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法律制定的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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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戴建国工作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宋代是一个十分重视法制的社会，在法律制定和公布方面构筑了较为完备的信息渠道，以保证立法活动正常进行及法律能适时公布于众，使民众知晓，充分发挥法律治理国家的职能。有关这方面的研究，除高柯立《宋代粉壁考述——以官府诏令的传布为中心》及黄纯艳《宋代登闻鼓制度》略有涉及外，①尚未见有其他学者的成果发表。本文试就宋代法律制定、公布的信息渠道作一探讨。

一、宋代法律制定的信息渠道

宋代修定法律的一个重要程序是广泛征集意见。宋人云：“自来先置局，然后许众人建言，而删定须待众人议论，然后可以加功。故常置局多年，乃能成就。”[1]（刑法一之七）如朝外人士对法律有修改意见，以书面形式向所属州军等处投状，再报申中书，等将来各地修改意见积累多了，由立法机构删定编修。对于好的修改建议，如将来法典采录施行，“则量事酬赏，随材录用”。建炎四年（1130年），大理卿兼同详定一司敕令王依奏言：修敕旧例，关报刑部，遍下诸州军等处，出榜晓示，诸色人等陈言编敕利害，于所在州县投陈，入急脚递，发赴都进奏院，本院赴部所投下，如看详得委有可采，即保明申朝廷，乞与推恩。[1]（刑法一之三四）此奏言为朝廷采纳。通常新编敕修定后，也有一段征求意见的过程。如天圣七年（1029年）《天圣编敕》修定进呈后，仁宗曾诏书曰：“见行编敕及续降宣敕其未便者，听中外具利害以闻。”[2]（卷一○四天圣四年十月己亥）详定编敕所回复说：“准诏，新定编敕且未雕印，令写录降下诸转运、发运司看详行用。如内有未便事件，限一年内逐旋具实封闻奏。当所已写录到海行编敕并目录共三十卷。”[1]（刑法一之四）熙宁六年（1073年），《熙宁编敕》编纂完毕，提举详定编敕、宰臣王安石等言：“新修编敕，虽已经审刑、刑部、大理寺、殿前马步军司等看详，尚虑事理未尽，欲更送中书、枢密院，再看详签贴，及付在京刑法司、律学官吏等各具所见，申中书，送提举详定官看详，如当改正，即改正刊印颁行。”[2]（卷二四七熙宁六年九月辛亥）在法律生效之前，宋政府积极鼓励朝野内外对新修定的法律提出修改意见。上述做法，是一个广泛征求修改意见的立法活动，它可以集思广益，减少立法失误，提高立法效率，反映出宋代立法的慎重。法典法规公布后，在实践中如发现有缺陷，军民可通过各种途径向朝廷奏陈法律得失，凡有上书言法之不便者，“令中书、枢密院送审刑院、刑部、大理寺详议，仍照验前后格敕，倘须至改革，即具闻奏，更委中书、枢密院详酌施行”[2]（卷四八咸平四年二月壬戌）。官吏百姓“如见得见行条贯有未尽未便，合行更改，或别有利害，未经条约者，并许陈述”[2]（卷三七八元祐元年五月癸酉）。除了已经修纂好的编敕外，对于编敕外陆续颁布的敕令（宋代谓之“续降”），天下官吏百姓亦可指陈得失。政和元年（1111年）修撰编敕，徽宗批准了宰相何执中的奏议，命各地“晓谕官吏诸色人，如有见得见行敕令、续（降）等条贯，有未尽未便合行更改，或别有利害，未经条约者，指挥到日，限两月内具状分明指说，实封，经所在投陈。随处州军附急递至京，仰都进奏院直赴本所投下”[1]（刑法一之二四）。宋规定：“诸事应立法及敕律令格式文有未便应改者，皆具利害申尚书省或枢密院。即面得旨若一时处分应著为法，或应冲改条制，及传宣内降若须索及官司亲承处分，或奏请得旨者，并申中书省或枢密院待报。