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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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通过对大学生的法律意识现状进行调查，发现大学生的法律意识普遍得到提高，但仍存在一些问题，需要加强普法宣传和法律教育工作。在比较分析不同学历层次大学生法律意识现状的基础上，剖析法律意识存在差异的原因，探究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有效措施，以期更好地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

关键词: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途径

一、大学生法律意识的现状

(一)对法律认识不够

从经济基础和社会经历来看，大学生应归入社会弱势群体，在社会交往和学校集体生活中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来自外部不利因素的影响，导致个人权益受到损害。掌握一定的法律知识，树立坚定的法律信仰，不仅是大学生调控社会行为的需要，更是他们自我保护的需要［1］。大学生了解法律知识的途径主要是网络等媒体，他们对我国的普法历程和全国法制宣传日知之甚少，对治安管理处罚、道路交通安全等方面的法律常识有一定的认识，但对社会兼职或就业过程中涉及的行政法律和劳动法律了解不多。

(二)解决问题的方式随意性大，缺乏理性认识

大学生在遇到纠纷时往往不能理性思考，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问题的能力不强。大学生普遍认为应尽量避免与法律接触，遇到纠纷往往通过找熟人的办法解决;极少数大学生甚至认为可以据理力争，体现了他们过于理想化和易冲动的特点。他们认识到诚实信用的重要性，对“作弊入刑”表示积极的拥护和支持，而对学术不端、考试不诚信等行为则表示明确的不支持，这体现了大学生群体对考试公平、公正、公开以及学术等知识产权问题的关注。

(三)权利意识缺乏，运用法律的能力不强

大学生的生活能力不强、社会经验不丰富，日常学习和生活对学校、家庭仍有较大依赖，解决矛盾和困难的能力较弱。他们的权利观念不强，遇到突发问题时往往单凭自己的经验自主应对，缺乏法律支持，这样往往容易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甚至会以违法行为去应对不法侵害。现实生活中，大学生群体在勤工俭学和消费过程中难免会遇到“劳而不获”和“消费欺诈”等问题，此时，大学生受法律知识不足等因素影响，可能会做出让步，认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吃亏是福”，只要不犯罪，就漠视法律。只有每个人(包括每一位大学生)都能正确认识并捍卫自己的权利，法律的社会调整功能和教育引导功能才能充分发挥，社会秩序的维护才能真正从他律转为自律。

二、大学生法律意识参差不齐的诱因分析

(一)自身心理因素的影响

大学生的心理正处于走向成熟又未真正成熟的过渡阶段，他们的自我意识迅速增强但发展不成熟;看问题易带主观性、表面性和片面性，呈现出比较鲜明的个性特点。

1．遇到挫折时不能客观评价自己的行为

在校大学生都是90后，从小衣食无忧，很少面对困难。他们处理事情时常常表现出强烈的自我意识和过度的自负。他们个性张扬，青春叛逆期延续，经历着心理上的断乳期，情感既丰富又脆弱。看待事物喜欢用批判、怀疑的眼光，处理问题的方式较过激，自我意识强烈，极力想摆脱来自外界的干涉和约束。有的大学生稍有不顺就把自己与社会、学校、家庭对立起来，一律“反其道而行之”，甚至走上违法犯罪的道路［2］。

2．法律情感缺失，价值观念偏离

面对新情况、新问题，有的大学生心理不平衡，害怕他人超过自己，不能正确面对竞争;有的学生出现交往障碍，不会与同学相处，人为地与他人保持距离。部分大学生沉迷于虚拟空间，漠视他人和社会事物，不能客观评价自身言行，无法正确表达个人意愿，对周围环境缺乏正确认识，甚至出现信仰上的迷茫;责任意识淡薄，法律情感缺失，导致人格畸变，进而诱发犯罪行为。现实中多发的侵财类违法犯罪案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大学生对物质的贪婪和崇拜，也不同程度地说明大学生的道德滑坡和精神颓废成了其侵财犯罪的内在驱动力。

(二)外界价值观念的影响

1．封建落后的传统文化观念阻碍了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形成

自古以来，受传统儒家思想影响，尊崇礼仪教化，“和为贵”思想深入人心。如根据传统法律文化中“重德轻刑”的儒家思想，衡量一个人对错的标准不是法律而是道德，在此思想影响下，人们不会自觉形成法律信仰，而是把法律看作负担，畏法厌讼，从而影响了公民法律平等意识的养成。权利义务观的失衡导致人们只注重权利而不履行义务，使得权利义务结构不合理［3］，以至于在出现纠纷时往往选择“息事宁人”，让“大事化小、小事化无”，避免运用法律，更不用说利用法律维权了。部分违法犯罪大学生功利主义盛行，社会责任感淡薄，缺乏为公思想和奉献精神，玩世不恭，随波逐流，他们身上具有的不和谐因素使法律的权威受到挑战，成为民主法治建设的绊脚石，严重影响了大学生对法律的感知和敬畏，阻碍了大学生法律素养的养成。

