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建设论文范文10篇

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离不开对法律文化的研究和分析。虽然中国法律文化经过了百年的现代化探寻，也积累了不少经验，但还没有从根本上走出困境，仍面临着如何对待传统法律文化和西方法律文化、如何解决先进的制度性法律文化和落后的观念性法律文化之间的冲突以及如何与外部经济、政治环境相协调等理论和现实问题。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把眼睛投向历史，从历史寻求借鉴特别是回顾晚清法制变革这样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历史过程，无疑可以给当代中国的法律文化建设带来深刻的反省和启示。

一、法律文化的基本涵义

法律文化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社会文化现象。在世界范围内，法律文化的概念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而我国法学界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开始对法律文化的研究。一直以来，基于对文化和对法律现象的不同理解，学者们对法律文化的概念和范围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但大体上是从两个角度来认识的，即作为方法论意义的法律文化和作为对象化意义的法律文化。持前者观点的认为，法律文化是对法律的文化解释，是一种立场和方法；而持后者观点的则认为，法律文化是一种有实体内容的对象化存在，这种观点又将法律文化分为狭义和广义两种。广义的法律文化包括制度性法律文化（或称物质性法律文化）和观念性法律文化（或称精神性法律文化），前者如法律制度、法律规范等，后者则包括法律学说、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习惯等。与此相对，狭义的法律文化则仅指精神性的法律文化。显然，上述两种关于法律文化概念的分歧，主要在于对其范围的界定，即是否应将制度性法律文化作为法律文化的内容。对此，笔者倾向于广义的法律文化观，本文的分析也是以此为基础的。

法律文化包括几方面特征：一是民族性和历史延续性。法律文化总是在具体的民族中产生发展，并在批判地继承旧的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形成新的法律文化的。二是互融性。法律文化是人类所创造的共同的精神财富，不同法律文化在互相吸收、渗透中不断得到繁荣和发展。三是一定的法律文化总是与一定社会的经济、政治相联系，有什么样的经济基础、生产条件、生活方式，就有什么样的法律文化。同时法律文化又是一种用来调整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调整性文化，承担着特定的政治使命和目的[1].

法律文化是社会文化的构成内容。当代中国法律文化的现状，主要表现为法律文化的二元结构并存，即以适应现代化社会潮流的较为先进的制度性法律文化和以传统社会为根基的较为落后的观念性法律文化并存，并且两者相互冲突。这一冲突贯穿在法制产生、形成、运转、实现的全过程。因此，要实现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实现法律文化整体结构、体系、内容的现代化，即，一方面要实现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组织机构等的现代化，另一方面还要实现法律心理、法律意识、法律价值观念的现代化[1].

二、晚清法制变革在法律文化方面的得失分析

一、顶层设计理念与法律体系建设

（一）顶层设计理念

顶层设计理念的应用于法律建设，有利于法律工作者深化对中国社会矛盾和问题的认识、法制理论的成熟和发展及法律体系的建设和完善1。主要含义有三个：指导方针，明确不断开拓法律的科学发展之路；基本内容，要坚持服务大局的方向不变，搞好各领域及环节协调工作；实现路径，抓住当今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和难点问题，从制度和体制上挖掘并解决体制性障碍和深层次矛盾，全面推进法律体系的制度建设和体制创新。