即被旨急速须合供应，待报不及、非干他司者，听随处审奏，奉行讫，申尚书省或枢密院。”[3]（卷一六《诏敕条制•职制令》）哲宗曾下诏命令：“诸官司见行条制，文有未便，于事理应改者，并具其状随事申尚书省、枢密院。”[2]（卷三五四元丰八年四月辛未）此外中央登闻检院设有检匣，军民“如指陈军国大事，时政得失，并投检匣，令画时进入，常事五日一进”[2]（卷一○七天圣七年闰二月癸丑）。其中自然也包括了军民对法律的修改建议。中央朝廷设登闻检院和鼓院，“掌受文武官及士民章奏表疏。凡言朝政得失、公私利害，军期机密、陈乞恩赏，理雪冤滥，及奇方异术、改换文资、改正过名，无例通进者，先经鼓院进状；或为所抑，则诣检院。并置局于阙门之前”[4]（卷一六一《职官志》）。登闻检院和鼓院的设立，旨在保证国家法律和政治生活信息的通畅，使国家机器更好地运转。赵升《朝野类要》卷四《进状》载：“经检院者，圆实封奏机密军期事，朝政阙失利害及公私利济并军国重事。若经鼓院者，叠角实封，陈乞奏荐再任，已得指挥，恩泽除落过名，论诉抑屈事，本处不公及沈匿等事，在京官员不法等事，两院状封，皆长八寸。”宋政府还十分注意收集法律反馈信息。庄绰《鸡肋篇》卷下载：“安鼎为御史，论本朝岁断大辟人数。天圣中，一岁二千三百余人，当时患其数多，大议改制。”天圣中期，一年中所判死刑多达二千三百人，如此高的死刑案引起了统治集团的重视，从而引发了修改法律的举措。天圣七年，宋修改旧编敕，成《天圣编敕》十三卷，“视《祥符编敕》损百有余条”①。其卷数比起三十卷的《大中祥符编敕》，少了十七卷。仁宗嘉祐五年（1060年），权同判尚书刑部李綖奏曰：“天下上刑部一岁之中死刑，亡虑二千五百六十，其杀父母、叔伯、兄弟之妻，杀夫，杀妻，杀妻之父母，凡百四十；故、谋、斗杀千有三百；劫盗九百七十；奸、亡命百有一十。夫风俗之薄，无甚于骨肉相残；衣食之穷，莫急于盗贼。今犯法者众，岂刑罚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导其为善欤？欲令刑部依刑名分门列天下所断大辟罪，岁上朝廷，以助观省。”仁宗批准了这一建议[2]（卷一九一嘉祐五年四月庚申）。这条措施有助于统治集团了解各地治安状况，及时调整法律政策。元祐六年（1091年）刑部拟定了一条信息反馈措施，获得通过，要求各府衙“决大辟，以刑名类聚，每半年于春秋季以闻，仍籍数至岁终，比前一年所断多少，准式造册，限次年春季投进”[2]（卷四六五元祐六年闰八月己卯）。这对于监督各地司法审判，减少冤假错案，及时了解全国的刑事案件发生率、治安状况，调整国家法律政策，都有着积极意义。

二、法律公布传达的信息渠道

在古代中国交通和通讯不发达的情况下，如何使国家制定的法律尽可能地让各地大小官府知晓，使之得到贯彻执行，并在执行中能及时纠正法律失误和弥补法律的不足，这是法律制定者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宋代在解决这一问题的过程中，建立了相应的法律公布传达的信息渠道。自唐发明雕版印刷术后，随着雕版印刷的日益普及，宋代法典法规也采用雕版印刷方式，如宋代第一部法典《宋刑统》就是雕版印刷的，当时称“模印”。法律原文经过仔细校勘后雕版印刷，既减少了因大量手抄誊写产生的讹误，又提高了法典法规编制速度。宋代法典起先是由国子监或崇文院模印颁行。后宋代设有提举印造编敕所，专门负责编敕的印刷。熙宁六年，提举印造编敕所奏言：“新敕刊本将毕，虑中书、枢密院更有合入条约及续降条约，乞候至来年颁降。”[2]（卷二四八熙宁六年十一月壬午）宋法律的颁布传达渠道，最初有两个，一是转运司传送渠道，另一为进奏院传送渠道。元祐元年（1086年），京西提刑司奏：“省部条贯，除直下外，有诸州条贯，付转运司押牒入递，分送诸州，率多迟滞。