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人破产法律体系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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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王枫工作单位：福州大学法学院

我国现行《企业破产法》经历了十年的修改，在这十年间，自然人破产是否应当纳入破产法引发了激烈的争论，但最终仍未将其纳入企业破产法。随着我国经济进入转型阶段，自然人从事经济活动已是较为普遍的现象，债务负担亦日益多元化。近期温州商人由于身负巨债而远走他乡甚至跳楼自杀的事件不断见诸报端①，甚至惊动中央，令我们不得不再次反思，除了金融政策的因素之外，我们是否为这些参与经济活动的自然人提供了适当的退出市场，重新开始生活的途径?2004年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颁布了《破产立法指南》，该指南中特别提到了关于自然人破产的问题，建议只要从事经济活动，无论其为法人、其他经济实体还是自然人，也不管他们是通过何种法律形式来从事经济活动以及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都应当适用商事破产法的规定。与此同时，指南建议解决自然人破产问题需要一些特殊的规定［1］。

一、自然人破产制度概况

综观各国破产法立法，对破产法的适用范围通常采用三种模式:一是一般破产主义，即破产程序适用于一切法律主体，包括法人、自然人和非法人组织;二是商人破产主义，即破产程序仅适用于商主体，只有符合商事主体身份的法律主体才能适用破产法，这一立法模式将民事主体划分为商主体与非商主体，商主体包括商法人、商合伙和商个人;三是有限的商人破产主体，即破产法仅适用于一部分商主体，如商法人，我国即采用这种立法模式，只有企业法人才能适用破产程序，非法人经济组织及自然人均被排除在外。本文所讨论的自然人破产针对的就是一般破产主义下的自然人，包括从事商业活动的自然人和从事非商业活动的自然人。一般意义上的破产是指债务人因无法清偿到期债务，经本人或其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依强制程序，对其全部财产用于平等清偿全体债权人的债权的司法程序。自然人破产则因其特殊性而有特定的涵义，它是指自然人因生产经营或生活消费而负债，且无力清偿到期债务，经本人或债权人的申请，由法院依强制程序，对其财产进行整理，并将可用于债务清偿的财产全部用于平等清偿全体债权人的司法程序。自然人破产制度与企业法人的破产有着较大的区别:(1)自然人破产不会以个人的全部财产用于清偿债务，各国均规定了应为债务人保留的豁免财产，以保障债务人的基本生活和发展;(2)对主体资格的影响不同，企业法人的破产清算以终结该法人为终点，而自然人破产不可能将个人的主体资格消灭，而只能对其某些方面的行为能力加以限制;(3)自然人破产的制度设计上与企业法人破产差异较大，例如破产原因、自然人破产中的自由财产制度、免责制度、破产管理人制度等。由此可见，企业法人的破产制度并不能简单的适用于自然人破产。有一些法律人认为，自然人破产制度并无必要，有民事诉讼及执行程序即可解决自然人的债权债务问题。自然人破产与强制执行程序尽管都是将个人的财产用于清偿债权人，也都要为债务人保留必要的物质生活条件，但二者之间也有明显的差异:(1)强制执行程序是以先到先得为基本规则，将债务人的财产对个别债权人进行清偿，因此对债权人而言，受偿顺序有先后之分，在债务人资产不足清偿全部债务的情况下，受偿机会是不等的;而破产是一种概括的清偿程序，是以债务人全部可分配财产对全体债权人的平等清偿，同类债权人将按同等比例受偿;(2)强制执行通常只针对债务人的财产采取强制措施，而自然人破产程序还指向债务人的行为;(3)强制执行不存在对债务的豁免，只要债权未获得足额清偿，债务人的清偿义务就不会终结;而自然人只要完成破产程序中既定的破产计划，即可以豁免其余未能清偿的债务。由此可见，自然人破产制度并不是强制执行程序可以替代的。

二、我国自然人破产的立法必要性

对自然人破产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的争论在学术界更甚于对自然人破产制度内容的争论。因此，阐明自然人破产立法的必要性与可行性是问题的关键。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存在至少取决于两个要素:是否存在债务人缺乏清偿债务能力的可能性;且是否存在债务人向多个债权人负债的可能性。这两种可能性在我国经济高速发展的今天是毫无疑问地成立的。

