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海洋法律的发展与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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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宋云霞工作单位：海军大连舰艇学院政治系

我们生存的地球，70．8%的表面积是海洋。海洋是人类生命的摇篮，风雨的故乡。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中所蕴藏的丰富宝藏的同时，也形成与完善了调整、规范人类自身海上行为的法律———海洋法。海洋法律制度的发展，与人类认识海洋、开发海洋的能力密切相关。人类海上活动的历程，呈现出“由陆地到海洋”与“由海洋到陆地”两种不同的轨迹。从法律的角度来分析，前者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反映出国际社会对沿海国海洋权利从法律上逐步认定的进程;后者反映的则是各国在海洋经济、军事利用等方面的社会关系，折射出国际海洋法律制度在一些方面的不足。构建“和谐海洋”是现代国际海洋关系发展的自然需求，也是现代海洋法追求公平、公正的必由之路。

一、“由陆地到海洋”:海洋法律制度的建立与发展

在人类古代史上，海洋作为一个神秘的空间令多数人望而却步，望洋兴叹，人类的主要活动限于陆域。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人类对空间的控制范围也基本不涉及海洋。因而海洋像阳光、空气一样，是“共有之物”，是一个完全开放的空间。海洋是真正的“公海”，所有国家都有利用海洋资源的权利。随着人类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对海洋认识的不断深化，人类的社会活动从陆地向海洋不断扩展。人类在开发利用海洋的同时，也展开了关于海洋的利用、控制的斗争与较量。为了定分止争，人类开始运用法律来规范人们的海洋行为，根据人类开发利用海洋能力及需求，确定海洋权利。如人类对于领海的要求，起初是基于沿海国岸上对海面控制的能力。被誉为“国际法之父”的格老秀斯论证道:“对于海的一部分的统治权的取得似乎也和对其他东西一样……如果一个人有一支舰队，能够控制住这一部分海面，那么这一部分海面就是属于一个人的;如果在这一部分海面航行的人能被在岸上的人所强迫，就像他们是在岸上一样，那么这一部分海面就是属于一块土地的。”［i1］(P11－21)这种以岸上拥有的实际力量来决定在海上行使控制权的观点，是荷兰法学家宾刻舒克提出“大炮射程说”的根据。宾氏在其1702年发表的《海洋领有论》中明确提出，一国对沿海海域的占有权应从陆地到其权力所及的地方，即“陆地上的控制权终止在武器力量终止之处”，因而“领海的规则是以大炮射程所及的范围为限。”［2］(P77－79)1949年9月28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大陆架公告》，以大陆架是“沿海国陆地的延伸，因而自然地属于它”为理由，宣布了美国对于大陆架的权利。1971年1月肯尼亚在亚非法律协商委员会科伦坡会议上又提出了专属经济区的概念。在1967年8月17日联合国大会上，马耳他代表团向大会提出了关于国际海底区域相关提案，得到了普遍的支持。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生效，建立了包括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群岛水域、国际海底区域在内的新的海洋法律体系。人类由此一步一步走向海洋，并形成了规范人类海上行为的海洋法律制度。人类“由陆而海”的过程中，是海洋法律制度逐步建立的过程，呈现出以下特征:

(一)现代国际海洋法是以陆地来确定海洋权利的每个沿海国因其濒邻海洋，便可以控制沿岸近海，利用近海资源满足其岸上居民生计，因而获得了领海、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海域的主权或管辖权，内陆国家则没有这些海洋权利。同时，对于海洋中的岛屿，沿海国可以按照海洋法的要求划定它的领海、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由此引起了各国对于岛屿的高度重视，加剧了一些国家之间关于岛屿的争端。如日韩之间“独岛”之争、日俄之间“北方四岛”之争等。

