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汉法律语言翻译策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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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法律是由语言表述的社会行为标准，而社会行为标准来自于文化认同。有鉴于此，文化差异会对法律法规带来重要影响。基于这一认知，本文将首先对法律语言翻译的重要性进行分析。之后，将探究文化差异对中英法律观念及法律语言的影响。最后，将针对文化差异带来的影响，提出中英法律语言的翻译策略。

［关键词］文化差异;英汉;法律语言;翻译策略

在全球化背景下，各国法律相互影响，司法机制逐渐趋同。准确翻译各国法律条文，有助于我国的司法建设。同时，随着国际贸易额的不断扩大，贸易摩擦有所加剧。利用相关法规保护我国企业，是未来经贸领域的重点工作。有鉴于此，我国应加强汉英法律语言的翻译工作。

一、法律语言翻译的重要性

法律语言是法律的载体。休谟认为，法始于语言，法律制度本身就是一种语言形式。基于这一认知，翻译法律语言的重要价值可被概括为是三个方面。其一，是准确界定法律概念。法律概念是法律体系的基本单位，准确界定各概念的内核与边界，可使法律工作得到有效落实。由此可见，法律语言应被视为法律的解释标准，准确翻译是对接不同法律认知的必要条件。其二，可完善法律法规。我国现行法律是在借鉴国外法规的基础上逐渐完善的。如清朝末期，我国在英国、德国法律的基础上制定了现代法规。民国时期则重点参照日本法，新中国则将苏联法律作为参照系，加入WTO后我国再次依据国际法准则进行修法。其三，可消除文化歧义。法律提供了前置标准，各类分歧将在法律框架内得到消除。随着中国的快速崛起，我国与西方世界的不同之处受到其他国家的广泛关注，以法律翻译为载体，我国的文化认同将被世界所了解，文化偏见将逐渐消除。

二、文化差异对汉英法律语言的影响

(一)文化差异对刑罚观念的影响。惩罚是社会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不同的社会文化会产生差异化的惩罚观。英国是海洋国家，各社会团体之间的依赖性不强，而团体内部的依赖性较重。在长期生活中，英国将惩罚视为团体对个体的惩罚。在皈依基督教后，英国的司法体系更加强调引导罪犯悔改，从而使其重新回归社会。在这样的文化诉求中，英国法规中的罪行设定不断减轻，人身折磨等刑法被视为不道德行为。我国是典型的内陆农业国家，加强社会凝聚力会对生产生活提供保障。在此背景下，“德主刑辅”的法治观念得以确立，“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的惩罚观，将接受法律惩罚的对象，定义为道德严重败坏的秩序破坏者。基于这一认知，刑法被视为维护自然秩序的正义手段。对罪犯施以严法，常常会得到“X青天”的美名，反之则会招来包庇嫌疑。(二)文化差异对词义解释的影响。词汇是对具体事物的抽象提炼。由此可见，具体事物与观察视角是决定词汇含义的主要因素。英国与中国相距万里，各自的生活环境存在巨大不同。因此，中英两国的词汇基础存在较大差异，相当比例的法律词汇无法找到对应词。同时在不同文化环境中，对于同一事物的解读也存在巨大差异，法律名词的含义极易出现曲解。例如，在英国文化中，婚姻被视为契约，双方具有相对平等的人格关系。因此生活中，夫妻须履行契约中的标的。同时受到宗教信仰的影响，英国、美国等英语国家，会将婚约神圣化。在这一文化背景下，婚姻时常被翻译为con-tractofmarriage，即婚姻契约。而我国传统文化对于婚姻的理解，更加强调女性的委身。这一理念来自以家庭为单位的社会形态。因此，在宋代后双方离异被认为破坏伦理秩序的社会问题。同时契约在我国文化中的约束价值并不明显，因此婚姻不会使用契约之类的词汇。(三)文化差异对司法制度的影响。司法制度是社会管理体系的组成部分，不同的社会管理体系必然会产生独特的司法制度。同时社会制度会与区域文化相互影响，因此文化差异会造就不同的司法制度。以美国为例，自五月花号抵达后，欧洲各地居民纷至沓来，拥有立法权的自治州，共同构成了美洲大陆最早的社会治理形态。南北战争结束后，美国联邦政府的权利得到巩固，但地方议会仍然拥有立法权。这样的社会治理结构，造就了权力制衡的文化认同。立足于公众期待，美国的司法体系更加独立，各司法部门互不隶属。我国历史悠久，对外交通极为不便。在这样的历史、地理条件下，国家内部的统一与稳定极为重要。经过长期积淀，大一统思想逐渐成为我国文化的重要特征，自上至下的社会治理体系得以确立。在此背景下，我国逐渐形成了自中央到地方的司法管理体系，各部门之间更为强调相互配合，法律权限也与美国存在差异。(四)文化差异对法规句式的影响。中英句式的差异，在包含法律语言内的诸多领域均有所体现，文化差异是导致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英国文化受到希腊—罗马文化、日耳曼文化、基督教文化的共同影响。思维习惯更加强调逻辑堆砌，法律语言通常会以主语为核心，融入其来源、推导过程、结果等内容。句式风格简单、直接。我国文化长期独立发展，儒、释、道共同构成了传统文化根基。其中儒学的最高追求是“格物致知”，但始终未能突破秦末汉初的文化断层，以至思想内核无法完善，理论根基极为模糊。而道家的“道法自然”与佛教的“顿悟”，将感悟定义为探寻最高哲学的途径。基于这一文化根基，我国传统文化习惯于将定义简化为关键词，解读者可依据自身感悟扩展关键词的内涵，从而形成以关键词为内核，边界可变的对应概念。在法律语言中，关键词的界定较为严谨，但也会利用庄严的句式排列突出关键词。

