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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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孟庆瑜工作单位：河北大学政法学院

众所周知，分配首先是一个经济问题，因为分配是联结生产和消费的中间环节，是社会再生产过程的必经阶段。同时，分配还是一个法律问题，因为分配法律制度直接决定着社会产品的最终分配结果，影响和制约着个体社会成员的生产与生活、生存与发展，关系着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稳定与进步。本文将以探析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机制为目的，紧紧围绕分配制度的核心内容——分配权的法律配置与行使问题进行研究，以期为改革和完善中国的社会分配制度做出点滴之贡献。

一、法律的调整机制与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

自法理而言，权利（权力）和义务（职责）是法律的基本内容，贯穿于法律现象逻辑联系的各个环节、法的一切部门和法律运行的全部过程。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则体系和社会控制机制，对于纷繁复杂的人类行为的指引与规范，进而对于各类社会关系的调整与规制，是通过权利（权力）义务（职责）在不同性质的社会关系主体之间的合理配置和有效运行来实现的。简言之，“法是以权利和义务为机制调整人的行为和社会关系的。”[1]社会关系作为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关系，基于不同主体的社会角色的差异、社会活动的多元、关系载体的变动以及时空界限的冲破，而呈现一种日趋复杂化的局面，并带有鲜明的国际性或全球性特征。不同法律对于特定社会关系的调整正是通过各自不同的权利（权力）义务的配置模式和运行机制来完成的。不同的权利（权力）义务配置结构本身就表征和实现着不同法律的目标和功能。这也是法律区别于包括道德、宗教、习惯等在内的其他社会规则体系的一个重要标志和优势所在。正如张守文教授所言，“权利与义务向来是法律制度结构中的核心，同时也是部门法研究的中心问题。由于权利与义务总是要归属于特定的主体，而在各个部门法中，有关各类主体权利、义务的规范的质与量各异，导致权利与义务会形成不同的排列与组合，从而构成各不相同的‘权（利）义（务）结构’”。“这些‘（权义）结构’上的差异，带来了各类法律制度或部门法之间的差异，从而确立了各类法律制度或部门法的重要价值，也形成了它们在调整社会关系方面的互补性。”[2]分配关系作为一种具有特定财产或利益性质和内容的社会关系，在所有的社会关系中居于一种十分重要和特殊的地位或位置。如何调整这样一种社会关系是直接影响甚至决定包括国家、企业和居民个人等在内的所有分配关系主体的生存与发展的根本性问题。着眼于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我们必须搞清楚法律是遵循什么样的路径，运用什么样的机制来发挥作用的。由于法律作为一个整体的调整机制的共同性所决定，法律对于分配关系的调整则是通过权利（权力）义务在分配关系主体之间的特定配置结构和运行方式来实现的。由于分配关系的复杂性、综合性所决定，调整不同主体之间的分配关系和不同阶段或环节上的分配关系的法律制度也将呈现复杂化和综合性的特征。但是，无论是哪一种分配关系的法律调整，其中以国家为主体的分配法律制度始终居于主导地位，至少是发挥着重要的影响与制约作用。其实质表现为国家基于社会公共性或全局性的需要或考虑，对于各种类型和性质的分配关系所进行的一种必要、适度干预。从权利义务的配置结构角度看，则表现为权利义务在国家与企业和居民等分配关系主体之间的配置上的不均衡性，权利规范和义务规范在主体分布上的倾斜性或偏在性，即权利规范的分布更趋向于向国家倾斜，而义务规范的分布则更多地趋于向企业和居民倾斜。这种配置结果恰恰决定了分配法律制度与经济法之间的内在契合性，以及经济法在所有担负社会分配功能的部门法中所具有的特殊而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分配权的法律界定