(二)海洋权利是由国际社会共同协商确定的海洋权利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协商来确定。原因在于，首先，海洋地理特征决定了海洋的支撑力、承受力较陆地为弱，只能供人类短时间和有条件地滞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将海洋据为己有。正如在《罗马法摘要》中安托尼厄斯皇帝所说:“我是地的主人，但法律是海的女主。”其次，海洋最早是国际社会的“公有之物”，那么，对公有之物的处置，也只能由国际社会共同协商确定。如领海的宽度，领海概念的形成和发展，确立了国家对领海的主权。但是国家将在多大的空间范围内行使这种主权，这就涉及到了领海的宽度问题。就领海具体宽度，意大利法学家加利亚尼提出3海里领海宽度主张以后，一些国家，包括美国、俄国、英国、法国以及德国、日本、荷兰、比利时等相继实行了3海里的领海宽度。十八世纪至二十世纪初的近二百年间，国际上接受3海里宽度领海的国家多数是拥有庞大的海军力量的海洋强国，他们有既得的海上利益需要维持尽可能狭窄的领海，以确保最大的公海区域作为他们海上舰船游弋的场所。广大发展中国家主张较为宽阔的领海，目的是为了维护本国的安全，保护其海洋资源，发展本国的经济，特别是国防和渔业方面的利益，对新独立的国家的存亡和发展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在第三次海洋法大会上，主张12海里领海宽度的国家占绝对多数，而美国等一些国家，一方面迫于形势，另一方面企图以12海里领海换取国际海峡的航行自由、反对200海里(个别国家主张200海里领海)海洋权的概念，进行讨价还价。最终，第三次海洋法会议确定了12海里的领海宽度。

(三)海洋法兼顾沿海国权利与国际社会对海洋的共同需要海洋资源丰富，养育着沿海的居民，沿海国家因此获得并坚守着沿海国的海洋权利;同时，海洋的浩瀚无边、四通八达，导致了它的普世性，即它不仅是全人类共同的财富，而且它还是联通世界的通道。现代海洋法律制度在满足沿海国日益扩大的海洋管辖权的同时，还需要满足国际社会利用海洋进行通行、贸易的权利。由此形成的海洋法律制度包括:任何国家(包括内陆国家)都享有在公海、国际海峡、群岛通道航行飞越的自由，船舶在他国领海享有无害通过权等。

二、“由海洋到陆地”:海洋法律制度存在的不足与困境

美国战略家马汉曾指出，控制海洋，特别是控制海上要道，是一国实现繁荣富强的纯物质性因素中的首要因素。随着人类开发运用海洋能力的提高，海洋成了一些海上强国实现其战略扩张的重要通道。15、16世纪，海上强国西班牙和葡萄牙就从海上以武力征服手段建立了各自的殖民地体系，其范围分别延伸扩展到了除澳洲大陆以外的四大洲。在之后的几个世纪中，荷兰、英国、德国、法国、美国、俄国、日本相继凭实力称霸海洋。因此，对于海上强国而言，海洋是其国家掠取财富的大通道，而对海上实力较弱的国家，来自海洋的坚船利炮，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灾难。现代海洋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对海上强国利用海洋扩张的行为进行了限制，但是，由于国际法本身的性质及各国海上实力发展不均衡因素的影响，海洋法律制度的作用有限。

(一)由海上走来的江洋大盗

15世纪～17世纪的大航海时代，葡萄牙和西班牙积极探索新航路，也先于其他国家开始对亚、非和美洲的殖民掠夺。两国把所到之处都宣布为本国的领土，自然发生冲突。经过罗马教皇亚历山大六世的调停，两国于1494年6月签订《托尔德西里亚斯条约》:在佛得角群岛以西约370里加处(1里加等于5．92公里，370里加约合2184多公里，大致在西经46度)，从北极到南极划一条分界线(称“教皇子午线”)，线东“发现”的非基督教国土地归葡萄牙所有，线西的归西班牙。然而地球是圆的，当麦哲伦向西航行抵达摩鹿加群岛时，双方对该岛的归属又发生争执。1529年，两国在萨拉哥撒再签新约，将西班牙殖民活动的西界定在摩鹿加群岛以东17度。根据这两个条约，西班牙几乎独占整个美洲，葡萄牙的势力范围在亚洲和非洲广大地区。从中国近代史也可以看出，列强入侵均来自海上，从1840到新中国成立止，日、英、美、法、俄、德、意、奥等国的军舰，入侵中国沿海地区达470余次之多。中国从辽东半岛的大孤山到海南岛的三亚港，几乎所有的重要港口、港湾、岛屿都遭到了敌人的蹂躏。甲午战败成为中国沦落的转折点。现代海洋法律制度禁止海上明火执仗的侵略行为:《公约》第301条规定，一国在行使其公约下的海洋权利时，“应不对任何国家的领土完整或政治独立进行任何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或以任何其他与《联合国宪章》所载国际法原则不符方式进行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

