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核心期刊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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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术期刊作者的个人信息

数据化年代的到来引发了学术期刊对用户信息的抢夺。网络在线投稿系统为期刊搜集作者个人信息供给了便当，作者需先进行个人信息注册才能投稿。伴之而来的是第三方渠道组织知悉作者名字、手机、邮箱、交际账号等个人信息。我们是否需求标准作者个人信息的搜集和运用？如何标准引导？本文从学术期刊的视角进行一种“小问题、大视野”式的阐释，以对个人信息维护供给私法上的主张。之所以挑选法学类CSSCI来历期刊作为实证剖析样本，考虑有四：①复合影响因子和综合影响因子比较高；②出版较标准，修正学术水平较高；③其作为法学期刊的权威代表，法治认识应比普通期刊强，理论上对作者个人信息的搜集与揭露应更“依法”；④研讨法学问题适合回归到法学实践中去，究竟，“法学理论的实践品格决定了法学理论与法令实践难以舍弃”[1]。

2作者个人信息运用的实证剖析

2.1搜集。法学类CSSCI来历期刊共计23种，运用网上投稿渠道的有22种，运用电子邮件投稿的有1种。依据这些期刊搜集个人信息的特性，笔者将其分为五类，即根本信息、通讯信息、研讨范畴、教育阅历、工作单位信息，总计30项。根本信息包括名字、性别、民族、籍贯、地区、身份证号码、出生日期、银行账号、个人简历等9项；通讯信息包括办公电话、手机号码、邮箱、通讯地址、邮政编码、交际账号（如QQ、微信）等6项；研讨范畴包括地点学科、地点范畴、研讨方向、拿手范畴等4项，教育阅历包括学历、学位、结业院校、结业专业等4项；工作单位信息包括职务、职称、工作性质、单位称号、单位种类、单位地址、地点部分或院系等7项。该23种期刊搜集个人信息项数见表1。可见，期刊搜集个人信息最高达16项，最少2项，相差14项。该23种期刊中，身份证号码或银行账号悉数归于可挑选供给项，其他28项信息中至少2项为某一期刊的必选项，搜集某一单项信息的期刊数见表2。由表2可知，“邮箱、名字、手机号码、通讯地址”是搜集重点，该成果与《期刊编列格式》（GB/T3179-2009）第9.3条要求搜集的“名字+单位+通讯方法”的标配显着不同，虽搜集邮箱契合网络年代的特征，可是手机号码是否归于学术期刊榜首时间有必要搜集的个人信息有待考量；紧随其后的是“单位称号、邮编、研讨方向、性别、职称”，对单位和职称的搜集现状实践上契合了大部分学术期刊的搜集规则，“即使其水平一般，也可能因作者的名声大，职务、职称高，刊物出于装点门面，审稿人因遭到强势信息的暗示而不自觉地将其选中”[2]，一起“性别”搜集占了34.78%，该信息是否与文章宣布、文章质量具有直接相关现在尚未有实践数据支撑；“学位”搜集占了26.09%，“学历”搜集占了21.74%，这两项信息搜集的弱化好像可表现法学核心期刊的“相等权认识”。而且，这些期刊搜集的作者信息都不包括身份证号、银行卡号，好像又表明晰它们的“隐私权认识”。2.2处理法学类CSSCI来历期刊在搜集作者个人信息。倾向上虽不同，但处理作者个人信息有相似性。该23种期刊中，著录3项信息的有3种，著录4项信息的有9种，著录5项信息的有6种，著录7项信息的有1种，著录8项信息的有3种，著录9项信息的有1种。“作者名字+单位+部分或院系”是其著录的标配，在此基础上添加的每一种著录信息根本相同，侧重作者的学历和职称，一起或独自著录该二项信息的期刊有20种，高达86.96%。该23种期刊在投稿阶段搜集的个人信息和发稿阶段著录的信息并非一一对应（表3）。从表3可知搜集项数和著录项数相差最大的期刊是《法商研讨》。《清华法学》《法学谈论》搜集和著录的项数相同。有6种期刊著录信息的项数多于搜集信息的项数，别离是《法学研讨》《法令科学》《政法论坛》《政治与法令》《法学杂志》《东方法学》，而且这6种期刊搜集的个人信息都在4项及以下，恪守了期刊信息搜集的“最少准则”。