基于权利与权力的对立统一性、权利（权力）与义务（职责）的相对一致性，这里笔者将仅选择分配权的配置和运行模式来探寻法律调整分配关系的作用机制和路径选择。研究分配权的配置机制，则需从界定分配权的法律含义开始。何谓分配权？从古今中外的相关法律制度来看，并没有对此做出一个清晰而规范的法律界定。我们的基本体会是：确能感知其存在，难以直面其“真身”。拨开繁乱的社会经济生活之迷雾，领会相关法律制度之精神，探及社会分配关系之本质，笔者认为，分配权是指包括国家、企业和个人等在内的特定主体按照一定的原则、制度和方法对可供分配的社会产品在不同社会主体之间进行划分和配给的权力和权利的总和。对于这一概念的界定，尚需从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去认识：（一）从分配权的依存范围来看，是狭义的分配而非广义的分配。分配就其在社会再生产过程中的地位而言，可以区分为广义的分配和狭义的分配。广义的分配是指属于生产过程的生产要素分配与生产总过程中的社会产品分配的总和。[3]即广义的分配包括生产要素的分配和消费资料的分配，分配对象是社会总产品。生产要素的分配亦即生产条件的分配，先于生产并继续发生在生产过程之中。在生产开始前，需要把适用于不同产品生产所需的生产要素分配到各个不同的生产部门和企业，没有生产要素的分配，生产就无法进行。生产要素的分配及性质，决定产品分配的形式和性质。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就在于：物质的生产条件以资产和地产的形式掌握在非劳动者手中，而人民大众则只有人身的条件，即劳动力。既然生产的要素是这样分配，那么自然而然地就要产生消费资料的现在这样的分配。如果物质的生产条件是劳动者自己的集体财产，那么同样要产生一种和现在不同的消费资料的分配。”[4]狭义的分配则是指社会再生产过程中作为相对独立的环节而出现的分配过程，它发生在生产之后，是对生产成果，即社会产品的分配。这个分配过程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必经阶段，是通常意义上的分配。社会产品的分配一般表现为收入形态，在总和上称为国民收入。对企业的分配结果来说，形成企业收入，就每个人所获取的生活资料产品来说，形成个人收入。因此，狭义的分配也就是收入分配。由此可以看出，笔者正是从这一层面上来进行分配权的界定和研究的。当然，笔者并不否定生产要素分配的决定性意义，而是更愿意把它作为社会产品分配权研究的基础性或前提性条件来承认。①（二）从分配权的主体来看，在人类社会的不同发展阶段，在各国不同的社会经济条件和法律制度框架下，分配主体的范围以及各自的实际情况都是不同的。在原始公社时期，分配主要是公社或氏族首领的事，公社首领是决定分配的主体。在奴隶制社会，奴隶主既是国家的统治者，又是分配权的绝对主体和唯一主体。在封建社会，尽管已有少量小生产者获得对自产物品进行分配的主体身份，但与封建地主阶级作为分配权主体的地位相比是微不足道的。在资本主义社会，从其产生发展延续至今，分配权主体的范围及其各自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一个不断调适、发展演变的过程。除了资本所有者的分配权主体以外，最突出的是国家和劳动者的分配权主体地位的日益凸现和企业作为分配权主体在当今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重大影响，基本形成了国家、企业和居民三大分配主体“三分天下”的格局。社会主义社会在不同国家近百年的发展实践中，分配权主体也由国家垄断分配权的僵化格局向包括国家、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多元化分配权主体发展，最突出的表现是国家作为分配权唯一主体的格局已被彻底打破，企业和居民作为分配权主体地位的迅速恢复与发展，分配权主体的结构关系在当前仍处于一种调整优化的变动之中。