（二）法律体系的顶层设计

顶层设计理念在法律领域的应用，大到整个法律系统的宏观规划和战略布局，小到一个法律制度的创设，都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我国法律建设的战略规划及总目标是实现法律建设覆盖全领域、全行业、全社会，成为法治大国和法治强国。本人认为，对我国的法律体系建设进行顶层设计，从整体上说，按照树形结构进行组织是最科学和有效的。就是要把法律系统建设成根深、干粗、枝繁、叶茂的参天大树，能够承载国家发展、民族复兴的历史重托，给经济发展带来保障，社会进步带来和谐，给人民生活带来福荫。根有多深，树有多高，这根就是法律的公平正义，他植根于民心当中；树干就是法治的理想，如宪法；树枝就是各个部门法或一般法或特别法，还有数量庞大的法律制度，他们将法律转换成人们可以参照执行的行为规则，由他们织成了保障经济、社会和人民生活平稳运行的经纬网；树叶就是法律的执行机构，支持他们的是法律，吸收的是阳光，化解的是矛盾，让人们感受到法律给经济社会以护佑，给人民以安全。树枝和树叶在树干的支撑下结成一张巨大的树冠，让人们在他的护荫下享受和煦的阳光和新鲜的空气2。这种结构看上去显得繁杂和重叠，但他们各司其职，边界清晰，杂而不乱，重而不叠。当然，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经过风雨的考验，那些机能老化、或被新叶摭盖而失去活力树叶被淘汰也正好印证了自然界优胜劣汰的法则。本人认为，这种结构具有强大的生机和持久的活力，为制度上升为法律，下位法发展为上位法，特别法变成一般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其实他们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的。法律的制定，其直接动因都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和社会矛盾的推动，这是社会进步的辩证法。很多法律都是由政策规定演变发展而来的，政策制度的制定又是为了解决当时涌现的某种突出的社会矛盾。如计算机技术的发展为网络侵权提供了物质基础；社会的进步，人们之间相互联系变得广泛和频繁，使连带责任的产生成为现实；现代工业高速发展，大量小汽车进入家庭，给交通安全提出了严峻的课题；另外，还有刑事领域的犯罪新类型出现，如邪教组织犯罪、黑社会组织或涉黑组织等。所有这些，都是经济社会进步中出现的新情况，需要有新理论来解释，新方法来规制，维护其平稳运行和健康发展；同时这也恰好印证了顶层设计是呼应了来自基层的强大发展冲动的原理。

（三）顶层设计在法律建设中功能实现

诊所作为法学教育改革的一项重要措施，法律诊所已成为多数院校法学专业的一门“临床法律教育”课程，成为培养法科学生法律职业经验、职业技能、职业道德的有效途径。创立之初，该课程内容主要表现为有效利用法学院师生法律人才资源，为陷于贫困又急需法律服务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增强学生的实务操作技能，即主要体现为法律教学功能和法律援助功能。近年来，随着联合国及全球正义教育联盟等国际组织针对贫困人口“增强赋能”的呼吁，部分院校的法律诊所课程在承担对当事人的法律教育功能（即“赋能”）方面作了初步尝试。寻求法律诊所课程与法律教学、法律援助、法律赋能的有机结合，成为当下一项重要课题。