3作者个人信息维护缺乏之判别：查询与归因

3.1问卷查询。3.1.1问卷设计。本次查询意图是了解期刊作者对个人信息被搜集和著录的情绪，查询目标为法学期刊的学生作者。问卷选项选用李克特五分量表，包括“十分赞同、比较赞同、不确定、不赞同、十分不赞同”，在计算上5个选项别离计分为“1、2、3、4、5”。3.1.2问卷发放。本次问卷查询在2018年6月进行，1周内完结。首要选用网络查询，不分院校，不分地域。共搜集问卷312份，有用问卷308份。其中本科生47人，占15.26%；硕士生189人，占61.36%；博士生72人，占23.38%。3.1.3问卷剖析。1）信度和效度经过SPSS数据剖析，问卷信度系数值为0.656，大于0.6，阐明研讨数据信度质量能够承受。问卷的效度系数值为0.708，大于0.6，阐明问卷调研有用度。2）比照剖析依据李克特量表测量，选用SPSS剖析后，问卷各标题平均值见表4。该问卷描述性剖析成果表现了作者对期刊搜集和著录行为的理性情绪。正如有学者以为，理性人重视信息主体对信息的自主支配、自主决断和自己责任[3]。其表明晰作者信赖期刊搜集个人信息的意图性合法、维护措施得当且已尽奉告责任。一起，大都作者又不赞同揭露比如出生年月、性别、照片等信息，表现了作者与期刊的敌对。可是作者也只能因商场位置的不对等挑选妥协，进而损失信息操控权。且上文实证剖析显现法学类CSSCI来历期刊对职称和学历著录较为热衷，一起或独自著录该二项信息的期刊有20种，高达86.96%，这与本问卷查询显现的作者“倾向不确定”学历、职称凹凸与论文质量好坏有必然联系的成果并不契合，可见作者对这二项信息的搜集带有必定排斥心理，这无形中减损了作者信息被搜集时的“赞同自在”。3）相关性剖析针对作者的学籍状况“本科、硕士还是博士”与其他问题进行相关性剖析，发现其与“问题3”的相联系数值为0.123，并呈现出0.05水平的显着性，阐明二者存在正相关性，即作者学历越高、专业性越强，越不赞同学术期刊处理去辨认化的个人信息。实践上，受法令维护的个人信息应具身份的可辨认性，依据我国《网络安全法》第76条第3项规则，个人信息“包括自然人名字、出生日期、个人生物辨认信息、地址、电话号码等能够独自或与其他信息结合以辨认个人的信息”，所以去辨认化的个人信息严格意义上现已不再受法令维护。这种查询成果的呈现，表现了作者没有跟着学历的添加而对学术期刊的个人信息处理方法愈加信赖。3.2作者个人信息维护缺乏的原因。3.2.1个人信息搜集泛化。从实证剖析看，有8种法学类CSSCI来历期刊搜集项数小于或等于著录项数，阐明学术期刊并不需求那么多作者信息。从问卷查询成果看，大都作者倾向不赞同揭露如年纪、性别、照片等信息，由于这不只触及隐私，而且与文章宣布无显着相关；在职称和学历布景的情绪上，作者情绪倾向“不确定”。且笔者发现期刊呈现出对手机号码、职称、性别信息的偏好，可是，作者信息的真实价值是便于修正、读者与作者进行沟通[2]。3.2.2与《网络安全法》明示准则有差距。《网络安全法》第41条要求信息管理者“明示搜集、运用信息的意图、方法和规模”，虽然查询成果呈现出作者对期刊能维护其个人信息的信赖，可是作者“倾向不确定”是否赞同期刊处理现已匿名化或者去标识化的个人信息又表现这种信赖的不彻底。作者“倾向赞同”期刊“已明晰奉告搜集、处理、使用个人信息的意图和规模”，实践上仅有《今世法学》《法制与社会发展》在其投稿官网上供给了隐私维护方针，其他期刊都未实行奉告责任。且该隐私维护方针没有明晰搜集个人信息的意图、规模、方法，没有述及个人信息如何运用，也无详细的信息安全确保声明。一起该隐私方针显现信息搜集主体为“文章阅读网”，疑似作者进行注册时的信息是由信息中间商搜集。若如此，信息中间商是否向作者披露过信息处理情况？作者对信息的知情权、更正权、删除权如何落实？为未可知。3.2.3赞同的合理性有待加强。《民法总则》第111条强调个人信息“不得不合法搜集”，并未约束“合法搜集”，其契合个人信息作为权力客体可自在处分的特性。从查询成果看，作者倾向赞同期刊地毯式地搜集个人信息，却也期望该信息搜集应经其赞同或契合合理意图。由于搜集规模、意图、方法的抽象化、含糊化，所以在对某些与个人工作和日子更亲近的信息上，作者并不乐意揭露。可见，作者为投稿而进行个人信息注册时，其“意思表明”不彻底自在，作者并不期望学术期刊搜集太多个人信息，为了宣布论文却又不得不挑选妥协。在缺乏“彻底自愿”的情境下做出的“赞同”是否有用，需立法予以明晰。