由于分配主体对分配对象所具有的分配权是以对社会产品的占有权利为基础的，在分配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对把社会产品分配给谁，分配多少，采取怎样的具体形式进行分配等等，都具有重要的影响力和相应的决策权，因此，分配权主体在不同社会发展阶段的变化集中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之间矛盾运动发展的一个侧面。（三）从分配权的客体或分配对象来看，是可供分配的社会产品，它们既可以是实物形式的，也可以是价值形式的。在不同的国家，由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具体国情不同，可供分配的社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是不同的，即可供分配的社会产品是一个变量，无论是在质量方面，还是在数量方面，它具有随着生产力发展而不断提高的变动趋势。同时，我们必须清楚，尽管社会产品是分配的客体或对象，没有实物或价值形式的社会产品的创造，就没有分配的可能，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分配对象即等同于社会产品。因为在一定时期内社会产品的实际分配量与社会产品的生产量之间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脱节。[5]只有被提供给分配领域，进入具体的分配运行之中，并完成从一个占有主体到另一个接收者的转移运动的那部分社会产品，才能被称为分配对象。（四）从分配权的取得和行使来看，在不同的社会经济制度前提下，不同主体取得分配权的根据、行使分配权的方式和结果等都是不同的。国家作为分配权主体的特殊地位并不因社会经济制度的差异而不同，但是国家分配权的取得根据、行使方式和结果等，却因社会经济制度的不同而有较大差异。例如，在漫长的古代社会（包括奴隶社会和封建社会），国家分配权是基于神或上帝的意志而当然取得的；分配权的行使对象除了具有实物或价值形态的社会产品外，甚至及于人身（奴隶或农奴）；行使方式则表现为各种样态的赋税而带有明显的单方意志性、强制性和掠夺性；分配结果则是社会产品在两大不同社会主体（以奴隶主或封建主为代表的统治阶级和以奴隶或农民为代表的被统治阶级）之间分配上的严重失衡和贫富两极分化。只是到了近代社会，国家分配权的合法性或正当性问题才引起人们的关注，国家分配权的取得在政治民主化的推动下逐步实现法治化，行使方式和结果也因社会经济形势的发展变化而发生着相应的变动。与国家分配权的变动轨迹相适应，社会经济组织和广大个体社会成员分配权的取得和行使也经历了一个从被动接受到积极主张、从“意”定到法定的发展进程。（五）从分配权的法律性质来看，分配权兼具公法和私法双重属性。这是由其所包含的分配权力和分配权利两部分内容的各自属性及其相互之间的关系决定的。一项具体的分配权的法律属性取决于分配权主体的身份地位差异和分配权配置结构与行使方式上的不同：分配权力的主体主要是以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为代表的国家。在所有的法律主体当中，国家是一种典型的公权主体。国家基于自身存续与发展的需要、国家社会经济职能的扩张，按照公法规定的原则和程序，通过分配规则的制定、分配过程的干预、分配结果的矫正等诸多方面分配权力的行使，多途径全方位地介入分配活动，占取和支配着大量的社会财富。而分配权利的主体则主要是包括企业和居民在内的市场主体或民间主体。在所有法律主体当中，是与国家相对的私权主体。它们主要是在国家和法律划定的自由或自治空间内，着眼于个体生存与发展的需要和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的追求，从事社会财富的生产与创造活动，并主要通过平等协商的办法和途径行使分配权利。另外，分配权的法律性质的双重性并不一定是对等的，它的公私成分的多少或比重的大小，基本取决于它所包含的分配权力和分配权利之间的变动关系。而这种变动关系又取决于特定社会经济条件下的国家与民间或政府与市场之间的实力对比关系。不同的国家、一个国家的不同发展阶段，这种实力对比关系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由此也就决定了分配权力与分配权利之间变动关系的特定性，进而直接影响着分配权的法律性质。

