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期货市场的法律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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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黄韬陈儒丹工作单位：上海交通大学华东政法大学

一、期货市场与交易信息披露

交易信息披露机制是期货市场法律规则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各国立法者、金融监管者以及期货自律组织无一例外地制定或颁布相关法律文件，规定期货交易信息的法定披露要求（包括交易信息的披露范围、时间、形式等）和期货交易信息的使用要求（针对交易信息的、传播、经营、增值开发等行为），而交易信息的披露也早已成了各大期货交易所的一项常规性工作。根据信息的生成时间，期货市场的交易信息可区分为两种类型，一类是在盘中交易中形成的动态信息，包括合约名称、交割月份、最新价、涨跌、成交量、持仓量等；另一类则是在基于盘后的数据统计而获得的静态信息，包括成交量排名和持仓量排名等。从最广义的角度来分析的话，信息的重要价值在于它是任何一个产品或要素市场得以存在的核心基石。进一步说，如果一项资产的价格不能反映客观的信息，那么这样的资产交易场所不能称为市场，而更像是一个赌场。在赌场的游戏规则里，赌客永远不知道下一张牌的花色和点数，全凭直觉和运气来下注，否则的话（例如偷看他人手里的牌）就是作弊了；市场的规则恰恰相反，它的有效运行仰赖于方方面面的信息，通过不同渠道来影响供需双方对资产的定价。在证券期货市场上，这样的道理亦是适用的，金融产品的价格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反映真实客观的信息很大程度上决定了金融市场的有效性（efficiency）。依照美国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F．Fama）所提出的著名的“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markethypothesis，EMH），相关的信息如果不受扭曲且在证券价格中得到充分反映，那么该市场就是有效的①。但是，在金融市场中，由于受到各种内外部因素的影响，信息能够在多大程度上被现时的资产价格所反映，这是因时因地而异的。法码又把金融市场的有效性界分为“强式（strong）有效”、“半强式（semi－strong）有效”和“弱式（weak）有效”。在弱式有效的金融市场里，一项资产的价格已反映所有包括过去的价格、成交量、短期利息率等历史信息；在半强式有效金融市场里，所有公开信息都已经反映在资产价格里；而在强式有效金融市场里，所有的未公开信息也都在资产价格上得到了反映。具体到期货交易领域，要实现最低层次的市场有效性（即弱式有效），则意味着应当力求让一项交易品种在某一时点的价格能够充分反映在此之前该交易品种的所有历史交易信息，这样的交易信息包括合约的价格、成交量、持仓量、成交额以及成交量和持仓量的排名等。因此，期货市场的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的完善与否会极大地影响市场的运行效率。但是，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所不能直接回答的是，如何设计一套最大程度地平衡期货市场参与各方利益的法律机制，这必然要同时取决于期货市场的一般发展规律以及特定国家期货交易活动的个性特征。因此，如何在具有利益冲突的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找到最有利于期货市场发展的规则平衡点，这将最终决定法律内容的质量和法律实施的效果。