4作者个人信息维护的战略：最小化、多层次、分范畴

4.1恪守“数据最小化”准则。“数据最小化”来自欧盟《通用数据维护法令》第5条的规则，其要求只搜集能够完成初始意图相关和最小化数据。为维护作者信息利益，主张期刊只搜集与论文沟通、著作权维护等单项事务的必要信息。依据问卷查询成果以及法学类CSSCI来历期刊著录的高频率的作者信息，笔者以为能够把作者个人信息分为三类，榜首类是和宣布论文直接相关的信息，包括名字、单位、部分或院系、通讯地址、邮编；第二类是和宣布论文不显着相关的信息，包括地点学科、地点范畴、研讨方向、拿手范畴、个人简历、学历、学位、结业院校、专业、职务、职称等虽能影响论文质量判别与沟通，但没有数据能证明其与论文质量具有显着相关性；第三类是和宣布显着不相关的信息，包括性别、民族、出生日期、籍贯、地区、交际账号等。而搜集次序可为归纳搜集、个别搜集。作者在投稿渠道进行注册时，学术期刊只归纳搜集与宣布论文直接相关的信息，这也契合论文匿名评审的趋势，如需开始沟通，修正可直接凭借投稿系统。当论文需修正或拟录用后，再针对个别作者搜集研讨方向、拿手范畴等与宣布论文不显着相关但又能进步论文影响力的信息。“研讨方向是作者潜心研讨或最有作为的专业细分范畴。标注研讨方向能够添加读者对作者及其文章的了解。”[4]4.2选用“多层次奉告”方法。“多层次奉告”方法为欧盟材料维护工作小组于2004年11月提出，表现为隐私维护方针的奉告方法可包括三个层次。榜首层次为简短奉告，内容包括信息操控者的身份、信息搜集、运用、处理意图；第二层奉告为浓缩奉告，包括信息操控者的称号、信息处理的意图、信息承受主体或信息承受主体类别、回复与否归于强制或自愿以及未回复的可能性结果、信息搬运给第三方的可能性、挨近权、修正权、反对权、个人信息主体可享有的挑选内容。第三层次为悉数奉告，即法令所要求的所有信息。[5]“多层次奉告”的优势在于作者依据自己需求在最短时间内了解自己的信息将被谁搜集、怎么运用。这与笔者提出的作者个人信息“归纳搜集、个别搜集”出发点是共同的，既维护作者对信息的操控利益，又能平缓其与学术期刊在信息不对称上的敌对，减轻学术期刊的担负。“用户假如要操控个人信息，应该理解其挑选会产生的影响，一起有能力对信息是否披露进行操控。”[6]实践上奉告的困难不在奉告的方法，而在内容的晦涩难明，有学者指出，作者几乎很少花时间浏览网站事前拟定的“隐私权维护方针”[7]。在具体实行上，学术期刊可拟定三个层次的隐私维护方针，在投稿渠道上作者注册个人信息时运用“简短奉告”，在需求进一步弥补个人信息时由作者自行挑选阅读“浓缩奉告”或“悉数奉告”，并进行危险提示。而且主张隐私维护方针的呈现和表达按照欧盟《通用数据维护法令》第12（1）条的要求，即选用“简洁、透明、易于理解的且容易获取的方法”，并运用“明晰、直白的语言”。