三、当代分配权的三大类型

依据不同的标准对同一个事物进行不同的分类，有助于人们从不同的角度对这一事物进行全方位的认识。分配权作为社会分配制度的一个核心内容，也需要我们通过不同分类从多维视角进行深刻认识。具体而言，以分配权所依存的社会经济制度为标准，可以把分配权划分为奴隶制社会的分配权、封建制社会的分配权、资本主义社会的分配权和社会主义社会的分配权。以分配权主体为标准，可以把分配权划分为国家分配权、企业分配权和个人分配权。以分配对象或分配客体为标准，可以把分配权划分为实物产品的分配权、货币产品的分配权和证券产品的分配权。除此之外，我们还可以根据其它的标准对分配权进行更为详细的分类，每种分类都对我们加深对分配权的认识具有积极意义。这里笔者选择以分配权主体为分类标准，①就当代三大分配权类型的取得、内容和行使等问题作以详细说明。（一）国家分配权。国家自作为一个公共性的强力组织诞生以来，就一直作为分配权的主体行使着它的应有权力，因为这是维持其存在、实现其职能所必需的。尽管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国家享有的分配权力的范围和分配权行使的方式有着很大差异。在奴隶制和封建制的古代社会，国家作为奴隶主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统治工具，成为一切社会产品，乃至劳动者人身的唯一分配权主体，拥有分配的绝对权力。即使在封建社会国家所享有的分配权的范围，参与分配的强度略有降低，但国家作为分配权主体所占的主导地位和绝对优势并没有改变。在资本主义社会，尽管它的剥削阶级社会本质没有改变，但国家作为分配权主体的地位、分配权的内容、分配权的行使方式和程序等方面，与古代社会相比已有了很大不同，并且伴随资本主义社会经济条件的不断演化发展，做出了相应地调整和改变。其中一个典型的特征是国家分配权的内容、范围和方式伴随资本主义国家或政府与市场之间关系的调整而变动。例如，在自由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与“大社会、小政府”的现实图景相适应，国家的社会产品分配权被压缩到最低水平，分配权的内容和行使方式受到相关法律的严格限制。在崇尚干预的垄断资本主义时期，伴随国家经济职能的强化，国家分配权也得到很大扩张，国家对社会财富的占有能力和控制能力大大增强。同时，国家分配权还伴随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和法治国家的形成也逐步规范化、制度化、法治化。例如，以德国、日本、美国等为代表的西方国家都以宪法、财政法、税法、社会保障法等法律形式就国家分配权的权力范围、边界、程序和方式等内容做出了法律调整和规范。在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下，基于其所担负的不同于以往剥削阶级社会的特殊职能的需要，国家以全体国民的根本利益代表的身份成了社会产品的唯一的分配权主体，各类计划则是国家进行社会产品分配的基本形式。但是由于忽视或否定企业以及个人分配权的存在和价值，极大地挫伤了他们作为社会产品创造者的积极性，从而使社会产品的总量规模一直处于低水平的短缺经济状态。（二）公司分配权。①公司作为一种最典型的企业组织形式，是社会产品的最主要的创造者。因此，自其产生至今也一直以分配权主体的身份参与着社会产品的分配。但是，公司分配权与国家分配权不同，关键在于公司是以社会产品生产者或创造者的身份行使分配权的，即公司分配权的客体是自己的生产成果或社会产品。而国家本身并不直接创造社会产品，国家分配权的客体则是社会的生产成果。由此也就形成了两种分配权在权利或权力内容、行使方式、分配结果等多方面的不同。在崇尚民主和法治的当今社会，社会产品的分配权也要充分体现这种精神。国家分配权则体现在分配决策程序的民主性、分配范围或客体的法定性和分配结果的公平性上。而公司分配权在分配决策程序上体现的是股权平等性，即同股同权、同股同利原则，公司应给予所有持有相同性质股权的股东以同一顺序的分配机会，并对所有股东仅按其出资或持股比例而非其他因素决定其可分得股利的具体数额。在分配范围上存在分配的前提和法定的分配顺序。所谓分配的前提是指公司没有盈余不得分配股利的原则。这是确保公司的资本真实，维护公司的财产基础及其信用能力所必需的。[6]所谓法定的分配顺序则是指公司在进行分配时应遵循一定顺序，[7]即（1）在税法允许的补亏期限内，以当年全部应纳税所得额弥补公司以前年度的亏损；（2）依法缴纳所得税；（3）弥补以税前所得补亏后仍存在的亏损；（4）提取法定公积金和法定公益金；（5）提取任意公积金；（6）向股东分配股利。其中，在向股东分配股利过程中，还有一个优先股优于普通股的先后顺序。在分配形式上，与国家分配权相比，除了受公司法强制性规定的调整必须遵循的形式外，在向公司股东分配股利时则具有较大自治性，即由公司根据自身情况自由做出决定，一般可采用现金股利、股票股利、财产股利和负债股利等多种形式。（三）个人分配权。个人是劳动力的提供者，是生产力中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个人分配权的配置状况直接影响着劳动积极性的发挥，经济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以及社会的稳定与进步。回顾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个人并不是自始至终都具有社会产品分配权的。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个人分配权的配置差异是十分明显的。在古代社会，个人尽管是社会产品的最主要的创造者，但是在分配上基本处于一种无权的境地。即使是封建社会的农民，也只是相对于奴隶而言略有改观而已。个人真正获得分配权主体的法律地位还是在近代资本主义制度建立以来的事情。尽管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是虚伪的，在实质上是不平等的、是剥削性的，但是，个人至少成为分配权主体参与了社会产品的分配，只不过仍需在分配权的取得根据、行使方式等方面有待进一步改进和完善而已。在当今的社会经济条件下，不论是在何种国家制度下，不论是有劳动能力，还是丧失或无劳动能力，个人分配权都已经为各国宪法所确认，包括国家的各级政府和社会各界都有职责和义务确保个人分配权的实现。但是，面对国家、企业两大分配权主体，个人分配权是明显处于劣势的。为此，各国都从法律、组织等方面给予个人以倾斜和支持。一是通过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特殊群体保护法等从法律上对个人分配权的先天不足给予了补救；二是工会、妇联等自治组织也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个人分配权的实现提供着多种支持。从个人分配权的行使方式来看，按劳分配是个人分配权行使的主要方式。但伴随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人力资本重要性的显现和法治的进化，按贡献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按需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自然涌现，这对于丰满个人分配权都具有积极意义。