(一)个人债务风险的加剧

1．中国家庭负债加重2004到2005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刘建昌博士得出的中国几大城市家庭负债率调查结果震惊了全国。该调查数据显示，北京的家庭负债率达到122%，上海家庭的负债率达到155%，远远超过了美国家庭115%的家庭负债率，调查的其他几个城市的家庭负债率大都达到80%以上。上海银监局公布的数据也显示，2007年上半年新发生住房开发不良贷款13．25亿元，同比多增8．62亿元，其中接近90%的贷款是经过展期仍无法清偿而形成的不良贷款。［2］尽管我国目前个人信贷消费不良率仍然保持在一个较低水平，但不表示个人信贷无风险。尤其是目前占我国消费信贷较大比例的购房贷款，贷款期限通常在10年以上，经济发展的周期性使得个人贷款的偿还必然会受到影响，因此是否存在风险还要经过较长时间才能真正显露。近年来，我国政府多次采取调控措施应对商品房价格的过快上涨，部分城市房价因此开始停止上涨甚至下降。根据《南方都市报》2008年2月29日的调查报道:广州全市108个主流在售楼盘中，与2007年10月前后的房价相比，有1个楼盘跌幅超过50%，17个楼盘跌幅在20%～40%，44个楼盘跌幅在20%以内。有学者做过一个假设，一个八成按揭的房产，当房产价值下跌20%，损失就是100%;当房产价值下跌30%时，该房产对业主而言就是一个净负债了。如果该房产的主人没有其他资产，此时他就已经资不抵债。［3］一旦房价过度下跌，就可能影响到债务人还款的能力和意愿，我国家庭的债务危机也将随之显露。2．个人消费信贷业务发展引发的财务危机国人在生活中除了房贷债务之外的另一大债务即来源于信贷消费。近几年，我国信用卡消费业务出现了井喷式的发展，这种预支未来的消费观念埋下了个人财务的隐患。在我国台湾地区有“卡奴”一说，台湾地区金融主管部门将无力偿还银行最低还款额，且连续3个月未能还款的人定义为“卡奴”。2005年台湾这一群体的数字为40万，到2006年已升至70万。［4］而内地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根据央行的《2011年第二季度支付体系运行总体情况》显示，信用卡坏账风险在增加，截至2011年6月末，信用卡发卡量已达到2．57亿张，信用卡逾期半年未偿还信贷总额达99．29亿，较第一季度增加17．22亿元。［5］3．居民投资的增长亦产生相应风险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开放以及经济增长速度加快，我国居民的收入不再单一的存入银行，而开始进入投资领域。随着国民投资意识的增强，储蓄不再是国人首选的理财方式，个人资金进入了消费、商业甚至高利贷等各个领域。有投资就有风险，尤其是承担连带责任和陷入高利贷链条中的投资人，一旦投资的某一个环节出现问题，都可能导致超出投资额而危及家庭财产的债务。我国目前很多地方出现的高利贷都已被众多经济分析家们重视并预警风险。4．个人担保产生债务风险我国的金融服务体系已不再仅为国有经济服务，它已向私营经济组织和个体经济组织敞开了大门。而不论是在商业贷款或是民间借贷中，小规模的私营经济组织或个人为了取得贷款，通常由其股东或者法定代表人以个人甚至家庭的全部资产为贷款主体提供信用保证，在主债务人无法清偿的情况下，提供担保的个人或家庭也面临以全部资产清偿债务的风险。一旦主债务人和保证人的资产均不足以清偿债务，提供担保的个人也就陷入“破产”的境地。

(二)自然人破产是平等保护债权人的需要

从前述自然人负债风险的分析来看，债务的来源是多方的，因此债权人一般不会只是一人。而多个债权人同时存在的情况下，一旦债务人发生无力清偿的状况，所有的债权人都会受到不良影响。没有自然人破产程序，债权人只能适用一般诉讼及强制执行程序，债务清偿不可能是平等的，有先来后到之别。这对于在后提起诉讼或执行的债权人明显极为不利。而从债权人法律地位平等的角度，当债务人无力清偿全部到期债务时，所有债权人应处于同等的地位，受到同等的法律保护。因此可以通过设置自然人破产制度，达到平等保护债权人利益的目的。