1“法律赋能”理念下法律诊所课程的发展背景及现状

1.1法律赋能诊所的发展背景2008年，联合国设立“对穷人法律赋能委员会”，“法律赋能”（又称“赋权增能”）这一理念在国际上更受瞩目，对法学教育的影响与日俱增。法律赋能意指“使穷人受到保护并运用法律来维护其在国家和市场中的权利和权益的过程”[1]。同时，全球正义教育联盟（GAJE）致力于通过教育来实现社会正义，GAJE致力于促进包括高校师生、执业律师、法官、非政府组织和公众在内的社会法律力量的发展，实现法律赋能。基于“法律赋能”含义的宽泛性，实施法律赋能项目的形式亦多种多样。而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的诊所法律教育是一种具有法律现实主义特征的法学教育形式，具有法学教育和促进社会正义的双重作用，是法律赋能理念的重要实现形式。据我国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统计显示，我国每年有70万件以上的案件需要法律援助，但真正获得法律援助的尚不到25%[2]，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群无法获得享受法律援助服务的机会。究其原因，主要包括我国司法行政部门提供法律援助服务的程序和条件较为严格、律师及法律服务所工作人员数量尚不能满足社会需要以及法律援助积极性不高。而在校高年级法学本科学生和研究生既掌握了一定的法学理论知识，又需要社会实践的机会，因此，利用法律诊所实践课程作为“法律赋能”项目的一种实施方式将是天作之合，对建设法治社会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截止到2017年3月9日，我国已有202所高校成为中国法学教育研究会诊所法律教育专业委员会（CCCLE）的会员单位[3]。法律诊所在我国全面、充分的发展为实施法律赋能项目提供了丰富的资源。因此，对法律赋能理念下法律诊所课程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建设科学合理的法律赋能诊所，能够相应的弥补硬件设施、师资队伍、生源结构等方面的不足，提高法科学生的竞争力和就业率。当然，法律赋能诊所的建设离不开行政机关、司法机关、高校行政负责人、教师及学生的共同支持和努力。1.2法律赋能诊所的国内外实践现状美国于19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早期由法学院学生成立法律援助办公署，既为学生志愿者学习和实践律师实务技巧和法律分析提供机会，也为那些雇不起律师的当事人提供法律援助[4]。中国最早探索法律赋能诊所模式的主要包括西北政法大学劳动法诊所（由国际劳工权益基金会（ILRF）资助，由西北政法大学创办的学生社会实践教学与劳动者法律服务机构）、武汉大学公益与发展法律研究中心等。从2011年开始，在武汉大学公益法中心的支持与合作下，华中科技大学、东南大学、湖北民族学院、三峡大学、黄冈师范学院亦先后设立法律赋能诊所，并且相继召开了“授人以渔：作为接近司法正义新途径的法律赋能”和“创造未来：社区法律赋能诊所建设”等专题研讨会，探索法律赋能诊所这一新型诊所形式在中国移植与发展的可能[1]。2011年，安徽大学劳动法诊所成立，为经济困难的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年均办案量达200余件，成为国内劳动法诊所的典范。扬州大学的婚姻家庭法诊所致力于为婚姻纠纷、家庭暴力等案件中的受害人提供法律帮助，成为国内极具特色的法律赋能诊所之一。1.3法律赋能诊所的国内外文献研究现状美国学者布鲁斯•拉斯齐指出诊所式法律教育对于推进司法正义的重要作用及在东南亚部分高等院校的实践。阿什特里德•斯达德勒尔在《德国法学院的法律诊所与案例教学》中，结合德国本土因素指出法律诊所的运行模式。徐芳宁在《法律人的社会责任———从公益法律诊所的设立谈起》中指出，加强公益法律诊所的建设有利于提高法律学子的社会责任，有利于社会法治水平的提升。陈树强在《增权：社会工作理论与实践的新视角》中指出，法律诊所课程是法律赋能理念的重要实践方式。刘东华在《西方诊所法律教育的形成与发展》中详细介绍诊所法律教育与法律赋能理念存在并行发展且相辅相成的关系。徐亚文、程骞在《法律诊所与法律赋能的有机结合：法律赋能诊所》中指出，用量性和质性方法对法律赋能诊所进行管理和教学质量、赋能成效进行监测和评估。唐崛、文毓在《法律诊所实践教学优化探析》中指出法律诊所课程教学的优化路径。陈建民在其著作《实践性法学教育讲义———把课堂当作社会》中论述只有把课堂当社会才能不断提高实践教学的效率。