四、分配权的配置与行使

由于分配权在社会分配制度中的核心地位所决定，分配权在不同主体之间的配置结构、分配权行使的不同机制和规则，将在个人、企业与国家之间产生明显不同的社会产品或社会财富的占取结果，表征着市场与计划在社会产品分配中的不同地位，关系着一个国家社会分配制度的不同价值选择。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考虑，从社会的稳定与发展计，在进行分配权的配置与行使时，我们应遵循以下三个方面的规则：

（一）价值目标的协同性：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分配权的配置总要体现一定的价值选择，实现一定的价值目标。公平与效率常常被认为是不可兼得的两大法律价值目标，但是在社会分配制度领域，特别是在分配权的配置与行使时，有必要也有条件实现两者之间的协调与统一。效率与公平的统一是社会经济运行总体目标的客观要求。当代社会经济的运行已不再是一种自发的盲目运动，而是有明确运行目标的，即实现社会财富的持续增长，以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具体地说，它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要在提高效率、增进财富的基础上实现社会进步。社会财富的不断增长，既是保证社会发展的前提，又是衡量社会进步的客观尺度。提高效率是增进社会财富的最重要手段，在一定意义上，效率即是财富。二是要在实现公平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社会经济关系。提高效率增进财富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单纯的财富积累，更不是为了少数人的生存和享乐的满足，而是为了满足全体国民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经济运行在强调效率目标的同时还必须实现公平分配的目标，社会财富的增长并不必然带来公平分配的结果。正如阿马蒂亚•森所言，“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8]由此可见，社会经济运行的总目标要求效率与公平的内在统一，这种包含着两者统一的总目标决定着宏观分配的总方向，并制约着微观分配的局部的运行目标。效率决定公平、公平刺激效率的正相关系，是社会经济运行的一种客观存在。效率与公平是对立统一的辩证关系，在现实经济运行中，两者既不是无条件的统一，又不是绝对的矛盾。一方面，效率提供了公平存在及发展的物质条件。只有不断提高效率，增进社会财富，实现公平分配才能有坚实的物质基础。效率低下、物质匮乏条件下的“公平”只能是贫困的“平均”。另一方面，公平刺激效率。效率的提高必须靠全体劳动者积极性的发挥，而积极性的发挥又取决于劳动者对自身经济利益实现公平与否的感觉。分配的公平与否直接影响着效率。不论是平均主义的分配不公，还是在改革中出现的其他分配不公，都会影响效率的实现。因此，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应当也能够成为我们进行分配权配置与行使时的价值选择。我们应当根据宏观分配与微观分配的实际情况，来寻求效率与公平的最佳结合点。即在微观领域实行效率优先，在宏观领域实行公平优先，在个量收入保持适度差距的条件下，总量收入及财富增长趋向最大，公平与效率得到最佳结合。

