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碳排放法律体系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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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刘萍工作单位：东北林业大学

全球变暖指的是在一段时间中，地球的大气和海洋温度上升的现象。近一百多年来，全球平均气温经历了冷→暖→冷→暖两次波动，总的看为上升趋势。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全球气温明显上升。1981至1990年全球平均气温比一百年前上升了0.48℃。根据IPCC的气候模型预测，到2100年为止，全球气温估计将上升大约1.4℃至5.8℃。气候变暖已成为一个全球性的问题，需要国际共同合作。在《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下，继《京都议定书》之后，哥本哈根会议为达成国际合作，解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带来一线希望。

一、落空的哥本哈根会议

（一）哥本哈根会议的概况

哥本哈根全球气候大会的全称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缔约方第15次会议，已于2009年12月7日在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召开，为期两周。192个国家的环境部长和其他官员们参加了本次联合国气候会议，商讨《京都议定书》一期承诺到期后的后续方案，就未来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行动签署新的协议。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又一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全球气候协议书，毫无疑问，对地球今后的气候变化走向产生决定性的影响[1]。会议最终将全球气温升幅限制在摄氏2度以内。提出全球减排目标，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应尽快封顶，但无定下年限。要求各国在2010年2月1日前，向联合国提出2020年减排目标，但未提及2050年减排目标。所有新兴经济体必须自我监察减排进度，并每两年向联合国汇报。国际人员可以在不损害国家主权的前提下进行监督观察。未来三年内发达国将提供300亿美元，当中欧盟、日本及美国将联合出资252亿美元。在实际延缓气候变化举措和实行减排措施透明的背景下，发达国家承诺在2020年以前每年筹集1000亿美元资金用于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减排需求。这些资金将有多种来源，包括政府资金和私人资金、双边和多边筹资，以及另类资金来源。多边资金的发放将通过实际和高效的资金安排，以及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供平等代表权的治理架构来实现。此类资金中的很大一部分将通过哥本哈根绿色气候基金来发放[2]。2009年12月哥本哈根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结束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已收到55个国家递交的到2020年温室气体减排和控制承诺，这些国家温室气体总排放量占目前人类总排放量的78%。

（二）我国期望下一个“哥本哈根会议”的来临

我国正处与工业化、城镇化快速发展的关键阶段，能源结构以煤为主，降低减排存在一定的困难，但始终坚持将应对气候变化作为重要的战略任务。在发展的过程中高度重视全球的气候变化问题，并一直坚持减排立场，同时也期望发达国家不要强制剥夺发展中国家可持续发展的权利。根据《京都议定书》确定的共同但有区别责任原则，我国在人均GDP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的条件下，通过研发新工艺、开发可持续的清洁能源，尽力节能减耗和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目前，我国是全球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增长速度最快的国家，也是世界人工造林面积最大的国家。可见，我国已经以减少碳排放的实际行动承担起了减缓全球性气候变化的“共同责任”。在本次哥本哈根会议中，我国也同样采取了积极应对态度。我国在不接受强制减排义务的前提下，已经承诺自主确定的减排行动目标并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与任何国家的目标挂钩。虽然哥本哈根会议最终没有达成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协议，会议始终朝着正确的方向迈进了一步。各国更加积极的表示促进全球气候合作的意愿，并期望尽快促成下一次“哥本哈根会议”的召开。

二、我国应对气候变化法律存在的问题

（一）温室气体尚未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内

大气中具有温室效应的某些微量气体,包括CO2、CH4、N2O等30余种。其中，二氧化碳是最主要的温室气体，也是生物正常生命活动的最常见的代谢产物。由于人类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大气中的二氧化碳含量从1860年第二次工业革命开始前后迅速上升，至1950年前后，上升曲线已几乎成直线态势。二氧化碳含量从一千年前的280PPM（每一百万份中占一份），上升至两千年前后的360PPM，升幅高达28.6%。全球的平均气温从1860年到2000年这短短140年间，已上升接近1℃。但至今为止，温室气体尤其是二氧化碳，在我国法律上并没有明确定位为污染物。

（二）我国国内碳排放交易尚不具备市场化的基础

碳排放交易，即碳汇交易，是基于《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对各国分配二氧化碳排放指标的规定，创设出来的一种虚拟交易。即因为发展工业而制造了大量的温室气体的发达国家，在无法通过技术革新降低温室气体排放量达到《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对该国家规定的碳排放标准的时候，可以采用在发展中国家投资造林，以增加碳汇，抵消碳排放，从而降低发达国家本身总的碳排量的目标，这就是所谓的“碳汇交易”[3][4]。碳汇交易应有其相应的交易基础，同时受到政策和法律的指引。在严格的法律意义上讲，目前碳汇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参与主体应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缔约国，因而碳汇交易的主体是国家。国内企业尚不具备碳汇交易的主体资格。同时，由于我国不承担强制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尚不具有建立国内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基本条件。

