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析法律发展的政治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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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孔祥林工作单位：中共南京市委党校科社教研部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中国法治建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开创了中国法制现代化的新时代。法律发展在诸多力量的推动下朝着建设法治国家的目标前进,其中推动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的政治动力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法律发展的继续深化需要有新的政治动力支持,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作出的5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6就是着眼于21世纪中国法律发展趋向,对法律发展的政治动力进行了新的探求,为全球化背景下中国法律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机制。

一、政治动力对中国法律发展的影响

法律与政治的关系是一对古老的命题,在不同的时代有着不尽相同却又十分丰富的内涵。法律的发展与政治因素有着紧密的联系,从历史与现实考察法律发展的动力可以发现政治动力起着重要的作用,国家、政党、政策、民主理论对于法制现代化的进程始终产生着影响。中国的法律发展实际是一个法律变革的过程,推动中国法律发展的力量正是法制变革,这种法制变革在一定意义上就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组成部分。任何类型的法制变革都离不开一定的政治体制的启动。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层面是一个关键的变量,在某些意义上也是独立的变量。[1]对于中国这样的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国家,中国共产党对于法律发展来说始终是一个重要力量,党的执政能力作为法律发展的政治动力是一个重要的变量。中国与西方国家的政党及政党制度在社会结构和社会发展进程中的地位和功能有着明显的区别,对促进法律发展方面所发生作用的方式也是不同的,与西方国家相比,中国法律发展的一大特色就在于政党在法律发展过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一般认为中国法律发展)))建设法治国家应该走政府推进型与社会演进型相结合的道路,以政府推进法制的改革为主导,辅之以社会自然生成的具有现代法制精神的制度、规范和价值观。而政府推进就是指国家在法律发展中的作用,而中国共产党以多年的革命奋斗确立了对国家事务的全面领导关系,推进法律发展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了党的身上。中国法律发展之所以需要政党加以推进主要是因为,中国没有先市民社会再政治国家的自主发展的自然过程,缺乏与现代法治相适应的经济、政治、文化等条件,这就必然要求中国法律发展的动力源自国家、源自党的推进。党以政治动力的方式推进法律发展一方面解决了法治建设的自觉性问题,另一方面有利于调整法律发展过程中出现的诸如权与法、人与法的关系上的矛盾与认识上偏差。在法律发展的进程中,不同历史动因的法律发展的道路,往往形成不同类型的法制现代化模式,主要包括内发型和外生型两类。内发型的特点是法律发展的基本动力源自国家和社会内部的需要,由本国政府和人民的长期努力而实现;而外生型的特点是法律发展的动力更多地来自于外部压力,这一过程往往是在较短的时间内经历历史的阵痛而实现。中国的法制现代化正是由于内部因素和外来影响相互作用的历史产物。离开这一点,我们就无法科学地揭示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历史运动规律。[2]从中国法律发展现实着眼,我们还存在着与其他国家共处、竞争和相互借鉴的问题。现代法治的发展以法律的一定趋同性为表征,在全化背景下,由于经济一体化的加深,法律上的学习、移植也是法律发展的体现,而推动这一进程的仍然需要国家(政党)发挥作用。全球化对世界的法律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出现了全球性法律重构,主要有:经济全球化进程需要一个全球性法律与之相均衡;全球性的大市场需要一套国际主体的交往规则系统;全球化需要发展一个权利义务之间对等平衡的全球规则体系。从全球化运动的发展及其在法律上变化的过程可以发现政治对这种变化影响的明显痕迹。国家这一政治实体的发展是和全球化进程同步的,民族国家是现代社会的主要政治实体,有学者认为:其产生在一定程度上标志着全球化进程的开始。民族国家在全球化进程的大部分时间里扮演着积极的推动者的角色。如:从17、18世纪的海外拓植,对技术创新的支持,对海外贸易的鼓励以及多种正式制度的确立与保障。全球化背景下出现了各国法律趋同的现象,当代世界法律发展与主权国家的推动是分不开的。协调和解决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不同地区法律制度的冲突,正在成为各国政府的共同行动。[3]政府(政党)在推进法律发展上的作用显而易见,所以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重视学习和掌握国际经济、政治、法律、科技、文化、军事等各方面知识,重视研究国际形势的发展规律,增进对世界历史和现实情况的了解,增强判断国际形势的战略性、前瞻性、指导性。这顺应了全球化背景下的法律发展的世界性趋势的要求,使国家法律发展内外兼顾,趋利避害。