欲乞应颁降新法，以所下转运司印本移送进奏院，令本院坐省符连牒，发送诸州、诸路。”[2]（卷三七四元祐元年四月己丑）这一建议要求即使是颁发给诸州的法律，也统一由进奏院递送，以便以较快的速度传达到地方。这一建议为朝廷采纳遂成定制。进奏院“掌受诏敕及三省、枢密院宣札，六曹、寺监百司符牒，颁于诸路”。朝廷“凡更改申明敕令格式，一司条法，则议定以覆奏，太常、考功谥议亦如之。季终，具赏罚劝惩事付进奏院，颁行于天下”[4]（卷一六一《职官志》）。为保证法律文书传达速度，宋对于一些法律的翻录誊抄期限也做了规定：“诸受制敕应翻录行者，给书写程，急速限当日，满百纸，一日；二百纸以上，二日，每二百纸加一日；非急速，各加一日，余文书各加制敕限一日。所加虽多，制敕不得过五日，余文书，不得过十日。即军务急速，不以纸数，皆限当日发出。”[3]（卷一六《诏制条制•文书令》）对于一些重要的刑法，宋采取榜示公告的形式让百姓大众知晓，以起警示作用。政和五年（1115年），徽宗诏：“访闻相州林摅（虑）县，邢州龙岗县天平陵霄二山高崖之上，有舍身台，每岁春月，村民烧香，闻有僧行诱惑使人舍身者……仰本州县当职官常切觉察，犯者以故杀论。仍令主僧赏命。许人告捕……仍版榜揭示二县山路，监司、走马失按劾者与同罪。仍著为令。”[1]（刑法二之六六）宋《杂令》：“诸私造铜、鍮石器物，若鉟销、磨错、剪凿钱取铜以求利，及买贩罪赏条禁，于要闹处晓示。”[3]（卷二九《鉟凿钱宝》）“诸被受手诏，士庶应合通知者，并依德音宣示于众”[3]（卷一六《诏敕条制•职制令》）。对于一些允许人告捕的刑法，官府“并晓谕，三日外方许告捕”。又如，宋规定：“诸生子孙而杀或弃之罪赏条约，州县乡村粉壁晓示，每季举行，监司巡历常点检。”[3]（卷七《监司巡历•职制令》）李元弼《作邑自箴》载：“通知条法，大字楷书，榜要闹处晓告民庶，乡村粉壁如法誊写。”[5]（卷一《处事》）绍兴四年（1134年），高宗诏：“今后诸路有颁降诏令，并仰监司关报州县，真书文字，镂版印给于民间。”[1]（刑法二之一四八）隆兴二年（1164年）户部曾要求四川监司“遍牒所部州县，置立粉壁”[1]（刑法二之五七）。粉壁犹如现在的公告栏，用于法律等官文书的公布告示。以便朝廷颁布的法令能及时让民众知晓。①搂钥《攻媿集》记载说，南宋汪大猷出使金朝回国，途中至盱眙，“得印榜云：今后犯强盗，并依祖宗旧法”[6]（卷八八《汪大猷行状》）。所谓“印榜”，即县张榜告示的皇帝诏令。对于一些适用的法令，朝廷要求内外官司“写录厅壁，朝夕看读”[1]（刑法二之二○）。以提高办事效率。

北宋及南宋前期，春秋两季颁降的条贯，通常下到州军，不及县镇。南宋庆元六年（1200年），刑部员外郎王资之言：“夫县镇于民为最近，裁决公事多致抵抵（牾），狱讼以此不息，良民受害不少。”要求政府把春秋颁降条贯下颁到县镇。获得允准[1]（职官一五之二八）。颁布大赦诏书，也是件严肃的司法活动，有着很强的时效性，同时，大赦诏书量很大。唐代，“赦书颁诸州，用绢写，行天下”[7]（《近事会元》卷五）。宋代仁宗以前，赦书的文字也是以手工方式抄写的，极易抄错。《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二天圣二年（1024年）八月辛巳条载，仁宗诏：“自今赦书，令刑部摹印颁行。时判刑部燕肃言：‘旧制，集书吏分录，字多舛误。四方覆奏，或至稽违，因请镂版宣布。’或曰：‘版本一误，则误益甚矣。’王曾曰：‘勿使一字有误可也。’遂著于法。”雕版摹印人印制法律文书期间皆锁宿，不得回家，事毕方罢。赦书雕版摹印不失为一项多快好省的办法。早在真宗时，寇准曾倡议实施，但遭众人反对而止。赦书德音的起草由学士院负责。真宗以前起草赦书德音，不锁院。至大中祥符三年（1010年）乃规定必须锁院，以防漏泄消息。赦书印制后即以最快的速度颁布天下。宋《驿令》规定：“诸赦降入马递，日行五百里。”