三、基于文化差异的翻译策略

(一)刑法词汇的翻译策略。受到文化因素影响，汉英法律语言中的刑法词汇存在较大差异。例如，在美国法律中，highestpenalty是指最高处罚。依据中国文化的理解，可被翻译为极刑。由于highestpenalty一词，也在体育比赛中得到广泛使用，因此足球比赛中的点球判罚，在中文解说中被翻译为“处以极刑”。但在我国的文化语境中，避讳出现与“死亡”相关的文字，因此“极刑”成了“死刑”的代名词。而美国的多数州以及部分英语国家，已经取消了死刑判决，其“极刑”的判决结果通常为终身监禁。在翻译工作中，翻译人员应立足于英文词汇的对应概念，将准确含义与文化差异作为翻译依据。因此，highestpenalty可翻译为“最高刑法”，而汉语中的“极刑”可翻译为deathpenalty(死刑)。同时以宏观文化视角分析，我国近年来的司法建设，逐渐脱离传统刑法观念。“犯罪嫌疑人”(Criminalsuspect)、“抗辩权”(RightofDefense)等舶来词，已成为我国法律的常用词汇。(二)专有名词的翻译策略。中英两国文化差异巨大，部分法律词汇无法寻找到对应物。例如，在英美法系中，preliminaryinquiry是极为重要的司法环节。通常情况下，法官会对嫌疑人开展司法审查，以了解嫌疑人身份、案件脉络、办案流程等基本信息。其主要功能是维护司法公正。在我国的翻译中，preliminaryinquiry常常被翻译为“预审”或“听证会”，但二者的执行主体均非法官，与prelimi-naryinquiry也并非同一概念。在翻译该词汇时，翻译人员应依据准确原则，利用描述式词汇进行翻译。例如“法庭初步调查”。同时，在翻译诸如contractofmarriage(婚约)等词汇时，翻译人员可依据其词性，翻译为“结婚”或“婚姻关系”。(三)司法部门的翻译策略。文化差异带来不同的司法体系，中国司法部门的功能与英美等国的同类部门存在明显差异。若单纯依照部门对应的词汇进行翻译，则会淹没二者的功能、权利差异，并导致读者产生误解。例如，陪审团(jury)制度来自于英美等国，并逐渐在现代司法体系中得到普及。我国的司法体制与英美等国存在差异，在引入陪审团制度的过程中，将中国特色融入其中，从而形成“中国人民陪审团”制度。二者随同源，但权利与功能均存在明显差异。以美国为例，其陪审团会依据法官主导的庭审流程与证据，行使判决权。而我国的“人民陪审团”不仅具有判决权，也可对法官的审理流程进行监督或提出异议。有鉴于此，在翻译过程中，翻译人员可重点突出“人民陪审团”的人民监督作用，并将其翻译为People’sassessors。(四)法律句式的翻译策略。汉语句式的最大特征是突出关键词与主题，而英语句式需要利用主语表述句式逻辑。例如，《刑事诉讼法》规定“进行搜查，必须向被搜查人出示搜查证……”这一句式的主语是指任何人，关键词位于宾语，为了突出关键词，在汉语句式中可省略主语。但缺乏主语的英语句式不符合语法逻辑，因此翻译人员应为该剧增加主语，即AnypersonwhooffersmoneyorprosperitytoaStatefunctionaryextortionbutgainsnoillegitimatebenefitsshallnotberegardedasofferingbribes。结语针对文化差异对汉英法律语言的影响，翻译人员应依据法律词汇的准确概念寻找对应词，从而使该概念得到准确描述。同时，在翻译缺乏对应物的法律词汇时，翻译人员可使用描述性词汇。再有，针对因司法制度不同而产生概念错位，翻译人员应借助重点词汇突出二者的差异。最后，在翻译法律句式的工作中，翻译人员应重点关注关键词与主语的变化。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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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夏云，卢卫中．英汉法律语言接触对中文法律语言变化的影响研究［J］．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学报，2016，38(6):71－80，131．

［3］翁清．译者主体性观照下的法律汉英翻译［D］．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13．

作者:王亚楠 单位:遵义医科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