从中国法制现代化的发端分析,自184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西方法文化的冲击下,对于中国的落后挨打,各种政治力量都在进行思索,19世纪六、七十年代,已经把国家的富强与社会制度、政治法律制度的改革联系起来。观万国之势,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仍亡。法既积久,弊必丛生,故无百年不变之法。[4]清廷的统治者也从一开始的反对改革转向变法维新。承认我朝自开国以来,列圣相承,谟烈昭垂,无不因时损益,著为宪典。[5]并且派员出洋考察列强政治法律制度以供改革参考。由此可见,在中国法律改革的初始阶段,政治的推动成为启动这一进程的主导性力量,尽管清末统治者的法律改革因上层政治态度迟缓未见大太成效便被革命风暴推翻政权,但是它毕竟开启了法制现代化的大门,而且革命后的政权继续利用政治力量推进法律的改革。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的新中国也在进行各种探索推进法制现代化的进程,虽然在探索中一度出现过徘徊、停滞,但总体上是朝向法制现代化道路上前进的。即使从反面教训上说,仍然可以看出政治(政党)对于法律发展的巨大影响。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实现了工作重心的转移,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共领导层痛感给国家、社会、公民带来的损失,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分析了过去体制中存在的诸种弊端,提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6]为了给经济建设提供有力的法律支持,为了在国际交往中更多地得到世界的认同,中共致力于推进法制现代化,并明确意识到需要以政治手段为动力来实现法制目标。我国的法制现代化的道路有别于其他国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法制改革应当稳定、有步骤地进行,这就需要党通过政治体制改革这一形式推进法律发展。邓小平指出: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7]在这一阶段的法制建设中,国家的基本政治制度进一步完善,立法、执法、司法工作步入正轨,培养了一批高素质的法律工作队伍,国家司法考试制度建立并完善,民主法制观念经过多年普法工作已经渐入人心。如果没有相应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动力的话,国家的法制建设不可能取得如此大的进步。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我国的改革开放与法制建设已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国家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战略,迫切需要与之相适应的市场经济法律体系的完善配套。历经多年的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取得突破,在加入WTO的推动下,我国的法制现代化在全球化背景下又往前迈进了一大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基本方略在党的十五大上确立,并通过修宪形式载入了宪法。这些深刻说明了无论是法制工作的具体方面还是整个国家法律发展的战略都是在政治力量的推动下完成的。国家清醒地认识到法治在历史及当今世界的重要地位与作用,把它作为人类文明成果加以吸收,进而确立法治国家的方略,说明法制现代化与政治体制改革的契合点已经找到,所以中国的法律发展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法制建设,而是具有变革意义历史进程。明确而响亮地提出法制改革,不仅是适应中国改革实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需要,而且标志着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走过恢复、重建为主的阶段之后登上了一个更高的台阶,标志着我国实现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进程的加速。[8]改革开放二十年来中国法律发展的进程是在民主政治不断发展,适应全球化这一趋势,在国家和中共推进的条件下前进的。可以发现,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面对全球化的积极回应,为法制现代化带了极为深刻的影响。首先,当代中国社会民主政治制度的发展,必然内生出对法治的现实需求,从而促进了中国法制由传统计划经济和高度集权政治下的人治型法制向现代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下的法理型法制的转型和变革。其次,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的变化特别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给法治建设提出了新的任务和要求,也为法制现代化的加速发展创造了条件。再次,当代社会政治结构的变化,形成了多元化的政治利益需求(如24年修宪,考虑到了这一现实,对社会主义建设力量增加了建设者),政治公开和政治参与已成为民主国家通行政治活动规则,这就在更广泛的程度上激发了广大人民的政治热情,他们对政治活动的参与,他们的政治权利的行使和实现,使得民众对政治活动法律化的要求会越来越强烈,从而推动了民主政治的法律化进程,形成当代中国法制现代化的社会政治推动力量。最后,当代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内在地要求对国家权力实行有效监督和制约,防止权力失控甚至异化,保障公民的政治权利及其行使,进而促进适应民主政治需要的现代法治的形成。[9]