二、期货市场交易信息披露过程中的利益冲突与法律制度的协调

（一）期货市场透明度要求与私人商业信息保护

期货市场交易信息披露范围广度和披露的及时性反映了该市场的透明度，而一个透明度愈高的期货市场则通常意味着相对更低的交易成本，即减少了交易过程中的“摩擦力”，进而保证了该期货市场的充分吸引力。站在金融市场普通投资者的立场，其获得的有效交易信息越多，据此进行投资分析从而实现有效决策的概率就越高，因此提高透明度的举措一般来说是会得到投资者群体支持的。2007年上交所下属的上证信息公司所推出的TopView（赢富）数据服务就受到了广大市场参与者的热捧，原因就在于大多数普通投资者并没有专业的分析能力去判断一只股票的合理估值是多少，该股股价到底是被高估还是被低估，但通过获取TopView盘后交易统计数据，投资者可以动态跟踪券商、基金等主流机构资金的操作，这也就等同于通过跟随券商、基金的操作而实现普通投资人进行价值投资的理念。扩大交易信息的披露范围来提高市场的透明度的益处在于：第一，有助于维护市场公平，弥补中小投资者的信息劣势，消除不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平等；第二，有助于遏制市场操纵，用市场的力量去对抗操纵市场行为；第三，有助于提高市场的信息反应效率，使得投资者能够更加及时准确地对市场信息的变化产生充分的反应，进而提高市场的效率②。但是，市场的高透明度将意味着大型投资者的投资行为、投资策略和投资轨迹部分地暴露在所有市场参与者的视野之中，使其不得不面临私人交易信息成为公共产品的窘境。过度透明的信息披露机制反而会造成大型机构投资者所作的市场分析工作被其他的期货市场参与者搭了便车，进而弱化了机构投资者参与期货市场交易的积极性。实施一套高度透明的交易信息披露机制会造成不同类型的期货市场参与者在利益上的严重分歧，故而现实制度一定是要在不同利益主体之间进行调和，一方面保证期货市场的广大普通交易者能够获知一定的交易信息，另一方面也需要考虑到保护具体市场参与者的商业隐私，不至于使其对期货交易望而却步。上交所TopView数据服务最终并不成功的结局也许可以为我国期货市场提供有意义的教训。由于TopView服务暴露了机构投资者的资金流向，使其在交易中处于被动的境地，而遭到了来自基金等机构的强烈反对，甚至出现了以TopView服务违法收费为由上书全国人大的事件，在监管者的压力之下，最终上交所宣布自2009年1月1日起TopView数据服务下线。与我国期货市场披露具体市场参与者的交易信息不同的是，其他国家和地区的期货市场监管者和期货交易所即便是有披露成交量和持仓量排名的要求，那也最多是按照市场的大类参与者来进行披露，而不会像我国的交易所那样，披露交易所会员的交易信息，以至于以交易者的商业隐私为代价来实现市场的高度透明性。例如，在美国，期货行业的监管者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ommodityFuturesTradingCommission，CFTC）关于期货市场的持仓报告（CommitmentsofTraders，COT）体现了保护投资者商业隐私这一基本原则，并不涉及市场参与者的具体持仓状况而仅公布按照大类划分的投资者群体总持仓量及变化，并且披露间隔为一个星期（每周二披露）。通过划分商业（commercial）和“非商业”（non－commercial）这两种持仓类型，CFTC持仓报告界分了市场上对于相同品种投机和套保这两类投资主体，让参与者对市场结构能有一个基本的认识③，但同时又不会以放弃对大型交易者商业隐私的保护为代价。