2当前法律赋能诊所课程建设存在的缺陷

作为法学院的新生事物，法律赋能诊所课程在不同高校中存在诸多缺陷，如定位模糊、长效发展机制不健全、教学手段和方法与理论课或其他实践课程雷同、“赋能”特色难以凸显等局限性，本文主要针对以下三种较为常见的缺陷展开论述。2.1定位模糊法律诊所的性质，究竟是属于法学学生必修或者选修的实践课程还是学生自发的公益法律援助组织，又或者是二者兼备？在我国，如果法律诊所作为一个公益法律援助组织是需要注册的，然而大部分高校并不愿意这样做，因为这会带来很多不能言说的麻烦，所以现在各高校法律诊所课程基本上是作为一门课程，而不作为正式的组织，学生开展活动只能是以“公民”的身份，但实际上履行着公益组织的职责（比如安徽大学的劳动法诊所每年帮助千余名贫困劳动者）。因此，传统法律诊所教育的定位比较尴尬，缺失合法身份，开展正规的社会活动多有不便。但法律赋能诊所的定位性缺陷严重影响其持续发展的空间，自2008年联合国“对穷人法律赋能委员会”建立至今，“法律赋能”理念及法律赋能诊所在中国尚处于起步阶段，仅有为数不多的高校进行试点建设，如何界定“法律赋能”理念与诊所法律教育的关系？如何解决法律赋能诊所的定位问题？这是推动其持续发展的关键因素。2.2长效发展机制不健全法律赋能诊所建设过程中的经费来源、风险、教师和学生参与积极性等问题，直接影响其长效发展。首先，基于法律诊所课程的实务操作性特征，法律诊所课程的运作成本高于一般课程，是当前高校普遍存在的问题。法律诊所作为一个类似公益法律服务的机构，它不仅需要上课的教师，而且要求有专门的办公场所、办公设施，法律诊所的日常运作也需要持续的经费。诊所学生在办理案件的过程中，免不了会产生差旅费、交通费、餐饮费、办公用品费等等。有时诊所师生自己还要承担这些费用，这无疑增加了学生的经济压力，无形之中也消解了诊所学生从事法律服务的积极性和主动性[5]。其次，教师激励机制不够完善始终影响着法律赋能诊所的课程效果，由于法律诊所往往是作为一门理论加实践的课程，指导老师在课堂之外投入的精力、劳动不能够作为工作量的认定和职称评定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压制了指导教师的积极性。法律赋能诊所的实践课程往往是对弱势贫困群体的真实帮扶和，教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是法律赋能效果的最重要决定因素，如果没有科学的教师激励机制，仅依赖授课教师的自我奉献精神，将直接影响法律赋能诊所的课程效果，甚至导致其沦为培养方案中的课程摆设与装饰。2.3课程特色难以凸显在世界范围内，诊所法律教育尚未形成大致统一且科学的教学模式或方法，这表明需要创建起科学的基本教学理论体系[6]，而产生于其后的法律赋能诊所课程在教学模式、教学方法、课程设计等方面更是处于探索阶段，需要结合法律诊所课程的特征和“法律赋能”理念，加强课程特色建设。当前存在的问题主要有：首先，缺少适合“赋能”目标实现的课程规划，造成法律赋能诊所课程难以区别于其他法学实践性课程，出现诊所课程与其他实践实训课程的“同质化”现象。其次，缺少适合“增权赋能”特色的教学方法和教学理念，在授课过程中容易出现重“理”（理论）而轻“术”（技能）、重“维权”而轻“赋能”的局面，前者主要表现为教师重视理论灌输、忽视对学生技能的指导，后者主要表现为教师和学生重视对当事人的维权效果、忽视对当事人维权能力的培训（即仅“授人予鱼”而未“授人予渔”）。课程规划、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是特色课程建设的重要因素，必须加以完善。

3完善法律赋能诊所课程建设的构想

一、企业加强企业法律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一）目前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要求企业加强法律建设

当前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对企业法律风险的防范提出了新的挑战。当前金融危机下我国企业可能面临7大类法律风险：一是因为市场需求萎缩，资金链断裂引发的违约风险；签的合约不执行，违约所带来的风险。二是因为行业整合，企业并购中尽职调查不确定性增加的风险。在这个整合过程中怎么样搞好尽职调查，怎么样处理好相关企业的债权债务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弄不好就很容易留下后遗症。三是在走出去投资并购时，境外法律环境发生变化带来的风险。这方面我们遇到的情况也比较多，这些法律风险也要特别关注。四是有些国家在金融危机背景下，贸易保护主义抬头，滥用世界贸易组织规则所带来的风险。五是建筑施工企业面临的工程款拖欠风险。这个不仅在国内，在国外的情况也比较突出。六是妥善处理劳动用工涉及的劳动合同方面的风险。怎么样严格执行劳动合同法，应该讲在现在金融危机的情况下对我们也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七是历史遗留的债权债务提前引爆的风险。有一些情况，合同双方都还比较信任，但是一到危机了，都担心对方挺不过而提前倒下，使自己的债权落空，所以又重新按照相关程序来追讨债务，而这也可能引起新的风险。面对此次金融危机，如何防范好危机中凸显的这些法律风险，既对企业经营管理提出了新的严峻挑战，更是对企业下一步发展，乃至生死存亡的一次重大考验。在企业加强风险管理过程中，加强企业法律风险防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一个要求。