[3]（卷一六《赦降》）；[2]（卷四五七元祐六年四月丁酉）如元丰八年（1085年）三月六日大赦诏书，进奏院七日即递送到京东西路的曹州（今山东曹县西北）[8]（卷四八《乞不贷强盗白札子》）。宋制：“三载一郊，国朝茂典，盖所以报贶天地，致虔祖宗，尽钦翼之心，膺锡俾之福。”[9]（卷一二○《典礼五•天圣二年南郊赦天下制》）宋人吕大防曰：“国朝以来，大率三岁一亲郊，并祭天地宗庙，因行赦宥于天下及赐诸军营赏给，遂以为常，亦不可废。”[2]（卷四七七元祐七年九月壬辰）南郊祀毕，必大赦天下。在京城通常要举行大赦仪式，皇帝登明德门肆赦。李攸《宋朝事实》载：肆赦前一日，有司设文武百官、皇亲及蕃国诸州朝贡使、僧道耆老位于明德门外，太常设宫县，置钲鼓。其日，刑部录御史台、开封府、京城系囚以俟。及车驾还。至明德门内，就幄次，改御常服，群臣就位，皇帝登楼，即御坐。枢密使副、宣徽使分侍立，仗卫如仪。通事舍人引群臣横行再拜讫复位。侍臣宣曰“承旨”，通事舍人诣楼前。侍臣宣敕：“树金鸡”。通事舍人退诣班，宣付所司讫，太常击鼓集囚，少府监树鸡竿于楼东南隅，竿木伎人四面缘绳争上，取鸡口所衔绛幡，获者呼“万岁”。楼上以朱绳贯木鹤，仙人乘之，捧制书循绳循下，至地，以循台承鹤，有司取制书置循上，门使承旨引制循宣付中书门下，转授通事舍人，北面宣云：“有制。”群官再拜。宣赦讫，还授中书门下，转付刑部侍刑，承制刑囚，群官刑刑，门使进诣楼前，承旨宣达讫，百官又再拜，蹈舞循退。[10]（卷四•郊赦）周密《武林旧事》卷一《登门肆赦》载：诸州进奏院各有递铺腰铃黄旗者数人，俟宣赦讫，即先发太平州、万州、寿春府，取“太平万寿”之语，以次俱发，铃声满道，都人竞观。宋代的肆赦礼仪所体现的是君权神授下的中央集权主义专制统治。皇帝大赦令到达地方以后，要进行广泛宣传，“沛然之泽，无所不涤”。宋规定：“诸被受赦降，应誊报者，誊讫，当职官校读，仍具颁降、被受月日。行下民间通知者，所属监司印给，榜要会处，仍每季检举。其赦书德音，州以黄纸印给县镇寨乡村晓示。”[3]（卷一六《赦降•职制令》）使民众知晓赦免范围。例如宋文献载，淮东提刑司所在州，“赦到，吏民会听于州南门”[11]（卷二七《送靖检法序》）。对于应到大赦文书，因多种原因而延误未到者，则“牒比州即时誊写，委官校勘毕报，州得报，准赦降行”[3]（卷一六《赦降•职制令》）。即先抄录邻州已到赦书，依赦执行。

宋代制定有严格的法律接收登录和编集保管制度，以保证法律信息的畅通无阻。新法典制定颁布后，对于此后陆续颁发的散敕，朝廷要求“所在编录二本，一长吏主之，一法司行用”[2]（卷六一景德二年八月戊子）。长官离任，须将其交接给继任者。“诸路转运使、诸州，除旧编敕外，所授宣敕并依次编录。长吏以下职官受代日，递相交付”[2]（卷二一太平兴国五年七月己巳）。洪迈在《容斋续笔》记载的一件事例中说：“予记政和八年知汉阳军王大夫申明此项，敕局看详，以为如表叔娶侄女，从甥女嫁从舅之类，甚为明白。徽州法司编类续降有全文。”[12]（卷八《姑舅为婚》）徽州法司编类续降，是宋代政府完善法律法规公布渠道的一件实例。北宋时期，各州县建有敕书库（楼），用来收藏和保管朝廷所颁布的诏敕。太祖建隆三年（962年）令“诸州属县各置敕书库”[2]（卷三建隆三年十一月丁巳）。太宗于淳化三年（992年）诏曰：“如闻近降指（‘指’字衍）制敕，遗逸颇多，或有厘革刑名，申明制度，多所散失，无以讲求，以至议法之司、治狱之吏，多稽缓而不决，致论报以后期，久系狴牢，有伤和气。自今诸道州府军监县等，应前后所受诏敕，并藏敕书楼，咸著于籍。受代日，交以相付，仍于印纸、南（曹）历子内批书。违者论其罪。”[1]（方域四之一一）南宋王栐曰：“令县邑门楼，皆曰‘敕书楼’……则是敕书楼州县皆有之也。今州郡不闻有敕书楼矣。”[13]（卷四）据王栐言，南宋时敕书楼制度未能保持下来。