二、当代中国法律发展的政治动力的机理

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总结了党执政的历史经验,指出"必须坚持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不断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坚持为人民执政、靠人民执政,支持和保证人民当家作主,坚持和完善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和完善民主集中制,以发展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要坚持依法治国,领导立法,带头守法,保证执法,不断推进国家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活的法制化、规范化。"这实际上是党在推进法律发展过程中的指导原则,又是法律发展的政治动力运作的机理。法律发展需要一定的政治动力加以推动,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是政治动力的根本,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方面就是解决党的执政体制和执政机制问题,它和政治体制改革任务是并行不悖的。由改革所带来的动力是如何在实际中起作用的,这就涉及到政治动力运作的机理问题。它包括四个方面,一是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二是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三是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四是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有了这样相互衔接、相互作用政治动力的机制,就能使当代中国法律在全球化背景下,适应时代要求,出现新的跃进。

(一)改革和完善党内民主制度是推进法律发展的政治动力之核心。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党内民主的完善对于整个政权建设与法律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十六届四全会指出:"发展党内民主,是政治体制改革和政治文明建设的重要内容。"依法执政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党执政的一个基本方式,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形成过程是否民主对于具体的立法、执法和司法工作有着直接的影响。历史上看,什么时候比较好地坚持和发扬了党内民主,国家的各项事业包括法律发展方面都有很大起色;反之,什么时候党内民主受到削弱和破坏,则法制现代化进程必然停滞乃至倒退。期间,个人崇拜盛行,党内民主遭到践踏,整个国家的法治建设处在边缘化甚至虚无化的状态,不仅国家机关的活动不依法行事,就连公民的权利包括国家主席的人身权利都不能得到有效的保护,各项法律制度没有发展反而废驰。党内民主是党的优良传统,是推进法律发展的经验总结,党的领导核心地位意味着法律发展的组织、政策和意识形态资源主要靠党来提供。要加强党内民主制度化建设,不因人的改变而改变。要切实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发挥广大党员的智慧,防止个人独断专行。要维护和保障党员的民主权利,完善党员行使民主权利的途径和程序。要探索发挥党的代表大会、党代表、党的各级全委会作用的具体途径和形式。

(二)以党内民主带动人民民主是推进法律发展的政治动力之源泉。党的领导是人民当家作主和依法治国的根本保证,人民当家作主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要求。"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对人民民主具有重要的示范和带动作用。发展党内民主,不仅是党自身生存发展的内在要求,而且是推进人民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客观需要。以党内民主推动人民民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战略选择,是一条切实可行、易于见效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民主政治发展之路。"[1]发展人民民主是党内民主的根本目的,它要求扩大公民有序的政治参与,保证人民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和民主监督,享有广泛的权利和自由,尊重和保障人权。人民民主权利的实现在现实中会遇到一些阻力、障碍,而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则便于破除了现实中对人民民主认识的思想障碍和影响人民民主发展的制度性障碍,党在受到人民的不断拥护中党的执政能力也随之提高。党内民主所形成的价值、制度、程序向人民民主推进的过程是一种法律化的过程,同时也是党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诠释。党内民主的发展并积极地向人民民主推进,群众的社会认同感增强,政治参与的机会增多,有利于形成和巩固党的领导核心地位,这就给党推进法律发展提供了厚实的合法性基础,使党在推进法律发展中获得社会资源整合能力和制度创新能力。

(三)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是推进法律发展的政治动力之延伸。我国宪法所确定的政治体制与西方国家的三权分立式的架构是不同的,国家权力运行的组织体系是按"一府两院"关系结构完成的。党对国家生活的领导,党在推进法律发展方面的作用,需要在这一框架下进行,这就需要改革和完善党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要善于使党的主张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意志,从制度上、法律上保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实施,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十六届四全会强调了依法执政,科学执政,需要理顺党与国家政权机关的关系,明确党的权力与国家政权机关的界限。我们党传统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存在一些弊端,邓小平作过精辟分析:权力过分集中于党委,以党代政,包办一切。[11]这种权力运行模式不符合现代法治国家的基本法理要求。党在推进法律发展的过程中不是直接行使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权力,而是主要通过国家权力机关实行政治领导,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上升为国家意志。这一过程体现了党的领导、依法治国和人民当家作主的统一。党内基于民主而形成的对国家法律发展的决策通过法定形式转化为人民意志保证了党在推进法律发展的政治动力上得到直接的延伸。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执行和适用法律法规既体现了党对行政权和司法权领导的原则,又明确了党与公共权力职能界限,打开了推进法律发展的可行之路。