（二）运行机制的相容性：市场分配与计划分配相结合。分配权的配置与行使离不开一定的运行机制，总要在一定的调节机制下才能实现。在社会经济运行中存在着两种调节机制：市场调节和计划调节。两者相结合的运行机制不仅作用于生产过程，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也作用于分配过程，表现为市场分配与计划分配相结合。市场分配与计划分配相结合是由社会经济运行的现实条件决定的，因为在当今的社会经济条件下单纯地实行某一种调节机制，经实践证明是行不通的。同时，两者的结合还取决于这两种分配机制的互补性。因为从根本上说，两者的作用方向是一致的，分配的内容和实现的目标是共同的，但从分配过程看，两种分配机制作用的出发点和作用形式又是不同的。计划分配能够从社会总产品的有效使用上左右国民经济的运行方向，使国民收入分配比例趋向合理化；能够统筹规划，集中财力物力进行基础性建设；能从全社会角度调节各地区、各部分人之间的收入差距等。但是由于信息不充分、缺乏灵活性等自身缺陷的存在，而不能适应复杂多变的社会需求。市场分配则能够及时灵敏的反应市场供求变化，有效地满足人们的各异需求；它在竞争过程中实现，能够刺激企业的创新积极性；它还是对企业实行间接管理的纽带等。但市场分配也具有消极的一面，如自发性、盲目性、短期性、两极分化等。可见，市场分配和计划分配只有有机结合、相互补充、相互制约，才能相得益彰，共同发挥出优势，在社会经济运行中起积极作用。这构成我们72进行分配权配置与行使的机制基础。市场分配与计划分配相结合，要通过一定的适当的结合方式来实现。这就要求从一个国家的国情出发，采取“全过程结合，分层次倾斜”的形式。即坚持把市场分配与计划分配相结合作为一个整体相互渗透、融合，作用于每一个具体的经济主体活动中。在宏观经济运行层次上，在结合方式中实行计划倾斜，对牵动国民经济全局性的分配活动，由国家审慎行使分配权。在微观经济运行层次上，在结合中实行市场倾斜，由企业和个人作为分配权主体直接面对市场，及时调整分配决策，采取适宜的分配方式，更有效的配置生产要素，更有效的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提高企业经济效益，充分发挥分配对生产的刺激作用。

（三）分配方式的多样性：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分配权的行使要通过一定的具体方式来表现。适应多元化的社会经济结构的需要，按劳分配、按生产要素分配等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就成为必需，这是与当代市场经济的发展相适应的。所谓按劳分配就是要求按照每个劳动者提供劳动的数量和质量，以及劳动者的潜在素质和劳动条件的状况向劳动者支付不同的报酬。按生产要素分配就是要求按照生产要素所有者向社会提供的生产要素的数量和质量，获取相应的报酬，其中包括按资分配、按贡献分配等多种具体的分配方式。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多种分配方式并存，是在收入分配领域充分体现社会分配的公平原则和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的需要。贯彻按劳分配有利于调动劳动者的积极性，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调节社会消费需求和劳动力资源的合理流动；有利于消除两极分化。同时，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充分发挥一切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充分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包括劳动、资本、技术、土地等生产要素，允许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依据自己向社会提供的生产要素参与收入的分配。这也就是说，在社会产品分配中，我们既要承认劳动要素的投入应当取得相应的报酬，同时也承认作为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资本、技术、管理等要素的投入也应取得相应的报酬，不能厚此薄彼，这是市场平等精神的体现，也是分配权行使的具体方式和规则。