但据南宋宁宗时编修的《庆元条法事类》记载，地方官府置有别库用来存放中央颁布的法令诏书。宋法：“诸条制，发运、监司及州县并置库，余官司于本厅封锁，法司掌之”。并规定“州每半年具被受条目申监司”[3]（卷一六《诏敕条制•职制令》）。此库称为架阁库，北宋时就有设置。宋从中央到地方都有架阁库，“诸一路、一州、一县、一司条制，各置册编写，仍别录，连粘元本架阁。其虽系一时指挥而遍行下者，准此”[3]（卷一六《诏敕条制•职制令》）。南宋时，架阁库已取代原敕书楼的功能。各州县架阁库，专门存放朝廷所颁法令、诏书及官文书，并有严格的管理制度。宋《文书令》：诸架阁库，州职官一员，县令丞、簿掌之，应文书印缝，计张数，封题年月、事目，并簿历之类，各以年月次序注籍，立号编排，仍置籍。遇借，监官立限批注交受，纳日勾销。按察及季点官点检。[3]（卷一七《架阁》）令文规定架阁库由专人掌管。《作邑自箴》卷二载：“诸架阁文字外封上题写架阁人吏姓名，花字押，应点数。敕书逐一以案卷勘对，遂无漏落。”架阁库档案文书如有丢失或差错，主管人将承担刑事责任：“去失架阁文字，刑名不轻”。[5]（卷一《处事》）“当职官吏辄费用架阁库文书及专管官吏散失架阁文书者，并依元丰法断罪”23]（卷四九一绍圣四年九月癸亥）。架阁库保存了案卷材料，可以备查解决一些司法问题。王铚《墨记》卷上记载了这样一件案例，神宗时，王安石罢相，吕惠卿为参知政事，借李逢和赵世居案大做文章，欲打击范纯仁等人。“狱事之作，范公知庆州，忽台狱问：‘皇祐年，范公与逢相见，语言不顺。’范公仓卒无以为计。忽老吏言：‘是年，文正方守庆州。’检架阁库，有文正差兵士送范公赴举公案尚在。据其年月，则范公方在庆州侍下，其月日不同，安得语言与逢相见也？遂据公案录白申台中乃止。”如果没有架阁库记录在案的档案材料，范纯仁则无法洗刷罪名。各官府接收到朝廷颁布的法令及官文书，按规定必须做好登录事宜，并归类设档，“州幕职官掌之，县令佐通签”[3]（卷一六《诏敕条制•职制敕》）。官府所受皇帝所下文书，以专用黄纸造册编录，连同续颁诏册，锁于长官厅文柜，由法司掌之。“遇有检用，委官一员，监视出入”[3]（卷一六《诏敕条制•职制敕》）。各级官员如“应誊报编录而不誊报编录，及应注冲改而不注，若缘边事应密行下而榜示者，各徒二年。即不应誊报而誊报，或编录不如法若脱误有害者，各减三等”[3]（卷一六《诏敕条制•职制敕》）。光宗绍熙二年（1191年）命“诸处各条具修书以后凡经引用续降指挥，并行置册编录，供申刑部”，由朝廷委官参订[1]（刑法一之五五）。

宋代法律接收登录和编集保管制度还规定：诸被受手诏及宽恤事件若条制应誊报者，誊讫，当职官校读，仍具颁降、被受月日行下。若有冲改者，录事因、月日，注于旧条。事应民间通知者，所属监司印给，榜要会处，仍每季检举。其手诏及宽恤事件，即榜监司、州县门首。诸被受手诏及宽恤事件若条制并置历供呈，当职官聚厅看详，务通意义，其应行及冲改，即时批历，次第签书，遇官吏更代，仍对籍交受。诸条制先次行下者，置册分门编录，仍以所受月日次第连粘，候颁降到印册，以先受者架阁，若续降诏条内有未到或已到循缘路损坏者，申尚书本部录降，去京五百里外，仍先牒邻州誊写照用。[3]（卷一六《诏敕条制•职制令）这些规定颁降的法令诏敕，州接到后，注明接到时间，如属应冲改法令原文者，注于应冲改法令原文下；如应告知百姓者，张榜公告。主管官员必须了解弄清法令文件的意义，于登记册上注明并签押。所受散敕分类编录登记，待朝廷春秋两季统一汇编的印册颁布后，再送入架阁库存档。如地方因故未能及时收到散敕，则须申报朝廷，去朝廷远者，牒邻州抄录。宋代从中央到地方，构筑起比较完备的法律、接收和告示的信息渠道，这对于完善宋代的法制，强化专制主义统治，无疑有着积极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