（二）交易者对于信息的需求与期货交易信息的私有产权保护

既然交易信息是期货市场得以有效运行的关键因素，那么关于期货市场交易信息“生产机制”的法律规则设计必然要包含这样的一个政策目标，即尽可能地激励交易信息的“生产”，而不是相反。那么，谁是期货市场交易信息的“生产者”呢？笼统地说，期货市场的所有参与者共同扮演了交易信息的“生产者”角色。但若仔细分析的话，我们会发现在各类期货市场的参与者中，唯有一个主体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即期货交易所。从期货交易的整个流程来看，投资者通过期货经纪商向期货交易所发出了开仓或者平仓的指令，而交易所起到的作用就是汇总所有零散的交易指令，并通过其控制的自动交易系统来实现成交的配对，由此形成了期货市场的即时行情，包括价格、成交量、成交额、持仓量等。而在各类动态行情信息的基础之上，期货交易所可以统计出成交量排名、成交额排名、持仓量排名等盘后静态交易信息。可见，期货交易所的工作是整个期货市场交易信息形成中最为关键的环节。很显然，交易信息的“生产”不是自动的，而是要以大量的人力、物力投入为基础的，其中包括了信息系统的开发、设计和维护以及相应的人力资本耗费。既然我们承认交易信息对于期货市场的常态运转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那么就应当在法律制度上设计一套有效率的产权保护机制，以激励期货交易所有足够的动力将必要的成本投入信息的“生产”活动。因此，对期货交易信息私有产权的性质界定和保护将是至关重要的。这里可能存在一种误解，认为既然期货交易信息对市场参与者来说具有重要的投资决策参考价值，那么出于降低市场交易成本的考虑，则应当把交易信息界定为“公共产品”，以提高期货市场的自身效率。这种想法是不正确的。正是因为考虑到交易信息对期货市场运行的重要价值，我们更是应当通过法律规则将其界定为“生产者”的私有产权，以保证交易所在“生产”和“供应”交易信息过程中有足够的外在激励。在经济学上，私有产权可以被理解为将外部性内部化的一种有效制度安排④。尽管信息产品具有复制和传播成本低的特性，但是由于信息的“生产”成本极高，如果期货市场的交易者可以不付代价地获取并使用交易信息，那将意味着一幕“公地悲剧（tragedyofthecommons）的上演⑤，由此导致的后果就是期货交易所为了避免自身成为“搭便车者”（free－rider）的牺牲品，不再有积极性去向市场提供准确、及时、有效的交易信息，而是有可能减少交易信息的“产量”（内容缩减）或者降低交易信息的“质量”（牺牲及时性和准确性），最终导致的结果就是期货市场的运行会失去有效率的交易信息平台支撑。上述经济学的分析逻辑在现实法律制度层面也得到了支持。以美国为例，早在1888年的“威尔逊诉商业电报公司案”中，法官就裁定证券交易所只是一个私主体，它没有义务向社会公众提供交易信息⑥。在1899年“乔治•伦威尔诉黄金电报公司和西联电报公司案”中，法官的判决明确了交易信息为交易所私有财产的法律属性，因此交易所对交易信息享有专属的权利，有权限制交易信息的传播范围，并不会因为公众对于交易信息的需要就要求交易所公开这些信息，即便这些交易信息对公众来说是有价值的⑦。然而，具体的分歧就在于应适用何种既有的法律机制对交易所拥有的交易信息这项无形财产进行保护。在上述提到的“乔治•伦威尔诉黄金电报公司和西联电报公司案”中，法官只是确认了交易信息的私有财产属性，却没有明确应当如何给这项私有财产的法律定性。此后，在“全国通讯公司诉西联电报公司案”中，法官裁定交易信息虽然不享有版权，但仍应受到法律的保护⑧。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芝加哥贸易委员会诉克里斯蒂谷物公司案”中裁定交易信息因类似于商业秘密而受到法律的保护⑨。总体而言，在成文法缺位的情况下，美国法律对于交易信息的产权保护主要是通过一系列的司法判例而确立的，此外交易所同其会员之间签署的合同也是交易信息产权保护的一种常规途径。在其他法域，交易信息的法律保护也并不存在统一的模式。在欧盟国家，随着1996年《数据库指令》的颁布，那些无法被纳入版权法保护范围的交易信息将受到一种法定的新型权利———数据库特别权利的保护。在日本，由于著作权法律制度对作品的原创性标准设定较高，因此交易信息无法得到著作权法的保护，同时由于日本也并没有像欧盟那样的针对数据库的特别立法，所以实践中，日本的交易所主要借由与信息用户签署《信息许可协议》来保障自身的利益。