（二）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现状要求加强法律建设

法律风险的成因复杂，是包括外因和内因在内的多种因素组合的结果，但大多数法律风险是由于企业自身的原因引起的。企业的法律建设是我国大多数企业的软肋，主要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企业没有充分认识到法律建设的重要性和防控法律风险的紧迫性，基础法律建设投入明显不足。全球企业法律顾问协会、普华永道（全球公司法律部门调查）、《CorporateLegalTimes》及《全球律师》等机构的调查数据显示，美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费用的平均投入为企业收入的1%，美国微软的法律风险管理投入更是达到其收入的1.5%,其投入费用数额是惊人的。我国企业的法律风险平均分值为42分，这意味着我国企业法律风险管理的投入应为企业收入的0.42%，但实际上我国企业的投入仅为0.02%，仅为美国企业平均值的1/50。这说明中国企业面临的法律风险环境变化将非常迅速，而企业高层管理人员对该风险变化的认识却相对滞后，在法律风险管理方面的投入明显不足。第二、法律风险管理意识薄弱。表现为企业在一些重大投资、经营、管理决策中缺乏专业法律人士的参与，有的甚至在执行过程中也没有专业法律人士参与，更有的企业根本就没有法律顾问或法务人员。有的企业虽设有法务部门，但其作用的发挥仍停留在法律风险转化为法律事件后的事后救济上，起的是救火队的作用。法务人员、顾问律师远离公司的核心决策圈，对公司的重大决策发挥不了应有的影响，无法全面识别企业存在的法律风险，更谈不上采取有效的防范和控制措施，只起个摆设作用。在欧美国家，成熟的企业必备三种人才：律师、会计师、经济师，公司的首席法务官（CLO）是企业核心高管，一般由执业十年以上的资深律师担任，首席法务官列席董事会参与企业的所有重大决策，其在防范、控制企业法律风险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三）市场经济的发展要求

摘要：传统法律文化是法治建设的重要本土资源，中国法治建设必须充分利用法律文化。在利用法律文化时应注意鉴别，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并应注意对传统法律文化的改造。

关键词：传统法治文化；作用分析；法治建设

本世纪初的中国正在进行着一场深刻的法治现代化革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已成为新世纪我国的治国方略和宪政目标。

1传统法律文化包含很多优秀成分

中国传统法律文化中的“礼法兼治”的社会综合治理模式；成文法、判例法共存及制定法与民间法并列的“混合法”模式；“无讼”价值观下节约成本的社会矛盾调解机制；“法不阿贵”、“刑无等级”的守法观念；司法中“亲亲相容隐”的人伦主义；“慎刑恤狱”的司法人道主义；“实质正义”的司法价值取向；法律的“集体主义本位”；“为政在人”的人治观；“亲民”的政治道德观；法律语言的简洁；司法人员的人文素养；古代行政立法、监察制度及廉政建设及历史上“变法”的经验等等，这些都包含着符合现代法治的成分，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当前的法治建设服务。