(二)家门口上的耀武扬威

在现代国际法中，战争权受到了限制，海上列强不能再利用海上通道去侵略其他国家。然而，随着海上武器装备海上续航能力的增强、打击、控制范围的扩大，他们又把别国近海当成其炫耀武力，进行海上示威的大舞台，并利用海外基地、海上编队来限制沿海国的海上行动，遏制其海上实力发展，干涉沿海国内政，实现其政治意图。“海上示威”就是海上列强惯用的手法。它是指海上强国运用海上军队在特殊时期、前往特殊海域进行海上演习、海上临场、强行访问、强行通行等方式，宣示其政治意图，干涉他国内政的强权行动。就目前海上实践来看，一些国家在沿海国专属经济区进行的军事演习、军事侦察活动就是海上示威的重演，这是有悖现代国际法基本原则的。1．海上示威缺乏法律依据。在传统海洋法律制度中，“领海之外即公海”，军舰、军用飞机可以在他国领海之外的公海自由航行飞越。而在现代海洋法律制度下，领海之外是沿海国的毗连区、专属经济区、大陆架等管辖海域，沿海国享有《公约》规定的诸多不同的管辖权利。列强们在传统海洋法律制度下惯用的海上示威行动危害沿海国享有的《公约》赋予的各项权利，没有法律依据。《公约》第八十八条规定:“公海只用于和平目的”［3］(P264－265)。对于沿岸国享有多重管辖权的专属经济区，进行危害沿岸国安全的军事行动，违背了《公约》的规定，与现代海洋法律制度不相适应，应当被禁止。2．海上示威违背公平原则。《公约》实施的是“一揽子”计划，要求缔约国全部签署《公约》的各项条款，不允许保留。即各国在享受《公约》赋予的权利的同时，也必须履行《公约》义务。美国不签署《公约》，却按照《公约》的规定宣布了自己的专属经济区、大陆架，享受现代海洋法律制度规定的权利，却不履行《公约》所规定的法律义务，不遵守《公约》赋予他国的权利。美国一方面肆无忌惮地在他国专属经济区内进行军事侦察、进行海上演习，另一方面，却在自己的专属经济区上空设置了空中识别区，限制他国的行动，其行为严重破坏了国际海洋秩序的公平性和公正性，影响着特定区域的安全和整个国际社会的安全。3．现代武器装备改变了海上示威的性质。传统海上示威以炫耀武力，但在政治意图上是以“非好战性”为目的的。与传统的海上武器装备相比，现代武器装备作战半径和作战能力增强，在他国近海进行的军事演习对他国安全将会带来严重威胁。以航母为例，航母虽属军舰中的水面舰艇范畴，但是与普通水面舰艇相比，它集多兵种、多机种、多舰种于一身，除了各种先进的远程武器装备以外，还具备强大的侦察、探测、情报收集能力。一支航母编队在大洋上航行时的水中和空中的兵力展开可达几十甚至数百海里，覆盖面极大，除此之外，航母上还集中了各种先进的武器，包括各种远程攻击武器，形成极广的攻击范围，打击能力巨大。因此，在沿海国近海使用航母编队进行海上示威，应该实际具备了大规模作战的可能性，与传统海上示威仅以炫耀武力，“非好战性”为目的背道而驰。同时，从世界范围来看，毕竟只有少数国家拥有航母，动用航母进行海上示威不仅违背了合理使用的原则，更有威胁他国之嫌，有悖国际法原则，是不能被国际社会所接受的。可以说，现代国际法禁止非法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从一定程度上制止了海上列强自海上侵略他国的行动，但是，由于海洋法属于国际法，条约的签署遵循自愿原则，国际法社会不能强迫任何国家缔结条约(美国至今没有签署该公约)。同时，由于美国等国家的反对，《公约》最终没有在专属经济区法律制度中明确规定，限制其他国家利用他国近海进行军事行动、炫耀武力的行动，这是海洋法律制度中的缺憾，也反映了国际法发展过程中的困境。