（三）期货市场的交易活跃性目标与市场发展的长期稳定性要求

交易信息的披露可提高期货市场的透明度，增强对各类投资者的吸引力，促进交易的活跃性。然而现时中国期货市场交易信息披露的实践却并未达到理论预想的状态，相反却因为某些交易信息披露的范围过于宽泛，以至于在追求提升市场交投活跃程度的同时没有能够很好地落实市场发展的稳定性这一重要的政策目标。我们其实有必要反思一下目前实施的交易信息披露制度是否比较好地做到了市场交易活跃度和市场稳定性这两个政策目标之间的平衡。具体来说，国内各期货交易所在公布交易所会员交易信息方面（主要是公布会员成交量及持仓量排名）的一些做法是值得商榷的。各交易所的具体做法如下：中金所会公布活跃月份前20名会员的交易量、买卖持仓量；上期所公布最近交割月及活跃月份前20名会员的交易量、买卖持仓量；大商所公布所有合约、所有会员的交易量、买卖持仓量；郑商所则公布所有会员的交易量数据和持仓量前20名会员的多空持仓量信息。可以说，中国的各大期货交易所在直接披露会员具体交易信息方面的做法在国外是很难找到先例的，在实践中也表现出不小的弊端。首先，我国期货市场中相当一部分投资者的投资策略以短线为主，在具体的投资行为中多采取跟随市场方向交易的策略，从而使市场的波动性加剧。现实中期货市场上价格的异常波动也更多地是由噪音交易个人投资者的跟风炒作行为所引起的⑩。对他们来说，交易所披露的会员成交量和持仓量排名可谓是一种市场的风向标，希望通过“跟庄”操作来省却自身对宏观经济形势和具体交易商品的市场态势的分析，这种做法无疑扩大了市场价格的波动性。其次，交易所披露会员成交量及其排名可能导致公众的关注焦点被转移，从而使得期货市场基本功能的发挥得不到应有的重视。我国期货市场的交易总量虽然在不断扩大，但市场投机炒作气氛较为浓烈，真正利用期货市场套期保值的投资者少之又少。许多短线投机者正是利用交易所每日公布的成交持仓变化作为交易的重要参考。这种交易信息披露机制在客观上有可能鼓励短线炒作，而没有起到促进期货市场套期保值、价格发现等基本功能发挥的初衷。最后，成交量和持仓量排名直观地体现各家期货公司交易情况，这成为期货公司彼此攀比交易量的重要标尺。过高频率地公布会员成交持仓情况，可直接导致期货公司盲目做大交易量，不利于期货市场长期健康发展。期货公司做大交易量的一个外在激励就在于希望交易所返还或减免手续费。期货交易所每年会对表现良好的会员进行奖励，成交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评价指标。这些因素都使得期货公司具有过度做大交易量的内在动力，而交易量排名这项信息的披露则强化了期货公司的行为激励。（四）期货交易所的经营空间保障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利益维护无论交易所的法律性质为何，从事经营活动并从中获取利益是其客观存在的一种现实诉求。即便按照修订之前的《证券法》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都实行会员制，且行为需遵循“非营利性”的标准，但交易所的“非营利性”只是指交易所不能作为利润来进行盈余分配，并不妨碍其获得收益。交易所经营活动的积累收益仍然归会员所有，只不过在存续期间不能分配给会员。由于交易所在持续经营过程中必然需要足够的营业收入来维持软硬件的运行，不时还需要为改善技术设备投入大量资金，为此交易所当然要关心收支能否相抵以及有多少资金可以运用。因此，从总体来看，交易所仍然是一个追逐利益的组织，并且因为收入不能分配，所以交易所追逐的将主要是总收入的扩大，而不是可用于分配的净利润的多少。瑏瑡类似的道理也适用于期货交易所。上期所、大商所和郑商所均实行会员制，但其追求自身经营收入最大化的目标在法律上是不应被否定的，这样的经营收入自然也就包括了通过授权使用交易信息而获取的收益。随着《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的修订，非会员制的期货交易所也已经出现，中金所即是采取股份制公司为组织形式的交易所。因此，对其来说，“会员制”的约束已经完全不存在，理论上讲，其收支相抵所获得的盈余还可以作为利润按比例分配给各个股东。通过提供与交易信息相关的服务来获取收益和利润，这已经成为中国各大交易所营业活动中的一种必然选择。而且考虑到目前国内交易所在和交易信息相关的服务收入占总体收益的比重较之发达金融市场的交易所还有很大差距，因此国内的各交易所都有内在的动力去加速扩大交易信息服务的收入比重。从监管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对于交易所通过与交易信息相关服务来增加自身营业收入的做法，法律制度应当给予必要的肯定和保护；另一方面，交易所本身又具有一定的垄断性，其为了最大化自身利益而作出的经营决策未必是和市场整体利益相一致的。因而有了这样一对矛盾：交易信息是交易所的根本，但交易所可能利用其垄断地位来获取最大化的收益，给整个市场的发展带来负面影响瑏瑢，故而需要设计一定的法律机制，以平衡期货交易所的经营空间与其他市场参与者的正当利益。以美国为例，透过其证券市场交易信息相关法律规则的演变过程，可以明显地看出这样一条主线，即试图在交易所自身的经营自主权利和广大的普通参与者利益之间达成一种动态的平衡。在早期，美国法院的一系列判决明确了交易所的“私人机构”性质，并认定其在交易信息方面享有排他性权利，因而交易所通过与交易信息相关的服务获取收益在法律上得到了坚实的支持。但随着1975年《证券交易法》的修改，自发的市场运行机制开始让位于人为的法律机制设计。《证券交易法》修正案要求建立一个统一的“全美市场系统”（nationalmarketsystem，NMS），并授权美国证监会（SEC）进行管理。SEC据此要求证券自律组织（self－regulatoryor－ganization，SRO）负责统一的证券交易信息传播机制。每个SRO的成员被要求将证券交易信息传输到信息运营中心，由后者收集和汇总信息之后统一转发给经纪商和部分信息终端用户。在这样的一个流程中，信息用户和信息服务商不再通过和交易所签订授权协议而获得接收信息和使用信息的资格，而是必须和统一经营信息业务的运营网络签订授权协议。在收费方面，SRO统一设定不同种类的交易信息的收费标准，扣除运营成本和支出之后的盈余则在SRO的会员之间分配。通过这样的一种机制，美国证券市场的监管者就保证了广大证券市场的投资者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得各项交易信息。不过，由于这样的交易信息运营机制不可避免地造成了交易信息相关服务供应者的垄断地位，1975年修改后的《证券交易法》赋予了SEC相应的监管权力，应市场参与者的请求，SEC有权修正SRO的过高定价；同时，SRO若要调整服务收费的话，也需要事先向SEC报告，并接受公众评议瑏瑣。然而，这样的一套高度管制的运行机制很大程度上会挫伤交易所提供信息服务的积极性。为此，SEC在2005年对上述机制进行了改革，规定交易所可以将其“非核心数据”以收费或者免费的方式自由地向得到授权的证券经纪商或者信息运营商。至此，在美国证券市场上就形成了以统一的方式法定公开的“核心信息”和以非统一的方式自由的“非核心信息”分别为基础的两套运作机制，一方面保证了交易者可以便捷地获取各类基本信息，另一方面也确保了交易所有一定的自主经营空间。相比之下，我国现有法律制度一方面没有对交易信息的权利性质和归属作出明确地界定，因此交易所的自主经营空间得不到充分有效的法律保障；另一方面，交易所的垄断地位又是客观存在的，在交易信息相关的服务收费方面占据着主导地位，监管者对其行为的约束是非制度化和非常态化的，缺乏一套可操作的监管规则，实践中往往是在引发公众舆论质疑之后才会被动介入，此前TopView所引发的争议就是现实的例证。