（三）缺少对碳汇林的法律保护

联合国规定，发达国家在发展中国家购买节能减排指标，需经联合国认定，方可卖给西方大企业冲抵他们的减排指标。目前，联合国只规定了在三大类别的项目之间进行碳排放交易，一是甲烷的回收利用。二是用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三是绿化工程。要实现碳排放交易，首先要明确总体的碳排放量，其次要将企业用于冲抵碳排放量的方式转化为可以准确测量的具体形式。如，建造碳汇林。我国的森林虽然较丰富：“要大力增加森林碳汇，争取到2020年森林面积比2005年增加4000万公顷，森林蓄积量比2005年增加13亿立方米的目标”。但是，目前国内的对于碳汇林的保护仅停留在政策方面，与其配套的法律制度尚不完备。

三、完善我国碳排放法律制度的建议

（一）温室气体应纳入法律规制范围内

温室气体是国际减排义务要求主要对象。因此，我国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过程中，应明确将温室气体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内。在这方面上海、江苏等地做出了初步尝试。根据《浦东新区环保市容局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档审批报告（金）（一）（暂行）》的规定，建设项目产生的二氧化残、粉尘、烟尘等主要污染物排放量不许控制在浦东新区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指针之内。2007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在判决中认定二氧化碳属于污染物质，应受到美国《清洁空气法》的调整[5]。可见，将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列为大气污染物，已得到世界各国的普遍认同。综上所述，我国应在法律规制中明确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属于大气污染物，为落实我国在哥本哈根会议中的承诺：“自主确定减排行动目标且不附加任何条件，也不与任何国家的目标挂钩”奠定基础。

（二）构建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法律体系，扩大交易主体范围

近年来,随着国际社会对环境问题的关注并动员各国积极采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尤其是《京都议定书》签订之后，二氧化碳排放权交易日益蓬勃发展，碳排放交易市场的规模也迅速扩大，各国纷纷建立了自己的碳排放交易市场，为国内的清洁发展机制项CDM所产生的碳减排量以及相关衍生品提供基础和平台。但至今我国并不承担减排任务，暂时不需要建立国内私权利主题间减排交易平台。根据国际法相关规定，碳排放等清洁发展机制项目的参与主体应是国家。然而，经过一段时间的运作后，其法律经验也可扩展到国内的碳排放交易。如我国的电力行业建立火力电厂二氧化碳排污交易。我国已经着手开展温室气体排放许可管理的建设，包括组织管理机构、许可证发放、排放权交易机构等。在《大气污染防治法》中也有相关规定。本次哥本哈根会议中我国并不承担强制减排的义务，但是在未来的国际谈判中，作为世界上碳排放量大国，我国很可能会承担相应的减排义务。因此，我国现在应该采取主动，根据我国国情，积极构建我国的碳排放交易制度，将碳排放交易主体扩大到企业以及个人。2011年11月11日公布的《气候变化绿皮书》指出，“十二五”规划明确提出了逐步建立碳排放交易市场，这是政府首次在国家级正式文件中对国内碳市场进行表态。这也为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的建立提供了政策支持。另外，实施清洁发展机制（CDM）造林和再造林碳汇项目，可为我国林业发展引进国际资金，也有助于推进我国林业发展的机制创新。

（三）完善我国对碳汇林的法律保护

应对气候变化的生态功能有偿化，需实现森林碳汇产权化，并完善我国对碳汇林的法律保护。首先，宪法应明确环境容量资源即碳汇林归国家和集体所有。其次，在物权法中应增加关于碳汇林所有权和使用权的具体规定。第三，建议在《环境保护法》、《森林法》中，增加有关林权及森林碳汇交易制度的内容。综上所述，我国应从宏观政策导向到法律制度保护，实现我国发展森林碳汇建设。这是我国积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实现自愿减排承诺的具体行动。

四、结语

由于世界人口的急剧增长，全球工业化进程加快，化石能源的大量使用，人类活动导致水循环破坏，大量伐木毁林。这些都是导致全球气候变化的原因。全球的气候变化已经导致海平面上升，极端天气事件频发，两极冰川融化，淡水资源流失，农作物减产，疾病肆虐，甚至导致大量物种灭绝。全球气候变化对各国有更大负面影响。因此，用法律等强制手段规范人类活动，有效控制全球气候变化对世界经济的影响，是实现可持续发展，实现代际公平最有效的手段之一。碳排放交易必将会成为未来几年，影响世界经济发展的又一热点，也会成为我国实现减排的发展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