2中国法治建设离不开传统法律文化

一、我国农村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问题

（一）法律援助对象覆盖面不全

当前，我国法律援助只针对那些需要申请法律援助的自然人，没有将法人和社会组织纳入其援助的范围内。相当一部分学者认为，法律援助不应该仅限于自然人，其应该覆盖到法人与社会组织。在欠发达的农村地区，经济困难或特定农民群体可以享受到法律援助，而同处于法律困境的乡镇企业或其他农村经济组织却得不到法律援助。如果这些经济组织陷入了困境，势必会牵涉到其是否可以申请农村法律援助。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农村经济组织也迫切需要法律援助。因此，扩大农村法律援助对象的范围是非常有必要的。从我国当前的《法律援助条例》来看，只有当援助者的基本生存条件被侵害时才可以对其实施法律援助，这一条件过于苛刻，很多农民都无法享受到法律援助。农村地区的特殊性注定了法律纠纷具有多样性的特点。很多与农民关系密切的纠纷都被排除在法律援助的范围外。随着农村地区的发展，很多涉法问题都发生了变化，相当一部分问题没有得到妥善处理，日积月累成为老案，危害了整个农村地区的安定团结。所以，我国应积极从立法层面扩大农村地区法律援助的范围。

（二）法律援助人才匮乏

长期以来的城乡差距导致我国法律人才分布不均匀，优秀的法律人才大多集中在经济发达地区。欠发达地区农村法律援助人才严重匮乏。这种情况导致农村法律援助供需矛盾加剧。基层法律工作者是当前我国农村法律服务队伍的主要组成部分，这些人多承担民事与行政，为农民提供民事调解、法律咨询、代书等服务。但是这些人很少拥有律师资格证书，其所提供的法律服务非常有限。所以，在加强我国法律援助制度建设的过程中，必须要积极培养农村法律工作者，可以采用送法下乡等多种措施。

（三）组织机构存在重叠的问题

建设用地涉及诸多法律问题，因专业性强且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条文之中，为行政机关的宏观管理和依法行政带来不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纠纷会大量出现。因此，通俗而又系统地分析涉及建设用地的有关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建设用地的依据——规划和“三证”

1、规划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实现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协调省域内各城镇发展，保护各类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综合安排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建设部关于加强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未在限期内完成的省、自治区，不得进行各省、自治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修编。这表明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制定要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并与之相协调，当然确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不一致的，可以适时调整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一般而言，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是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而城市详细规划、农村集镇规划又分别是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细化且更具有可操作性。这些不同位阶的规划不仅编制和实施主体、审批和修改程序不同，而且法律效力也不同，低位阶的规划非因特殊情况在一定期间内不得与上位阶的规划相抵触。所有不同位阶的规划均为建设用地的基本依据，也就是说，不符合规划要求，不在规划范围的不得不申请建设用地。

应当说明的是，第一，县级市的城镇体系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第二，我国规划法只对规划区内的建设行为进行调整；第三，涉及规划区以外的如省道拓宽建设用地依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中关于全省交通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具体要求和相关法律，涉及规划区外如乡村公共设施等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农村集镇规划和相关法律。

建设用地涉及诸多法律问题，因专业性强且散见于各种法律、法规和规章的条文之中，为行政机关的宏观管理和依法行政带来不便。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建设用地纠纷会大量出现。因此，通俗而又系统地分析涉及建设用地的有关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

一、建设用地的依据——规划和“三证”

1、规划

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是省、自治区人民政府为实现一定时期内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协调省域内各城镇发展，保护各类自然资源和人文资源，综合安排空间布局和各项建设的综合部署和具体安排。建设部关于加强省域城镇体系规划实施工作的通知要求，省域城镇体系规划未在限期内完成的省、自治区，不得进行各省、自治区的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修编。这表明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制定要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并与之相协调，当然确因经济社会发展需要，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与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不一致的，可以适时调整省域城镇体系规划。

一般而言，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是以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为依据，而城市详细规划、农村集镇规划又分别是城市总体规划和县域城镇体系规划的细化且更具有可操作性。这些不同位阶的规划不仅编制和实施主体、审批和修改程序不同，而且法律效力也不同，低位阶的规划非因特殊情况在一定期间内不得与上位阶的规划相抵触。所有不同位阶的规划均为建设用地的基本依据，也就是说，不符合规划要求，不在规划范围的不得不申请建设用地。