三、中国期货市场交易信息披露制度现状评价及改进建议

（一）对期货交易信息的法律属性进行明确界定

中国期货市场交易信息法律制度的核心问题在于对交易信息法律性质界定的缺位，进而导致了经济学上所谓“权利虚置”的情形出现。由于规则制定者还没有意识到期货市场的交易信息也是一种有内在价值的“可交易商品”，故而《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下文简称《办法》）更多的是以为期货交易所界定义务的方式来处理有关交易信息披露的问题。在这种状况下，最大受益者自然是广大期货市场参与者，他们据此有权利获得期货交易所基于法定义务而公开的交易信息。但这样的规定其实对各方的权利义务界定是很模糊的，根据《办法》第九十条的规定，交易所有义务“以适当方式”相关交易信息，那么何谓“适当方式”，交易所是否可以向市场参与者收取费用为条件而提供相关交易信息呢？《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没有给出直接的答案。实践中，各大期货交易所往往进行“自我授权”，例如《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信息管理办法》第三条规定的“交易所对信息享有所有权，未经交易所授权许可，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与交易所信息有关的业务，包括、经营、增值开发或者传播交易所信息等”。然而，交易所颁布的文件并不具有强制拘束力，这样的一种通过“自我授权”来界定交易信息产权的方式很难说就有扎实的制度保证，一旦遭遇纠纷，其有效性必然会受到挑战。因此，以国家正式法律的形式来明确期货交易所对交易信息的专有权利是解决这一困境的唯一出路。但是，在当下的中国法律体系内部，要寻找到可以直接契合于期货市场交易信息披露机制需求的规则内容并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在美国，交易所对交易信息所拥有的专有权利是通过一系列的司法判例而确立的，这是普通法国家的一个独有的优势，但这一点对于我国法院来说，至少目前还是遥不可及。在欧盟，《数据库指令》的颁布使得原先因为不具有“独创性”而得不到版权保护的交易信息可以在一个特别的法律框架下成为交易所的专有权利，但是我们短期内还很难出台这样一部专门性的法律，在知识产权法律领域内，尽管我国《著作权法》也包含了“汇编作品权利”保护的内容，但受制于整部法律对著作权保护的较高门槛，期货交易所希望借此获得对交易信息的权利保护是有相当困难的。所以，交易所的一个现实选择就只能是通过合同的方式来保护自身的权利，在同被授权使用信息的一方签订的合同中具体约定双方的权利义务，限定被授权方使用交易所提供的交易信息的方式和范围。在2006年“上证信息公司诉新华富时指数有限公司的争议”一案中，上海的两审法院均是从合同法律关系的角度判定被告违约。但是，合同法律制度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所有的财产权利问题，其中存在两个问题，其一是合同对方在争议发生之后对合同部分内容的合法性质疑；其二是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使得合同内容并不能够约束合同关系以外的第三人。2005年新加坡证券交易所利用东京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信息，抢先推出日经225指数期货，不过由于日本法律并没有关于交易所对交易信息专有权利的规定，因此东京证券交易所虽然同各证券经纪商和信息服务商之间签订了相关授权使用交易信息的合同，但这样的合同内容是无法约束作为非合同关系主体的新加坡交易所的。