三、“构建和谐海洋”:海洋法律制度发展的方向

当今国际社会，人类在利用海洋过程中，存在着正确利

用海洋和维持海洋可持续发展、共同应对海洋上危胁犯罪、维护海洋通道自由以及资源和平利用等问题，集中全人类共同智慧，共同构建和谐海洋，是海洋法发展的方向。赫拉克利特认为，和谐产生于对立的东西。海洋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大空间，是环境的调节器，又是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重要依托和保障。然而，海洋在给人类带来恩惠的同时，又是人类的“危机根源”。一方面，如今国家之间对海域的管辖权及海洋资源取得权的新对立明显化，致使海洋安全保障环境很不安定;另一方面，无序开发及污染已加快了人类对海洋生态系统和环境的破坏，助长了气候恶化问题。同时，在世界范围内出现资源能源不足问题时，针对海洋权益和海洋自由的国家之间的武力争端也将愈演愈烈，成为威胁世界和平的重要因素。为此，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协调各国海洋利用关系，在军事和安全保障、资源和环境保护、促进科学技术等方面加强国家之间的合作，比以前更为重要，也更为紧迫。中国作为《公约》缔约国，一贯主张维护海洋和平。在我国海军成立60周年之际，我国提出了构建“和谐海洋”的倡议，以共同维护海洋持久和平与安全。应该说，我国提出的构建“和谐海洋”的理念，是继2005年我国在联大提出的“和谐世界”理念之后，在海洋领域的具体化，体现了国际社会对海洋问题的新认识和新要求，也标志着我国对海洋法发展的新贡献和新成就。它代表和平有序利用海洋的价值追求，符合现代海洋法发展的趋向。

(一)各国海洋活动应坚持海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

和谐海洋要求天人合一，它要求人类利用海洋活动的是客观的、合乎规则的。国际法中海域制度的生态化海洋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原则就是根据当下的时代背景所提出的，该原则要求国际法主体对海洋开发利用时必须顾及全人类及子孙后代的利益和需要，减少对海洋生态系统的破坏，并对海洋生态系统进行保护。这也顺应海洋自然规律的要求。《公约》第六十一条“确保专属经济区内的生物资源维持不受过度开发的危害”和第六十四条至六十七条对海洋生物多样性的开发与保护的规定等都体现了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精髓。此外，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际法文件对可持续发展的理念进行了规范，1974年《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和1987年《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就是较为典型的代表。因此，虽然说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开发与保护原则近年来才在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上刚刚构建起来，但该项基本原则沿袭了生态保护的重要历史性内涵，引起了整个世界的重视。在海洋法的发展中，若是以生态保护为理念构建起新的海域制度，一方面可对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的科学角度有益，另一方面又可体现国家之间的海洋保护合作之进程。

(二)各国在海洋实践中，应当公平地利用海洋及其资源和谐海洋就是和睦协调。它要求人类在利用海洋和分配海洋资源时，应匀称、适当、协调。《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序言规定:“妥为顾及所有国家主权的情形下，为海洋建立一种法律秩序……以促进海洋及其资源的公平而有效的利用。”对海洋资源的利用实际上也体现了海洋法中海域制度设立的根本意义————由于海洋渔业资源和矿产资源都能够为管辖国带来丰厚的利益，各国划定一定范围内的海域并将其纳入自己管辖范围之内，归根结底就是为了对海域内海洋资源进行开发和利用。［4］因此，无论沿岸国还是其他国家，在处理相关法律争端时，应当以公平利用海洋及其资源为着手点。这是平衡国家之间利益的最有效的途径。各国应该友好协商，共同订立相应的国际公约，协调已有的公约之间存在的冲突，对相关制度进行发展和完善，建立相对统一的法律体系，方能更合理地解决资源的开发和利用问题。

(三)各国在海洋活动中应坚持合作

和谐海洋还要求每个国家在利用海洋活动中不要走极端，要加强合作。因为，各国互相都有需要，世界是一个整体，我们能找出共同点、共同的利益所在。这是整体观的表现，即那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一体关系。和谐海洋建设要靠各国政府和海军彼此之间真诚的合作。当今世界，没有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海上力量可以单独应对海上安全威胁和海上环境保护等问题。在海洋环境保护、海洋科学研究、海上反恐、打击海盗、护航、联合搜救等行动中开展各国之间的交流与合作，是大势所趋，也是必然选择。总之，构建“和谐海洋”是国际海洋关系发展的自然需求，也是现代海洋法追求公平、公正的必由之路。它是一种俯仰万里、面向未来的世界眼光;是一种风雨同舟、共生共存的价值追求;是一种多元开放、宽厚包容的高尚情怀;是一种共享共用、互惠互利的崇高理念。我们应该运用人类的智慧，去发现人与自然的联系、国家与国家的联系，遵循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构建现代海洋法律秩序，平衡各国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调整人与海洋的关系，各国应为人类世世代代创造一个和谐的海洋、和谐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