(四)党要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是推进法律发展的政治动力之保障。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应当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这样才能得到人民群众的认同和拥护。在推进法律发展时,党的某些领导干部虽然重视运用法律对社会生活加以调控,但对于自己也受法律约束的认识上不够清醒,以人治的方式行所谓法治,这就给党运用政治动力推进法律发展的进程带来损害。党与法律的关系长期以来成为困扰法律发展的问题,党的领袖对于党及领导干部是否受法律的约束上曾说过"法律那个东西没有不行,但我们有我们的这一套,不能靠法律治多数人,法律只能作为办事的参考"[12]这种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延缓了法律发展和社会进步的进程。宪法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党在以党内民主带动社会民主方面起到了示范作用,党也要在遵守宪法和法律上起到示范作用,带动社会各方面守法,维护法律权威。依法治国要求依法执政,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都必须严格按照法律规定的范围、程序、内容和手段来行使执政权力,为了保证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坚持依法执政,要加强对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体制的研究,使党在发挥推动法律发展的政治动力作用上制度化、规范化、法律化。

三、当代中国法律发展政治动力的要素

在全球化广度和深度进一步发展的背景下,中国法制现代化必然地要适应这一历史形势。在过去的法律发展过程中,我们进行了战略调整并成功地作出过回应,我国于九十年代提出了由以立法为主转变为以法律实施为主,协调发展;以发展速度为导向转变为以法律效益为导向;坚持把调整经济关系的法律放在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13]进入新的世纪,中国共产党深刻地分析了面临的形势和环境,作出了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决定,执政党认为:进入新世纪新阶段,国际局势发生深刻变化,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继续在曲折中发展,必然要求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目标包含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等内容。执政党的政治决策将多方面地影响法治建设,并对中国法律发展进程造营造一个有利的发展局面。执政党推进法律发展的政治动力的要素具体有以下方面:

(一)政治传统)))法律发展的条件。对于政治传统,过去人们对它的态度往往存在一概否定的偏差,政治传统作为一种资源,它既是一国历史积淀而成的现实性力量,也是推进法制现代化的动力。清末的法制改革表面上看是由于列强的外力作用,实际上,中国自身的政治传统对于法律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相比之下,在亚洲的所有民族中,惟有中国为现代世界带来了平等主义的传统、个人自由和社会地位流动的传统、私人财产可以买卖的传统、世俗的功利主义和物质主义的传统、以造反为权利后盾的人道政治理想的传统,以及以学问作为获得官职的关键的传统。[14]经历了共产党的长期执政,不仅过去的一些好的传统保留了下来,而且在多年执政中业已形成的政治传统也必然会对法制现代化产生影响。这些政治传统有党对国家和社会的高度整合和高度的社会动员能力;通过自身力量推进制度的自我完善;注重理论上的不断创新;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将党的主张上升为国家意志;通过党管干部的原则保证政治路线的实现等。这些传统在法律发展过程中明显地起着作用。第一,中国的法律发展是在党领导下进行的,又必然地与党所面临的各种时期的任务相适应,当下党所提出的加强执政能力建设中所强调的依法执政给法的研究和实践带来了新的课题,如何利用这一机遇推进我国法制现代化向纵深发展是摆在法学家面前的时代任务。第二,中国的法律发展进程是稳步渐进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完成,不能盲目地追求发展的速度而忽视中国的具体国情。第三,中国的法律发展是在总的政治框架下完成的,这就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法律发展应当有利于这些基本制度的完善并更好地发挥它们的作用。第三,执政党丰富的执政资源和强大的执政能力为当代中国法律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政治环境,有了这样的环境,为全球化过程中的各种有利制度可能被吸收借鉴提供了条件。第四,党自身的活动方式对于国家的活动方式包括法律活动方式的积极影响。党已经重视了依法执政,开始按照法律自身活动规律办事,党在这些方面的新举措将对法律实践产生影响。(如干部选拔任用越来越重视民意和发挥代表机关的作用推进了选举方式的研究和实践;以党内民主推动社会民主带来了国家机关活动的民主化的发展。)