2．不良思潮的涌入影响了大学生规则意识的养成

不可否认，时至今日，反对势力不仅在政治、经济上对我国进行干涉，还对我国进行思想文化渗透，企图改变中华民族的核心价值观，影响90后大学生的价值观念。金钱利益至上、享乐主义等资产阶级腐朽思想和“黄、赌、毒”等社会丑恶现象，以及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思想，对大学生的健康成长都有一定的负面影响。特别是“网络文化”具有空间虚拟性、内容多样性和传播快捷性等特点，已逐渐成为大学校园中的一种新文化现象，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也影响着大学生对是非曲直的辨别。网络的开放性使得部分大学生的规则意识减弱，道德自律缺失，通过网络诋毁他人、泄露他人隐私甚至违法犯罪的不在少数。

(三)高校法律教育制度不规范

高校作为大学生法治教育的主阵地，承担着将大学生培养成为社会主义事业合格守法者和建设者的重任。很多高校忽视了针对大学生的普法宣传工作，使得相当一部分大学生将法律和道德混为一团，进而引发自身利益的损害和对他人利益的侵害。自1986年以来，高校法律教育课程历经了多次调整。当前高校的法律教育是面向法学专业以外的学生展开的，其载体是“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基础”课，该门课程虽然是教育部的三课之一，授课时间基本上是大一上学期，且是一门公共必修课，但不是期末必考科目。很多高校的法律教育往往流于形式，照本宣科仍是其传授知识的主要方式，使得大学生往往只知其然，但不知其所以然，法律意识仍然缺乏，出现问题时无法运用法律维权。有些高校存在重知识传授轻法律意识培养、重智力教育轻德育教育等问题，法律课程教学方法简单、刻板。

三、增强大学生法律意识的有效途径

(一)净化社会环境，树立法律至上权威

努力净化社会环境，树立法律至上权威，加强大学生社会主义法治精神和法治理念的培养。在对大学生进行法治教育的过程中，要特别注意法律信仰的塑造，正面教育主要集中在法律对人民群众自身权益的保障功能及对良好社会秩序的维护功能，这种功能是引导性、教育性的［4］。努力净化社会人文法治环境，提倡以人为本，法治先行。大力宣传社会主义法治观念，充分利用新媒体开展法治教育宣传。加快完善法治建设，全面深化司法体制改革，实现司法独立和司法公正，法治先行，增强法治权威和法律信任感。助推大学生摒弃“权大于法”等不良思想，广泛开展社会主义法治理念宣传教育活动，使大学生了解、熟悉、认同现行法律和制度，树立尊重和维护社会主义法律权威的良好风尚。大学生不但要有守法意识，而且要敢于并善于同违法犯罪行为做斗争，以便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能够更好地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己和他人的正当权益，更好地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优化高校人才培养模式，依法治校

学校的教育是否公平公正、学术氛围是否浓厚、规章制度的执行是否严格等是大学生建立法律信仰的最切身感受，它直接影响着大学生法治理念和法治思维的形成。法治校园必然对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养成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因此，高校要优化人才培养模式，整合教学资源，优化课程设计，重构法律课程体系，特别是要重视法律类课程教学改革，改变传统的教育教学模式，充分利用新媒体强大、快速的宣传和教育功能，利用打击违法犯罪的典型成果，多渠道、多形式地开展第二课堂法律教育活动，让大学生亲身体验法治教育带来的丰硕成果，激发大学生关注法律现象的热情和兴趣，使新时期的大学生不仅能够学到精深的专业知识，还能学习法律知识，增强法律意识，提高人文素养，让大学生自觉认同规范、接受规范、消化规范。

(三)开展心理健康教育活动，增强人文亲情关怀

高校应密切关注大学生的心理健康，注重大学生“德”和“学”的双驱培养。坚持道德教育与法治教育互补的教育理念，增强大学生抵御社会复杂环境的心理素质。设立心理咨询室，定期开展心理普查，有针对性地开展心理健康方面的辅导，并建立问题学生心理跟踪档案。以丰富多彩和喜闻乐见的形式开展心理健康普及和趣味活动等，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和对待学习、生活及人际关系。帮助大学生正确认识自我，缓解焦虑情绪，化解矛盾，消除自卑感，矫正不良行为，使他们以更积极、乐观的方式迎接挑战;帮助大学生提升法律信仰，培养法律情感，落实、巩固法治教育成果。

(四)激发大学生自身活力，养成法治思维

公民法治思维的养成，对衡量一个国家和民族的进步意义重大。实现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接力棒传到青年一代手中，坚持法治思维和运用法治方法处理问题更应成为大学生为之奋斗、图强拼搏的强大动力。因此，大学生要自觉培养法治意识，学会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处理问题;要提升主观能动性，树立正确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利用自身优势，关注法律知识和法治新闻，增强对法律的感性认识，遇到问题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正确解决，以维护他人和自身的合法权益。

作者:张岭梓 单位:河北公安警察职业学院

参考文献:

［1］王仁，杨志成．大学生法律意识的内涵及结构分析［J］．经济研究导刊，2010(13)．

［2］张岭梓．社会转型期大学生法律意识培养探析［J］．法制与社会，2016(1)．

［3］赵利红，韩弘力．浅谈公民法律意识的培养机制［J］．法制与社会，2013(12)．

［4］张晓敏，杨秀莲．深化高校法治教育的路径研究［J］．黑龙江高教研究，201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