五、以分配权为核心的我国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与完善

以分配权为核心的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是整个经济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建立与我国国情相适应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保证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快速发展和保持社会稳定的必要条件。纵观新中国建立以来的社会产品分配权的配置和行使状况，我们可以发现，它正在经历一个分配权配置从结构僵化到日趋合理、分配权行使从主观随意到渐趋规范的不断发展变化的进程。老问题依然存在，新格局尚未形成。在长期实行的中央集权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分配权的配置和行使处于一种极度扭曲的不合理状态。从配置结构来看，国家作为广大劳动人民根本利益的代表，垄断了社会产品分配权，是享有和行使分配权的唯一主体，其结果则是国家占取了几乎所有的社会产品而成为实际的最大的社会财富拥有者和支配者。而包括集体、企业和个人在内的其他主体则处于一种无权的境地。其中的集体分配权为国家分配权所吸收，企业不享有分配权，是各级政府的行政附庸，个人（包括农民）仅作为社会产品接受者以低工资或其他形式分取维持自身生存和发展最低需求的社会财富，最终导致广大个体社会成员成为公有制条件下的虚化的社会财富拥有者，处于一种普遍贫困的状态。这种严重失衡的分配权配置结构，极大压制和挫伤了企业和个人作为社会产品生产者的积极性、创造性，分配与生产、公平与效率之间相互促进、相互贡献的互动机制也因此而阻滞，“国不富、民不强”成为这种配置后果的真实描述。从分配权的行使来看，由于计划体制与法治之间的内在冲突性或不相容性所决定，“广泛实现集中管理经济的总体决策同法治国家的总体决策是不可调和的”，[9]因此各种计划成为了分配权行使的基本形式和载体。但是由于受到各级政府自身的偏好、上下级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博弈、计划编制和执行中的信息不充分和不对称等多种因素所影响，国家垄断行使的社会产品分配权基本上处于一种仅由信念和道德约束的随意状态，带有极强的主观性和人为性。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并得到不断深化的改革开放和法治化进程，才使得原有的分配权的配置和行使局面发生调整和优化。其典型表现就是国家对社会产品分配权的垄断格局被打破，企业和个人的分配权主体地位逐步得到恢复和发展，分配权的配置结构和行使正朝着合理化和规范化的方向发展。在不断深化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国有企业改革、财税体制改革、金融体制改革和劳动保障体制改革的推动下，国家的社会产品分配权的内容和范围已受到很大程度的分减，分配权的行使根据、行使范围、行使方式、监督和救济等，已受到现行预算法、税法、中央银行法等等相关社会分配法律的界定与调整。企业，特别是国有企业的分配权主体地位得到恢复，并因受到逐步建立和完善的国有企业法、集体企业法、外商投资企业法、公司法、合伙企业法、个人独资企业法等等市场主体法律制度体系的确认和保护而日渐丰满，已经成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社会产品分配的重要参与者和社会产品生产的主导力量。个人作为社会产品的最终占有者和消费者，不论是有劳动能力，还是丧失或无劳动能力，不论是在岗就业者，还是下岗失业者，其应然的分配权主体的地位和权益已得到很大幅度的提升和保护，并逐步纳入到劳动法、社会保障法的调整和保护范围。由此可见，改革的成就斐然，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社会产品分配权的配置还远未实现真正优化的目标，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正呈加剧之势。具体表现为：国家享有的社会产品分配权被削减的内容过多、速度过快，国家分配所得在可供分配产品中的所占比重过低，弱化了国家财政的公共职能，国家所担负的矫正分配不公和扶贫济困功能难以充分实现。相反，企业和个人的分配权扩张过度、过快。企业分配权出现体制转轨过程中的制度软约束，分配权滥用、超分配现象严重，保证社会产品总量增长的物质基础仍不稳固。个人收入分配秩序混乱，收入增长刚性化，贫富不均的两极化趋势加剧，分配性冲突潜藏和发生的后果不容忽视。总而观之，老问题的延续，新问题的产生，归根结蒂，还是我国社会产品分配权的分配和再分配过程中出现的矫正不足和矫枉过正所致，分配权的配置失衡和行使不当依然构成中国社会分配制度改革与发展的核心问题。为此我们需以分配权的合理配置和依法行使为突破口，调整和完善分配结构和分配方式，认真解决当前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矛盾和问题：