4.3强调分范畴的“赞同”。个人数据的处理应当按照特定的意图，并契合个人赞同或者法令规则的其他合法情形，“明晰赞同”是数据处理的中心，它确保了个人信息主体得以操控数据。[8]虽然有学者以为，“赞同”在实践中并不能协助个人操控自己的信息。[9]可是，“如不得本人的赞同，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况之外”。[10]信息处理的“经赞同”，是个人操控数据的重要途径，也是信息操控者与信息主体之间信赖联系的重要连接点。事实上，从问卷查询中我们发现，作者对学术期刊的信赖是有限的，由于位置不对等，他们在缺乏明晰奉告的前提下只能赞同无偿交付部分个人信息，又由于个人信息操控权的损失而不乐意学术期刊无限搜集。作者忧虑的并不是如名字、单位等与论文宣布直接相关的信息被揭露、运用，而是超出个人志愿的带有隐私利益信息（如性别、照片等）的揭露，该行为不契合作者对信息合理运用的期待，而且作者潜认识忧虑信息去辨认化会存在危险。这是由于学术期刊没有认真实行“赞同”责任，然后引发作者的不安全感。虽然有观点以为“适用赞同准则会阻碍信息自在流通，降低个人信息的经济价值”[11]，笔者并不否认数据宽泛搜集下呈现这种情形的可能，因此在既确保作者的隐私利益又能促进信息流通的条件下，可学习德国司法实践，其“将受维护的人格范畴分为个人范畴、隐私范畴和私密范畴，这三个范畴受维护力度依次增强”[12]。学术期刊搜集的作者个人信息并不触及私密范畴，故所需维护的人格范畴规模为个人及隐私。个人范畴规模首要包括名字、单位等揭露不会影响作者工作和日子的信息。隐私范畴则首要指约束他人挨近自己的规模，包括照片、手机号码、交际账号、身份证号等会对作者工作和日子产生影响的信息。在具体实行上，笔者主张，个人范畴的信息处理侧重在奉告阶段的赞同，此优势在于假如由于公共利益超出搜集意图的信息运用无须再寻求赞同，既确保了作者的操控利益，也扩大了信息操作的空间；而触及隐私范畴的信息侧重在处理、使用阶段的赞同，此优势在于确保作者的隐私利益，如作者回绝赞同，则不进行处理和使用，以使在不同利益权衡时更侧重对作者这种私法主体的维护。

本文对作者个人信息搜集的不标准与潜在危险的重视，意图不是阻止作者个人信息的流动，而是凭借这只五脏俱全的“小麻雀”去调查数据年代里的信息变幻。对作者个人信息处理缺乏的剖析，实践也是数据年代信息流动面对的难题。笔者无意于提出比如立法的主张，却希冀能够寻找到平衡各方利益的技术战略。过火强调作者的信息自决权，或者放纵学术期刊的无准则搜集，于作者个人信息的良性发展并无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