（二）限定期货市场交易信息披露的范围

当前，我国期货市场的交易信息披露范围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实时行情，二是合约的价格、成交量、持仓量、成交金额等信息，三是会员每日成交量和持仓量排名信息。正如之前所分析的，法律规则在对期货市场交易信息披露范围进行界定时，应当根据各自国家期货市场的现实特点，注意协调好期货市场透明度要求与私人商业信息保护之间的关系以及期货市场的交易活跃性目标与市场发展的长期稳定性要求之间的关系。因此，期货市场的交易信息披露绝非越多越好，过于“细节化”的披露内容反而在期货市场对投资者的吸引力打造、长期健康的可持续发展、市场功能的完整发挥等方面产生不小的负面效应。从国际经验看，各国和各地区期货市场交易信息披露内容有三大特点：一是从合约角度，披露合约的价格、成交量、持仓量；二是从参与者角度，按照参与者分大类对成交量和持仓量信息进行披露，而非具体到单个参与者；三是大多不披露成交额信息。反观我国的期货市场交易信息披露机制，具体到单个参与者的会员成交持仓排名披露已成为市场的一大不稳定因素来源。在实践中，这样的一种过于宽泛的交易信息披露机制容易误导期货公司，使其盲目追求交易量，导致期货市场片面注意交易量而轻视期货市场本身功能的发挥，容易造成机构利用现有披露规则进行市场操纵，建议修改《期货交易所管理办法》和各交易所的交易规则，取消现有每日成交持仓排名披露制度，只公布交易合约的总成交量和持仓量及其变化，不具体披露会员成交和持仓信息。

（三）设计保护期货市场普通投资者的法律制度

我国期货市场发展历程中，政府主导的色彩十分浓郁，期货交易所的设立本身就带有一种行政性安排的结果。目前，我国四家期货交易所的经营范围都是由监管部门划定的，彼此之间的竞争十分有限，新设期货交易所也绝非依靠市场自主行为可以实现的目标，因此这造成了我国各大期货交易所具有事实上极强垄断地位的现实格局。为此，制度设计者有必要考虑，如何在我国期货市场交易信息相关的法律规则中融入限制具有垄断地位的交易所，而保护广大的市场参与者的内容元素。一方面，应当明确交易所应当在多大的范围向市场参与者免费提供交易信息。可以说，我国广大的期货市场参与者在多大范围内获得免费的信息服务目前主要取决于单个期货交易所依据自身的实际经营状况而做出的自我决定，无法期望通过交易所之间的竞争来使得普通投资者受益。为了使期货市场的投资者低成本地获得基本的交易信息，同时也便于尚未进入期货市场的“准投资者”群体可以了解期货市场的大致行情，法律规范应当明确期货交易所有义务以特定方式向公众免费提供部分交易信息服务。另一方面，对于属于交易所收费范围之内交易信息服务提供，交易所的服务定价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来自法律规则的制约。由于我国的期货交易信息服务市场还处于起步阶段，交易所滥用垄断优势地位的现象并不十分明显，但制度设计应当具有前瞻性，通过有效的法律手段来抑制未来可能出现的利益失衡情形。针对某些常规性的交易数据，可以由监管部门直接设定一个服务价格的上限，对于非常规性的交易信息服务价格，则要求交易所做到事前备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