减缓压力的机制,否则会因某一阶段、某一局部的压力增加产生社会动荡而使社会发展停滞不前甚至出现倒退。减缓社会压力的途径和机制很多,但法律途径和法律调整机制一般能够获得社会最大多数人的认同。第五,法律调整机制有助于实现利益分配的均衡化。我们现在面对的社会是一个以市场为资源配置基础的社会,是一个利益严重分化的社会。由于个体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必然导致贫富差距和利益多元,进而产生利益群体分化,这就必须有一种可以主导和控制利益对立关系的力量来推动、维系和保障社会和谐,这就是法律,而且只能是法律。

三、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

什么是法的精神?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对此有比较系统的阐述。孟德斯鸠着重从法律与其他事物的普遍联系中探求法律的精神实质,他认为法律与国家政体、自由、气候、土壤、民族精神、风俗习惯、贸易、货币、人口、宗教都有关系,法律与法律、与它们的渊源、立法者的目的以及作为法律建立的基础的各种事物的秩序也有关系,把这些关系综合起来就是法律的精神。因此,“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4]。孟德斯鸠主张将法的精神归结为追求自由、主张法治、实行分权等三个方面的内容。从启蒙思想家的经典论述引申开来,法的精神主要是指贯穿于法律制度中和法律运行中的核心价值观念。这种对立法、司法的制度建设和制度运作起着统领和指导作用的价值观念,究其根本,无外乎于正义的精神和法治的追求。法作为解决人们相互间利益矛盾的准则,必须要体现正义。法作为调整社会关系中最重要的规范,必须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性。如果法律自身不具有正义性,当它被用作调整人们相互关系、防范和解决人们相互间利益矛盾的准则和依据时,就会加剧社会的矛盾和冲突,就会对人们的生活和生产的基本秩序造成破坏性的影响[5]。如果法律自身不具有权威性,它就不能被当作社会治理的依据,就不能发挥出其应有的作用。因此,一个社会处于和谐状态还是冲突状态,不仅要看这个社会是否能够坚持依据法去解决社会矛盾和利益冲突,更要看法在社会治理结构中的所处的地位以及检视这种用于解决矛盾和冲突的法是否真正体现正义。可见正义和法治无可争议的成为法律的精神、法治的灵魂。为保障科学发展观顺利实施,我们要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在法治建设取得既有成就的基础上进行一个系统的法治再造工程。首先,积极推行民主政治。在现代社会中,世界各国正在实行宪政或者说正在朝着宪政之路急奔,所以我们通常所谈论的民主,其实多半指的是宪政民主,即有宪法保障的民主,而不象是资产阶级革命时代那些思想家们鼓吹的无依无靠的民主[6]。在一个民主的国度里,公民参政可行的基本形式是代议民主制。代议民主制的基础在于选举,选举制度是解决主权具体行使者与主权拥有者矛盾的有效手段。在现代宪政中,只有普选是权力正当合法的渊源。立法权和行政权都是来源于普选和由普选产生的机构。可以说,选举制度的科学性程度及其落实的质量优劣是评价法治状况的重要标准。民众参与的程度越高,政府的代表性越广泛,其体现的法治精神也就越强。在现阶段,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完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重点是丰富民主形式,健全民主制度,积极推进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规范化和程序化,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公民的选举权、立法权、管理权和监督权的实现,使国家的立法、决策、执行、监督等工作更好地兼顾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体现人民的意志。其次,树立以人为本和尊重人权的立法理念。完备的法律体系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条件。目前我国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生活的主要方面基本上实现了有法可依,但是,我们立法的领域、数量、质量等与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还有差距。如立法与其调整对象相比,有的存在缺位有的存在越位,有的存在着超前有的又明显滞后。在各个规范性法律文件内部,以及不同法律文件之间,还不能完全做到协调一致,整合一体。要实现立法与社会发展的和谐统一,就必须使立法切实反映人民的意愿和利益,增强立法的民主性和开放性,为立法奠定民主基础,提供程序保障。近年来我国在立法的开放性和透明度方面开始进行了一些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进行了一系列制度创新,包括推广立法听证会制度,建立健全专家咨询论证制度,以及听取和采纳意见情况说明制度等,一些立法还开展网上立法咨询和意见征集活动。但从整体上看仍处于初步发展阶段,其规范性和科学性都有待进一步提高。再次,弘扬理性法律文化。法治精神需要一定的文化作为支撑。法治尽管已为现代各国普遍接受,但在根本上仍是诸如希腊哲学、罗马实证主义、基督教信仰、传统的个人主义等西方文化因素的结合体。在当代中国,法治建设的背后隐含着剧烈的文化冲突,具体表现为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社会主义文化、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之间的冲突。这就需要我们在发扬中国法律传统中诸如人与自然和谐、注重调解、团体本位等优点的同时,合理吸纳西方法律文化中诸如契约自由、权利本位、法律至上等合理因素,从而夯实法治建设的文化根基。最后,改革司法体制。在和谐社会中,社会矛盾、纠纷和冲突较之其它社会形态中的数量已大为减少,而且这少量存在的矛盾、纠纷和冲突也应当通过多种途径特别是司法途径获得及时、有效的解决。因此我们要全力构建与和谐社会相适应的公正、高效的司法体制,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司法功能。在司法体制改革中,审判改革无疑是重中之重。司法审判既是定纷止争的主要途径,又是促进司法公正和维护司法权威的有力措施。只有对司法审判进行强有力的改革,才能从根本上走出现行司法体制运行中所面临的困境。我国宪法第126条规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一规定为我国确立审判独立原则奠定了宪法基础,因而全力构建与科学发展观相适应的公正、高效的司法体制,充分发挥司法机关解决纠纷、化解矛盾、维护社会稳定的司法功能,无疑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转型时期的当代中国社会秩序结构形态呈现出由“法治秩序”、“人治秩序”、“礼治秩序”、“德治秩序”、“宗法秩序”等组合而成的“多元混合秩序”,这种“实然社会秩序”同国家所确立的“法治秩序”这一“应然社会秩序”还存在较大差异[7]。社会转型需要新的治国方略予以应对。在宪政体制下,宪政所体现的正义,是通过一种立宪的政治和法律制度维护和保障个人的基本权利不被侵犯,特别是不被国家或政府的专横权力所侵犯[8]。因此,构建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的和谐社会必然以法治建设为基础,以保障每个人的权利为核心,充分重视发挥法律调整机制的作用,大力培育社会主义法治精神,这是科学发展观对我国法治建设的新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