应当说明的是，第一，县级市的城镇体系规划是城市总体规划的组成部分；第二，我国规划法只对规划区内的建设行为进行调整；第三，涉及规划区以外的如省道拓宽建设用地依据省域城镇体系规划中关于全省交通规划和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具体要求和相关法律，涉及规划区外如乡村公共设施等依据城市总体规划、农村集镇规划和相关法律。

一、动物法律地位探讨

然而，目前法理上较难的问题在于，如何在传统财产法范畴内寻得动物保护的空间及突破口？如何解决动物保护专门法与传统民法的冲突，在民法、财产法的领域内为动物保护“正名”？首先，应当明

确将动物纳入民法特别是物权的调整范围是有必要的。以传统民法为代表的法理研究范式是“主-客”二分法，将世界截然划分为主体、客体两大块，在其中，人必然是主体而不能是客体。而问题是我们

如何将动物保护纳入“主-客”范式中并为其寻得合理的安身立命之处。但是，在将其纳入“主-客”范式时，无论是纳入主体或是客体，都注定不是传统民法意义上的主体或客体，而是一个法律上的特

殊格。而作为特殊格，就有两种选择，或是将其视为特殊客体，或是将其视为特殊主体。那么，动物能否作为特殊客体呢？将动物视为特殊客体，符合近来各国民法改革后部分动物保护条款的文义解释

。若采取将动物作为特殊客体进行保护的方法，其背后的理论支撑主要可以是动物福利论。动物福利论的基本观点是承认人的主导地位，人应当人道地对待动物，人应当给予动物一定的福利，而这福利

现代市场经济是建立在法制基础之上的信用经济，是经济全球化条件下参与经济活动必备的“通行证”，是参与国际贸易活动的首要信条，没有信用的经济是无法融入国际社会经济活动的。目前，由于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制度不健全所造成的信用缺失，严重影响人民生活并成为制约社会经济发展中的瓶颈。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建立完善的社会信用制度已迫在眉睫，引起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总书记在2000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指出，要在全社会强化信用意识。朱镕基总理在2002年人代会上的工作报告中更是明确提出，要在5年内建立信用体系制度。温州有中国“民营之都”之称，“温州模式”备受社会各界关注，温州人对信用建设有着更为深刻而特殊的理解，温州继“质量温州”、“品牌温州”之后，市委、市政府又提出了“信用温州”的重大课题，要以“信用温州”建设为契机，努力把温州的文明城市建设，改革发展和现代化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信用温州”已成为全市人民的新的创建目标。

然而，信用制度是一项系统、复杂的社会工程，它不仅扩展到经济范畴、道德范畴，而且深入到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信用建设，关键在于法制的建设。本文将从信用现状、信用建设的必要性、立法、司法四个层面进行探讨，以期抛砖引玉。

一、当前的信用状况

近年来，个人、企业乃至政府的信用缺乏已成为社会的一大突出问题。假冒伪劣、假帐、假成果、赖帐、欺诈等无处不在。有学者将这种现状讥之为“一地鸡毛”。信用缺乏突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1、产品质量失信，假冒伪劣产品盛行。目前假冒伪劣产品的生产、销售呈现出：涉案商品范围广，生产规模大，结伙作案突出；作案主体多元化，单位生产、销售伪劣产品突出。据有关资料统计，目前国内有34.76％的企业被假冒产品侵权；2000年消费者对于虚假广告、假冒产品、欺诈、骗销等厂商失信行为投诉多达12.5万件。

2、企业间“三角债”拖欠严重，目前，企业之间相互拖欠货款现象严重，有当事人签合同前信誓旦旦，签约后却赖帐不还，并想方设法逃避债务，有的靠地方保护主义、进行强迫交易等，将交易信用束之高阁，“三角债”在经济流通环节愈演愈烈，金额越来越大，有的已经到了用司法手段也难以救济的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