(三)自然人破产是保护债务人的需要

没有自然人破产制度，作为一个诚信的债务人会怎样呢?他可能一辈子都被沉重的债务所拖累，难以翻身，甚至可能由于各个债权人无休止的追讨债务而无法安身。而自然人破产则为债务人提供了一个有序的偿债环境，诚实的债务人在经过一定的破产还债期间后可卸下债务包袱，重新开始“无债一身轻”的生活和工作。从这一点来看，自然人破产较之企业破产在保护债务人方面显得更有意义。(四)自然人破产是建立社会信用体系必要的配套制度我国社会信用体系缺失一直是一部分学者反对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的一项重要理由，由于没有财产登记制度，信用体系不健全，很多学者担心自然人破产会成为不诚信的债务人逃避债务的一种合法手段。但笔者认为，建立自然人破产制度恰好应当是建立信用体系的一项重要立法。“信用”最初的意思是指一个人诚实、不欺、遵守诺言，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信用的内涵有了新的变化，它成为一个人的无形资产，使人具有某种资格，更成为一种信息被传播。［6］信用体系是对一个人的信息进行收集、处理、评价、传递的系统，它将人在生产、生活中对公众有影响的信息进行量化评价，提供给需要的人。我国现在被纳入信用体系予以登记的信息包括个人自然情况，受教育经历、工作履历、荣誉记录、信用不良记录(包括职业不良记录、银行信用记录、受国家、部门的处罚记录、消费信用记录)等。信用体系不是摆设，它需要向使用者提供关于一个公民的准确、全面的经济信息，仅仅体现一个公民有未偿还的债务并不能完整地反映债务人的偿债能力及其诚信状况。自然人破产制度为信用体系增加了一个直观的信息。债务人无法清偿到期债务而破产客观地反映了债务人的信用状况，同时，通过信用体系对破产债务人在信用消费、信用贷款方面进行限制，避免银行、企业等债权人或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受到不必要的损失。这正是自然人破产制度对个人信用体系以及社会经济秩序最大的贡献。在我国目前的司法强制执行中经常出现这种情况，一边是债权人追讨债务的无奈，一边是债务人继续过着奢侈的生活，这说明我们现有的司法强制措施并未起到对债务人的约束作用。破产制度对债务人的约束不仅仅是在破产清算中全面接管债务人的财产，还包括对债务人在破产还债期间内奢侈行为的禁止以及对诚实的债务人的债务豁免，同时，通过信用体系对该债务人破产这一状况的记载，对债务人在贷款、商业方面的行为加以限制，并且在他的个人记录中留下难以磨灭的污点。一般情况下，人们不会拿个人的名誉和信用开玩笑，通过破产程序可以达到对债务人的警示作用，债务人在举债时会对自己的偿债能力作较为审慎的评估，而在偿债时也会基于对个人信誉的珍惜而诚实的履行债务，避免破产。因此，自然人破产应被视为个人信用体系建立的一项重要内容来看待，其立法必要性自是不言而喻。

三、我国自然人破产立法的可行性

在我国自然人破产目前最大障碍是缺乏财产登记制度，无法掌握个人财产的真实情况，盲目地推行自然人破产制度可能会造成不良的社会效应。因此，笔者认为，应从我国的现有情况出发讨论自然人破产在我国适用的可行性问题。

(一)立法技术已趋成熟

从立法技术上看，我国对自然人破产的立法条件是成熟的。一方面，自然人破产并非我国首创，学者们对各国自然人破产制度的研究也较为深入，对我国破产制度的理论准备较为充分，通过《企业破产法》的立法过程也已经积累了相当的经验;另一方面，各地在执行程序中总结和制定的相关办法也为自然人破产作了铺垫，如2010年最高人民法院颁布了《关于限制被执行人高消费的若干规定》，内容上已与自然人破产中的对债务人行为予以相应限制的制度设计相近。

(二)严格审查自然人破产申请避免恶意逃债

法律虽然是对社会实践进行总结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但不表示立法永远应当滞后于实践，立法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具有前瞻性，可以通过提前介入的方式引导人们的社会行为和社会关系，不应放任事物随意发展甚至是出现扭曲之后再进行调整，这样才能起到预防、规范的作用，使人们在行为时能够预见到自己行为的后果，从而谨慎的作出自己的行为。自然人破产立法亦是如此，尽管我国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尚不完善，但是个人信用却已开始建立，个人负债亦呈不断上升的趋势，而诚信观念却未深入人心，通过自然人破产来约束不诚信的债务人实属必要。有学者认为，由于我国目前的财产登记体系不完善，自然人破产制度的推行可能造成债务人恶意逃债现象的泛滥。但笔者认为，自然人破产制度本身并不是引发恶意逃债的诱因，恶意逃债是由于社会诚信观念的缺失，和缺少对债务人恶意行为的有效约束和追究机制，使债务人能够顺利的滥用制度漏洞所致。因此，要使自然人破产能够真正发挥作用，应当是从正确适用自然人破产程序，惩罚滥用自然人破产的债务人这一角度出发，而不是禁止破产程序对自然人的适用。可以通过对自然人破产申请的条件审查入手，对能够提供清晰的财产状况，并提供可行的破产债务清偿方案的破产申请予以受理，以鼓励人们通过诚实的破产申请解决债务困境。

(三)自然人破产不会产生普遍性的负面影响

以我国香港特区政府破产管理署公布的数据为例，2005年上半年，香港自然人破产申请共4864宗，比2004年同期的6607宗减少26．4%。数据表明，2005年6月份香港自然人破产申请个案共810宗，比2004年同月则减少24．2%，也比2004年月平均的1041宗减少22．2%。［7］由此可见，香港社会并未因为存在自然人破产制度而令债务人趋之若鹜，反而民众越来越珍惜自己的信用。而在美国，2003年全年的破产案件为166万件，其中自然人破产就占到163万件［8］，比例达90%以上，但是美国的经济秩序仍然是国际公认的，自然人破产亦未给美国社会造成难以想象的混乱。既然在实行自然人破产制度的国家并未产生普遍性的负面影响，我们也应当相信自然人破产能够在我国得到良好、善意的适用。中国的经济正在以令世人瞩目的速度向前发展，人们的生活发生着巨大的变化，新的社会矛盾也会不断产生，立法在可能的情况下应当为人们的经济生活提供良好、规范的环境和秩序，引领国民朝着合法、合理的方向生产、生活。自然人破产制度应当成为我国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