（一）充分发挥国家分配权的积极作用。国家不能垄断社会产品分配权，但是也不能享有过少的分配权。因为国家的经济职能的实现需要充分的分配权作保障。为此，我们应做好以下两项工作：一是努力提高财政收入的“两个比重”。为解决国家财力严重不足、宏观调控能力弱化等问题，必须调整收入分配结构，通过深化财税改革、健全财政管理、加强税收征管，提高财政收入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和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二是强化税收调节过高收入的作用。虽然目前我国还没有形成明显的两极分化现象，但在居民个人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过程中出现了部分居民收入过于悬殊的问题。对此国家必须通过多种途径制止这种现象的滋生和蔓延。对过高收入实行税收调节，是消除收入过分悬殊，防止两极分化的重要手段，也是市场经济国家普遍采用的比较规范的办法。通过税收调节主要是国家针对当前的过高收入和通过取得过高收入不断积累的个人财富，依法进行征税。为此需要继续完善个人所得税法以及征管办法，尽快建立和开征遗产税等新税种，提高个人收入透明度、加强税源监管力度等措施来实现。

（二）依法规范企业特别是垄断性企业分配权。企业的分配权既要得到保障，又要依法规范。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分配领域引进竞争机制，居民收入差距拉大，有其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行业差距过大，特别是某些垄断性行业和部门由于非劳动因素所形成的过高收入，是不合理的，必须尽快加以解决。对由于自然、技术以及政策原因，具有不同程度垄断性质的行业和企业，应考虑采取规范的办法将其获取的超额利润收归国家财政，使这些行业和企业的利润率接近社会平均利润率水平。当前应加强对这些行业和企业的分配权的规范和职工收入的管理，严格控制其工资性收入和工资外收入的过快增长，缩小与其它行业、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由于非劳动因素影响使工资挂钩的效益指标增长过快的行业和企业，在计提挂钩工资时适当降低挂钩比例，以保持工资总额的适度增长。具有行政性职能的企事业单位只能实行一种工资制度，不能同时享受多种工资制度的好处。对具有行政管理职能的全国性工业总公司和金融机构的工资、奖金和津贴标准，也要由国家有关部门进行审核。总之，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不断完善，要逐步打破行业垄断或缩小垄断的范围，规范企业分配权的行使，使市场机制在企业收入分配中发挥更大作用。

（三）认真落实个人分配权。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过程中，如何落实个人分配权，特别是农民和城镇职工的分配权，保证农民收入稳定增长，降低或消除城镇职工的市场竞争风险，关系着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平稳运行。对于农民收入的增长来说，仅靠农产品的价格改革已余地不大，必须以农业生产的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为基础。其中，重新划分国家、集体和农民个人在农业收入上的分配权，科学谨慎地进行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彻底减轻农业和农民负担，是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环节。对城镇职工来讲，加快企业改革，全面推进以职工养老保险、失业保险意义重大。其中，切实理顺国家、企业和个人之间的分配关系，合理调整三者之间的分配权配置，明确规范三者在社会保障费用负担方面的职责和义务，采取科学有效的方法填补国家在社会保障基金上的历史欠账，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制度过程中的核心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