(二)政治文化)))法律发展的精神底蕴。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这个政治文化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实的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进程中形成的。人们在过去的经历中形成的态度类型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政治文化影响着各个担任政治角色者的行为、他们的政治要求内容和对法律的反应。[15]政治文化作为一个民族长期的历史积淀,也是对现实的一种写照,对于法律的发展产生着影响。全球化背景下,政治文化发展面临着与以往大不相同新的条件。第一、科学技术特别是网络和计算机技术在全球范围内的迅猛发展为多元政治文化的传播和相互交流提供了更便捷的条件。第二、由于面临着全球性的共同问题使人类整体意识进一步增强,对待外来文化持更加开放和宽容的心态,相互对话的要求在加深。当然全球化对我国政治文化也带来了挑战,主要表现在主导性政治文化的社会统合功能弱化,政治文化中民族性的东西可能丢失。全球化背景下的政治文化发展对法律发展影响主要是通过对法律文化的影响而实现的。主要表现在:科学技术的发展为不同的法律文化相互激荡相互交流提供了有利条件,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主体对于公平、正义、民主、法治的政治法律意识趋同,有助于法治型法律文化的进一步形成,进而对于立法、执法、司法等活动产生作用。近几年来我国司法方面的改革注意了对外来法律技术和法律文化的吸收。执政党多次强调对待外来文化中的积极内容应当加以吸收,党在整合政治文化资源,倡导主流政治文化方面起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三)政治改革)))法律发展的启动力量。政治改革与法律发展应当是同步的,历史证明,法律发展是在政治改革为动力的作用下实现的。法制现代化仍然需要政治体制的改革来推进。全球化背景下,特别是在加入WTO后,经济体制改革攻坚,社会管理体制创新,市场经济秩序的规范,社会道德体系重建,政治腐败有效遏制,政府行政能力提高,与WTO规则的有效接轨等等,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政治体制改革。政治体制改革是政治体制的自我完善和更新,但也不是对局部、个别问题的调整,而是关系到方方面面的问题。执政党始终是政治体制改革领导力量和具体步骤的设计者。政治体制改革对法制发展的影响表现为:第一、政治体制改革将转变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建立和完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更加民主的管理体制。法律发展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使政府实现从计划经济条件下的全能政府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有限政府转变,重新构造政府与社会的关系;同时要研究权力运行的制约机制,建立行为规范、运转协调、公正透明、廉洁高效的行政管理体制。第二、政治体制改革将对腐败现象进行力度更大的打击,这对法律反腐、制度反腐、国际反腐提出了新任务。由于腐败问题是一个世界性的现象,在进行法律反腐的过程中,世界各国间可供相互学习借鉴之处较多,完全可以将其他国家的先进做法为我所用。在对付贪官外逃的问题上更需要国际上的法律合作。第三、政治体制改革必然是以以人为本为根基,建立充满生机与活力的政治体制。坚持以人为本,是我国法律发展模式真正变革的价值导向,是法律制度创新的标志。它对于在法律发展中权利保护制度的建立与完善肯定产生有力的推动,保护权利的立法将更多更快。

(四)政治民主)))法律发展的基础。民主政治决定了法治的本质。法津的力量在于它承认和保护个人的尊严和权利。如何才能维护权利?从实质意义来说,那就是要让人们通过他们自己选举出来的代表制定反映公众利益的法律,通过法律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进行实行管理,不光是仅针对普通公民,也包括对权力行使者进行管理。在这样的前提之下,人民就会遵守和尊重法律,这就是法律力量的源泉。宪法与法律的合法性只能是公民权利自然而正当行使的结果,公民愿受法律的约束是因为法律表达他们的意志。在公民没有充分行使民主权利的情况下,法律便不具有合法性。从程序意义上说,为使政府行为有正当的程序,人民代表的提名、产生、参与立法、选举官员等活动要按法定程序进行,这样才能保证法律代表公众利益。法制现代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树立法律权威性,权威性的基础便是民主。党的十六大提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把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我国政治文明的建设指明了方向,也为法律发展指明了方向,民主政治的发展要求法律与之相适应。政治民主对法律的促进作用表现在:第一、民主政治是代议民主,如何更好地实现人民当家作主的权利,需要在法律层面上找寻扩大公民参与的更为科学合理的选举形式和办法。第二、民主政治要求消除权力过于集中,这对完善国家的宪政体制,规范党与人大之间的关系等政治法的发展将是促进。第三,民主政治是程序政治,程序原则是民主政治运行的一项基本原则。中国改革已经进入利益多元化阶段,对于不同的利益主体之间如何进行政治表达,将各种主体间的冲突控制在秩序范围内,这就需要具体的程序以供各主体间进行理性的竞争。我国的程序法和程序意识还不算发达,民主政治的发展将推动法律程序的完善。第四,民主作为法治的基础,而民主本身又需要法治保障。邓小平说: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16]民主原则要贯穿于社会生活各方面,使其具有稳定性、连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需要用法律加以确认;对于在改革实践创造出的新的民主形式的固定与推广也需要法律加以确认,从这个意义上说,民主政治既推动法律发展也在带动法律发展。